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市场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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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10月，我在一篇文章说，“我的乌托邦是道德市场经济”。此论一出，批评纷至沓来。有的认为，市场经济是中国历经一个半世纪磨难才找到的文明大道。市场经济本身虽然不讲道德，但“看不见的手”机制自动保证了社会利益的最大化。正是有了市场经济，中国经济才变得繁荣、发达。呼唤道德市场经济只能让人回想起，回想起斗私批修的年代。有人则从相反方向认为，市场经济是根本不讲道德，也不可能讲道德的。倡导道德市场经济必然承认市场经济，模糊人们的视线，放过那班巧取豪夺的权贵。想用道德说教让吃人者放下武器，这纯粹是梦呓。一百多年前马克思早就把这种观点批透了。当然，也有人比较理解。伊然先生在香港《镜报月刊》2001年第2期上撰文《韩德强倡导“道德市场经济”》后，一些读者来电表示支持和欣赏。

如此，我只好进一步交代道德市场经济想法的来龙去脉了。

一、不道德的市场经济

自秦汉以来，中国其实就一直有市场经济，到明清时，已经相当发达。农业上，棉、桑、甘蔗、烟草等经济作物的种植面积不断扩大，形成不同的经济作物种植区域，粮食商品化程度不断提高[1]；手工业分工日益细密，例如纺织机就有绫机、绢机、罗机、纱机、绸机、布机六种之多，并从工场内部分工引起地域分工，史称“织造尚松江，浆染尚芜湖”。从所有制上，官营手工业衰落，民营手工业不断发展。清初实行“听民自行开采，每十分抽税二分”政策后，民营矿冶业获得空前发展，嘉靖年间（1522-1566年），全国民营铁产量达到45000吨，占当时世界第一位；仅广东一省的铁产量就达到27000吨，比英国1737年的18000吨还要多[2]。与农业商业化和手工业发达相应，商业也十分繁荣，明代即形成了以晋商、徽商为代表的十大商帮，拥资动辄数十万，清代更加发达，大商业资本已达千万两白银的水平[3]。但是，商人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地位却始终是最低下的，士农工商排末位。为什么呢？原因恐怕有二，一是历代帝王总结统治经验深知，商业繁荣、城市发达之际，也往往是土地兼并和高利贷横行之时，是王朝倾覆之日。因此，总是采取重农抑商政策。二是，商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与当时重义轻利的主流价值观相悖，商人的道德水平是受到全社会批评的，即所谓无商不奸。

事实上，在十八世纪中叶，世界上市场经济最发达的地区恐怕是中国的东南沿海地区，而不是欧洲边陲的大不列颠群岛。然而，中国的商人总是有自卑感，一旦腰缠万贯，即或买地成为乡绅，或买官步入政坛，或舞文弄墨，树碑立传，在士农工商的等级上往前挪动，心悦诚服地拜倒在孔夫子脚下。而在欧洲，经路德和加尔文的宗教改革后，成功的商人成为上帝的选民，致富目的不再受到道德谴责；继之，则是亚当·斯密的《国富论》出笼（1776年），雄辩地论证了市场经济的神奇机制，当每个人追逐个人利益最大化时，社会利益也就实现了最大化。这样，致富的手段也不再受到道德谴责。从此，“人人为自己，上帝为大家”，“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私利即公益”，“私恶即公利”，“利己即利他”，“不道德即道德”，“作恶即为善”，成为每个人追逐个人利益的最好辩护。

然而，由于每个人的地位、财富、社会关系、智慧、教育、疾病各不相同，每个人追逐个人利益的社会必然是一个弱肉强食的社会。辩护者认为，弱肉强食、优胜劣汰是生物进化的规律，也是社会发展规律，正是社会利益最大化的具体体现。然而，如果社会利益最大化意味着大多数人作为劣者被淘汰的话，这样的最大化其实就是少数人利益的最大化。人非草木，可以任意被羊吃——羊又被狼吃，随着弱肉强食进程的加剧，社会出现严重两极分化，处于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必然要起来反抗，将整个社会烧成灰烬。这样的故事在中国古代反复出现，才会有重农抑商政策，倡导伦理道德的孔子才会被尊为圣人。斯密学说所以能在英国成立，客观上是由于英国处于工业和贸易中心地位，是世界强者，其盘剥对象是殖民地或其他各国，被本国圈地运动赶出农村的农民（本国弱者）又可以漂洋过海到北美谋生。因此，斯密逻辑的内在矛盾不是在英国一国内，而是在世界范围内，不是在较短时期内，而是在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段内才会得到彻底展开。二十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1930年代的世界大萧条，1990年代日本的大萧条，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导致的全球两极分化加剧和金融危机频繁爆发，以及日益枯竭的自然资源和日益恶化的生态环境，都是斯密逻辑破产的最好证明。但是，由于斯密逻辑使富人可以肆无忌惮地剥削掠夺穷人，而大学、传媒又掌握在富人手里，故斯密逻辑至今一直被当作神圣教条供奉在大学的香案上。

有了斯密教条的武装，道德节节败退。在西方，奉公守法、克勤克俭的新教伦理让位于贪欲无度；在中国，信义如山、童叟无欺的儒家伦理让位于厚黑之道。东西方古代文明殊途同归，合流于个人主义、物质主义、享乐主义、实用主义的现代商业文明。只有到当代，才真正做到了无商不奸；也只有到当代，每一件物品都有了标价，道德、良心、法律、正义、权力、符号都成了商品，每一个人都成了随时准备出卖自己的商人，而且——无商不奸。这样，当代的市场经济，特别是以新自由主义为旗帜的全球化的市场经济，就成了不折不扣的无道德的市场经济。

二、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有的人认为，并不是斯密学说导致市场无道德化，而是市场本身排斥道德。在市场经济中，缺德者将击败有德者。因此，不是无商不奸，而是无奸不商。不是商人缺德，而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这种说法的确有一定道理。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如果大部分商人都不讲道德，则讲道德的商人会受到排斥。如果不愿被排斥，就会被迫遵循由利己者互动形成的游戏规则，并且一样变得不讲道德。这种例子俯拾皆是。前一段时间中央电视台播放某市猪肉注水，全市找不到一家肉铺出售正常猪肉。道理很简单，如果甲出售注水肉获利厚利，则此人有可能降低猪肉价格，吸引更多顾客前来购买，其他售肉者的生意就会减少。有聪明者就会打听甲的发财奥秘，照方抓药。于是注水肉就慢慢普及到各个摊位，谁不服从这一规则，谁就要赔钱。到这个时候，如果还有一位坚持出售正常猪肉，并且向顾客说明这一点，那么他就会侵犯众多售注水肉者的利益，就有可能在某一个月黑风高之夜暴尸街头。在西方经济学上，这叫做劣币驱逐良币。

又如传销，传销的机制实际上是传销者一次性出售信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许多人被排斥到社会边缘，既无资金，又无技术，也找不到工作，唯一所有的是一点微薄的信用资源，至少还有周围的亲戚朋友相信他。传销者把石头说成金子，卖给亲戚朋友。从道德角度说，这是欺诈；从经济学角度说，这是一次性出售几十年里建立起来的信用资源。被骗者开始不觉得受骗，慢慢发现后，后悔莫及。为挽回损失，更加主动地进入了传销网，接过行骗的接力棒，在亲戚朋友中寻找下家。这样，随着传销网的不断扩散，人与人之间的最起码的信任丧失殆尽。

更进一步分析，传销机制的核心是利用信息不对称，而信息不对称则存在于每一笔交易中。由于交易双方信息不对称，掌握更充分信息的一方就可以利用这一优势使交易价格对自己有利。俗话说，买的不如卖的精，就是指卖方掌握更充分的信息。当买方知道这一奥秘后，他就会在别的交易中主动利用甚至制造信息不对称。市场经济的另一个特点是由于交易双方力量不平衡造成定价对强者有利，垄断定价就是如此。人们在一次交易中作为弱者吃亏以后，往往就会在另一次交易中充分利用强者地位压低对方报价（买者强势），或抬高己方定价（卖方强势。通俗地说，

就是被骗了之后，转身去骗别人；被强者打了以后，转身又去打弱者。如果有人恪守道德准则，不欺压弱小，那么自己就会成为单纯的被欺压者，就难以生存。从这个意义上，的确可以说，市场经济使缺德者打败有德者，因此，市场经济是内在地无道德的，而不是亚当·斯密对自利的辩护使市场经济变得无道德。

然而，市场经济内在无道德，并不是意味着道德不可以进入市场，道德一定会被市场经济排斥出来。这取决于道德力量与市场力量的强弱对比。当道德力量比较强大时，就可以制定规则，限制市场过度欺诈、投机，限制大资本操纵市场，以及鼓励弱者联合争取正当利益，市场交易就会比较公平，两极分化速度就会比较缓慢，经济发展速度就可能比较快，例如欧美五、六十年代的所谓资本主义黄金时代即如此；当道德力量比较弱小时，比如七十年代至今的全球化时期，跨国公司渐渐摆脱国家力量的制约，全球金融证券市场过度投机，工会被摧毁，福利被削减，两极分化程度提高了一倍多，全球经济增长速度却放慢了一半。道德和市场力量强弱对比的转折点就在于对斯密逻辑的不同评价上。当斯密逻辑遭到批判时，道德力量就开始占上峰，例如罗斯福新政对于胡佛旧政；反之，当斯密逻辑成为主流时，市场力量就开始会占上峰，如里根—撒切尔革命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

不仅如此，当道德力量进一步强大时，市场力量就会进一步受到限制。例如丹麦、挪威、瑞典被称为制度化福利国家。在代表工人利益的社会执政下，从三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其财政开支占GNP的比例逐渐上升到60%左右。三国公民实现了“从摇篮到坟墓”的全面福利，不用担心失业、疾病、灾害，也不用担心交不起学费，交不起房费，人均住房面积占世界首位。社会公平程度超过当时的苏联，甚至超过当时实行八级工资制的中国。虽然生产资料仍为私人所有，但由于实行陡升的高额累进所得说，政府部长和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与体力工人税后收入比仅为2：1，基尼系数仅为0.2略多。如此公平的社会却并没有如西方经济学所想象的培养懒汉，失去动力。北欧三国失业率欧洲最低，但经济增长率却居欧洲之首，当然也超过美国和加拿大。有人可能会认为，这不是道德力量强大，而是社会的政治力量强大。但是，如果北欧各国执政党领导层和普通公民都追逐个人利益最大化，钻福利制度的空子，那么无论那项制度都会很快漏洞百出，被北欧各国资产阶级抓住把柄，逐一击破的。北欧各国社会之所以能上台执政，固然得益于三十年代的世界经济大萧条。然而，他们能在长达四十多年的时间里连续执政，并在八十年代私有化浪潮席卷全球之时，仍然成为与保守党势均力敌的政治力量，却得益于全社会道德力量的支撑。我曾经奇怪，在全球化浪潮下，瑞典的跨国公司为什么还愿意留在瑞典交高额累进所得税。后来，瑞典绿党的一位议员向我解释，民主和福利使瑞典人产生了很强的社会认同感和责任感，包括大老板们也不是唯利是图。他本人身兼欧盟议会议员，工资远远高于瑞典议员，他主动将高出部分工资交给绿党。

在上述第一种情形中，只是政府取得了干预市场的道德合法性，政策及制度设计者要有道德，公民个人还可在受限的市场中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在第二种情形中，政府设计的是一整套需要公民道德水平配合的市场机制。当道德力量继续增强时，还有第三种情形，即部分公民具备道德主动性，“出污泥而不染”，处自私之境而谋利他之道，有改造世界之情怀。这样的人大多集中在思想、政治领域（因此道德介入市场的前两种方式都与政府的强有力作用有关），但也有时候出现在企业界，如十九世纪的英国纺织工厂主欧文，中国南街村王宏斌等。他们与谋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同行们处于直接竞争之中，不仅没有被击败，而且还获得了胜利。其基本标志是，他们生产的产品成本低，质量好，工人工资水平高于同时期其他工厂的水平，企业扩张有力。这类企业胜利的奥秘恰恰在于反斯密逻辑，在利他性的合作中实现了自利，即过去中国进行集体主义教育时常说的“大河有水小河满”。由于采用利他原则，企业内部管理费用（亦即新制度学派所谓交易成本）可以极大降低，而工人产生的积极性可以极大提高，因此效率远高于采取利己原则下的分工合作。同时，由于采用利他原则，收益的分配就会相对公平。斯密论述扣针生产的分工合作时，假定工人出于自利进行分工合作，实现了效率。然而，在实际生产中，即使有细密的分工，但如果工人感到工场主的严重剥削，则效率会大大下降，有时候甚至会破坏工具。这正是企业管理的核心问题。也就是说，斯密所观察到的高效率扣针生产厂，很可能同时是分配比较公平，工人不在各自岗位上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工厂。斯密实际上是把利他因素和利己因素相结合产生的效益单纯地归结为利己因素的功劳了。

从理论上来说，欧文和王宏斌模式是可以被复制、被遗传的。但当欧文试图在美国办新协和村，复制其在英国的经验时，却惨遭失败。这是为什么？我看，这是因为欧文也有西方知识分子普遍具有的制度迷信（这也难怪，连马克思都有制度迷信，以为只要有了公有制，人间罪恶就会消除）。他以为，只要把他在英国的制度加以总结完善就可以到处复制了。事实上，欧文模式的可复制性不在制度上，而在于欧文这样的理想主义者是否可以被复制。如果可以，则市场经济就能从缺德市场经济渐变为道德市场经济。

三、市场经济与人性

有人可能会说，欧文这样的人毕竟是社会的极少数。自私是人性的本质。所谓“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之说，无非是人们给自己开脱的遁词。在这一前提下，没有一种经济运行方式能比市场经济更合理。市场经济充分调动了人的积极性，科学发明如雨后春笋，财富增长如大潮涌流。短短两百多年时间，人类的物质文明达到了神话都难以想象的程度。而且，据说纽约的穷人比北京的知识分子过得还好呢。

应该承认，这种观点有一定道理。但是，现实市场经济的并不是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而是混合经济，已经包含了反市场的调节与控制在内，包含了倡导、设计、执行调节与控制的道德因素在内。如果没有这些因素，纽约的穷人恐怕和中国的穷人一样穷。失去反市场力量制约的全球化就可能恰导致这一结果。其次，财富的增长与其说靠市场机制，毋宁说更是靠科学，靠自然资源。单纯就财富增长而言，计划体制其实更加有效。苏联七十年，或中国前三十年的计划经济增长速度都不亚于甚至高于市场经济体制下的西方。随着自然资源的耗竭，市场经济恐怕就会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第三，财富增长并没有给人们带来生活的幸福与安宁，带来友谊与信任，带来激情与希望。“他人即地狱”，“人对人是狼”的现实使人人画地为牢，眼界和心灵都变得更加狭隘、肤浅。正如马克斯·韦伯所说，在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这个废物幻想着它自己已经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文明程度。”[4]

在现实生活中，大多数乃至绝大多数人都是自私的，但谁都不会否认的确有人无私。从逻辑上讲，只要有一个人无私，就不能说人的本质是自私的。其实，符合个人利益最大化定义的自私者却也是极少数。什么叫个人利益最大化？个人利益最大化意味着即时的、物质的、感官的利益最大化。远期的利益具有不确定性，非物质、非感官的利益看不见摸不着。因此，同情心会引起物质或感官利益的损失，不是个人利益最大化；感激或报恩就不是个人利益最大化；流芳百世就是不个人利益最大化；养育子女、赡养父母就不是个人利益最大化；遵守规则就不是个人利益最大化；吃苦耐劳当然更不是个人利益最大化。有空子不钻是傻瓜，有油

水不捞是笨蛋。子女靠不住，夫妻同林鸟。父母当然就是最愚蠢了，又不是我要让他们生，让他们养，他们当年寻欢作乐，生出来让我在这个世界受罪，还想让我赡养他们，没门。但是，这样彻底的自私者恐怕比彻底的无私者还少。现实的绝大多数人其实是既有利己性，也有利他性。当社会风气向善时，利己成份会减少；当社会风气向恶时，利他成份会减少。我们今天社会绝大多数人的自私，实际上与市场经济的“劣币驱逐良币”有极大关系。

那么不要市场经济行不行？看来一时也不行。虽然市场经济从根本上来说是弱肉强食经济，但至少还给了弱者以反抗、挣扎的自由和权力。如果计划经济与利己主义相结合形成官僚经济，弱者连这个反抗的权力都没有，对道德的打击也更加沉重。另外，计划经济的决策是单一中心的，而市场经济的决策则具有自主、多中心的特点。在经济人假设下，单一中心决策容易成为独裁；而多中心决策容易浪费资源。在道德人假设下，单一中心决策权力仍然过于集中，不利于培养公民道德主动性；而多中心决策则可以成为多中心间的协调决策，有利于发扬民主，培养道德主动性。也就是说，如果将市场机制的利己动力替换成利他动力，则市场决策将更有利于民主和道德。

现实计划经济的最终失败，归根结蒂是因为自私因素在计划体制内的积累膨胀，即官僚化。在全社会内心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没有根本变革的情况下，靠一部分政党精英贸然实行全局性计划经济，必然会导致计划与自由、公平与效率的两难。事实上，北欧福利国家尽管并未实行计划经济，但由于经济生活中大量环节受控制，干多干少差不多，干与不干差不多，亦已有些道德素质较低的公民趁机搭便车，也有人抱怨个人生活不自由。至八十年代后，这些情形成为右派反攻的极好借口。福利社会正面临着考验。

一个社会能在多大程度上对市场经济进行调节，或者多大程度上能实行计划经济，取决于该社会道德资源的数量与质量，也取决于具备高道德素养者在经济调节或控制中的地位。以我们现存的道德资源，不足以支撑计划经济的运转——即使是民主的计划经济，而只能对市场经济进行调节和控制。这正是在中国市场经济代替计划经济的合理性。问题是，我们从计划崇拜一下子走到了市场崇拜，对市场经济内在的弱肉强食倾向不加限制，对市场逼良为娼的道德破坏作用不加提防，对中国在国际市场上的弱者地位缺乏清醒认识，因而导致了市场经济的负面作用泛滥成灾。更严重的问题是，肩负市场调控责任的政府部门并不总是具备相应的道德素质，反而常常利用职权与市场力量相互勾结，推波助澜，使弱势群体更加走投无路。如果说以前是官僚计划经济的话，那么现在也许可以称作是官僚市场经济。

有意思的是，在西方社会，道德资源的配置也挺符合市场机制。当道德资源十分稀缺时，这部分资源就会自动收缩到能产生最大效益的思想和政治领域，对市场力量起有限的牵制平衡作用，例如倡导制定若干防止强者过度剥夺弱者的机制，迫使强者公开信息，减少信息不对称程度，或者允许弱者集体谈判，减少力量不对称，等等。我想，这就是西方精英主义的根源吧。

四、机制与道德

还在十九世纪末期，当洋务运动失败、马关条约签订之际，中国的知识分子翘首西望，寻求国家繁荣昌盛、长治久安之道，就已经看到了多党竞争、三权分立、新闻自由、保障公民基本政治权利这一套政治制度。于是有以孙中山为代表的一批革命家和知识分子奔走呼号，倡议民主，推翻了大清王朝。辛亥革命后，孙中山主持制订《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把这套政治制度搬到了中国。然而，中国政治文化崇尚实力政治，临时约法很快被袁世凯扔到一旁，议员们也都被袁氏威逼利诱收服，随后袁氏称帝，军阀混战。孙中山等人只是做了一次知识分子的民主梦。由此可见，民主制度既需要一个各派实力相当的政治格局，又需要有与民主制度相配套的民主和法治的政治文化。当矛盾冲突激化时，冲突各方不诉诸武力，而诉诸宪法，方能确立宪法的神圣地位。文化就包含了道德约束，就与赤裸裸的个人利益最大化相区别。拥有武力而不诉诸武力，对于强势方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强有力的道德约束。因此，西方并非只有机制，没有道德。在西方政治机制的形成、维护、执行和改善过程中，都渗透着尊重民主与法制的文化与道德。从先后顺序上来说，是文化和道德在先，政治机制在后。五四时期倡导德先生、赛先生的重大意义也正在于此。

然而，五四以后中国社会激烈的内外矛盾容不得纸上谈兵，崇尚实力的统治阶级政治文化逼得被压迫者在枪杆子里寻找出路。结束后，中国知识分子痛定思痛，重新寻求民主与法治之路。但是由于过于强调道德，反思就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不怕人人都是流氓，就怕没有完善的法律和制度。一套完善的政治机制虽然不能使社会达到最优，却可以防范社会变得最坏，虽然不利于道德高尚的领袖施展才能，却能够防范坏人作恶。这样的经济机制是市场经济，而这样的政治机制便是民主与法治。

应该说，这一共识历史合理性是毋庸置疑的。但是，一旦这一共识被推向极端，大家都相信“恶是历史前进的动力”，则又会落入新的历史误区，又会被迫付出新的历史代价。其实，人们在思考社会历史时，总是不知不觉把自己的经验、阅历、知识和道德作为参照系。在思想解放运动初期，思考者的道德水准还普遍比现在高。在他们所设想的民主与法治的政治机制中，当事人既有好人，也有坏人，更有像“自己”这样的人，只要有社会平均道德水平，就可以形成相互制约，共同保证社会的良性发展。从这个意义上，道德似乎的确是无关紧要的。于是，全国上下响彻了“以法治国”，道德建设则被当作“极左”、僵化扔进了历史垃圾堆。然而，二十多年后人们却发现，虽然人们的人身自由有了法律保障，言论空间也有所扩大，无法可依的现象减少了，法治意识增强了，但道德却沦丧了。其结果是，相互牵制变成了层层合谋，在许多地区，各级各部门合谋贪污，合谋受贿，合谋走私，合谋消脏灭迹，合谋分享利益。机制非但没有阻止最坏的事情发生，反而使最坏的事情不断蔓延。有人可能会说，这还是机制不健全。如果两党竞争，如果三权分立，如果新闻自由，那么贪污腐败现象就会受到阻遏。但是，这仍然以各党、各派、各机构和舆论界有健康力量为前提。否则，为什么就不可能出现两党合谋，三权合谋，新闻记者傍权力、傍大款现象呢？美国十九世纪后期被马克·吐温嘲弄为“镀金时代”，两党政治沦落为臭名昭著的“分肥政治”，官商不分，以权谋私，贿赂公行，平衡、制约和监督机制形同摆设。解决“分肥政治”的，是一批有社会良心的记者、作家，是社会进步运动。如果彻底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那么社会批评家的最聪明策略是狐假虎威，靠着更高一层的权力批评下层权力，既博得掌声，又博得金钱。这正是九十年代中国知识界和舆论界某些人的生存之道。

从哲学上看，机制与道德是一对既相辅相成，又相反相成的矛盾。所谓相辅相成者，良好的机制可以放大道

德的作用，而良好的道德又可以形成、维护、改善机制。所谓相反相成者，强调机制容易忽视道德，强调道德又容易忽视机制。当全社会道德水平都很高时，机制的数量和作用就会减少；当机制的数量和作用急剧膨胀时，往往正是道德水平急剧下降之时。机制和自私的关系就如同道和魔的斗法，“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对于中国来说，这种斗法还会由于增加交易成本，而使机制成为中国消费不起的奢侈品。美国庞大的立法、司法系统，庞大的律师队伍，就是魔道斗法的巨额交易成本，还不算当事双方的资源消耗呢。事实上，中国社会正处于这样一个恶性循环之中，道德水平的下降迫切呼唤更加细密有力的机制；而更细密有力的机制又进一步淡化道德意识。更糟糕的是，机制的制订者还往往是强者利益的代表者。可以说，二十多年来，我们既没有建立起完善的机制，道德资源又严重流失，走入了“无法无天”荒蛮地带。

摆脱这一恶性循环只能从重振道德文化开始。因此，当前中国无比迫切地需要高尚的道德，而不是躲避崇高。如果中国政治家能够有高尚的道德，以国家民族长远利益为重，启动政治体制改革进程，则善莫大焉。反之，如果各利益集团坚持本集团利益最大化，那么未来中国将难免再一次迎来血光之灾。

这大概就是重提“以德治国”方针的深层原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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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如何产生道德主动性？

好吧，有人说，我算是明白道德市场经济的必要性了。但是，你把希望完全寄托在具有道德主动性的人身上，这就说明道德市场经济只是空想。这样的人怎样产生呢？又怎能设想这样的人会成为社会的多数呢？欧文毕竟是不可复制的啊。

的确，具备彻底的道德主动性的人似乎很少，但并不是没有。纵观历史，无论东西方都曾经出现过具备道德主动性的人。老子、孔子、墨子、苏格拉底、柏拉图，释加牟尼、耶稣、默罕默德，陆游、范仲淹、文天祥，谭嗣同、孙中山、、，如果没有这些日月星辰般灿烂的伟人，人类历史就会成为行尸走肉的历史。

但那只是极少数啊！人们会异口同声地说。

是的，过去这样的人是极少数，但并不意味着将来也只能如此。在这个问题上，传统左右两翼倒是一致的。他们实际上都以精英自居，都不相信普通老百姓可以具备道德主动性。右翼自不待言。左翼的传统观点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屁股决定脑袋，亦即老百姓是被利益所左右的，是没有道德主动性的。因此，左右两翼都强调制度，无非一方是强调公有制，而另一方强调私有制。传统左翼常常以为只要改变了所有制，实行了计划经济，一切剥削压迫就都会消失。直到社会主义阵营全面瓦解之时，他们还坚持认为，问题只是出在个别领导人身上，却看不到人心深处的私有观念才是颠覆制度的真正原因。

然而，我却相信，具备道德主动性并不是一件难事。即使在世风日下的今天，仍然有许多人“身居斗室，心忧天下”，有许多科学家工程师默默无闻地奉献在各自的岗位上，更有无数普通的百姓不肯同流合污，不愿随波逐流，不被“劣币所驱逐”。正如鲁迅先生当年所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1]

道德主动性的根子深植于人性。什么是人性？人性是人与动物相区别的特性，而不是人与动物的共性。因此，食色乃动物性，而非人性。人性是理性。正是有了理性，人才会思考个人与他人的关系，才会寻求人生的意义，才会被理想所激动，才会为他人献出自己的时间、精力乃至生命，才会在艰苦的环境中感受到人生的自豪和壮丽。所有这一切都是动物体验不到的。动物只能体验到快乐，人才能体验到幸福。幸福来自理性，来自为目标和理想而努力的过程，来自对自身力量增强的成长体验。诚然，除非死亡，每一个人都有动物性，都需要吃喝拉撒睡；但是每人个也都有理性。有的人活着为了吃喝玩乐，其理性是服务于感性的，这样的人无非是高级动物，其理性是工具理性。有的人吃喝是为了实现某种目标和理想，其感性是服务于理性的，这样的人才是真正的人，其理性首先是价值理性。换言之，“心为物役”则为兽，“物为心役”则为人。无论是那些灿若星辰的伟人，还是埋头苦干的普通人，他们并不是高级动物们所想象的苦行僧，而是有着强烈自豪与幸福感的人，是动物们所不理解的真正的人。遗憾的是，自文艺复兴以来，人们把人的动物性当成了人性，把人的兽欲当成了人欲，开启了一个人越来越动物化的时代，直到反逻辑、反理性、反传统、反文化的后现代主义点破现代性的主题，直到今天全世界的人都成了自身感官的俘虏。

实际上，即使在这个兽性猖獗的时代，人性也始终在挣扎，在反抗。每个人也许都曾经有过那么一些时候，我们问自己，革命小酒天天醉，喝坏了肚子喝伤了胃，图个啥？减肥增白割眼皮，摩丝香水钢丝头，骗谁呢？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何苦来？辛辛苦苦一辈子，一命归西都是空，为什么？我们想停下来，但是又找不到新的出路，只好继续跟地那些巴黎模特、中国影星、香港歌皇、美国屁股后面跳舞。什么环境危机，什么信任危机，什么国家兴亡，什么人类出路，统统都是扯淡。人生在世，吃喝玩乐。谁都这样，我能有什么办法。

话虽然这么说，心里还是有几分无奈，几分焦灼。因为虽然尽力想在吃喝玩乐中忘掉一切，但人毕竟不是猪，人会感到空虚。人想知道自己身在何处，到哪里去。用弗洛姆的话就是：“人诞生为人便意味着他脱离了自然的家，割断了与自然的关系，这种继绝使他感到害怕……只有当他找到新根之后，他才在这个世界上感到安全和自在。”[2]这种寻根的力量是人所特有的，是超越现实处境的。在这个意义上，人人都是理想主义者，只不过有人找到了，有人失落了，有人因此而感到生活的幸福和意义，有人则因此在感官快乐中感受着心灵的痛苦。

道德主动性来自于理想主义。因此，当我们说人人都是理想主义者时，其实就意味着人人都具备道德主动性。换言之，人们怎样生活不是取决于现实处境，而取决于他们对生活的理解。中国农民也许会被城里的知识分子们认为最唯物、最利己的，但是大多数农民省吃俭用一辈子（克己、克物欲），无非是为了娶妻生子，再让儿子娶妻生子。也就是说，他们也是按照生活理想在生活。因此，计划经济固然有利于形成良好的道德风尚，但是道德主动性的产生却有赖于理想主义的力量。市场经济虽然可以“逼良为娼”，但并不能逼理想主义者成娼，最多是将理想主义者逼成“外圆内方”的“伪小人”。人们今天之所以都越来越奉原子式利己主义为生活准则，是由于亚当·斯密的逻辑深入人心，构造了一个斯密式的“理想社会”。如果人们认识到斯密逻辑必然导致人与人、人与自然、以及人内心的巨大冲突，必将把人类带向万劫不复的境地，那么大多数人都有可能成为反斯密逻辑的理想主义者，具备利他主义的道德主动性。这正是人性的奇妙之处，当我们认识到改变自身哲学的必要性之时，也就是产生改变的可能性之日。

六、道德市场经济的基本主张

现在，我们可以阐述道德市场经济的完整内涵了。

道德市场经济并不是以所有制或运行机制来定义的一种经济制度或形态，而是指通过增强道德在经济生活中的力量来渐进地实现社会变革的一种社会理想和政策主张。因此，道德市场经济者承认私有制和市场经济的现实合理性，但否定其未来合理性。道德市场经济者批判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逻辑，批判一切把市场神圣化的新老自由主义，在当前特别批判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道德市场经济者承认现实多数人的自私，但否认性恶论，而主张人性的文化论。即现实多数人的自私并非本性自私，而是文化使

然，因此主张揭露批判形形色色的性恶论文化。从人之为人的意义上，道德市场经济者认为人性是理性，因而人人都是理想主义者，无非各自的理想不同罢了。斯密式的理想将把社会带向人与自然、人与人、人内心的全面冲突，使人类面临灭绝性的灾难，因此必须予以认真的清算，并在此基础上建立新的社会理想，即道德市场经济。道德市场经济既是目标，又是手段。其目的地是人与人、人与自然、人内心三大关系和谐的社会，其出发点则是我们目前的社会，其实现方式是道德市场经济者在现实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领域逐渐战胜斯密教条的信奉者。

道德市场经济者认为，在自私前提下，市场经济必然是弱肉强食经济，其基本机制是表面上平等交易的双方信息不对称、力量不平衡。随着弱肉强食在每一个交易环节的展开和积累，社会必然会两极分化，造成强与弱周期性地同归于尽。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减少甚至消除弱肉强食并非不可能，其基本途径有四：一、政府干预交易过程，减少信息不对称，减弱力量不平衡。例如，公开市场平均交易条件和交易价格，规定产品性能、质量和售后服务标准，统一会计标准，技术监督局代表消费者监督产品质量等，都属于减少信息不对称的措施；制定反垄断法，允许组织工会集体谈判，提高工人失业津贴，提供九年制义务教育等，都属于减少力量不平衡的措施。而且，同一措施往往有双重效果。二、政府干预交易结果，例如征收累进所得税、遗产税、奢侈品消费税等。三、交易中的强势方遵守商业道德，不利用强势地位谋求自身利益。四、具备道德主动性者利用道德资源优势降低内部交易成本，在外部市场竞争中击败缺德竞争者，迫使对手在经济上和道德上都认输，从而实现“良币驱逐劣币”。

针对这四种基本途径，道德市场经济者在经济生活中可以有三种不同层次的选择；最低层次信守商业道德，不恃强欺弱，但也争取不被强者欺侮，相互间信息共享，资源互助；其次是积极介入政治和政府运作，利用政府的强制性力量为弱者服务；第三是争取在市场上击败缺德竞争者。

就现实政策而言，道德市场经济者认为，当务之急是推进民主建设。在市场经济中，最需要政治权利的是弱者。有了政治权利，弱者才能组织起来争取更公平的交易条件，政府政策才会体现弱者的呼声。民主政治其实是市场经济的平衡力量，体现了对人的主体性的尊重，体现了与市场相反的平等合作的原则，是道德力量的制度化表达。其次，在民主性增强的同时，严厉打击腐败。在中国传统文化下，官员的腐败是道德沦丧的主要力量。第三，认清中国在国际市场中的弱者地位，揭露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实质，采取贸易保护主义政策，既积极参与国际贸易，又给民族工业以明确保护。在争取不到充分保护空间的前提下，宁可不加入WTO。第四，大力发展航空、航天、核工业、船舶工业、电子工业、机床工业为核心的战略产业群。这些产业目前仍以国有企业为主，只要清除腐败，重振士气，加强管理，无需私有化即可有很大发展。私有化反而使这些企业暴露在国际竞争下，只能自取灭亡。同一产业一分为二也不利于集中国家资源。第五，在农村人均一亩耕地只起社会保障作用的前提下，免征农业生产税，改征与城市同样税率的所得税，并用国家财政支付农村教育和行政费用，以从制度上缩小城乡差距，扩大内需；第六，开征高额累进所得税，降低起征点，加大累进率，使所得税、遗产税成为调节市场不平等的主要税种；第七，严厉打击证券市场的投机行为。当前，股票市场的投机性充分发展，加以中国经济迟迟未能摆脱通货紧缩，大量生产性资金投资无门，流入股市获取高额投机利润，促成股市虚升。百业萧条，股市独秀，筹集资本的渠道成了吞噬资金的黑洞。而投机性的高涨则又使股市成为道德资源流失的黑洞。因此，必须严厉打击庄家，必要时甚至可考虑取消股市。第八，建立国际接口，放弃国际接轨口号，拒绝人民币自由兑换，牢牢掌握国家经济主权，保持经济政策的独立性。第九，发掘各种减少交易过程不平等的具体形式，并形成相应的法律法规——即所谓微观调控。第十，加大环境立法和执法力度，开征燃油、燃煤环境税，提高矿产资源税，把地铁和公交作为城市交通的主要工具，抑制小轿车消费，从而放慢人与自然关系的恶化速度。

七、从道德市场经济通向和谐社会

实行道德市场经济的前提是形成共识，出现一批身体力行者。随着道德市场经济者数量的增多和力量的增强，道德市场经济就会渐渐地向目的地前进。因此，道德市场经济的最紧要的任务是通过讨论和辩论形成对市场机制及其广泛深远影响的正确认识，重新找回理想与道德力量。

有人曾问，如果可以培养出具有如此水平的理想主义者，为什么不搞计划经济，而要搞市场经济？难道你忘了市场竞争会带来资源的巨大浪费吗？

如果全社会绝大多数人都具备很高的道德水准，我承认计划经济将比市场经济更有效率，更民主，更公平，甚至更自由（当计划成为公意时，服从计划就是服从自己，这是卢梭的民主自由观）。但是现实并非如此。虽然我坚信具备道德主动性的人将不断增多，但在初期，这样的人还将是少数。少数道德精英带领多数自利者搞计划经济，这正是传统计划经济失败的根本原因，也是哈耶克指责计划经济是通向奴役之路的合理成份。因此，与其在道德资源不够时实现计划经济，不如在市场经济中增强道德力量。事实上，随着道德市场经济者的增加，随着他们在竞争中击败缺德者，并在相互间实现信息共享和资源互助，道德市场经济者之间的合作性和协调性就会渐渐增强，市场经济的破坏性合作就会被建设性合作代替，市场经济的无计划性就会渐渐地被计划性所替代。只是道德市场经济者之间的计划形成是通过相互协调，而不是自上而下的垂直命令。不知不觉地，市场经济就会从网状竞争经济变成网状协调经济或网状计划经济。市场竞争中个人的主体性、创造性、灵活性仍然会保留，而市场竞争的破坏力却会极大地减少甚至消除。

这不正是人与人、人与自然以及人内心冲突减少到最低限度的和谐社会吗？

八、一点攀附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或市场社会主义一般是遭到左右翼共同怀疑的[3]，甚至文件也含蓄地承认这一点：“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必须充分认识这场根本性变革的艰巨性、复杂性和长期性。”[4]既然是前无古人的创举，就可能失败，甚至根本就不成立。同样，人们普遍怀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怎样与共产主义理想相结合。民间的舆论共识甚至认为，市场经济前面的社会主义四个字只是对革命年代过来的老同志的某种妥协和安慰。

然而，如果有了道德市场经济的眼光，则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并非不可能，而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通向共产主义也并非不可能。关键的问题是承认市场的现实合理性，又破解市场的神圣性。更关键的问题是执政党不丧失理想。

[1]鲁迅：《且介亭杂文》，第140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98年12月。

[2]弗洛姆：《健全的社会》，第30页，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

[3]有关理论争论可参考：[美]伯特尔·奥尔曼编，段忠桥译：《市场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者之间的争论》，新华出版社，2000年5月；及[美]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社会主义向何处去——经济体制转型的理论与证据》，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10月。

[4]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若干理论问题学习纲要》，第58页，学习出版社，199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