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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瞿秋白亲历过苏俄新经济政策的实施,对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和探索,认为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必须建设好国家银行,流通货币,发展商品经济;要发挥计划的宏观调控作用,要大力发展工业,积极开展对外贸易,合理利用外国的资本、技术和设备;一切重要的生产资料要归国家所有,应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可以发展国家资本主义;实行合作制才能巩固工农联盟;在一定历史时期可实行多种所有制并存和竞争的所有制结构。
关键词:瞿秋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
瞿秋白1920年以北京《晨报》记者身份赴苏维埃俄国进行实地考察。在俄期间,他不仅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还亲历过苏俄新经济政策的实施,对列宁实施新经济政策以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做法十分认同。为此,他撰写了《苏维埃俄罗斯之经济问题》等一系列文章,对苏维埃俄国建国初期由社会主义革命转为经济建设的新经济政策进行了大力的宣传和高度的评价,对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和探索,提出许多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具体做法和思路,形成了有关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一些正确的认识。
一、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必须建设好国家银行,流通货币,发展商品经济
瞿秋白指出:“新经济政策中最重大的原则,就是概括的提高‘生产力’及间接扩充振兴‘国有企业’。”而随着“市场贸易中自然的‘竞争’,资本的‘积累’,一天一天的发展”,“货币的流通遂成为不可免的社会需要。银行的功能已不能否认。于是财政人民委员会建议设立国家银行。因为非此,国家不能实际统括金融,监督全国的经济生活,而整顿国有的资本。”[1]所以,要“监督国营企业”,“振兴私人企业及生产协作社”,“统摄商业”必须建设好国家银行。瞿秋白还认为,正是商品经济的发展,才使苏俄很快地恢复了工农业生产,极大地活跃了全国的市场,丰富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从而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日益显现出来。由此他得出结论:“可见决不能说:商业便等于资本主义。”[3]商品经济并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制度下也同样存在商品经济,要改变经济落后的状况,就需要大力发展商品经济。
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要发挥计划的宏观调控作用
国家计划作为总体指导和综合协调的宏观调节手段,其正确运用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促进经济的平衡发展,并能集中国家必要的人力、物力、财力进行重点建设。瞿秋白在评介新经济政策的许多文章中多次强调国家计划的作用,认为“无产阶级国家中之商业之资本主义的发展有一定的限度,要使能振兴经济,而同时不堕资产阶级化,所以必须受国家的监督管理。”[2]因此,国家要设立“国家计划委员会,掌全国经济计划”[2],“增加国家管理经济的力量”[2]“凡是与经济事业有关系的国务委员会(各部),都应当遵守这统一的计划进行。这又是渐求跳出那‘经济的无政府’之第一步。全社会的‘有规划’的经济,依生产制度之集中,而能日益扩充其范围。”[1]
三、发展社会主义经济要大力发展工业,积极开展对外贸易,合理利用外国的资本、技术和设备
苏维埃俄国政府通商人民委员会副委员长列若乏认为,要发展社会主义就必须大力发展工业。对此瞿秋白深表赞同,并总结分析了俄国大力发展工业的原因:一方面是为了实行共产制度,“我们要极力发展工业,其目的原在于实行大企业的共产制。”另一方面是因为“战事革命队伍,工业毁坏太甚。内战继起,令政府不得不注全力于战事,一切原料及工业基础生产品都用在军事上。机器不够用,技师非常之少,技术程度又太低——战争时期俄国技师死者甚多”。[2]瞿秋白进一步指出,要发展工业就要同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建立通商关系,合理利用外来资本、技术和设备:“要实现振兴工业照俄国现在情形说来,不借外资来发展,始终太慢。大企业的工业制度早行一日,共产主义早实现一日。俄国农民工人以自己的力量办理,未始做不到,然而我们的大政方针,是在于增加工业发达的速度。何况新发明,新技术,械器,材料都要希望外国供给。所以俄国一方面,亦不得不暂和资本主义国家订条约通商。”[2]而且战时俄国工业受到破坏,机器受损严重,技师死伤很多,“所以非聘用外国技师,购买外国机器来发展工业不可。不但机器,就是工业附属品,如工业中所用电灯泡等,也须向外国购买,如此情形,自然不得不和外国资本家相接洽。”[4]“现在要实行共产主义,必须发展大企业的农工业,此非利用外资不可。”[2]更何况“俄国与外国通商,是政府的专利”,是“借外国资本来发展俄国工业——社会主义的基础”。
四、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一切重要的生产资料要归国家所有,应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
瞿秋白指出,社会主义社会国家必须“享有一切大生产的资料及机关,而且运输、财政、通商等等亦都归他独占”,因为国家占有大生产资料,所以“其结果是要使全体民众都成无产阶级,共同享有生产资料。劳农国家建立以后,经济才成真正的民众经济,而生产力之增高才能是大多数劳动者的利益。”同时,“亦只有这样的国家经营实业,方才是真正以生产的劳动者为主体。”[1]因为生产资料公有,劳动者是社会的主体,所以其分配原则也是按社会主义的“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进行,“经济生活、工业、农业完全在国家支配之下,依社会主义理想上的原则行生产及支配”[2]。
五、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可以发展国家资本主义
为了有效地利用资本主义因素为建设社会主义服务,列宁提出必须把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引导到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上来,发展一种受苏维埃政权直接控制和监督的特殊的资本主义即国家资本主义,把它作为进到社会主义的“牢固的桥梁”,并且提出发展国家资本主义可以采取租让制、租借制等四种形式。瞿秋白充分肯定了列宁关于发展国家资本主义的构想。他在《苏维埃俄罗斯之经济问题》一文中明确指出:“行自由商业制,就不能免资本主义的发展。如今所讨论的问题,就全在于‘以国家资本主义之舵把持定不可免的资本主义发展的方面,便于不远的将来,变此国家资本主义为社会主义’。”[2]“苏维埃政府着手于国家资本主义而倡租借地,以大生产敌小生产,以先进的生产敌手工的,在我们自己的手里增加大工业的数量,增加国家管理经济的力量,与小资产式而无政府的经济状态取得均势。”[2]他对发展国家资本主义的做法十分称赞:“列宁最近提出的四种苏维埃制度中之国家资本主义(GovernmentalCapitalism):(1)租借地,(2)协作社,(3)商人,(4)企业家……(私家小工帮)。此种过渡办法甚有味。”[2]
六、实行合作制才能巩固工农联盟
列宁认识到在小农占优势的国家里,要实现社会主义,就必须正确处理同广大农民的关系,关心农民的物质利益,把他们吸引到无产阶级方面来,与他们建立巩固的联盟,如果采用暴力剥夺,就会葬送全部事业。因此,他以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允许农民按规定向国家缴纳粮食税后可以用剩余粮食去换取工业品和生活必需品。他强调新经济政策的实质和全部意义就是发展工农、城乡之间的经济联系,并指出合作制是引导农民走向社会主义的简便易行和容易接受的方法,对改造小农和社会主义建设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5]。
瞿秋白对列宁处理农民问题的方法十分欣赏,并写了多篇文章予以评介。在《新村》一文中,瞿秋白指出:“无产阶级革命没有农民的辅助,不能有尺寸功效……这是马克思主义者都知道的。”所以“农业会议近来屡次宣言土地国有的原则,而使用土地者的私有生产品权仍保存——因农民小资产阶级的心理,在现实的世界中,不得不有此政策。”[4]他认为,苏俄政府实行“土地国有”是革命第一期的土地政策,实行新经济政策则是苏维埃革命第二期的政策,认为加强“无产的工人与小资产的农民间之协进”,更有利于巩固工农联盟和发展生产力。文章还说,“资本主义中‘最初积累’的发展,必定令农民为阶级分化;国家工业的发达,必定一面吸引无产阶级化的农民,一面扩充财政、技术的影响于乡间”[4],这种相对的双方发展,才能“创社会主义现实的基础”。他还强调指出:“俄国不能成隔离的新村制,而是现实经济改造世界中之一部分”,要通过新经济政策的实行,通过生产协社,劳动协社,使农民“在乡间与小资产阶级心理对抗,使他用公产的原则组织养成共产主义的人生观”[4]。
七、社会主义在一定历史时期可实行多种所有制并存和竞争的所有制结构
实行新经济政策以后,苏俄社会的所有制结构随之发生变化,出现了宗法式农民经济、小商品生产、私人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国有企业为代表的社会主义经济五种经济成分并存的新格局。瞿秋白通过考察和研究指出,苏俄实行这种所有制结构的有其必要性,在落后的物质技术基础上建立的社会主义经济,不可能也不应该是单一的公有制经济。国有、集体、私人以及国家资本主义等多种所有制经济在一定时间可以并存和竞争,但必须保持国有经济的基础地位,使“国有工业仍为国民经济之基础”[2]。各种所有制经济通过竞争发生联系,能促进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和公有制的壮大。他指出:“商业初开时,私人的营业反较盛,有时货物都较贱,现在大概而论已适得其反了。”“大半国立的市立的工人协作社,比较更堂皇些。”[2]同时他还认为生产规模大、资金雄厚的企业也易于在竞争中获得胜利。他还如实报道说:“资本集中律一实现,这班小资本的买卖不过四五月就得倾倒。我初见街头所卖白面包,还是小生意家家里自己零做的。现在已经看得见一两种同式同样又同价的白面包,打听起来,原来已有犹太旧商人复活,做这大宗批发生意,替他算起来,一天可得利几千万苏维埃卢布呢。资本的发展——按经济学的原则——真是‘速于置邮之传命’。”[4]
参考文献:
[1]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167-289.
[2]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7:199-419.
[3]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26.
[4]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139-242.
[5]张寿春.瞿秋白的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及其由来[C].瞿秋白论丛,*:43-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