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新动向浅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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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加速演化，在保护手段、产业、对象、焦点、规则、国别格局、组织形态、不确定性、治理框架、后疫情特征等方面呈现出10大新动向，对我国参与全球经贸合作和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构成明显挑战。为此，宜将应对贸易保护主义新动向作为重要战略任务，推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建立完善宏观调控体系、政策扶持体系和国际宏观政策协调机制，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关键词：贸易保护主义；全球化；经贸规则

当今世界，贸易保护主义强势崛起。国际金融危机最严重的2009年，全球每出台一项贸易干预政策尚需17个小时，2020年竟缩短为3小时40分钟，贸易保护崛起之势可见一斑。放眼“十四五”时期，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将呈何种走势？对我国参与全球化模式构成何种影响？加强对这一问题的研判，对我国立足国内大循环，更好参与国际经济循环，构建新发展格局具有重要意义。

一、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新动向

当前，国际贸易保护主义在手段、产业、对象、焦点、规则、国别格局、组织形态、不确定性、治理框架、后疫情特征等方面表现出以下新动向。一是保护手段“四世同堂”交汇叠加。当前，历史上从未同时并存的保护主义1􀆰0－4􀆰0版意外地交汇碰头。1􀆰0版：关税、配额等“前WTO”壁垒。2017年以来美国“关税大棒”是其典型标志。2􀆰0版：检验检疫、环境、劳工、“两反一保”措施等WTO体系下的非关税壁垒（潘国轩，2021；唐宜红、张鹏杨，2020）。据联合国亚洲及太平洋经济社会委员会和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联合发布的《2019年亚太贸易和投资报告》测算，卫生和植物检疫要求等非关税壁垒的平均成本约为1􀆰4万亿美元，相当于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1􀆰6％。3􀆰0版：政府采购、知识产权、区域自贸浪潮等WTO“灰色区域”的保护壁垒。如拜登政府施政纲领计划推出4000亿美元的采购投资，重新推出2009年美国经济刺激法案中“购买美国货”条款。4􀆰0版：数字贸易、国有企业等“后WTO”保护主义。拜登政府多次指责我国所谓强制技术转让、侵犯知识产权、对互联网和数字经济审查等。四代保护手段交汇大大加剧了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烈度、隐蔽性和危害性。二是保护产业呈“边境政策侧重高科技、边境后政策明显分化”态势。从政策着力点看，保护主义在涉及商品、要素进出的边境政策和以国内政策与制度开放为主的边境后政策两个方面均有新表现。从边境政策看，除关税壁垒外，高科技领域保护主义加剧成为重要态势（张晓通、陈实，2021；崔庆波，2021）。2020年10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公布了《关键技术和新兴技术清单》，强化对量子计算、芯片、太空技术等领域的合作限制。同年11月，美国国会发布《如何应对中国的挑战：美国的技术竞争新战略》，提出“小院高墙”的科技防御新策略，对特定科技领域采取更为严格的出口管制、人员限制、投资审查。从边境后政策看，各国关注产业明显分化。从G20国家看，2020年1－10月出台的对贸易有不利影响的国内经济政策中，土耳其和墨西哥更侧重农业，其政策占比分别为25􀆰93％和18􀆰18％；印度、巴西、法国侧重制造业，其政策占比分别为53􀆰57％、42􀆰86％、40􀆰91％；美国、印尼、南非、俄罗斯、韩国、中国侧重服务业，政策占比分别为79􀆰73％、52􀆰17％、50％、46􀆰67％、46􀆰67％、40􀆰91％。三是货物贸易仍为“重灾区”但服务贸易保护主义猛增。2020年，全球共出台货物贸易保护措施281140条，增长42􀆰5％，占全部保护措施的57􀆰1％，份额较2016年的86􀆰6％明显下降，达到2009年有记录以来的最低值。服务贸易保护措施414条，较2020年翻了一倍，份额增至20􀆰7％，达到有记录以来的最高值。投资和人员流动的保护措施分别为25条和6条，占比1􀆰3％和0􀆰3％，维持在近年来的较低水平。四是意识形态和发展模式差异成为焦点难点。近年来，人权问题越来越成为保护主义的重要借口。2016年12月，美欧日在我国“入世”15年过渡期结束后拒不承认我国市场经济地位，并于2017年以来连续发表7轮联合声明攻击我国的发展模式。同时，大做涉港、涉疆、涉藏问题文章。2021年1月13日，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CBP）以所谓维吾尔“强迫劳动”问题为由，对来自新疆的棉花、番茄产品实施进口禁令。2021年3月1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向国会提交了美国总统拜登的《2021年贸易议程》，把解决中国新疆等地所谓“强迫劳动”和侵犯人权问题列为首要任务。五是规则竞争成为重要竞争领域。经贸规则是一把“刀子”，它是限制还是加剧保护主义全看握在谁手中。目前，保护主义者越来越频繁使用规则手段服务于自身利益，其表现有二。一是加紧在新领域布局保护主义条款。如在数字经济领域，美加墨协定、CPTPP以及欧盟的《一般数据保护条例》《非个人数据自由流动条例》率先对数字流动和电子商务进行谈判，在区域内部放松数据和信息流动限制的同时，对区域外国家树起保护壁垒，在数字本地化要求、数据跨境流动限制、强制公开源代码和加密密钥等领域，取得数字规则保护主义的先手棋。二是利用区域自贸协定等形式搞封闭化规则。最典型代表是美加墨协议中的“毒丸条款”，该条款将加剧贸易规则的圈层化、破碎化，其负面影响不容忽视。六是保护与开放的国别格局发生“南－北”易势。2020年以来，发展中国家成为拉动全球自由开放的主力。2020年初至2021年3月20日，巴西、阿根廷、印度、巴基斯坦包揽全球自由便利政策的前4位，前10名中发达国家仅美占据1席，与2009－2019年英、德、奥、西、荷、卢的6席形成鲜明对比。发达国家成为保护主义的主力，其中，美、英、德、法包揽全球贸易限制政策的前4位，发达国家在保护主义前10名中占据7位，而2009－2019年间发达国家在前4名中仅占2位、在前10名中仅占5位。“发达国家保守化”“发展中国家开放化”两个趋势并行不悖。另外，在国内补贴方面，2020年1－10月G20成员中补贴政策数量前6名为美、意、加、英、德、日等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的补贴普遍较少。七是组织形态呈多边主义影响力下降，双边和区域规则作用上升态势。以WTO为代表的多边主义影响力阶段性趋弱，区域化、双边化浪潮席卷全球。从区域化看，截至2021年3月，向WTO通报并正在实施的自贸协定总数已达553个，比2020年新增53个，该数字在2000年时仅为98个。从双边化趋势看，国家间的双边摩擦成为国际经贸关系的重要内容。如日韩半导体摩擦、欧美数字税摩擦、中美经贸摩擦等。受此影响，经贸关系受地缘政治等因素影响更深更大。八是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崛起为保护主义新壁垒。根据经济学人（EIU）智库数据，受中美贸易摩擦等因素影响，世界贸易不确定性指数在2018年二季度从5􀆰11的水平上急速攀升，2019年四季度升至174􀆰34的历史高点，远高于2000－2017年间1􀆰48的平均水平，美国所实施的高举关税大棒、发动贸易制裁等政策是导致这一结果的重要推手。该指数至2020年四季度虽已暂时回落到22􀆰3的中高水平，但不确定性指数再次攀升风险巨大，已经构成国际经贸合作的新壁垒。九是保护主义对现有全球治理框架的挑战不断加大。把保护主义纳入全球治理框架是1929年大萧条的最大教训，也是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最大经验。然而种种迹象表明，保护主义正在挑战以G20和WTO为代表的新老治理框架。一方面，以WTO为代表的传统多边治理框架影响力趋降，2020年底上诉机构停摆是其突出标志。另一方面，G20等新治理机制对保护主义约束力正在降低。2017年G20财长和央行行长会议首次未能纳入反对保护主义的内容。据统计，2020年1－10月，G20国家实施的贸易干预措施数量为1371项，其中对贸易造成切实危害的措施占比近80％，而2017年同期的贸易干预措施仅700项，其中对贸易造成切实危害的措施占比仅73％。十是疫情之下保护主义表现出新态势。新冠肺炎疫情对保护主义产生了重要冲击，主要包括两方面。一是推动疫情相关领域的货物贸易便利化。2019年10月至2020年5月全球推出363项贸易相关措施，其中71％与疫情相关；57％以上为疫情物资进出口便利化措施，如2月22日，巴西宣布暂时取消了对苯磺酸顺沙曲库铵等3种抗疫药物的进口关税。二是推高非疫情相关物资保护主义。据WTO统计，2019年10月至2020年5月，全球共出台了56项、估值高达4231亿美元商品额的贸易限制新措施，达到2012年以来的第三高。总之，保护主义在疫情影响下呈现出新的特征。

二、贸易保护主义新动向

对我国参与全球化构成严峻挑战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的崛起是全球经济增长复苏的重要阻碍，对世界各国均构成明显挑战。作为全球开放合作格局中的重要一环，我国参与经济全球化合作面临贸易保护主义的冲击，主要包括如下三个方面。一是贸易保护主义不断加剧对我国传统“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等全球化战略构成严峻挑战。随着贸易保护主义从1􀆰0版到4􀆰0版的综合影响，全球产业链、价值链“缩链”趋势加剧，我国20世纪80年代至今逾30年的“大进大出”的全球化战略面临严峻的外部环境，对我国稳定经济增长、对外贸易和利用外资等相关领域构成压力。二是各国经贸利益取向失序化对我国参与全球化立场、方式与路径构成明显冲击。从“南－北”轴线看，发展中成员利益诉求多样，巴西、韩国主动放弃WTO的发展中国家地位可见一斑。从“东－西”轴线看，意识形态和发展模式之争愈演愈烈。从“多边－区域－双边”轴线看，主要经济体纷纷弃多边而求双边和区域化，CPTPP、美加墨协定、欧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等大型FTA纷纷推出。这些动向对维护多边体制主渠道地位、保障发展中成员特殊与差别待遇等构成巨大挑战。三是经贸秩序调整给共建“一带一路”带来地缘经济冲击。当前，国际经贸秩序出现重大调整，美国联合欧盟、日本连续发表关于WTO改革和全球经贸规则重构的联合声明对华施压，力推“印太战略”向纵深发展，美英澳三边安全伙伴关系（AUKUS）、“五眼联盟”、美日印澳“四边机制”等不断建立和强化，地缘关系、盟友体系、单边制裁等对国际经贸合作的影响将达到“二战”结束以来的新高度，对共建“一带一路”的影响不容忽视。

三、应对建议

鉴于国际贸易保护主义给我国参与全球化带来的严峻挑战，建议把应对国际贸易保护主义作为重要战略任务，推动WTO和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改革，建立完善国内宏观调控体系、政策扶持体系和国际宏观政策协调机制。一是分类施策应对贸易保护主义的综合影响。推动构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更好应对国际政治经济局势新变化，更好适应和引导经济全球化进程。推动全球治理改革，维护以WTO为代表的多边贸易体制，发挥G20、金砖国家合作机制等治理平台作用，加强对关税、配额等违反WTO规则的保护主义的抵制。推动WTO改革，针对技术性壁垒、绿色壁垒以及政府采购等WTO规则模糊地带进行更具体、更准确的规定，纠正贸易救济措施滥用特别是反倾销调查中的“替代国”做法对正常国际贸易秩序产生的严重干扰，防止保护主义钻规则的“空子”。在数字经济等新领域“争先手”，加快参与经贸规则重构，营造对我国有利的规则环境。二是加快建立完善应对贸易保护主义的政策体系。加强宏观政策统筹协调，促进财政、货币、产业等宏观政策向保护主义影响大、重要性高的领域聚焦，形成宏观政策“一盘棋”。针对贸易保护主义严重冲击的货物贸易、服务贸易、科技合作等重点领域，根据国际通行规则，从市场主体、营商环境、产业链供应链扶持等方面加强定向支持，形成应对保护主义的政策合力。加强贸易反制裁立法工作，做好与国际法尤其是WTO改革的有效衔接，夯实应对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挑战的法治基础。三是加强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统筹应对贸易保护主义及相关涉外事务，建立负责国际宏观经济政策协调的高层次专门化机构。加强保护主义动向及影响研究，跟踪评估国际主要国家宏观决策进程及其对我国的影响，科学比选我方最优对策，提高决策科学性、前瞻性和可操作性。加强预期管理和舆论引导，科学引导国内外社会预期，以取得事半功倍的效果。

参考文献：

崔庆波􀆰新一轮贸易保护主义与中国区域贸易自由化策略［J］．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学报，2021（4）：76－90􀆰

潘国轩􀆰当前全球国际贸易保护的发展趋势分析［J］．全国流通经济，2021（11）：33－35􀆰唐宜红，

张鹏杨􀆰后疫情时代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发展趋势及中国应对策略［J］．国际贸易，2020（11）：4－10􀆰张晓通，

陈实􀆰百年变局下中美全球贸易治理的竞争与合作［J］．国际贸易，2021（10）：21－27􀆰

作者:原倩 单位: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对外经济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