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收支失衡因素对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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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本论文主要从实行紧缩性的宏观经济政策；美元贬值；中国的对策；中国的外贸发展战略也将随之调整；中国引进外资的政策也需要反思；区域性的货币合作和贸易合作意义越来越重要等进行讲述，包括了中国的汇率政策以及发展战略都会面临巨大挑战.在调整过程中受到的损失程度也不一样，各国自然会有不同的政策偏好等，具体资料请见：

2004年世界经济仍然波涛汹涌。中国经济突然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尽管中国经济的实力正在不断提升、全球经济增量中中国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但是，客观地讲，中国经济远未强大和成熟到成为稳定世界经济的一个支柱。对中国经济兴趣的升温，说明中国正在不由自主地被卷入一个可能导致世界经济不稳定的巨大漩涡。如果我们不能平安地驶出这片百慕大三角州，甚至有可能会触礁沉船。

世界经济中脆弱的三角关系

这个导致世界经济不稳定的巨大漩涡就是全球国际收支失衡。美国日益积累的经常项目逆差已经到了不可持续的地步。2004年美国的经常账户逆差将超过6000亿美元，已经占到GDP的5.5%，超过了全球GDP的1%。美国的经常项目逆差吸收了全球所有贸易盈余国家近2/3的经常账户盈余（Summers,2004）。

美国经济学家杜利和克鲁兹指出，世界经济已经分裂为三个板块：美国是中心地区，亚洲是贸易账户区，欧洲、加拿大和拉美是资本账户区。贸易账户区向美国出口，并靠出口带动经济发展，与此同时，贸易账户区积累了越来越多的外汇储备。资本账户区是传统上的资本输出区，以私人投资为主导的资本不断流向美国。他们的分析将世界经济格局简化为美国、东亚和欧洲三个区域之间的互动关系，三个区域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各有鲜明的角色定位。

但是，由于美元贬值和美元资产收益率下降，从资本账户区域流向美国的私人资本开始放缓，于是，我们可以将观察世界经济的角度进一步集中在美国和东亚这两个主要区域之间的关系：日益积累的美国经常项目逆差和日益积累的东亚外汇储备成为世界经济中最引人注目的一对矛盾。2000年东亚地区的外汇储备已经超过了1万亿美元，到2004年更是达到了将近2万亿美元的规模，约占全球外汇储备的一半。这期间东亚地区积累的外汇储备相当于美国在同期积累的贸易逆差的2/3。在私人资本流入减缓的情况下，东亚各经济体中央银行动用其外汇储备投资于美国国库券，在很大程度上为美国经常项目逆差提供了融资，缓解了美元贬值趋势，有助于美国维持较低的利率水平。

如果更仔细地看，我们会发现美国、日本和中国之间形成了当前世界经济中最为敏感的一个三角关系。中国和日本有相似之处：两国在最近几年都积累了大量的外汇储备。到2004年9月中国的外汇储备已经达到5145亿美元，大约相当于中国GDP的1/3。日本的外汇储备也。但是，中日两国在如何管理外汇储备方面也有差异。从2003年年初到2004年9月份，中国的外汇储备增加了2680亿美元，但是其中只有大约560亿美元被用于购买美国国债。从2003年年初到2004年9月，日本的外汇储备增加了3600亿美元，其中3420亿美元被用于购买美国国债。日本之所以要不断购买美国国债是为了干预外汇市场，阻止日元升值。由于日本仍然处于通货紧缩的威胁之中、经济复苏仍然乏力，所以在今后一段时间日本仍然会有动力进行外汇市场干预，也由于其国内处于零利率乃至负利率，日本的冲销干预可以是有赢利的。于是，美国、日本和中国之间的三角关系可以概括为：日本和中国积累了大量的外汇储备，两国（尤其是日本）通过购买美国国债缓解了美元贬值压力、有助于维持美国的低利率，反过来美国又可以大量购买东亚（主要是中国）的廉价商品。

但是，这种三角关系是脆弱而蕴含着极大风险的：东亚经济继续持有美元资产将会因为美元贬值而受到重大损失；如果东亚经济拒绝本币升值，还可能对国内经济的长期发展带来负面影响。尽管汇率低估会有利于出口部门的扩张，但是国内其它行业则可能失去了发展机会。过分僵化的汇率制度给东亚各经济体的货币政策带来了压力，而且随着时机的拖延，退出钉住汇率制度的难度将越来越大。尽管东亚经济从金融的角度支持了美元霸权，但东亚积累的对美国巨额贸易顺差经常会受到美国国内政治的抨击，贸易纠纷可能会越来越多。很显然，美国依赖东亚外汇储备对其经常账户融资的现状将无法持续下去，而这一链条的断裂将给国际金融市场和世界经济带来巨大的动荡。即使假设各国政府之间能够达成默契和配合，这种稳定也很可能只是一种幻觉。从过去的经验来看，金融危机的到来如同飓风和地震，几乎是不可预测也不可抵抗的。

美国将如何调整其经常项目逆差？

根据Roubini和Setser（2004）的研究，2006年美国经常账户逆差将达到GDP的6.5%，2008年将达到GDP的7.8%。而Mann则用另外的模型预测2010年美国经常账户逆差将达到GDP的13%。邱吉尔曾经说过，有10个经济学家就会有11种观点，因为有一个经济学家半路会改变其观点。但是这一次，美国的经济学家至少在这点上是有共识的：即美国的贸易逆差已经到了不可持续的地步。但是，经济学家仍然无法确定何种水平的经常账户逆差才是可以持续的，换言之，经济学家仍然不知道美国的经常账户逆差需要减少到何种程度才算是完成目标。

简单地讲，美国经常项目逆差调整的可能路径包括：

第一，实行紧缩性的宏观经济政策。包括减少财政赤字、提高利率以压缩消费。从宏观经济学的角度来看，一国的经常账户逆差起因于其国内储蓄低于国内投资。最近四五年来美国的投资水平一直在减少，所以形成经常账户赤字的原因是储蓄减少而非投资增加。美国政府压缩财政赤字的可能性将非常小。一是因为目前的预算赤字规模和历史上比，和其他发达国家相比仍然不算很高，而随着布什连任，军事开支和社会保障体制开支等支出均为刚性的。更大的可能是通过提高利率压缩私人部门开支，提高私人部门的储蓄率。这将可能导致其他国家对美国出口的减少、流入发展中国家的资金回流、房地产泡沫破灭等。

第二，美元贬值。根据OECD和Rogoff和Obstfeld的研究，美元至少要再贬值30-40%才能使得美国的经常账户逆差保持在一个可持续的水平。急剧的美元贬值会引起美国通货膨胀、利率水平急剧提高，因此，从美国的利益来看，自然是美元缓慢贬值更符合自身利益。但是，Rogoff和Obstfeld也指出，当前的情况和20世纪70年代的情况非常相似：预算赤字扩大、货币政策宽松、石油价格高涨。伊拉克战争和美国用于维持国土安全的费用已经占到GDP的12%，其规模丝毫不逊于越南战争的费用。因此，美元的急剧贬值仍然是很有可能的。如果美元贬值，美国能够勾销数万亿美元的外债，而整个世界经济将会出现金融动荡和产量下降。正如Rogoff所说的，“世界将从瀑布的顶端跃下，但却不知道水有多深”。

中国的对策

中国在过去两年内始终面临着来自外部的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压力。尽管中国政府反复重申中国会保持相对稳定的汇率，汇率制度的改革也会根据本国形势自主地开展，但是，树欲静而风不止。如果上述世界经济中脆弱的三角关系突然断裂、美元出现大幅度贬值，甚至即使不出现这种极端的情况但是形势日益严峻，中国的汇率政策以及发展战略都会面临巨大挑战。

人民币汇率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低估。人民币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并不适合中国的今后发展。这可以说是大多数经济学家对于人民币汇率问题的两点共识。汇率水平的低估对中国经济发展并不利。郭树清谈到，中国经济处于不均衡发展状态。沿海地区面向国际市场的经济部门和内地面向国内市场的经济部门之间缺少足够的联系。汇率低估鼓励了出口部门，但是却是以压制国内服务业和制造业为代价的。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影响到中国的货币政策自主性。假定中国继续以每年1500亿美元的速度增加其外汇储备，最终一定会对国内的货币供给、信贷和通货膨胀带来压力。

为什么中国政府迟迟不肯直接调整汇率水平和汇率制度？从退出钉住汇率制度的经验来看，选择在经常账户逆差或平衡、经济发展较为稳定的时期主动退出成功的概率更大。当前中国经常账户已经充原来持续顺差逐渐转变为相对平衡、经济增长更多地靠内需拉动、对于盲目引进外资政策开始出现反思、美联储也逐渐加息，各种条件其实对于进行汇率制度改革均非常有利。但是，最近的一个不利条件则是热钱开始流入中国，国际投机资本瞄准中国做为炒作的最大题材。国际投机资本蜂拥而入也反映出在美国低利率水平下，国际金融市场上流动性非常之高。目前，中国政府和投机资本处于僵持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既需要选择适当的时机和方式慎重推进汇率制度改革，同时也不能够因为过分担心热钱流入而延误改革，毕竟，被动的改革成本将更大，而政府时刻都不能低估市场的智慧和能量。

中国的外贸发展战略也将随之调整。中国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依靠参与国际经济大循环的思路，通过积极参与国际分工，解放农村剩余劳动力，并通过参与国际竞争提高本国产品的竞争能力。但是这一战略的弊端也开始体现。劳工工资水平在将近10年的时间内几乎没有增加，企业过分依靠廉价劳工带来的价格优势低价出口，引起其他国家频繁的反倾销诉讼，企业的产品质量和品牌经营相对落后。决定出口的终极因素不是本国产品的价格优势，甚至不是本国产品的综合竞争力，而是外国市场的需求、外国政府的政策。在全球国际收支失衡背景下，美国调整经常账户逆差很可能导致美国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抬头、对进口产品的需求减少，因此中国产品出口的前景和潜力需要重新评估。

中国引进外资的政策也需要反思。从国际收支平衡来看，带来人民币升值压力的主要因素是资本账户而非经常账户。但是，中国引进的FDI可能超过了其需要的规模，因为中国的国内储蓄水平很高，只是缺乏畅通的金融渠道将国内储蓄转化为国内投资。根据肖耿的估计，中国引进的FDI中有55%都是“迂回流动”（roundtripping）。从融资的角度来看，外商直接投资的利润收益相当于对外借款的利息。由于外商直接投资的风险较高，其要求的利润回报率也大大高于商业银行的贷款利率。根据世界银行的报告，90年代外商直接投资在发展中国家的年回报率为16-18%。如果外商投资企业要求将利润汇出，将给东道国的国际收支平衡带来压力，如果东道国的经常项目顺差不足以支付这部分利润，甚至会导致国际收支危机。比如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前，马来西亚的投资收益汇出突然增加，但是新的外商直接投资流入不足以弥补投资收益的汇出，这是马来西亚爆发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

由于中国政府积累了大量的外汇储备，以及由于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外汇管理局开始放松对外投资的限制，中国对外投资的步伐已经加快。中国在海外投资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获得能源和资源基地。最近两年来，中国和非洲、南美洲、中亚等地在外交上频繁接触、经济上日益联系紧密。中国在这些地区或是投资兴建基础设施、或是购买矿山油田。“鲁海一杯水，难容横海鳞”。从中国经济实力的发展以及国内资源匮乏的国情来看，这一海外扩张的趋势才刚刚开始。不过，需要注意的是：如果针对能源和资源对外扩张，单纯依靠经济实力是不够的。美国掌握和控制战略性资源的背后靠的是军事力量。缺少足够强大的军事力量，中国的海外扩张可能会遇到意想不到的风险，而扩大军事力量又会牵制中国经济建设的战略部署；其他形式的投资同样重要，比如购买技术、购买美国的向中国出口的企业（类似于做了对冲）、购买海外金融资产等均值得尝试。

七国集团从2003年就开始和中国的财政部、央行加强联系，今年又邀请中国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参加其年会。明年，七国集团的附属机构20国集团将在中国召开年会，这反映出全球金融体系改革的迫切性，也反映出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市场国家在调整和改革全球金融秩序方面的重要性。但是，中国习惯于关起门来自己干，对于在利用国际机构、提高议事能力缺乏经验。国内的制度也难以和国际谈判配套，比如中国的财政部和央行缺少足够的决策自主权。

区域性的货币合作和贸易合作意义越来越重要。东亚国家如何面对美元贬值和美国经常账户的调整？在调整各自的外汇储备结构时，东亚各中央银行会不会出现以邻为壑的政策？各国的贸易/GDP比重、贸易结构、进出口对价格和收入的弹性不一样，在调整过程中受到的损失程度也不一样，各国自然会有不同的政策偏好，如何才能达成政策协调，将是东亚各国面临的迫切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