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全球化与中国国家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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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当今经济全球化的新质量

(一)当今经济全球化的定义是其新质量的一个反映

对当今经济全球化,人们所下的定义真可谓成千上万,但大致上依然可以把它们归为三类,即制度论、网络论和传统论。

1.制度论。制度论者的共同点是,他们都从制度的角度观察当今的经济全球化,不过彼此也有所差别,从一般生产关系论到美国主使论,一层比一层更加尖锐。第一种制度论者认为,全球资本并不是不停地在全球范围从一个国家流到另一个国家的民族资本的代数总和,而是一种有机的、超国家的和生产的社会关系。第二种制度论者着重考察的是全球市场经济。阿兰•伯努瓦在《面向全球化》一文中指出:“用卡尔•波拉尼的话来说,最好这样来界定全球化,它是从国际经济向真正的全球市场经济的转变。前者被认为是运转方式和管理方式各不相同的民族和地方经济的总和,后者则是由统一的规则体系所控制的”(阿兰•伯努瓦,1996)。第三种制度论者则直截了当地指出,经济全球化乃是资本主义体系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展。乔治•索罗斯写道:“全球经济实际上应被视为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乔治•索罗斯,1998)。埃伦•米克辛斯•伍德认为:“资本主义已经成为一种真正的全球现象。”所谓全球化,指的就是“资本主义本身的普遍化,它的社会关系、它的运动法则、它的矛盾的普遍化——商品经济、资本积累和追求最大限度利润的逻辑已经渗透到我们生活的各个方面”(埃伦•米克辛斯•伍德,1996)。赫伯特•吉尔施在德国《明镜》周刊上写道,全球化只是一个用于发展已久的过程的新名词,在这个发展过程中,资本主义将其经济方式扩展到了世界的边缘地区(《明镜》周刊,1999)。《纽约时报》则载文强调,“全球化的意思是,资本主义正在向一度是社会主义统治的地方扩展”(《纽约时报》,1998)。第四种制度论者的观点更加尖锐。他们认为,全球化只是正在扩展而遍及整个地球的西方市场的帝国主义化过程,这是一种由全球化的受害者使之内在化的帝国主义。全球化是对西方经济行为大规模摹仿的结果。第五种制度论者则是把全球化判定“是美国激发的一场取消全球经济管制的运动”(《国际先驱论坛报》,1997)。

2.网络论。网络论者认为,经济全球化既是一种状态,又是一种过程。这个过程是网络化的增长。对于这一网络化的发展进程,有些学者比较侧重从全球视角进行考察,另一些学者则强调全球化乃是世界中心区域的网络化。德国科隆大学教授于尔根•弗里德里希斯代表前一种观点,德国左翼学者约阿吉姆•比朔夫主张后一种观点。于尔根•弗里德里希斯认为,网络化过程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相互依存日益加深。第二,转移范围越来越大。无论是服务与监督职能机构的转移,还是各项生产要素的转移,这些转移的范围都越来越大。第三,权力集中于少数国家。约阿吉姆•比朔夫的观点同上述观点有相通之处,只是他更强调全球化主要指的是世界中心区域的网络化。比朔夫写道:经济全球化被说成是现代资本主义的一种重要发展趋势。这里说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各大洲、各民族都处于一个联系紧密的生产、商贸、信息和通讯网络之内。然而,这种网络化主要指的是世界中心区域的网络化,它反映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结构变化。全球化“与其说是指由于世界范围内一种新的质的变化而把所有地区都纳入市场和市场发展,不如说它指的是资本主义中心区域经济空间的一种更为紧密的联结。绝对不会由于全球化而使一个多世纪以来形成的、在资本主义区域和边缘地带之间使前者居于主导优势的世界经济结构瓦解。相反,由于许多社会主义国家的崩溃,这个资本主义的优势地位加强了。因此,全球化是反映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结构变化的一种现象”(约吉阿姆•比朔夫,1996)。

3.传统论。传统论者用来界定经济全球化的概念和判断其进程,主要是借助于国际贸易等等一系列重要的经济指标。他们认为,对全球化最贴切的概念理解是以贸易联系的密切程度为基准。根据这种见解,世界出口率越高,贸易额在世界生产中所占的比例越高,世界经济就越是全球化。从这个意义上说,20世纪下半叶事实上是一个持续不断的全球化时期,因为世界出口率已从1965年的9.1%,上升到了1998年的24.3%,2005年将进一步扩张到大约28%(OskarLafontaine、ChristaMueller,1998;《世界报》,1999)。有的学者更强调国际贸易自由化是经济全球化的基础。在当今的经济全球化中,国际金融市场与国际直接投资的重要性正在以更快的速度提高。

(二)当今经济全球化新质量的主要内容

上述三类定义,固然能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经济全球化的某些新内涵,但是,当今经济全球化新质量的主要内容还表现在其他方面。这里指的是国际经济活动、国际经济组织和国际信息网络。

1.国际经济活动。国际经济活动由来已久。早在1913年,欧洲列强按当年价格计算的进出口商品贸易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已经达到很高的水平,到1993年,欧洲列强的相应指数似乎没有多大变化,法、德、英分别为32.4%、38.3%和40.5%,只有美国上升到了16.8%(保•赫斯持、格•汤普森,1996)。在海外投资方面,1913年英国海外投资年均约占国内收入的9%(阿•肯伍德、阿•洛赫德,1996)。这就使得一些人认为,今天资本流动对经济的影响程度还没有达到19世纪的水平,世界并没有更加全球化。然而,现实生活表明,当今的经济全球化确实在使国际经济活动具有新的质量。

第一,国际资本力量有了空前的发展。据联合国贸发会议统计,全球直接投资额1995年已达3150亿美元,到1998年进一步增至4300亿美元,累计余额约为40000亿美元。全球5.5万家跨国公司的产值约占世界总产值的30%,贸易额约占世界总贸易额的60%,对外投资约占全球直接投资的90%。跨国公司巨头的力量膨胀更为明显。1998年全球500家大公司的销售总额为114634亿美元,资产总额为389893亿美元,雇员总数为3969万人(《财富》,1999)。资本力量在金融领域的扩张尤为突出。西方发达国家的金融资产总额已达30多万亿美元,全球外汇市场日成交量达到15000亿美元。国际金融市场的这种发展,固然对世界经济有积极影响的一面,但同时,这种脱离实物交易的金融交易,使世界经济几乎变成了一个大赌场(其中实物交易不超过2%)。如此巨大的资本力量会对世界经济结构发生重要的影响。

第二,在贸易领域,经济生活国际化不仅在数量规模上得到扩展,而且在质量上也在日益改变。如果说,世界出口在世界生产中所占的比重在20世纪初期大约为7—9%,那么到1998年,这一比重已经上升到了24.3%。人们预测,到2005年,世界商品和劳务出口总额将达114000亿美元,届时将占世界生产的28%。同时,出口商品的结构已经发生了变化,制成品贸易地位大大提高。

第三,在国际投资方面所发生的变化比贸易领域更为突出。仅就最近15年而言,国际直接投资就增加了6.5倍,到1998年底,累计余额达40000亿美元(《经济学家》,1997;《联合国贸发会议统计》,1999)。如果说,当今跨越国界经济活动的日益发展,其内容不仅包括商品和资本,而且包括信息、知识、技能与制造技术等等,那么,国际直接投资的迅猛发展正在对世界经济面貌的改变发生重大的影响。“旧世界经济”的主要标志是部门之间的国际分工,主要途径是通过国际贸易,国际贸易中工业制成品的地位已超过了原材料;“新世界经济”的主要特征则是,日益增大的一部分生产与财富在整个世界范围内创造和分配。组织世界生产是经济全球化新质量的一项重要内容。由法国经济部、安达信公司和联合国贸发会议对300家大公司所作的一项调查结果表明,在这些公司的各项经营指标中,预计在1996—2002年间,开设在国外的分支公司,其营业额所占的比重将由47%升至56%,产值由35%增加到45%,就业则由34%扩充到42%(《世界报》,1998)。国际直接投资促进“新世界经济”形成还有更深远的意义,它是国际经济力量对比关系变动的助推器。自从工业革命在欧洲发生以来,世界上已经出现了四次大规模的资本流动浪潮。第四次浪潮始于1990年,其规模大大超过了前几次,绝对金额以数以万亿美元计,相对规模仅次于第一次,平均约占资本输出国国内生产总值的2.6%(金中夏,1998)。

目前,第四次浪潮还在持续。第四,与国际贸易和国际直接投资相比,国际金融市场的发展,其速度之迅猛,影响之巨大,都是历史上无法比拟的(表1)。在1972—1995年间,(按当年价格计算的)世界生产增长了7倍,世界出口扩大了12倍,而国际金融市场则膨胀了43倍(《议会》,1998)。国际金融市场的扩大,一方面固然在一定程度上方便了企业和国家的投资、筹资和融资;另一方面,国际金融市场的这种发展,必然导致世界经济非物质化倾向的日益增强,使世界经济更具流动性、投机性和风险性。据阿兰•伯努瓦估计,今天世界范围内流通的货币总量高于产品实际价值的15倍。结果是全球化以普遍消除资本的区域性为特征,正在使资本重新组合,“流动空间”正取代“地域空间”。换句话说,地域正在被网络取代,而网络不再对应于某一具体区域,而是被纳入世界市场内,不受任何国家的政治限制。政治空间和经济空间在历史上第一次开始不再联系在一起,这是当今经济全球化更深层的含义。这个“金融社会”与跨国公司、国际资本和国际组织日益扩大和强化的活动联系在一起,使各国经济政策日益受制于外部世界的框架条件。

2.国际经济组织。当今经济全球化新质量的另一项重要内容,关系到国际经济组织。战后产生的一系列国际经济组织,既是经济全球化的有力工具,又是它的强大动力(见表2)。与以往的经济生活国际化相比,当今经济全球化的一个明显特点是,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有组织的”。在美国主导下于40年代末建立的一系列重要国际经济组织,都是美国为寻求建立一个首先有利于自己的开放式的国际经济,“以防止另一次经济衰退并遏制共产主义”而作的努力(罗伯特•基奥恩、约瑟夫•奈,1998),但在客观上也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世界经济发展。国际经济组织对经济全球化的重要作用,主要通过实施组织管理和制定规章制度两条渠道加以体现。在实施组织管理方面,国际经济组织做了大量的工作。关贸总协定/世界贸易组织,通过其在过去半个多世纪中所进行的多个回合谈判及其结果,来对国际贸易实行具体管理。1995年,世界贸易组织在日内瓦正式成立。可以预期,它将对国际贸易的组织管理发挥更大的作用。在制定世界经济规则方面,国际经济组织也具有重大影响。在全球化迅猛发展的背景下,世界经济规则起着日益重要的作用。这些国际规章制度,虽然从理论上讲,“一种建立在规章制度基础上的全球性体制的作用,不可能超越其最薄弱环节所能承受的程度”(《金融时报》,1998),但是实际上,目前通行的世界经济规则显然大多都打着美国的印记,有利于西方国家。然而,这决不意味着发展中国家将永远处于无助和无所作为的状态,毕竟时代已经变迁了。在国际投资领域,美国和经合组织其他28个富国正在就《多边投资协议》进行谈判。该条约对投资自由化将起到巨大的作用。此外,在蒙特利尔,有关人员正在研究公司在全球股票市场登记股票的准则。在瑞士的巴塞尔,负责协调各国中央银行工作的国际清算银行已公布旨在指导所有国家银行检查工作的新“核心原则”。这些原则能够决定哪些国家进入全球金融市场,其目的是迫使第三世界国家消除银行系统存在的问题。

3.国际信息网络。技术革新特别是信息技术革命,以及由此形成的国际信息网络,是当今经济全球化新质量的又一项重要内容,已使真正的全球化成为可能。国际信息网络对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影响巨大。第一,新的沟通技术使空前规模的资金流动成为可能。目前全球外汇市场一天的交易额已达15000亿美元,而1985年一天仅为1900亿美元。国际金融市场的这种迅速发展,使“金融化”成了经济全球化的核心内容,使世界经济“非物质化”日益增强。第二,发达的国际信息网络使跨国公司真正在全球范围内生产和销售成为可能。根据联合国公布的数字,1995年跨国公司通过国外分公司销售了70000亿美元的货物,明显超过当年世界出口总值。跨国公司的国外生产是以其国外直接投资为基础的。到1996年底,这种投资已超过30000亿美元,1998年则更达到40000亿美元。世界全部专利技术国际使用费的70%是在跨国公司母子公司之间支付的(《经济学家》,1997)。第三,更为重要的是,国际信息网络的发展,其主要得利者是西方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阿兰•伯努瓦指出:“古典的传媒在传播其他地方所发生的事情上是有限的,而因特网却能把它的用户运送到所谓‘其他地方’去。……因特网造就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人们可以称它为电子游牧生活,同时也是一种电子殖民主义。正如耐森•撒尔和马歇尔•寿克卢汉的追随者在多伦多大学指出的:‘因特网的力量最终表现为它让整个世界都像北美人(确切些说像美国人——作者)一样去思考,去写’”(阿兰•伯努瓦,1996)。然而,国际信息网络也具有缩小差距的效应,存在着超越的可能性。由于它能降低成本,减少进入市场的壁垒,为获取信息和技术提供机会,以及迫使企业朝着更加“灵活化”的方向进行改革等等,大国强国可以利用这些变化,小国弱国也可以利用这些变化;国家力量可以利用这些变化,非国家力量也可以利用这些变化。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机会还是存在的。

二、经济全球化的局限性

强调当今经济全球化的新质量和重要性,决不意味着可以掩饰它所具有的矛盾性和局限性。这些局限性主要表现为:趋向同一性与日益多样性同时并存;超越主权与主权国家在同时加强;市场力量与政府作用在同时加强;地区化与全球化在同时加强;世界经济财富增长与社会分配更加不公同时存在;对跨国公司和以其为主体的国际经济活动的作用不宜过于夸大等。前三点表明了经济全球化内在的矛盾性;世界经济财富增长与社会分配更加不公,反映了全球化所蕴含的消极面;地区化与全球化在同时加强,象征着世界各国对全球化的参与程度和形式的参差不齐;对跨国公司和以其为主体的国际经济活动的作用不宜过于夸大,则意味着经济全球化发展的相对限度。

(一)趋向同一性与日益多样性并存

随着全球化和市场原则普遍化的进程,各国之间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的交织和相互依存日益密切,这种趋势必然导致同一性的增强。这种同一性涉及到不同的社会组织模式、法律与社会制度以及机构的设置及其运作等,所有这一切都将日益以是否符合世界市场经济的要求和国际规则为准。同时,这种同一性还表现为最有竞争力的某些强国的垄断性,它们力图将一种全球的生产方式逐渐扩展到所有国家。在这一点上,他们既是世界主义者,又是沙文主义者,两极相通。之所以说他们是世界主义者,是因为他们否认基于某一具体模式中人性观点的民族差异;说他们是沙文主义者,是因为他们只想使“西方文明”这一具体模式普遍化。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日益加剧的竞争必然会促使人们寻找更加多种多样的办法来适应和解决世界市场上出现的新问题,产生更加丰富多彩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创新,形成各不相同的经济和社会形态。所有这些受历史影响铸成的各色各样的体制结构、模式标准和文化特点,都将继续突破全球市场的“定则”。事实上,在承认人们的取向模式和消费模式日益趋同的同时,还需要确认的是,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区域特殊性绝对没有消失。世界上不会存在一种“无所不包,无所不能”的资本。今天在很大程度上不受控制、没有国籍的国际金融产业部门和民族国家金融体系之间实际上存在着一种二元结构。因此,认为现代民族国家只能孤立无助地听任国际金融资本运动和权力摆布的观点是错误的。

(二)超越主权与主权国家在同时加强经济全球化正在把人们引进一个世界经济发展的新时期,其标志是,由西方国家主导的资本主义经济管理的全球化空间与其政治与社会管理的民族国家空间之间的分裂。在这些条件下,居统治地位的资本利益的逻辑会要求赋予全球化的经济管理以优先权,其代价是削弱民族国家的功能。这种逻辑体现在占统治地位的媒体竭力号召取消国家的社会干预,进行大规模的私有化以及采取全面的反国家活动之中。经济全球化之所以会导致民族国家逐渐失去权力,是一系列作用的结果,其中包括国际资本日益增强的流动性,跨国公司跨越国界的经济活动,市场全球化,地区和国际经济一体化,国际经济组织的功能,以及日益加剧的国际竞争。所有这些都使国家政府逐渐意识到其宏观经济政策的可行性正在受到销蚀。关于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国家主权受到限制的问题,即使在西方学者那里也是有争论的。迈克尔•林德指出,如果19世纪出现了亚当•斯密学派、马克思主义者和李斯特学派的辩论,20世纪出现亚当•斯密学派和马克思主义者的辩论,那么21世纪应当出现亚当•斯密学派和李斯特学派之间的辩论。一方希望现在实行不干涉主义的全球资本主义,另一方则设想把全球资本主义的社会市场模式看作是在不同国家和地区发展道路上几代人的谈判结果。亚当•斯密学派认为全球市场一体化会促进国家和地区的发展,而李斯特学派则认为全球市场一体化应当出现在国家和地区发展之后。亚当•斯密学派希望到2000年最晚在2020年建立全球市场,而李斯特学派则愿意把完全一体化的全球市场推迟到2200年或者推迟到3000年(迈克尔•林德,1998)。其实,即使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国家主权的核心部分也并没有受到严重销蚀。但是,国家的作用的确比以前变得更加复杂、更加矛盾了。在新的时期,国家的任务就是要在日益具有跨国性的环境中执行“民族”政策。现代国家的任务就是要解决这一矛盾。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这是一场全球化与本土化之争。全球化与本土化两个动力之间的紧张关系构成了当今世界事务的核心。而且两股力量相互联系,互为因果,好像全球化的每一次扩展都会导致本土化的增加,反之亦然。实际上,本地的、民族国家的跨国交往不一定是相互排斥的。因为现实是,出于正当理由人类事务需要在所有这些层面上组织起来;人们的某些需要只有通过身边的组织才能满足,还有一些需要只有通过民族国家才能充分满足,也有一些需要则要通过跨国实体得到满足(詹姆斯•N•罗西瑙,1997)。

(三)市场力量与政府作用在同时加强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有一系列因素在促进市场力量的加强,但在经济事务中国家权力却在相对减少。过去20年间,世界范围内普遍实行的放松管制甚至取消管制就反映了这种趋势,反过来又强化了这种趋势。但是,促进政府作用加强的因素也在增加:资本主义国家经济与社会生活本身越来越复杂,需要加大政府的调节力度。事实上,全球化在加强政府的作用。政府的作用虽然与过去有所不同,但它仍然是至关重要的。从七八十年代自由市场经济理论与政策在西方占上风以来,在那里的三类国家中(以美国、日本为代表,政府总支出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3;以德国、法国为代表,约占1/2;以瑞典为代表,约占2/3),政府总支出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迄今为止均呈上升趋势。

(四)地区化与全球化在同时加强最近20年,在经济全球化明显推进的同时,地区化也在迅速发展。到目前为止,根据世界贸易组织的统计,世界上已出现了144个区域性经济集团,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调查数为68个,贸易振兴会的推算数则为101个。在进入90年代以后,地区化的发展势头特别猛烈。这种状况表明,当前我们所面临的也许更多的并不是全球一体化,而是诸如北美、日本、欧洲等发达国家内部的区域一体化。对于西方国家来说,区域化首先是为了确保自己在区域内的各种利益,同时借此力争在外部世界获取更多利益。此外还可以用来作为政治筹码。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它们当然也要借此保护自己的利益,同时把地区化作为将来进入世界经济一体化更高层次的一个阶梯。但是,地区化并不一定能够成为通向全球化可靠的阶梯。相反,地区性协定有可能成为国际冲突的新根源。世界贸易组织前总干事鲁杰罗认为,地区主义无疑还将继续扩散,问题在于这些集团是会向着独自发展,还是能够日益融合成为一种普遍的全球化环境,最终消除它们各自的倾向性特征。对于这一点,至少今天还是没有把握的。在当今世界中,区域化的重要性并不次于全球化。

(五)世界经济财富增长与社会分配更加不公经济全球化通常使各项生产要素在世界范围内更自由、更有效地流动和配置,从而在客观上导致经济财富的增加。从长期来说,世界财富增加将有助于普遍提高民众的福利水平。但目前我们所看到的却是社会分配的更加不公。这是由下述一系列原因促成的。第一,制度的原因。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正如黑格尔所说,富裕社会也不会富足到可以减少由其制造的大量苦难。第二,市场力量发展的原因。全球化往往同自由市场力量发展联系在一起,它促进了那种威胁社会整合的不平等的发展,因为它使半垄断又回到市场力量之中。第三,竞争的原因。福利国家本是劳资妥协的历史产物,它是资本为满足一些社会要求而作出的一项策略调整。但全球化破坏了这一社会契约。显然,并非只有南方国家受到这种待遇。在北方,全球化意味着激烈的跨国竞争,这种竞争通过出口和直接投资方式,正在影响工资和就业状况。第四,结构变动的原因。全球化的另一个严重后果是就业人员结构的变化,它导致了收入变化。调查表明,收入很高的专业技术人员的劳动岗位在增加,中等收入的工人职员的劳动岗位在减少,低工资的劳动岗位则大幅度增加。这种发展的结果是,社会分配不公的现象在加剧。1960年,世界最富的20%的人口,人均收入为最穷的20%人口的大约30倍,而1998年上升到78倍。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大约自七八十年代开始,一些旧的标准价值模式已渐渐不被重视,代之而起的是后福利主义资本主义。它的意识形态理论内容主要是更加提倡个人自由、个人主义以及推崇个人成就,强调由个人自我承担责任等。在经济上则是标准化商品的大规模生产和与此相联系的劳动形式被种种“灵活化”所取代。与之相对应的则是一个越来越分裂的社会。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并不意味着发展中国家的状况注定会越来越恶化。事实上,一些发展中国家也从全球化中获得了利益。例如在70年代中期,东亚10个家庭中有6个生活在贫困线上,到了90年代中期,这个数字减少到了10个家庭中有2家生活在贫困之中(世界银行,1997a)。现在的问题在于,从全球化中获益的发展中国家太少。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发表的1999年度《人类发展报告》显示,从全球化中获益的发展中国家还不到20个。80多个发展中国家的个人收入低于10年前的水平。

(六)对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和作用不宜夸大在过去的20年中,特别是在最近的10年里,经济全球化确实发展得相当迅速,其影响力不可低估,但它还远没有根本改变世界经济依然是由各民族国家经济作为主体的格局。我们这里仅以投资为例。1997年世界国内生产总值为281570亿美元,其中22%用于投资,为61954亿美元;国外直接投资总计为4230亿美元,约占6.8%。这一年,发展中国家国内生产总值合计为59097亿美元,其中25%用于投资,为14774亿美元;引进外国直接投资为1720亿美元,约占11.6%;发达国家的相应数字为223219亿美元,21%,46876亿美元,2510亿美元,外资占国内总投资的5.3%(《世界发展报告》,1998/99)。虽然,跨国投资增加很快,其重要性在日益提高,但是就全球范围而言,国外直接投资依然起着辅助作用。表4是90年代中期跨国公司的业务在部分发达国家所占比例。跨国公司75%的产值迄今依然是在母国生产的。在美国,制造业跨国公司的资产70%是在国内,服务业则为74%;在日本,制造业跨国公司的资产97%是在国内,服务业则为92%。研究表明,真正意义上的跨国公司并不多。世界上最大的跨国公司都不是“国际化指数”最高的公司(“国际化指数”系指国外投资占该公司投资总额的比重、国外销售占该公司销售总额的比重和国外雇用人员占该公司雇用人员总数的比重,这三项比重的平均值)。据1995年联合国贸发会议资料,“国际化指数”最高的10家跨国公司,其中有4家是瑞士的(雀巢为首),其他6家分别来自加拿大、瑞典、比利时、荷兰、英国和法国。问题是为什么跨国公司没有大量地投资于工资和税收最低的地区?这里有三个原因。一是新技术的发展提高了机器、设备等固定资产的重要性,降低了可变成本的重要性,这种状况减少了向低收入国家和地区投资以降低成本的可能性。二是新的生产手段强调了生产者和供应者之间的地理差距,这赋予了当地供应国以特有的优势,因而推动了地区性而非全球性资源网的发展。三是母国基地对于跨国公司至关重要。国内制度框架使之获得了贸易协会、培训、金融制度、国家和地方政府的支持。正是这种支持构成了其竞争优势(琳达•韦斯,1997)。世界市场并不只是一个跨越国界交换商品、资本和人员的场所,而且还是一系列国际机构的活动空间。人们本来寄希望于这些机构能够担当起民族国家正在失去的一些职能。然而,迄今为止,这些国际机构所专注的事情是在世界范围内推进自由化和削弱各民族国家的调节能力。这些机构既缺乏民主监督,又没有公众合法性的压力。它们并不能弥补各民族国家已经受到限制的活动余地。重要的国际组织只是起着全面推进自由化的发动机的作用。现存的国际机构,或者缺乏应有的权限,或者缺乏行动能力,或者被少数几个大国所把持。它们使世界市场经济相对处于无调节状态,在机构效能方面则处于不发达状态。

三、经济全球化与中国国家利益

上述对于当今经济全球化新质量与局限性的论述,应是我国考虑对全球化的态度与政策的基础。“新质量”为我们揭示了全球化的重要性、客观性、开放性和强制性;而“局限性”则为我们阐明了全球化的相对性、有限性、多样性和灵活性。这二者的结合决定着中国如果不参与全球化,就没有出路;相反,如果无条件地参与全球化,也没有出路。事实上,在全球化的环境中,时时刻刻都在进行着一场制度的竞争(西方主流派经济学家都鼓吹的资本主义制度)、思想理念的竞争(他们大多宣扬新自由主义)和政策竞争(他们多数主张放松或解除管制);同时,全球化又是一场国家、部门、企业和产品生产率的竞争。这个生产率的竞争是决定命运的竞争,其核心环节是企业。在这些竞争中,人们不仅可以利用全球化的开放性,而且也可以利用全球化的局限性来发展经济。例如,国际规则规定不能对出口实行补贴,不能对一个企业实行补贴,但是对科研却可以补贴,美国50%的科研工作都得到了政府的补贴。当然,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大国来说,我们要有条件地参与经济全球化,还必须明确这些重要条件是什么。

(一)经济增长

目前,大多数中国人的生活水平正在进入小康阶段,这是真正伟大的历史性成就。但是,按照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W•弗格尔1999年6月26日在北京所作的题为《美中经济发展之比较》学术讲演中所引用的资料,目前中国的实际人均收入正处于美国1897年左右的水平,农业劳动力所占比重相当于美国1880年的水平,城镇人口所占比重则为1890年的水平,差距达百年之大;只有某些社会人文指标相对接近,小学生所占人口比重为美国20世纪50年代水平,中学生所占人口比重达70年代水平,预期寿命则为1966年水平。因此,中国仍须进一步扩展经济规模,合理提高经济增长速度。我国的进出口贸易总额已从1978年的360亿美元逐步增长到了1998年的3240亿美元,对外依存度(进出口贸易额/国内生产总值)则从13%提高到了33.7%(世界银行,1997b)。诚然,贸易与国内生产总值比重这个衡量经济开放的指标在某种程度上不完全说明问题,因为中国的贸易大约有一半属来料加工),所以中国的开放度其实并没有那么大,但是无论如何是显著提高了(笔者估计中国对外依存度目前实际为20%左右)。①截至1998年底,全国累计批准设立外商投资企业为324620家,合同外资金额为5724.95亿美元,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为2671.09亿美元。在批准设立的324620家外商投资企业中,目前仍在运营的企业约25万家,已终/中止或停止运营的企业近7万家,直接就业人员达1800多万人,占非农业劳动力人口的11%左右。在证券投资方面,中国市场潜力很大。到目前为止,流入中国的外资还不到国内生产总值的0.5%,而16个吸引了大量外资的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比率约为国内生产总值的2%。总之,流入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目前约占流入发展中国家总额的40%;中国占所有发展中国家获得的跨国商业信贷中的15%,并且已开始利用不断增长的证券投资资金(世界银行,1997b)。当然,仅仅“开放政策”还不一定会自然而然地带来经济增长。虽然萨克斯和瓦尔纳在1995年的一篇题为《经济改革与全球一体化进程》的论文中认为,平均而言,实行开放贸易政策的发展中国家可以增加2个百分点的增长率,但与此同时,他们也强调指出,开放政策和其他一系列国内改革须同时发生。所以他们的研究并不能说明,在其他改革不出现的情况下,仅仅实行开放政策会对经济增长有何影响。而在这个“其他方面”,中国已经做了许多事情,但还须做更多事情。

(二)经济进步

“经济进步”的核心是提高经济质量水平,大到宏观经济结构,小到一件件具体产品。首先,对外开放的最大功能在于它加快了中国的改革进程。离开这一点,就根本谈不上什么经济进步。从计划经济转轨到市场经济,开放的促进作用是无法估量的。其次,对外开放加快了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缩短了走向现代化的时间。再次,对外开放大大提高了中国经济的整体素质。最后,中国国内统一市场正在加速形成。

(三)经济安全

经济全球化对世界各国都提出了经济安全问题。因为全球资本主义本身就包含着一系列内在的缺陷。人们正生活在一个他们从未经历过的发展与不稳定并存的时代。特别是金融市场具有天生的不稳定性,国际金融市场就更是如此。这两年来亚洲市场出现的混乱向人们提出了一些严重的问题,它们涉及到如何恰当地确定汇率、如何处理泡沫资产、银行监管不足和不容忽视的金融信息的匮乏等问题。对于游资的冲击,从理论上说,美国和欧洲金融市场规模庞大,高度发达,足以化解资本流入量仅占经济产值2%的游资的冲击。而在马来西亚和泰国,这种资金一旦脱身而去,则会造成灾难性的打击。因为在90年代中期,游资总共占这两国经济产值的一半之多(丹尼尔•罗森,1999)。对于中国来说,人们担心经济全球化可能会损及国家经济安全。这大体上有五方面原因:第一,对外开放步步深入,包括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可能会冲击我国一些产业部门,由此还可能发生相关联的失业等社会问题;第二,经济全球化既传导经济景气,也传导经济衰退,因此,它会增大有关国家经济的波动性;第三,国际金融市场巨额资金的流动性、投机性和风险性,一方面在某些方面有益于世界经济,但另一方面又使世界经济增加了发生大危机的可能性;第四,由于对外经贸关系的发展,有人担心我国的经济生活和某些经济部门可能被外国人控制,至少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人;第五,某些人还有若干制度性的考虑。我们认为,只要做好各方面的工作,我国完全能够确保经济安全。

1.首先,我们要办好国内的事情。建立实力雄厚的国内经济,是保障我国经济安全的基础条件。为此,除了致力于进一步发展我国的国民经济之外,更要继续对我国的经济管理体制进行改革。与此同时,我们还必须正确地选择政治战略和发展战略。在政治战略方面,越来越多的国家正在提高其对外部环境的控制,其办法是建立或加强权力联盟。对外是在地区或国际层次上建立跨国联盟,对内是在国内市场上形成国家与产业界的联盟,后者的合作关系特别重要,它是国家能力的真正核心。在发展战略方面,我们要把出口导向、进口替代、重视国内市场三者结合起来。

2.我国要重视参与国际经济合作。随着经济全球化的进展,对国际经济合作的要求日益增大。这种合作既反对自由放任主义,又反对经济民族主义。国际经济合作尽管困难重重,但它的重要性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认识,可以说,“在过去10年里国际性的经济关系对世界稳定与繁荣所起的重要作用超过了对外关系的任何一个领域”(《法兰克福汇报》,1998)。我们应积极参与国际合作。例如,有人对“最后贷款人”问题提出建议,要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正式承担起拯救陷入危机的国家和在危机爆发之前提供所需流动资金的责任。但是,要想有资格获得援助,有关国家必须满足金融和管理规定。对“全球监管”问题,有人建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或另外新设一个机构监督各国政府、中央银行以及私人金融机构公开资料,使债权人可在此基础上评估风险。对“控制对冲基金”问题,各中央银行将监管巨额私人基金的跨国界转移,并分享信息以抵御投机性攻击。对“资本控制”问题,世界银行和其他机构建议发展中国家限制游资过多流入。智利对短期贷款和证券投资“征税”的做法被视为典范(《商业周刊》,1999)。在这些改革设想中,无疑有些打着西方的印记。即使如此,中国也应取积极合作的态度,尽量扩大其中的合理内容,进一步提出自己的建议性方案。

3.要加强内部的有效控制。最近两年东亚金融危机的教训提醒我们,必须加强内部的有效控制。在东亚金融危机中,“首先离开本地市场的投资者是那些掌握最多信息的本地投资者”。“第一批将资金转移到国外的是印度尼西亚的工业家,因为他们借入的是美元,如果不在本币贬值以前换成外币,他们就要破产。如果在汇率为5500∶1而不是在2300∶1时偿还贷款,企业债务的实际价值就不止翻一番”。“首批逃离的还是局内人。国际基金管理者跨国界调动大笔资金的能力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大大加快了某些力量打压价格的速度,但与某些肤浅的关于‘全球化’的一般论调相反,他们从来都无法引发危机”(莱斯特•瑟罗,1998)。此外,为确保经济安全,政府必须要有收拾残局的能力。

(四)经济主权

世界各国大多数经济专家学者认为,经济全球化正在销蚀国家经济主权。德国赫姆尼兹技术大学社会学教授狄特玛尔•布洛克在对当今的经济全球化过程与历史上早在欧洲“漫长的16世纪”就已经开始的经济全球化作区分时指出,“如果把经济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作为研究的中心,那么,人们就可以区分出两次经济全球化所产生的截然相反的效果。在美国社会历史学家伊曼纽尔•瓦勒斯坦证明已形成‘现代世界体系’的那一历史阶段中,民族国家产生了。全球劳动分工意义上的经济全球化(在当时)至少是导致民族国家诞生的一个根源。而今天恰恰相反,我们所碰到的经济全球化过程却使民族国家,至少是以社会福利国家形式出现的民族国家受到威胁,并且被挖掉基础”(狄特玛尔•布洛克,1997b)。具体一些来说,的确存在着一系列因素影响到国家经济主权。第一,国家之间的竞争使民族国家推行本国政策的能力受到削弱。第二,国际经济组织的权力和影响。例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作用有时候就是强迫第三世界国家经济服从于偿还国债的命令等。第三,过去国家间的贸易谈判涉及一些国家行为,而今,贸易外交的风险已远远越过国界,谈判涉及国家内部的制度。第四,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地域正被网络取代。第五,西方霸权性的干涉主义理论。美国金融家索罗斯早在两年前就提出了干涉他国内政的理论。他说:“一个国家内部发生的事会影响到其他国家和整个世界。因此,在这些国家推进民主和自由也应该成为一项重要的政策目标。”“干涉别国的内部事务是危险的和艰难的,但是不去干预有时甚至会更危险”(乔治•索罗斯,1998)。然而,对于经济全球化损蚀国家经济主权的问题,不宜作过度的渲染。连克鲁格曼都认为,虽然商品、资本和技术在国际上越来越多的流动已经完全改变经济竞争方式,这是一个普遍公认的真理,从而使许多人认为国家不再有权利控制他们自己的命运,政府完全受国际市场支配,但是,“关于国家自主权消亡的报道是严重夸大其词的”(《纽约时报》,1997)。对于我国来说,维护国家经济主权与经济安全同等重要。在这些问题上,我们固然要考虑到时代的变迁,但从根本上说,国家主权问题是不容讨论的。我国需要采取恰当的措施。

(五)经济地位

目前我国所处的国际经济地位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在世界生产中,1998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占3.1%(按当年汇率折算,以世界国内生产总值1998年的295000亿美元为基数②);而《1998年世界科学报告》按购买力平价法计算的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则占世界国内生产总值的14.2%(北美、西欧各占22.2%)。这种计算对真实反映各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有重要参考价值,但如果借此来衡量当前中国的国际经济地位则会给人以一种扭曲的印象。因为在国际贸易、国际金融、国际资本、国际投资、国际援助、国际旅游等等方面世人所使用的都是“硬通货”。此外,人们还应当考虑到,在衡量一国的国际经济地位时,除了首先要重视以一系列数量指标反映的国家经济实力之外,人们还必须考察该国在世界经济科技中的先进度、对国际经济组织的影响力、对制订国际经济规则的参与力以及该国制度模式对世界其他国家的吸引力。在所有这些方面,我国都需作出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