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流微观经济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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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在国内的经济学教学和经济研究工作中，学习和使用西方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已经成为风气。这为我们研究实际经济问题提供了一些有益的分析工具，对于提高我国经济学界的学术水平也很有好处。但是在这样一股持续性的学习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潮流中，也夹杂着一种有害的偏向，那就是把主流微观经济理论中的各种理论原理都当成了可以简单地使用于一切环境之下的信条，许多人已经把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视为不容质疑的新正统。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很有必要清楚地认识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缺陷，以免受误导而错误地滥用这些理论。

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性质和用途

谈到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缺陷，实际上就是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我们究竟能从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中学到什么。

要正确地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先要明白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不能教给我们什么，还要明白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在什么范围内可以是正确的。搞清了这些问题，就等于搞清了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性质和用途。

中国的经济学人常常是急功近利的，许多人都想在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中找到有关最好的经济体制和经济政策的结论。由于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都是外国人阐发的，这样一种追求等于认定，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教给了我们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是最优的经济体制和经济政策。可是在实际上，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不能告诉我们这样的经济体制和经济政策。我在《混乱的经济学》一书中已经详尽地说明，这样的经济体制和经济政策是不存在的（左大培，2002，特别是第五章和第二章）。而精通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大师们自己也清楚，他们的理论绝不能论证诸如“在任何地方都应当实行自由交易的市场经济”之类的“政策指南”的正确性，因为微观经济学的标准教科书都承认，在存在着外部性和公共物品的地方，自由交易的市场经济很可能是低效率的。

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也不能告诉我们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都普遍适用的“经济规律”。恰恰是当代主流微观经济理论本身的分析说明了它的每一条理论原理的局限性，说明了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经济理论，因为当代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每一条原理都是在一系列严格界定的前提下论证出来的。谁都知道，“价格上升供给就会增加”之类的规律，只有在竞争性的市场经济中才能成立。萨缪尔逊曾经说，经济学中真正到处都成立的是比较优势规律。可是英国在18世纪的棉布贸易问题上就没有遵循比较优势规律——按照这个规律，英国本来不应当生产棉布，而应当从印度进口棉布。违反了这个规律的英国不但发动了产业革命，而且上升成了世界第一经济强国（左大培，2002，第七章）。

那么，主流微观经济理论到底在什么范围内还可以是正确的？回答是：到处都正确，又到处都不正确。

这里的关键在于，主流微观经济理论向我们提供的任何可靠的东西，都只不过是一些“模型”，是在这些模型内部存在的必然的条件联系。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用这些模型告诉我们，在哪一套假设的前提（“条件”）下，会出现什么样的经济后果，这些经济后果都是人的经济行为的产物。条件与经济后果之间的联系有着逻辑上的必然性，这种逻辑必然性产生于从假设条件出发所作的演绎推理。

自经济学这门学科在西方产生以来，经济学家们就对这门学科的性质和研究方法进行了无尽无休的讨论。这种讨论伴随着经济理论本身的研究进程，导致了经济学的主流、特别是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越来越走上依据给定前提进行演绎推理的道路。20世纪30年代的一些经济学中的思想家，如米塞斯和罗宾斯等人，恰当地总结了新古典经济学的性质，强调经济学的重要原理都是从假设中演绎出来的。只不过这一代的新古典经济学方法论者还充满了自信，坚持说作为演绎前提的那些假设都是不可质疑的公理，它们来自于人们内心的自省。根据这种康德先验论式的观点，米塞斯甚至称经济学的理论原理为“先验的理论”或“先验的定理”（Mises，1976）。而他和罗宾斯那一代人所讨论的“经济理论原理”，其实就是当代的主流微观经济理论。

对于西方经济学、特别是主流微观经济理论在方法论上的演变和发展，国内学者如胡乐明等人近年来也曾作过系统的论述（程恩富、胡乐明，2002，中篇）。

当代的主流微观经济理论家已经没有了米塞斯那一代人的自信。他们虽然将从前提中进行演绎推理的分析方法发挥到极致，使其更加严格和系统化，却不再坚持演绎的前提是内省而来的不证自明的公理。当代的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性质更象米塞斯的同时代人、德国经济学家瓦尔特·欧肯所定义的“理论”：它包含着对可能的条件状况之间的必然联系的一般适用的陈述。在欧肯看来，理论就象力学上的自由落体定律那样，必须是必然的、假设性的；所谓假设性，是指理论只包括假言判断，具有“如果……，那么……”的陈述形式：“如果某物体自由下落，那么其降落速度必定为V=g·t”（Eucken，1954，S.29-30）。

明白了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这种性质，我们就可以断定它在哪里正确，在哪里不正确：在实际情况正好合乎假定的条件的地方，相应的经济理论必定是正确的；在实际情况不合乎假定条件的地方，从这种前提条件推导出来的理论常常是不“正确”的——更严格地说，是不适用的、没有现实意义的。

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致命弱点，主要还不在于它的理论结论受预设的假设条件（演绎的前提）限制，而在于它的这些演绎前提往往是极其脱离现实实际的。用前边欧肯所说的自由落体定律为例：只有当一个物体真是在“自由降落”时，它的下降速度才是V=g·t。但是在现实生活中，物体完全自由下降的情况是很难见到的——空气的阻力就会降低物体的降落速度，而如果物体是在水中下降，则自由落体定律对说明它的降落速度几乎就没有什么用。而主流微观经济理论所预设的假定条件，比自由落体定律的假设前提离现实要远得多。

当今的主流微观经济理论一直有一个非常统一的研究范式，这就是分析个体最优化决策下的供求均衡。为了在其分析中贯彻这一研究范式，它必须在对每一个理论原理的论证中、在每一个“模型”中都假设完全的理性、给定的企业可使用技术、给定的个人偏好，甚至假定每个人都知道并愿意实施那唯一的均衡行为。在至今为止最受偏爱的理论模型中，还附加了诸如完全信息、未来确定、不同企业有完全相同的技术和潜能等假设。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描述的其实是在这样一组给定的抽象条件下的理想状态，这是它的一切弱点的主要来源。

认真的观察和思考会告诉我们，上述那些假设条件几乎处处都不合乎实际情况，这就使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到处都丧失解释力。正是由于意识到了这些不合实际的假设妨碍了自己的解释能力，主流的微观经济学家们近年来自己在作出种种努力以放弃某些脱离实际的假设。这就出现了有关不完全信息和不确定条件下的理性经济行为的研究。甚至对完全理性这样的假设前提，也出现了修改它的努力。这就导致了行为经济学和实验经济学的研究，这种研究最近还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但是尽管如此，微观经济学的主流仍然沉浸在我们前边所说的那一套不合乎实际的假设中，它的理论原理几乎全都是根据这一套假设前提推导出来的。

多年以来，笔者都是主流微观经济学的一个诚实的研究者。我承认主流的微观经济学也是一门科学，承认主流微观经济学对真理的要求权，只不过我总要附加一句：它只在它假设的那些条件的范围内，也就是在一个脱离实际的幻想的范围内，是确凿无误的真理；而在现实世界中，滥用它的理论原理往往会导致20世纪30年代西方国家的大萧条和90年代东欧国家的贫困化那样的经济灾难。

脱离实际的假设前提

既然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分析前提往往是不符合实际的，从这样的前提推导出来的理论原理就不可能完全正确地解释实际的经济生活。我在研究许多实际经济问题时都碰到了这样的问题：为了恰当地说明实际经济生活中的许多现象，我不得不在分析中提出与主流微观经济学不同的假定前提条件，这些前提条件更合乎实际，而根据它们得出的结论却与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原理相冲突。根据这样的分析，我们会看到一个与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所描绘的不同的世界。我之所以这样作，不是为了出语惊人，而是这样的分析所得出的是一个更接近实际的世界。

但是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拥护者却对他们的不合乎实际的理论分析前提泰然处之。在他们看来，分析前提的脱离实际并不是一种理论的重大缺点。早在20世纪50年代，弗里德曼就在一篇有关经济学方法论的论文中以一种工具主义的说法来为不合乎现实的假设前提辩护。在他看来，经济学的假设从来就不现实，理论的有效性与假设的现实性无关；理论的有效性应由其对所解释的现象的预测能力来判断。

 我们可以用使弗里德曼赢得了声誉的有关菲利普斯曲线的争论来解释弗里德曼的论点：在弗里德曼看来，一个理论是否有效，取决于它能否根据现在的信息正确地预测菲利普斯曲线未来的行为（诸如在多高的名义工资增长率下会出现多高的失业率），而不取决于它的假设是否合乎现实的实际。按照这种说法，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假设前提不合乎实际似乎就有了充足的理由。

由此就产生了为主流微观经济理论辩护的种种说法。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很大一部分主要原理是关于个体的最优化行为的。为了在给定的环境下实现这种最优化，需要进行复杂而困难的计算。现实当中的普通人当然不可能进行这样的计算，而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却宣称它说明的正是这些普通人的行为。这当然使它受到了不合乎实际的指责。但是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拥护者们却辩解说，鸟儿并不懂得空气动力学，但是它的飞行却完全合乎空气动力学的原理；现实中的个人虽然不会进行最优化的数学计算，但是他们的经济行为却“似乎就象（asif）”他们懂得并按最优化计算行事一样。这样，只要人们的行为与理论原理的结论一样，我们就可以把现实的状况视为“似乎就象”理论上的假设前提所说的那样，从而不必再顾虑理论分析的前提不合乎实际。

初听起来这些辩解似乎很有道理。不过，这些辩解要想成立，就必须满足一个很严格的条件：个人的经济行为、他对外界环境的反应必须真象主流微观经济理论所预言的那样；至少整个经济生活中各个方面现象之间的关联必须真的符合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预言，否则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不可能有足够的预测能力。而这个条件在不现实的假设之下是很难得到满足的。不合乎实际的假设所带来的最大问题，就是它使整个经济生活中各方面现象之间的关联不可能完全合乎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预言，而且理论预言和现象关联之间的这种不相吻合很可能就发生在我们的研究所关注的问题上。

还以弗里德曼有关菲利普斯曲线的论述为例。弗里德曼为人称道的主要功绩之一，是推翻了原始的菲利普斯曲线中的失业率与名义工资增长率之间的替换关系，论证了长期中不存在这种关系。一般人注意的都是，弗里德曼强调工人计较的是实际工资，强调预期的作用，强调预期的通货膨胀率最终必须随实际通货膨胀率而调整。但是实际上，弗里德曼在论证长期中不存在失业率与名义工资增长率之间的替换关系时，还假设了劳动市场的一种特殊运行状况，而这种运行状况绝不是主流微观经济理论所认定的均衡的劳动市场。

市场供求均衡不仅是主流微观经济理论分析的核心问题，也不仅是它的研究范式，而且实际上是它看待整个经济生活的基本假设。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几乎每个模型其实都暗中假定每个经济当事人都知道并愿意实施那唯一的均衡行为。而对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这一均衡理念的最大挑战就是劳动市场上的大量失业：大量失业的存在、特别是失业率的显著波动证明了劳动市场没有处于均衡状态。而原始菲利普斯曲线所描述的失业率与名义工资增长率之间的替换关系，实际上是以劳动市场不均衡为前提条件的。

尽管弗里德曼认为长期中不存在失业率与名义工资增长率之间的替换关系，但是他并不否认短期中这种替换关系的存在。这样，他实际上就承认了劳动市场经常处于不均衡之下。不过，弗里德曼坚信长期中任何市场都会均衡。为了使劳动市场上始终存在的大量失业与均衡概念相容，他提出了“自然失业率”概念，把它定义为劳动市场均衡状态下的失业率，并利用这个概念来否认长期中失业率与名义工资增长率之间的替换关系。可是尽管如此，在论证长期持续的通货膨胀会使短期菲利普斯曲线向上移动时，他使用的论据却是：预期通货膨胀加速会使工人在工资谈判中要求名义工资加速上升，从而使名义工资上升速度加快。严格的数量化分析会证明，在这里，弗里德曼实际上假定了劳动市场上的名义工资是由供给方决定的，而不是由供求均衡的工资水平决定的，这样决定的工资才能容许失业率的波动。这也就是说，弗里德曼之所以能对短期和长期菲利普斯曲线之间的关系作出正确的预言，靠的是使用合乎实际的非均衡劳动市场模型，而不是使用不合乎实际的均衡劳动市场模型。

弗里德曼关于就业和产量波动的思想以后又经过了两论的发展，一代是以卢卡斯为代表的理性预期学派，另一代则是所谓的实际经济周期理论。这两代经济理论对就业和产量波动的解释很不同：理性预期学派把它归结于预期通货膨胀率和实际通货膨胀率之间差别的变动，实际经济周期理论则把它归因于技术和实际财政开支等“实际”因素的冲击。但是这两代经济波动理论都在同一点上完全回归到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上：它们都坚持“市场出清”的理论模型，把劳动市场看作始终是供求均衡的，从而名义工资总是会使劳动供给等于其需求。

不管理性预期学派和实际经济周期学派在解释产量和就业的波动上取得了多大的成就，它们的理论模型在对现实的解释力上都有一个根本的缺陷：它们不能解释失业特别是失业率的波动。它们解释的只是劳动供给和就业的波动，至多解释的是实际劳动投入的波动；但是这显然不能与失业和失业率的波动划等号，失业率的上升既可能与劳动供给增加同时发生，也可能与就业的增加同时发生。而且在这两种模型所假设的那种均衡的劳动市场下，失业、至少是失业率应当不会发生明显的波动。这样，这两种解释产量和就业波动的模型并不能解释失业的波动。而在解释和预测能力上的这种根本缺陷，显然是由于这两种模型预先作了劳动市场始终是供求均衡的这种不合乎实际的假设。

理性预期学派和实际经济周期学派在解释失业率波动上的无用性是一个最明白无误的证明，说明严重违反实际的假设会破坏理论的预测能力，脱离实际的假设不可能产生一个有完美预测能力的理论。

其实弗里德曼以预测能力来衡量理论有效性的标准也完全可以拿来为中医的理论辩护：中医以阴阳五行学说为基础的理论范式虽然对人体作了不合乎实际的假设，但是只要它有足够的预测能力，就应当把它视为一个有效的理论。但是实际上，中医的阴阳五行理论由于对人体的性质作了不合乎实际的假设，它就不可能对人类的健康和疾病状况作足够有效的预测。

主流理论的预言与实际状况的差距

我们可以从演绎前提如何脱离实际上来说明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预言为什么与现实的状况之间有那么大的差距。

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基本研究范式是分析个体最优化决策下的供求均衡。要使这种理论分析合乎经济生活中的实际，现实生活中的人就不仅必须具有完全的理性—完全的计算能力，而且必须知道并愿意实施那唯一的均衡策略，并且他必须预期到别人也是这样。

不仅如此，这种个体最优化决策下的供求均衡分析要想得出确定的结论，还必须假设个人的偏好和企业可以使用的技术对于人们的经济行为来说是外生给定的。本来许多有见识的经济学家早已指出了个人的偏好会如何受他人消费、受市场状况影响，这表现在以流行的消费为好的“随大流效应”、以与众不同为好的“snobeffect”、以消费高价物品为幸福的“凡勃伦效应”等等。但是如果这些效应很严重，个人的偏好和市场的需求函数就难以确定，以个人满足最大化为基础的静态均衡要么可能不存在，要么可能极难认定和达到。这就使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不能不几乎完全漠视个人偏好之间的相互影响、个人效用之间的互动以致情绪上的相互影响等等，从而也就不能不漠视当代经济中的许多重大特点——通过广告来影响销售、市场上和社会中的情绪因素对股市的作用等等。

同样的考虑还导致主流微观经济理论在生产上假定了外生于经济行为的生产技术可能性—生产函数，从而忽视进入和退出一个行业的实质成本——学习效应一类的东西。学习效应指出生产的效率随历史上累积产量的增加而提高，但是累积产量的增加也会使生产效率提高的速度递减。这种学习效应其实时时处处都存在，它表明新的生产者往往有提高生产效率的最大潜力。但是学习效应给静态均衡分析带来了巨大的难题：由于学习效应的作用，生产率和生产函数受生产行为本身影响，而在主流的静态均衡分析中，生产行为本来是在生产函数制约下的企业最优决策的产物。这样，由于学习效应的作用，主流微观经济理论所偏爱的那种唯一的静态均衡几乎是无法存在也无法找到的，未来的均衡状况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那之前的动态演化路径。正因为如此，主流的微观经济分析在其理论模型中几乎从来就不给学习效应一类的东西留下任何空间。

正是这种生产函数上的非现实假设严重损害了主流经济学的解释力。按照主流的国际贸易理论，能够按照比较优势安排进出口结构的国家应当经济效率最高，而这里所说的比较优势，是按照当下给定的生产效率来确定的。根据这样的假设，主流的国际贸易理论证明了完全的自由贸易能使一国达到最高的经济效率。但是一旦考虑到学习效应，考虑到学习效应会使一国通过生产现在生产效率相对较低的产品而很快提高其生产效率，保护关税等促进幼稚产业发展的保护主义措施就可能有利于提高一国的经济效率。这已被历史的事实所证实：当今的那些大的发达国家在其制造业严重落后于其它国家时都靠贸易保护主义措施发展幼稚产业，这方面19世纪的美国更是一个典型（左大培，2002，第7章）。以主流微观经济分析为基础的传统国际贸易理论无法说明美国的崛起，这是不现实的假设导致理论丧失解释力和预测力的又一个证明。

实际上，给主流微观经济理论带来最大伤害的不现实的假设还不是这些。假定一切人都遵守自愿交易的市场规则、起码是遵守法律，假定经济当事人都具有完全的理性，才对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解释力造成了最大的损害。

现实当中的人往往要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机会，包括不那么合乎自愿交易的市场规则、甚至不那么合乎法律的作法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本是人人都能看到的市场现象。据说洛克菲勒早年曾指使人使用炸药包来对付不听自己话的竞争者；就是在今日美国的“法制社会”中，公司之间的经济斗争也往往采取不那么依靠市场的办法：有的公司从别的公司挖人以夺走其采购和销售网络，别的公司则以诉诸法庭作为回敬；你以捆绑销售来垄断市场，我则以反垄断诉讼来打击你。但是在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中几乎看不到对这些现象的分析。其结果是当前苏联在还没有建立市场经济秩序的条件下搬用美国的经济政策时，繁盛的黑手党活动使整个经济陷入一团混乱。对此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几乎作不出什么象样的预测。

由于不能容许出现不合市场交换规则的行为，而且由于只注意交换下的市场均衡，并且实际上把平等的交换当成必定均衡的，市场经济中最普通的现象——资本雇佣劳动、资本在企业中统治劳动竟成了主流微观经济理论一直解释不了的尖端难题。其实资本雇佣劳动本身就是对可能违反市场交易规则的作法的一种事前防范，它只有在普遍存在故意违约的可能性的环境下才可以理解。

完全理性的假定是主流微观经济理论最重要的分析前提。但是在数量化的分析中，完全的理性相当于完全的计算能力，而现实生活中的人不可能具有这种能力。在现实生活中，计算的能力和精力是一种稀缺的资源，甚至可能是人类社会中最宝贵的资源。可是在完全理性的假设下，计算能力上的资源稀缺性根本就不存在。于是人人的行为都被描写成在预见力上超过了未卦先知的诸葛亮。

在这种假定之下发展起来的经典博弈论，典型地暴露了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思维方式：它描述的博弈就象是这样一盘棋——下棋的双方都永远不会犯任何错误，每一步都实施的是最优策略。而在实际上，任何懂得棋艺的人都会说，这样的一盘最优对弈的棋可能至今也没有下出来。现实中的对弈者不可能每一步都走得最优，这决定了每一盘棋都与完全理性的棋局有相当的差距。

仔细的观察会告诉我们，现实生活中的人往往连自己的钱是如何花出去的都不能完全说清。用微观经济学的语言说，他们常常并不很清楚自己的“预算约束”到底在哪。在这种情况下，连在消费行为上使用完全理性假设都会将理论分析导入歧途。

与完全理性假定相联系的是主流微观经济理论通常假定了同质的企业，甚至假定经济当事人也都是同质的。由于假定了企业都是同质的，主流微观经济理论在论证一种处于完全竞争市场上的产品的供给曲线时，只能以单个企业的边际成本曲线来说明这种供给曲线为何向上倾斜。其实熟悉市场情况的人都知道，价格高时供给量之所以大，往往是因为一种产品价格高时许多效率较低、成本较高的企业也进入该产品的生产，而价格低时这些企业退出该产品生产又导致其供给下降。而由于假定了当事人的同质性，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竟不能指出许多人在一起工作的企业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这样的企业可以通过有在市场中经营的才能的人与没有这种才能的人之间的分工而优化资源配置。

同质企业的假设使主流微观经济理论对实际的市场经济中最不令人愉快的一面完全闭口不谈：在现实的市场经济中，往往是优势的企业、优势的人挤垮劣势的企业、劣势的人。这种同质企业的假设还使经济理论家们对有市场竞争优势的外资企业进入本国丧失了警觉，以致以漠不关心的态度客观上助长了外资企业垄断中国经济的行为。

显然，如果现实中的人都象主流微观经济理论假设的那样具有完全理性并且遵守市场交易规则，市场经济中的企业和个人破产将会少得多，企业和个人的亏损和财产损失将会消失。在竞争中被排挤出局的人，不过是其财富的回报少了一点，而一般不会血本无归。但是我们在现实的市场经济运行中看到的，往往是企业和个人之间你死我活的斗争，是企业的破产和巨额亏损，是个人财产的巨大损失。在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中看不到这些现象，是因为这种理论假设了不合乎实际的前提，漠视了个人理性的不完全、人们在理性程度上的巨大差别和现实中处处存在的不遵守市场交易规则的行为。

一般来说，人们在理性程度上的巨大差别和大量不遵守市场交易规则的行为会大大加剧市场经济中的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由于在假设前提中就排除了这些因素，它就不能完整地解释市场经济中的收入分配和财富分配状况，不能完全说明现实的收入和财富分配不平等程度为何如此之大。这就使对分配不平等问题的理论解释成了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最大弱点之一，其根源在于它的均衡分析根本无法解释社会中的两极分化。

主流微观经济理论最终关注的是市场经济中的均衡状态。但是要达到均衡，不仅当事人要有完全的理性并遵守市场交易规则，而且他要知道并愿意实施那唯一的均衡策略，并且他必须预期到别人也是这样。这就等于要求人人都有充分理性的预期，并且在这个预期下实行那唯一的纳什均衡战略。但是对现实经济生活的观察会告诉我们，社会上的绝大多数人不会如此行动。

正如市场有效性假说证明的那样，理性预期的假设等价于完全没有套利机会。但是对没有套利机会的论证本身就会导致一个悖论。主流微观经济学家们论证说，如果有套利机会存在，那么人人都会利用它去牟利，结果就会使套利的机会不再存在。这种论证，等于假设了人人都会努力去发现和利用套利的机会。但是如果人人都坚信市场有效性假说从而认为不会有套利机会存在，他们又怎能有动力去发现和利用套利的机会呢？显然那时将存在很大的套利机会。这个简单的悖论告诉我们，没有套利机会的前提是至少有许多人在搜寻并利用套利机会；没有追求套利机会的努力存在，经济生活中将不存在均衡。

与此相关的是，只关注完全理性选择下的均衡行为导致了经济理论家在预言股市走势上的无能。笔者本人就是一例。由于偏重理论，对股市上的炒作不感兴趣，笔者从来就不能在中国股市的短期动态上发表任何意见。基于我对均衡状态的分析，我不仅认为热衷于炒卖股票的人是在拿钱瞎胡闹，而且认为中国股市的总市值多半都过高。我经常为股市的过热而担忧，早早就预言这种过高的股票价格早晚要崩溃。股票市场的事实最终也都证明了我的这些预言。但是现在我却要根据我这些年观察股市的经验承认：作为对股民的忠告，我那样的均衡分析自有其益处，因为偏离基本面的股市行情不可能不下挫；但是最为一个实证的说明，作为说明大多数股民实际上是如何行动的实证模型，这种均衡分析却是完全失败的，因为我根本不能根据这种模型来预言明天的股价会多高。在近年的中国股市上，追涨杀跌是最普遍的行为，有人根据分形理论甚至测算出，股价上涨导致股价进一步上涨的作用可以延续将近一年。就是在美国，这种正反馈的动态也可以延续一天左右。而这样的正反馈行为完全违反了均衡分析的预言。

其实我在论证股价出现泡沫的股市早晚会崩溃时，依据的也不是对最优化的均衡行为的分析，而是其它的一些论据，如资金流量的限制等等。这种论证类似于以自然选择来说明人们的经济行为。著名的企业经济学家泰勒尔曾经引用谢勒尔的话说：当必须回答企业为什么要最大化其利润时，经济学家就诉诸他们武库中的最后武器——达尔文自然选择理论的变种。从长期看，市场经济中的企业要生存，其利润就必须是非负的（Tirole，1988，绪论）。这其实也是对最优化行为的最有力的论证：市场经济中的生存竞争逼迫人们选择最优化行为，可以把最优化行为看作是自然选择的结果。但是这种论据并不能抹煞大量的、甚至是占绝大多数的非最优化的行为的存在。主流微观经济理论忽略这些非最优化的行为是极其有害的。其所以有害，不仅是由于这样它就不能说明实际的经济运行，而它总是宣称它说明了实际；而且是由于针对他人的非最优化行为的最优战略，一般将不同于他人行为最优化时的最优战略。这就是为什么坚信“可错性”的索罗斯能靠投机而暴富的原因。主流微观经济理论只关注最优化的均衡行为的分析结构导致它忽略了社会中每日都在进行的自然选择。

当代博弈论的分析表明，要使最优化的行为达到均衡，需要的信息和计算远非任何个人所能承担。为了避开这个难题而保留个体最优化下的均衡模式，主流微观经济理论不得不死死抓住完全竞争的市场价格机制。在它定义的完全竞争市场中，单个的企业和买者都不能影响物品的价格，而只能把它看作是外生给定的。这种给定的价格极大地节约了最优化决策所需要的信息量和计算任务。而以根据给定的价格所作的最优化行为作基础，主流微观经济理论才能证明，完全竞争能够保证达到帕累托最优的资源配置，完全竞争在资源配置效率上优于其它的制度形式。

但是这样一种分析框架使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陷入了另一个难题：它必须说明，完全竞争条件下的物品价格是如何形成、如何决定的。它从来就没有从个体最优化的理性行为这个层次上说明，完全竞争市场中的价格到底是如何形成的。它把问题简单地从个体推给那个神秘的概念——“市场”，说任何单个的企业和消费者都不能独自影响完全竞争的物品价格，完全竞争条件下的物品价格完全是由“市场”决定的，归根结底是由“市场”上的“均衡价格”决定的。至于个体最优化的理性经济行为如何参与决定物品价格，如何在“市场”决定价格的过程中起作用，它只好闭口不谈。

由于不能从个体最优化的理性行为出发来说明完全竞争市场上的价格如何决定，主流微观经济理论当然也不能从个体最优化的理性行为出发来说明市场价格的调整过程。正如瓦里安（HalR.Varian）在其著名的微观经济学教科书《微观经济分析》中所说的：这里“最大也是最基本的问题，就是存在于竞争思想和价格调整之间的悖论：若所有当事人将市场价格视为给定并在其控制之外，那么价格怎么会变动呢？还剩下谁来调整价格呢？”（Varian,第21章第4节）

这就产生了主流微观经济理论中的一个最大笑话：它力图以个体最优化的理性行为来说明市场价格机制如何运行，但是对于这个市场价格机制中最核心的一个问题——完全竞争的市场价格如何决定，它却不能根据个体最优化的理性行为作出解释！

正如瓦里安所指出的，“这个谜团导致了一个精心编造的神话的出现”，在这个神话中，一般均衡分析的奠基人瓦尔拉斯设想有一个统揽经济全局的“拍卖者”，其唯一职能就是寻求市场出清的均衡价格：他先随机地喊出一套价格，各个经济当事人再根据这套价格来确定自己的供给和需求。拍卖者比较每一种物品的供给和需求，提高求大于供的物品的价格，降低供大于求的物品的价格，直到找到那一套一般均衡的价格为止（Varian,第21章第4节）。

在这个以“瓦尔拉斯拍卖者”为主导的价格调整过程中，完全竞争下的价格实际上是由那个“瓦尔拉斯拍卖者”决定的。当然，现实当中并不存在这样一个拍卖者；而且如果有这样一个拍卖者的话，他更应当是一个计划经济中的中央计划者。其实奥斯卡·兰格就是根据这个思路设计了他的“竞争社会主义”。

在历数了主流微观经济理论的这些缺陷之后，我要向读者们声明：我并不想象一位著名的经济史专家那样，把主流的微观经济理论说成是“无用的多余之物”。但是我认为，按照个体最优化下的均衡行为这个范式推导出来的主流微观经济理论，并不能告诉我们实际的经济生活是什么样子。它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参考点，它是一个类似坐标系中的原点那样的东西，根据这个参照点，我们可以大致地测出并且说明我们现在的经济运行在什么地方，运行在离这个原点多远的地方。

参考文献

Eucken,Walter（1954）:KapitaltheoretischeUntersuchungen.2.Auflage,1954,PolygraphischerVerlagA.G.Tuebingen/Zuerich.

Varian,HalR.:MicroeconomicAnalysis.ThirdEdition.

Mises,Ludwigvon（1976）:EpistemologicalProblemsofEconomics.中译本《经济学的认识论问题》，路德维希·冯·米塞斯著，经济科学出版社，2001年

Tirole,Jean（1988）:TheTheoryofIndustrialOrganization.MassachusettsInstituteofTechnology,1988.

程恩富、胡乐明（主编）（2002）：《经济学方法论》，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2年。

左大培（2002）：《混乱的经济学》，石油工业出版社，200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