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及我国经济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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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当代世界经济形势及思考

1、虚拟资本主义的膨胀和新自由主义的泛滥及贫困

肇始于2007年的美国“次贷危机”席卷美国、欧盟和日本等主要金融市场，并在2008年发展升级为世界性金融危机，“灾难资本主义”在全球蔓延，自不待言。2011年9月17日，十几名美国民众高举“我们代表着99%的民众”的标语，聚集在纽约曼哈顿区，“占领华尔街”愈演愈烈并波及美国多个大城市，逐渐成为全美群众性社会运动，其导火索便是金融危机，民众控诉华尔街金融大亨的贪婪与无耻、缺乏自律，对危机负责，并督促政府加强对金融机构的监管。2011年初，突尼斯“茉莉花革命”掀起北非和中东反政府示威潮，随后，这朵引发阿拉伯世界革命的“茉莉花”，漂洋过海，来到英国，骚乱在伦敦蔓延开来，随后乘着西风，远渡重洋，在美国生根发芽这些现象看似偶然，实则联系紧密，凸显了资本主义世界也经历着底层民众对政府社会职能的拷问。华尔街运动敲响了新自由主义的丧钟，是虚拟资本主义的贫困的表征。1971年，美元和黄金挂钩的制度失效，二战后确定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瓦解，宣告了浮动汇率时代的来临。此后，世界货币体系开始进入到不受物质生产增长的约束时代，加上各种金融衍生品的发展，虚拟经济迅速膨胀，世界经济主体已从物质生产部门转移到非物质生产部门，由此引发了资本主义经济的一系列深刻变化。（王建乔良《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催生“虚拟资本主义）窃以为，虚拟资本主义以帝国主义为基础，是资本主义发展到高级阶段的特殊标志。此次危机将当代资本主义的弊病暴露无遗，向世人昭示：物质资料的生产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石，只注重搞虚拟经济而忽视实体经济的发展，不可持续，终有一日会出大问题。19世纪20年代，资本主义在发展过程中突显出新特征：生产和资本高度集中。列宁从全局角度分析了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得出惊世骇俗的结论：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腐朽的”、“垄断的”资本主义。然而，他忽视了一个很重要的因素：资本主义内在的调节能力。时代的局限性使然。但，如若就此否定和妖魔化列宁主义，便是和犬儒主义的行径。事实上，根本就不存在天衣无缝的理论，一切企图坐锯终极真理的地位的行为都是徒劳。2008年的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是违背了《资本论》中的货币流通规律以及美国国家信用长期透支过多，体现在美国国家积累的巨额内外公债和私债上，总体规模据说在50万亿美金以上，即期应兑的规模也高达7—10万亿，这是个天文数字。

2、美欧之间激烈的“货币战”，欧元面临挑战

希腊于2001年加入欧元区，而这一代价是欧洲的整体利益，欧元区被希腊绑架，希腊被高盛绑架，此后，希腊的财政赤字率不断上升，受2008年金融危机的影响，导致了2009年的主权债务危机的爆发。基辛格有一句名言：“谁控制了货币，谁就控制了整个。”欧元在其诞生之日起，无时无刻不被美元排挤。截止到2012年，“欧猪五国PIIGS”未清偿的国债高达几万亿欧元。欧债危机的根本原因在于欧洲经济体制本身的弱点，其导火索却是房产泡沫，尤爱尔兰和西班牙。

3、“量化宽松”延缓世界经济复苏进程

美国针对危机所采取的多轮“量化宽松”（QE，quantitativeeasing）政策，无疑转嫁了国内危机，向全球输入了“通胀”。美国对付危机的手段便是发行国债，向美联储透支预借，此次危机即马克思所言的“资本主义金融信用的全球性危机—总体危机，而不是局部危机。”2012年，美国或将推行新一轮QE，将有更多的国家和经济体受到影响，给疲软的全球经济增加困难，长此以往，美国的信用将产生前所未有的危机，如此行为实在得不偿失。

二、关于当代中国经济问题及其思考

1、新自由主义泛滥成灾，金融领域乱象横生，经济软着陆困难重重

新自由主义长期主导我国经济改革，同时它也是中国社会各种丑恶现象的根源。新自由主义的核心是自由竞争，金融自由化。纵观30年的改革开放，总体上得大于失，但问题触目惊心，主要表现为对市场的盲目崇拜和金融领域的乱象。新自由主义群魔乱舞，表现为教育市场化、医疗市场化以及养老金市场化，而我们却忽视了西方的新自由主义是建立在完善的法制基础之上，中国的法制和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健全，随便引进市场机制，后患无穷矣！虚拟经济时代，金融领域的安危愈来愈关乎国家生死存亡。我国金融问题主要表现为金融机构经营方式总体粗放，公司治理和风险管理问题颇多，吴英案暴露了农村金融体系的混乱，金融监管力度不强，对实体经济支持不够及时，更重要的是还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表现为人民币升值，加上出口受大肆炒作的有毒食品和农产品以及玩具的影响，信誉崩溃，未来出口阻力必然增大。同时，这也增加了国内就业压力。高失业率往往伴随着高通胀，国内通胀较为严重，加之基尼系数已逾0.5（新华社研究员：中国基尼系数超0.5或致社会动乱，网易新闻，2010-5-21），超过国际的警戒线，“不患寡，而患不安；不患贫，而患不均。”既问主义，更问苍生。邓公的“先富论”绝不意味着让一部分人暴富，而让大多数人更加贫穷。

2、地产市场困局与“国退民进”，既得利益集团企图侵吞国有资产

1998年为扩大内需，刺激国民经济，推行住房市场化，由此拉开了中国房地产进入支柱产业的序幕，在随后十几年中高歌猛进，带动了钢铁、水泥、化工等行业，众多民营企业开始瓜分资本市场。盛极必衰，中国房地产市场十几年的迅猛发展，已成畸形，泡沫惊人，房价远远偏离正常轨道，“居者有其屋”显得苍白无力。随着住房的商品化，房子对于相当一部分工薪阶层而言，可望而不可即。目前，中国大部分城市出现了房价明显回落局面，但据此而断定中国地产“刘易斯拐点已经来到”，是极不科学的，这是中央宏观调控和地方博弈以及危机综合作用的结果，一旦房价在短期内出现大幅度下落，势必危及中国金融体系甚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安全。房屋不是一般的消费品，而是耐久的资本品，房地产投机的实质是金融投机，根源是金融问题，故，调整金融政策是毕其功于一役的根本策略。（《何新：反主流经济学——主流经济学批判》，42）。近期，一些别有用心者叫嚣，国企严重垄断，应加快国企股份制改革，以提高其运作效率。其居心不外乎：通过股改，实现国有资产的私有和世袭。其中，不乏外资的操纵和炒作。绝不能让国有资产沦落在一小撮人手中，改革成果理应让全民共享。“自古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提振经济成为全球共识，中国经济保持持续健康发展，需要从全局长远角度出发，坚持“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