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元贬值和日本亚太发展新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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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日本经济自90年代初资产泡沫崩溃以来长期萧条，由于货币政策作用甚微，扩张性财政政策效应也非常有限。在全球经济衰退的背景下，日本政府刺激经济的唯一手段便是使日元贬值，而这又同提高日元国际地位的政策目标完全背道而驰。在这种两难处境下，日本经济是否能如新上台的小泉政府所许诺的那样，在三年之内扭转局势成为举世瞩目的问题。下面详细分析一下当前日本的货币、汇率和财政政策及效果。
【摘要题】国别经济
一、引言
2001年12月中下旬，日元兑美元汇率在东京外汇市场上一路狂跌，并于12月25日跌至130.77日元兑换1美元，创下38个月以来的最低点，日元以这次大幅贬值引起了世界范围的关注，唯一可以肯定的是，这是一次政府主导型的货币贬值。综合两年来日元兑美元汇率的表现，我们发现，这次日元贬值不过是日元近期走势的一种延续，只是速度更快了一些。日元贬值引起了亚洲其他国家的恐慌，尤其是东亚和东南亚各国，这些国家大多在海外市场上与日本存在着直接竞争。各国纷纷表示对日元汇率给予密切关注，必要时本国货币将追随日元进行贬值，这更加大了亚洲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使亚洲再次成为国际经济领域的焦点。
货币贬值对经济增长的刺激作用是显而易见的，在控制得当的情况下，它能在不引发通货膨胀的前提下，扩大出口，促进国内投资增长，并使国内物价水平有所上升。一般情况下，各国为保持自身在国际社会的良好经济形象而不主张采取这种方式刺激经济增长，但有资料显示，进入20世纪90年代，日元兑美元汇率多次大幅度上涨或下跌。下面，我们利用经济计量模型对90年代日元汇率与各经济指标变动的关系进行分析，并结合日本政府近期的经济、外交活动，对此次日元大幅贬值做出合理的解释。
二、模型设计及相关分析
我们对各经济指标之间的关系进行分析时，不是要了解日元汇率变动对各国民经济指标变动的影响，而是要分析日元汇率变动在多大程度上是由于政府为控制或刺激这些国民经济指标的变动而引起的。即我们要找出日本政府制定日元汇率政策的主要原因。如表1所示，我们选取的国民经济指标有1990-1997年的日本GDP增长率，日本财政赤字与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关系，民间设备投资增长率，长期对外投资净值，出口、进口增长率，国际储备和中日贸易增长率等8项。
首先，计算国民经济指标数据与日元汇率之间的相关系数，讨论它们之间的相关性。结果显示，GDP增长率、进口贸易增长率等5项指标与日元汇率的相互系数较高，均在0.5左右，中日贸易增长率与日元汇率之间相互系数最高，达到0.6756。相反的是，日本贸易出口增长率、对外长期投资净值及民间设备投资增长率与日元汇率之间的相关系数只在0.2～0.4之间，并未显示出明显的相关性，但这并不说明日元汇率变动对日本贸易出口、民间投资、对外投资等项目没有明显的刺激作用。原因就在于我们选作统计分析数据的日元汇率是经过处理的日元年度平均兑美元汇率，期间必然存在汇率上涨和下跌对经济的影响相互抵销的部分。我们分析的结果体现的只是一种平均化的倾向。鉴于以上分析，我们在下面要进行的回归分析中将排除上述3个变量，而只选择剩下的5项，它们依次是：日本年度GDP增长、财政赤字占GDP的比例、进口贸易增长率、国际储备和中日贸易增长率。
表1
附图
注：①表中增长率为百分数，长期对外投资及国际储备为亿美元。
②数据来源《世界经济年鉴》1990-1998年版。
③1991年和1994年日元汇率为根据统计年鉴中相关数据推算而得，日元兑美元汇率为年度平均值。
④1996年1997年日本长期对外投资净值根据同期日元汇率折算而得。
⑤不同版本统计年鉴之间统计数据存在差异，选取值为最新版本中的数据。
在相关分析过程中我们发现，在选取的各国民经济指标间也存在着一定的相关性，个别指标间相关系数达到0.7以上，如果进行多元回归分析或类似方法可能产生多重共线性情况。所以，我们选取一元回归分析模型，对所选定的统计数据进行分析，建立模型如下：
Y=β[,0]i+β[,1]iX+μ,i=1……5
其中Y代表被解释变量——日元汇率变动，X则代表解释变量，即各个经济指标数值的变动，我们用SPSS统计软件对表1数据进行分析，结果是：
表2
经济指标X参数估计值标准差t检验值显著性sig值
常数105.7957.17714.7400
GDP增长率
参数3.22.5191.270.251
常数123.7426.85718.0470
财政赤字/GDP
参数-2.9471.513-1.9470.099
常数118.135.4521.6770
进口增长率
参数-0.8200.523-1.5660.168
常数124.43511.16411.1460
国际储备
参数-8.3110.007-1.1380.299
常数123.3608.63214.2920
中日贸易增长率
参数-0.9910.541-1.8330.141
统计结果显示，解释变量统计数据的标准差均处于一个相对较低的水平，表明我们选取的各统计数据是有一定代表性的，但从t检验值来看，各常数的估计值是有很强说服力的，而各项系数估计值的t检验均偏小，除财政赤字与GDP比值一项检验的显著性较为合理外，其它4项指标估计值的sig值均偏高。综合考察此模型的估计值的t检验值和显著性sig值，我们发现，日元汇率变动与上述表1所统计的8项国民经济指标之间的线性关系并不存在，也就是说日元汇率变动与上述各经济指标之间并无必然的联系，因此，单纯从经济因素考虑日本汇率政策是十分不全面的，我们必须努力寻找经济因素之外的原因对日元此次大幅贬值做出合理的解释。
三、日元大幅贬值对亚洲经济的影响
日本经济长期占据亚洲霸主地位，其国民生产总值占东亚地区经济总量的一半以上，它为整个亚洲，尤其是东亚地区其他国家提供大量资金、技术、设备和市场空间，已经成为亚洲国家经济全面增长和东亚国家合作发展不可或缺的推动力量。但此次的日元贬值却让人们看到了另一个日本。一方面，日元大幅贬值，极大地促进了日本产品对欧美国家的出口，夺取了大片原属于东亚、东南亚其他国家的海外市场。日元贬值提升了日本产品在海外市场上的价格竞争力，刺激了贸易出口的增长，使日本不断下降的对外贸易盈余大幅上涨。虽然如此，从2001年统计资料我们看到：日本全年贸易出口额仅占GDP总量的9%左右，出口的增长对GDP增长的贡献十分有限，而另外大幅增长的对外贸易盈余对于早在1997年就已近23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并无特殊意义。但对东南亚国家来讲，日元的大幅贬值却将对其对外贸易及经济增长给予沉重的打击。多年来，东南亚及东亚几国形成了与日本大致相同的产业结构，出口产品结构也十分类似，而且对日本市场也具有一定的依赖性。仅以韩国为例，韩国的电子产品、汽车、钢铁等产业的多个出口领域与日本同行存在着激烈的竞争，日元贬值无疑极大地增强了日本产品的价格竞争力，对韩国出口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据韩国有关部门统计：以往日元每贬值10%，韩国出口将减少27亿美元，占全年出口总额的9%，进口也将减少8亿美元。而事实上，自1999年12月份至今，日元兑换美元汇率下降幅度已超过28%，可以讲，日元贬值使得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东南亚国家的对外贸易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另一方面，此次日元大幅贬值极大地削弱了亚洲其他国家对外资的吸引力，加大了这些国家偿还外债的压力。据统计，日本之外的亚洲国家的外债以及外国直接投资中，有70%是来自于日本或是以日本为背景的。日元贬值导致大量本国资本留在国内寻找机会进行投资或投机活动，极大地减少了其他国家的外资来源。东亚、东南亚国家经济增长放缓，有的国家甚至政局动荡，已经失去了对外国资本的吸引力，进一步加大了这些国家吸引外国直接投资的难度。日元的大幅贬值使得经济增长本已放缓的亚洲经济又蒙上了一层阴影，也加大了各国领导人对本国货币汇率政策的思考，许多国家已经采取了行动。如果形势恶化，引起亚洲各国货币的竞争性贬值，一场新的亚洲经济灾难将会来临。
日元汇率对中国经济增长产生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对人民币汇率的稳定也产生了巨大的压力。中国政府及中央银行曾多次表示：为了保障亚洲经济及中国经济长期稳定地发展，中国政府承诺保持人民币汇率的稳定。日元的贬值意味着与美元保持相对稳定的人民币相对于日元的升值，也将对中国的贸易出口带来巨大的负面影响。
表3
经济指标年份199219931994199519961997
日元兑美元汇率124.73107.7999.5093.97109.10121.00
日本对中国出口增长率(%)30.6022.605.1017.40-0.20-0.50
日本对中国进口增长率(%)12.106.2030.3030.3012.803.70
注：①数据来源于《世界经济年鉴》1993-1999年版。
②数据之间存在差异的，以最新版为本。
③日元兑美元汇率为日元年度平均汇率。
从表3中我们可以看出：1994年日元虽然升值，但人民币汇率回调，使日元相对于人民币仍然是升值，中国对日出口增长由6.2%一跃而至30.3%。1996-1997年2年间，日元大幅贬值，中国对日本出口增长明显减速，虽然中国政府的经济发展政策已经转移到以扩大内需刺激经济增长为主，但贸易出口的增长仍然是国民经济增长不可或缺的推动力量。到目前为止，日本已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国之一，中国也已成为日本在亚洲的最大资金投放国。日元的大幅贬值，对中国产品出口以及吸引外国直接投资将产生影响，无疑给中国经济增长以及正常的对外经贸往来带来了巨大障碍，也对人民币币值的稳定造成了巨大压力。
正如日本央行行长速水优新讲的“单靠日元大幅贬值并不能使衰退的日本经济走出困境”。这次日元贬值并没有给日本经济带来巨大的好处，却极大地损害了日本经济的信誉，也使投资者和居民对日本经济及日元失去了信心，有可能加剧经济的衰退以及长期以来的通货紧缩状态。同时，日元的大幅贬值却使得亚洲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如同雪上加霜，产品出口严重受阻，货币汇率面临巨大的贬值压力，各国货币处于竞争性贬值的边缘。
从上面的回归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日元汇率变动与日本外汇储备似乎不存在任何联系。无论日元汇率如何剧烈振荡，日本外汇储备除个别年份外均呈大幅上升之势，如此巨额的外汇储备使得日本政府根本不是没有能力稳定日元汇率。这次日元大幅贬值完全是由日本官方主导的干预汇率的政府行为造成的。那么究竟为何日本政府要以邻为壑，采取这种损人利己的贬值政策呢？我们认为，日本政府诱导日元大幅贬值，其意图已超越单纯的刺激出口、挽救颓势的国民经济的范围，在它背后，隐藏着真正的日本亚太政治经济发展战略。
日本曾构想过在以日本为中心的亚洲，尤其是在东亚和东南亚，建立起完整的生产—市场—金融服务体系。希望在新、马、泰、印尼等国生产的汽车、家用电器等产品，在美国和中国销售，日本则充当金融资本、技术和服务的供应者，同时成为利润的吸纳者。企图在亚太地区建立起以日本为中心的经济体系，并进一步通过在日本建成联合国亚太总部，使日本逐步发展成为亚洲的政治、经济、外交的中心。如果这些构想能成为现实，日本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进程中将占据绝对的优势。日本在20世纪80年代就开始构想和实施其亚太战略，而东盟以其在亚洲独特的政治、经济地位成为日本亚太战略的核心，日本与东盟之间建立了广泛的经贸往来，二者贸易额是中国与东盟之间贸易额的4倍以上。日本通过技术、资本的输出，已将东盟融入其构想的“雁形经济体系”之中。而在1997年形成的“10+3东盟—中、日、韩领导人非正式会晤”，也称“10+3框架体系”只不过是日本与东盟既有的经济合作关系的扩展以及日本—东盟开放区域的延伸。
然而进入20世纪90年代，日本亚太战略的实施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阻力。日本曾是亚洲尤其是东亚地区资本和技术的重要提供者。但进入90年代，日本并未抓住世界性的产业结构调整的机遇，积极引导国内高新技术产业部门的发展，而仍以传统的制造、电子等行业为主导产业，从而使其失去了对技术要素活动方向的控制权。90年代中期，东亚、东南亚国家和地区经济的高速增长，使早期形成的“雁形梯次产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日本不再是亚太地区资本的唯一提供者，资本和技术可以不经过第2梯次而直接到达第3甚至第4梯次的国家和地区。另外，亚太区域生产—销售—金融服务体系也体现出极大的不完整性，在生产上许多国家和地区产业结构相似，产品出口结构趋同，加上本地区对产品吸纳能力十分有限，导致在销售上对外部市场产生很大的依赖性，许多国家和地区的产品和服务要在欧美国家市场上得到实现，这使得日本与东盟之间在发展经贸合作的同时，也形成了激烈的市场竞争。
日本国内产业结构的不合理、泡沫经济的破灭、金融体系的脆弱、官僚机构的腐败以及效率低下，导致日本经济长期处于低迷状态，加上欧美国家的竞争以及东亚地区产业调整等外界压力，日本已没有能力控制亚洲经济的发展方向。日本近期奉行的“亲美入亚”的亚太战略、日美贸易同盟以及与美国共同开发战区导弹防御系统的计划都遭到了一向反对美国霸权主义的亚洲各国的一致反对。这一切使得日本“美好的”亚太战略构想面临严峻的考验和巨大的阻力。
与此同时，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以及中国同以东盟为核心的亚洲其他各国之间经贸往来的日益频繁、经济关系的日趋密切，使得日本在自身陷入困境的同时，在亚太战略实施过程中又出现了一个强大的竞争对手。2001年中国提出成立的“中国—东盟经济合作专家组”提出的“在10年内建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议得到东盟各国领导人的一致认可，并且在WTO多哈会议召开的前4天，东盟领导人正式宣布启动该计划，“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准备工作全面开始。我们认为，在东亚经济一体化的长远目标下，先于在“10+3框架协议”下成立东亚自由贸易区，而在“10+1框架协议体系”下建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是极具战略意义的。它表明在东亚经济一体化的道路上，中国已经走在了日本的前面。2001年统计数据显示，中国已经取代日本成为东盟地区最大的投资国。在东盟对外贸易额日益递减的情况下，东盟与中国的贸易往来却在逐年上涨。双方领导人一致认为，随着中国—东盟经济贸易往来日益频繁，关系日益密切，双方有必要进一步相互提供便利，促进商品、技术、资金和信息的通畅。中国加入WTO之后，将为中国与东盟的进一步合作与共同发展带来新的、更大的机遇。这与日本近年来的表现形成鲜明的对比，也引起了日本政府的高度重视。
日本亚太战略的一个重要砝码就是提升日元的国际地位，使其逐步成为亚洲的核心货币或亚元的代名词，进而成为世界货币的一部分。事实上，日本政府早已开始了这一战略的实施，但实施期间由于欧洲各国及美国的反对而被迫搁浅。伴随着亚洲各国对1997年金融危机的反思以及对欧元诞生的思考，日本又一次将日元国际化提上日程，并多次暗示，日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将与美元、欧元占据同等重要的位置。日本认为，世纪之交，国际货币体系又处于十字路口。21世纪的国际货币体系是采用以美元和欧元为核心的“两极体系”，还是再加上日元形成“三极货币体系”还未成定数，值此关键时刻，加紧推进日元国际化、谋求建立3种货币的鼎立局面的国际货币体系，已经成为日本亚太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几年来日本经济持续低迷，出口、投资、消费均有不同程度的降低，已严重阻碍了日本日元战略的实施进程。
虽然如此，我们看到，日本似乎一直在利用其经济实力来强迫人们接受日元，日元国际化更像一种政治上的妥协而非经济贸易便利的需要。博弈均衡理论认为，区域货币或货币区的形成作为一个“合作均衡”，它一定是各当事国经历一次又一次的“纳什均衡”，支付了相应的政策损失之后自然选择的结果，没有理由为了特定目的在一个没有冲突和政策矛盾的国际经济环境中制造出一个“区域货币”或“货币区”出来。这更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日本政府百般努力，付出巨大代价，而日元仍旧没有成为亚洲货币的真正原因。虽然这其中有亚洲各国对强势货币的认同和接受以及各国的“民族情结”的影响，但更重要的这是由亚洲的整体经济环境决定的。亚洲国家绝大多数处于经济发展阶段，一个国家要保持国民经济持续稳定发展，必须有充足的货币供给，这就要求各国保持经常性的贸易盈余，这直接导致各国制定了几乎相同的“重商主义”经济发展政策，日本也不例外。而重商主义强调各国家之间的竞争，以获得稀缺的国际硬通货，而区域货币或货币区的形成则要求国家间的合作，它是以各国之间相互的贸易依赖与互补为前提的。几十年形成的亚洲产业结构使得各国之间很少存在互补性的贸易往来，结果不但形成不了独立的区域货币或货币区，而且还使本地区经济对美元产生了很大的依赖。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与日本的做法相反，中国政府则一直着重于培养人民币的强势货币形象，更注重于亚洲经济的整体发展，中国低成本的普通机械产品、家用电器、纺织产品及部分农产品与东盟各国、亚洲其他国家如韩国、日本等国的电子产品、汽车及高端机械设备，精密仪器等形成明显的贸易互补性，相关统计数据显示，在中国与东盟各国的贸易往来中，有50%以上的产品具有互补性。中国政策制定的经济发展政策在“10+1框架协议”体系中也与其他国家的重商主义政策明显不同。中国在与东盟的贸易中存在巨大的贸易逆差，并自1993年以来这个数字在不断扩大。中国与东盟及亚洲其他国家的经贸往来日益密切，中国在亚洲经济发展中的作用也日益明显，中国政府对人民币不贬值的承诺以及中国经济增长的强劲走势为人民币塑造了一个强势货币的形象。此时的日本忧心忡忡，担心随着中国经济与国际经济体系的逐渐融合，人民币汇率放开并在资本项目下可自由兑换，人民币将被广大亚洲国家所接受，并最终取代日元的国际地位，成为亚洲的核心货币。届时，日本的亚太战略将不得不宣告破产。
五、结论
日本经济长期衰退，振兴乏术，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却在高速增长，并由此制造出人民币的强势形象，中国—东盟10+1框架协议体系的形成以及中国抛开韩国、日本单方面与东盟启动“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准备工作，直接威胁到日本亚洲经济霸主的构想，也使得日本成为亚太地区政治、经济、外交中心的战略实施受到极大挑战，日本此时采取诱导日元大幅贬值的政策正如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克鲁格曼(Crugman)教授等人认为的：日本经济几年内将持续恶化，像以前一样半死不活已不可能，为了避免这场灾难，唯一的办法就是爆发信心危机，日本政府必须放松货币政策，并容忍随之而来的货币贬值，而这必然会给区域经济带来巨大的伤害。至此，日元大幅贬值的战略意图已十分明显：日本诱导日元大幅贬值表面上为的是刺激出口与投资的增长，实际上却是希望通过日元的大幅贬值，造成亚洲金融货币体系的混乱，干扰中国与东盟及亚洲其他国家之间正常的经贸往来，降低本地区的其他国家投资与贸易增长的活力，并对人民币及其它亚洲货币形成巨大贬值压力，进一步遏制中国产品出口及经济的快速增长，削弱中国对外投资能力以及其在亚洲日益提高的经济地位，减少人民币可能对日元国际地位产生的冲击，与此同时，为日本经济的全面恢复争取必要的时间，以便将来能重新制定和实施其新的亚太政治经济发展战略。
收稿日期：2002-0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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