经济效益逻辑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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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本论文主要从经济效益与经济效率的关系；经济效益与经济效率相背离的情况分析等进行讲述，包括了对经济效益的理解不仅实践中比较混乱，而且理论界的观点也很不统一、完全竞争市场、寡头市场、垄断市场、动态长期等，具体资料请见：

内容摘要：本文回顾了经济效益产生的历史过程和经济学家对这一概念的理解，指出了对经济效益的理解中存在的问题，并进一步从社会整体以及动态效率的角度对经济效率与经济效益的关系做了详细的分析，从而指出经济效益这一概念的内在逻辑矛盾。本文认为，经济效益不是一个科学的概念，在实践中会产生错误的结论和政策。主张用经济效率来代替经济效益的使用，树立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

关键词：经济效益经济效率动态效率多重均衡

传统经济理论中没有经济效益这一概念。20世纪60年代，以孙冶方为代表的我国少数学者曾探讨过经济效果问题。1986年由上海辞书出版社出版的《经济大辞典》（商业经济卷）虽然有了经济效益这一范畴，但认为经济效益就是经济效果。

经济效益与经济效率的关系

一直以来，对经济效益的理解不仅实践中比较混乱，而且理论界的观点也很不统一。必须指出，考查企业经济效益的最终目的是评价经济效率。但是理论界对于经济效率与经济效益之间的关系的理解却有分歧。

这些观点大体上分为两种，一种观点认为经济效益与经济效率之间没有一致的关系。经济效益的概念在传统经济理论或市场经济的历史经验中都没有基础，与经济效益联系的指标没有规范性意义（托马斯•G•罗斯基，1993）。另一种观点认为两者存在着一致的关系。认为效益的实质在于效率（异同，1993）。经济效益中的效益应解释为效率与收益，效率是经济效益的实质（张先治，1996）。经济效率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经济效益，经济效益是经济质量的静态描述，而经济效率是动态的过程（刘涛、黄强1997）。

从以往的相关文献来看，“经济效益”这一说法存在很多问题：

理论上，一般认为经济效益的提高等同于企业效率的提高。实践上，仍旧用利润（收益）来衡量经济效益。财政部1995年颁布的工业企业经济效益的评价指标体系包括十项指标，其中前三项销售利润率、总资产报酬率、资本收益率主要靠利润来衡量，并随企业利润的上升而上升。同时，最后两项指标社会贡献率、社会积累率两个主要衡量指标最终可归结为企业的收益。由此可见，新的企业经济效益评价指标体系仍旧把利润（收益）作为衡量企业经济效益高低的主要指标。本质上，考察的是企业的利润（收益），而不是效率。

从局部而不是从经济整体来理解经济效益与经济效率的关系。个别企业利润的提高可能是以社会整体利润或福利的损失为代价的。同时当从社会的角度出发来观察问题的时候，我们发现垄断、竞争、普及新产品和专业化的例子都表明经济效率和经济效益常常以相反方向运动。而代表着局部利益的“经济效益”概念，明显无助于问题的解决。

只从静态来理解经济效益与经济效率的关系。经济效益与经济效率的关系不仅仅是静态上的关系。经济效益考察的是短期企业经营状况的好坏，而经济效率从本质上讲是一个长期动态的概念。从静态的观点来看是最优的选择，在动态的角度来看可能不是最优。但是，迄今为止，关于经济效益与经济效率的考察都是从静态效率的观点出发来考察两者之间的关系。

忽视了可持续发展问题。经济效益指标过于关注企业的利润，而无视企业的生产活动所造成的其他外部性影响。由于经济效益的概念没有考虑到企业活动的外部性，可能意味着企业生产规模的不合理扩大或缩小。在实践上，导致企业的污染水平会超过社会最优污染水平，而通过庇古税、污染交易许可证、明确产权、合并企业等办法来治理污染是不合适的。因为这些措施无疑会减少相关企业的利润水平，从而恶化企业的经济效益指标。这也与“以人为本”、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的新发展观是矛盾的。

本文中的经济效率是指帕累托效率或帕累托最优，即已经不可能通过资源的重新配置使任何一个人处境变好，而同时不致使另一人的处境变坏。经济效率分为生产效率和配置效率。对于经济效率与经济效益的关系，我们认为在计划经济背景下或是市场经济尚末建立的初期，经济资源的配置效率远远偏离帕累托最优状态。因此存在经济效率提高的同时，经济效益同时也提高的改进空间。与经济效率概念相比，由于经济效益的各项指标更明确和具体，在实践上，用经济效益指标更加便于对企业运行效率进行评价。因此，经济效益这一概念在提出的初期，就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和使用，对提高整个经济运行的效率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是，在市场经济逐步走向成熟的历史背景下，并不存在资源配置改进的广阔空间。这时，一个企业利润的提高很可能是以整个社会的效率损失为代价的。经济效率和经济效益的内在矛盾就变得突出起来。经济效益对实践的指导意义也就不存在了。因此，如何科学的理解经济效益，不是单纯的概念之争，而是从什么样的角度来衡量经济发展，促进经济发展的问题。本文的目的就是全面考察对经济效益的理解，从社会整体的角度，以动态的视角来分析以利润（收益）为主要衡量内容的经济效益指标与企业的经济效率之间的矛盾。从而指出经济效益是个错误的概念，其指标既不能正确考察企业运行的效率，也不能合理评价整个经济的运行效率，在实践中会带来极大的危害。主张更加严格科学的使用经济学的术语，用经济效率代替经济效益的使用。

经济效益与经济效率相背离的情况分析

提出经济效益的初衷是用来衡量经济运行效率的高低。但是经济效率与经济效益之间并不一定存在必然的正相关性。本文试图从微观和宏观两个层面，对两者的背离进行研究。从微观层面来看，我们对完全竞争市场、寡头市场和垄断市场中效率和经济效益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以说明效率和效益背离的各种条件和情况。

（一）完全竞争市场

主张经济效益的经济学家通常认为讲求经济效益就是用尽量少的劳动消耗取得尽量多的有用成果，认为经济效益是投入（通常指劳动消耗和劳动占用）与产出（符合社会需要的劳动成果）的比较，一定的投入获得的产出越大越好（石云龙，1994）。单纯从技术的观点来看，这并没有错误，但是具体到企业的生产，这却是一个错误的认识。传统经济学理论假定企业追求的是利润最大化而不是投入产出比最大化，不是追求“一定的投入获得的产出越大越好”。实际上，在完全竞争市场中没有企业会按照投入产出之比最大化来从事生产。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短期，理性生产者不会在劳动的平均产量的最高点（投入产出之比最大）进行生产，只会在劳动的平均产量最高点（劳动的平均产量曲线和边际产量曲线相交点）与劳动的边际产量等于零（总产量达到最高点）这两点之间进行生产。而平均产量的最高点只是这一可行的生产阶段的起始点。至于究竟在这一阶段其中的哪一点进行生产，必须结合生产成本，市场需求才可知道，因此，单纯从技术效率的观点，认为经济效益仅仅是投入产出之比最大，即认为生产是在平均产量最高点进行是错误的。

进一步分析，按照传统经济学的观点，完全竞争市场的经济效率是最高的，市场中的企业长期利润为零。在这一市场中，市场价格等于边际成本。这也部分证明了，效率和利润以及主要用利润来衡量的经济效益之间的矛盾。由于完全竞争市场中企业的长期利润为零，因而按照新的企业经济效益评价指标来判断，三个主要的经济效益指标销售利润率、总资产报酬率、资本收益率很低，企业的经济效益很差。对单个企业来讲，这种低指标也许是生产效率低下。但是从完全竞争整个行业来看，这种下降却恰恰说明了行业效率的提高。因此对于完全竞争市场，经济效益的指标往往不能很好的判断社会整体效率的改进，并且还会得出相反的结论。必须注意的是，对完全竞争市场来说，单个企业效率的提高的确会带来利润的增加，以及相应的经济效益指标的提高。但是一旦从单个的企业转向整个行业，经济效益的指标就不能判断社会的效率是否改进。

（二）寡头市场

与完全竞争市场不同的是，在寡头市场经济效益的提高不但不能说明整个行业效率的提高，甚至也不能说明单个企业经济效率的提高，企业可以通过降低生产效率来提高自身的利润。

本文的分析从经典的Cournot模型开始。这一模型的特点是，两个企业都天真地假定对方不会改变原有的产量，以求自己的利润最大化。Cournot均衡满足供求相等这一要求之外，在均衡时，参与博弈的双方都达到了最大的满足。在均衡时，当事人对自己的对手策略被证明是正确的。

Cournot均衡显示，企业以超过边际成本的价格出售商品。Cournot均衡不是社会有效率的。在Cournot模型中，竞争的双方进行的是非合作的博弈。但是在博弈重复无穷次的条件下这一博弈有可能转化为合作的博弈。这是因为在无限期博弈的情况下，参与博弈的双方可能通过实行以牙还牙策略实现一个新的子博弈完美均衡：如果对方采取合作的策略，选择高价，那么在以后的博弈中，他同样选择高价。但是如果对方一旦选择低价，那么他在以后的博弈中将选择低价到永远。很明显，这个策略形成一个新的子博弈完美均衡（高价，高价）。当博弈双方勾结起来选择“高价”时，类似于联合利润最大化的张伯伦模型，合作的结果对双方都有好处。实际上，正如Chamberlin（1933）指出的，当竞争的双方都是老练的厂商，竞争双方能够根据市场的相互依存性找到一种妥协的办法，以求双方联合利润最大化。很明显，在企业相互合作或者是相互勾结的情况下，总产量减少，市场均衡价格上升，厂商的利润增加了，用利润作为主要衡量指标的企业的经济效益提高了。在企业层面和社会层面上，经济效益和经济效率都发生了背离。因此，从Cournot模型来看，当企业经济效率提高时，经济效益指标却可能下降。更进一步，在Cournot模型的假设下，当企业个数无穷多时，市场结构趋于完全竞争。每个企业的利润趋向于零，即趋向于完全竞争市场所达到的竞争均衡。整个行业的效率提高了，同时单个厂商利润减少，总利润也同样减少。因此由利润来衡量的企业经济效益和行业的经济效益都出现下降。以Cournot模型得出的结论是，在效率提高时效率和效益同样也是背离的。因此，经济效益不能作为一个衡量寡头市场效率的合理指标。

总之，只要市场是寡头市场，在长期竞争博弈过程中，企业有充分的激励达成一种长期的妥协均衡。这种合作无论是以产量竞争的形式，还是以价格竞争的形式来进行，最终都是通过无效率的产量和价格控制来无偿地攫取消费者的利益，从而提高企业个体利润。因此无论从企业个体或者是社会整体来看，勾结的市场行为都是以消费者和整个社会的损失为代价，以牺牲市场效率为代价，以换取个别企业经济效益的提高。

（三）垄断市场

在垄断条件下，企业利润的上升以及由此而来的经济效益指标的改进并不意味着企业效率的提高。正相反，在垄断条件下，效益指标的提高往往是由于企业经济效率的下降引起的。

一般来讲，垄断者通过垄断定价来获取利润，其做出的定价及产量策略是私人最优的，垄断者获得了最大利润。但是，垄断者所收取的垄断高价及相应的产量很显然都不是社会最优的。其收取的价格高于边际成本，产量低于完全竞争市场的产量。垄断者以高于边际成本的价格销售产品会产生社会扭曲，当消费者面对价格提高，只是稍稍地减少其需求时，价格扭曲就较大。特别是当一个行业由于垄断程度的增加而获得高额垄断利润时，其经济收益指标会随之上升，但是这并不代表企业效率的提高。一个企业垄断程度的提高伴随的是产品总产量的下降和市场价格的上升，伴随的是企业和社会效率的双重损失。

进一步来说，由于存在成本扭曲和寻租，用垄断利润进行经济效益的衡量，会过高的估计垄断者的经济效益指标。理论和实践都表明，当企业在产品市场拥有垄断力量时，企业所有者很难对其成本保持控制。因此，垄断者会以高于竞争性企业的成本去生产给定的产品，例如Hicks（1935）指出“最好的垄断利润是平静的生活”。Machlup（1961）认为，当产品市场是不完全竞争时，经理偷懒才可能存在。Leibenstein（1966）认为垄断的存在可能使企业生产存在“X－无效率”。因而依靠经济效益指标是无法衡量这一潜在的效率损失的。

而且垄断租金会在几家为获得它的企业中间引起竞争。这种竞争会造成资源的浪费性支出，消耗了垄断利润。因此，垄断利润不应该全部算在效益指标中。企业为了获得垄断利润，会倾向于花钱并付诸努力来获取垄断地位；一旦确立了这一地位，他们会继续花钱并努力保持它。Posner（1975）在寻租行为的极端例子中，得出了所有垄断租金都应该算在垄断成本上的结论。同时，由于对专利的独占是企业维护自己垄断地位的一个常用手段，因此，企业有强大的激励去保护自己的技术独占以获取高额垄断利润，甚至对一些最核心的技术并不进行专利的申请，这无疑不利于知识的传播和复制，影响长期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因此，对垄断企业来讲，经济效益的提高并不意味着经济效率的提高，相反，它甚至意味着效率的降低。

（四）动态长期

宏观经济层面上，我们将给出一个简单的动态多重均衡模型来说明经济效益与经济效率之间的矛盾关系。同时这一模型也比较清晰的显示了经济效益对外部性的忽视所产生的后果。

我们假定政府是铁路是否投资的决策者，铁路建成后有两种类型的企业使用：高成本企业投资F2以实现工业化，低成本企业投资F1以实现工业化，且只有两个企业都进行工业化投资才能支付铁路建设的成本。在没有进行工业化投资的情形下，两个企业都使用规模报酬不变的技术，没有使用铁路扩大销售市场的必要，且此时两类企业利润都为零。由于企业不同的固定成本不可观测，因而铁路不能在这两类企业中进行价格歧视。铁路部门确定的价格能够收取高成本企业而不是低成本企业的所有利润，铁路投资因此产生了正外部性。显然，铁路被修建的一个必要条件是：铁路对每个企业收取的使用费等于高成本企业的利润时，铁路能够补偿其建设成本。此时，高成本企业的利润π2为零，低成本企业的利润为π1=F2-F1。但是如果政府使用以利润为核心的经济效益指标来评价投资的可行性，在下面两种情况下，即使修建铁路对整个经济来讲是有效率的，铁路也不会修建。

第一种情况是，低成本企业和高成本企业的利润总和大于铁路修建的成本π2+π1＞R，但是，当2π2＜R时，投资铁路不能收回成本，铁路不被修建。价格歧视的不可能性产生了这个结果，由于铁路不会修建，企业也不会进行工业化投资，工业化不会发生。即使是修建铁路和工业化是有效率的。

第二种情况是，即使是π2+π1＞R铁路投资也不一定进行。这是由于不能确定潜在的铁路使用者，是否会进行固定成本投资并因此变成实际使用者。铁路投资后，如果两个企业都进行了工业化投资，并成为铁路的实际使用者，铁路投资者收回投资成本，最终均衡是高水平的工业化均衡。但是如果铁路修建后，面临的是一个没有工业化的“坏”的均衡，那么铁路投资带来的就是巨大损失。基于经济效益判断的政府会拒绝投资收益的不确定性，在这种情况下，铁路不会修建，工业化不会发生。因此在面对投资具有正外部性和未来均衡不确定的时候，从单个投资的利润（效益）来考察基础投资项目，往往会造成基础设施投资不足，成为经济发展的瓶颈。从这个意义上讲，用经济效益这个指标衡量企业投资项目的好坏与我国早期经济发展过程中基础设施发展滞后的情况可能是有一定联系的。

结论

综上，经济效益作为衡量企业经营好坏，效率高低的指标是错误的，在经济生活中会带来极大的危害：

用经济效益（利润）来衡量企业效率的高低会损害企业间的竞争。用经济效益判断企业效率的高低，意味着政府鼓励寡头之间的合谋和勾结，损害企业竞争。特别是对于企图获得垄断地位的厂商来讲，经济效益指标的政策推论是鼓励垄断企业通过“掠夺性定价”迫使其竞争对手退出市场；同时鼓励企业通过游说政府来寻租，通过牺牲社会利益来获取企业利益。同时政治创租和抽租的存在，又增加了寻租活动的普遍性和经常性。寻租破坏了市场竞争的公平性，使人们对市场机制的合理性和效率发生了根本怀疑。

从局部来理解经济效益与经济效率的关系会带来垄断范围的无限扩大。经济效益指标鼓励垄断企业通过对稀缺知识的过度保护来维护垄断地位，鼓励垄断企业采取过度投资、扩大企业的规模、威胁其他厂商进入等策略性行动来保持垄断利润。

从静态来理解经济效益与经济效率的关系会造成基础设施投资短缺。通过动态多重均衡模型表明，由于正外部性的存在，政府出于经济效益的考虑，不能提供足够的社会所需的基础设施投资。从我国早期的经验来看基础设施投资的不足一直是阻碍我国经济发展的瓶颈之一。基础设施的供给缺乏可能使得经济增长路径出现波动，以经济效益指标来衡量经济运行的效率，可能是造成我国宏观经济波动的原因之一。

经济效益概念不利于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危害可持续发展。一般来讲企业的生产都是有外部性的。由于这些外部性是由社会而不是由企业自身来承担，因此企业有扩大污染、提高利润的冲动，其污染水平往往超过了社会最优。用单纯的经济效益指标，会造成严重的环境破坏。这和我们追求的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是相矛盾的。同时对于有正外部性的产业，比如教育，又往往投资不足，从长远来看，同样不利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因此本文主张用经济效率这一科学术语来代替经济效益这一错误的概念，树立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