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经济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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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史学界有个关于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的讨论，对于多年来以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为基本线索的“三次革命高潮”的体系提出了不同意见。其中较著称的是以太平天国运动、洋务运动、戊戌维新、辛亥革命为基本线索的“四个阶梯”的体系；这显然是一种重视资产阶级运动的看法。而在最近一次中国近代史体系讨论会上，则迳提出应以近代化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1]①

这个讨论势必涉及对中国近代经济史的看法。在早期，根据鸦片战争后新式工业的发展，经济史学界原是以中国经济的近代化及其成败为研究的着眼点的，老一辈学者有不少论述中国工业化的著作。[2]②三十年代，人们开始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角度来研究这个问题。到四十年代，一种定型的看法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是一个向下沉沦的社会，“九一八”以后变成殖民地、半殖民地，“七七”以后更是半个中国沦陷，国亡无日。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经济也是日益凋蔽，谈不上发展。有发展的，如建立新式工厂、修筑铁路等，只是反映半殖民地化的加深；商业、银行的繁荣则是属于“畸形发展”；民族工业虽有初步发展和进一步发展，亦必迅即陷入“破产半破产”的境地。直到七十年代，一些中国近代经济史的著述，大都给人以一片凄凉、每况愈下的感觉。这种历史观，可称之为沉沦观。

国外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学者中也有类似的看法。他们叫做“不发展的发展”（Developmentofunderdevelopment），即中国的不发达的状况是日益加深了。不过这些论著主要是分析中国经济不发达的原因，而不是写历史。[3]①更多的西方和日本学者，是把近代中国看成是一个开始近代化（他们一般称“现代化”）的过程，尽管其道路艰险，以至是失败的。

近二三年，国内也兴起了用近代化理论或者发展经济学的理论来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的趋向，还专门召开过这方面的研讨会。[4]②近代化与沉沦观，形成了两种不同的历史观。

对于近代化有不同理解，社会学的考察和历史学的考察不尽一致。从历史上看，大体包括经济上的工业化、政治上的民主化以及新的文化观念和价值观念的确立等几个方面。近代中国，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封建势力的专横，确实是历劫苦难，危机四伏。但不一定是整个社会的沉沦，若多难兴邦、生聚教训，反是兴发之兆。在政治史方面，无论是“三次革命高潮”或“四个阶梯”体系，写的都是民主运动逐步提高，最后通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辉煌胜利。在文化史方面，也从来不否定“新学”与“旧学”之争，尤其是“五四”以后的新文化运动，使中国进人现代思潮之林。唯独在经济史方面采取沉沦观，实属莫解。

这也许是受到一种历史理论模式的影响。好比认为封建社会的发展有个顶峰，例如盛唐，过此就走下坡路了，因而写明清史总是暗无光彩。又如资本主义的发展也有个顶峰，过此就丧钟敲响了，写当代资本主义只能强调矛盾。六十年代经济史学界曾有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由产生到崩溃”的模式，所论虽不无道理，但终究是个模式。近年来对于什么是半殖民地半封建，亦展开了讨论，看法颇多，兹不赘。[5]③不过，大家同意的一点是半殖民地半封建不是一个独立的社会形态，而是一个过渡阶段。那么，它过渡到哪里去？是走向一个更高级的社会，还是下入深渊？如是前者，不创造一定的生产力和社会条件，又何能过渡？

在近代经济史的著作中，对于资本主义的发展都是肯定的。但往往侧重于考察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而对于生产力有无发展、发展到什么程度，无暇深究。解放后，国家统计局实事求是地把解放前农业和工业的最高产量定在1936年，颇使我们经济史学者汗颜。我想补充一语是，一个社会走向近代化的经济条件，诸如生产力的一定发展，生产的商品化、社会化等，并非完全属于资本主义范畴。国外有人把中国近代史的起点提前到18世纪以至16世纪，也许失之偏急。[6]④但应当说，导致近代化的经济活动在鸦片战争前已经开始了，这以后有了发展。正因为有了发展，中国才能步入社会主义。否则，只能采取“愈穷愈革命”的理论来解释我们的历史。这种理论虽颇引人入胜，但还难说是社会发展规律。

我觉得，中华民族的经济史是一部不断发展和进步的历史。其间有严重曲折，以至人口损失1／3，但即使在这种时代，也不是神州陆沉，而有它发展和进步的一面。[7]⑤这正是帝国主义不能灭亡中国的原因。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百年间，是中国历史的又一次大曲折，但新的力量和运动也在这里开始。无论从人口、移民、农业结构的演变来看，或是从新式工业和交通运输业的创建来看，或是从自然经济的分解和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来看，我们都没有悲观的理由，而是可以同近代政治史、文化史一样，作为中国近代化开端中的一章。当然，其道路艰险，关塞重重，前人的奋斗，事半无功，以至失败。但百年遭遇，都给我们留下足迹；研究其成败得失，以至一厂一店的经验，正是近代经济史的任务。

外部因素和内部因素

以上所论可说是历史观的问题。再从方法论上说，长期以来支配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是一种外因论的观点，有人称之为“冲击——反应”模式。[8]①这种研究法是把中国近生的一切变化都归之于19世纪西方文明的冲击。大部分西方学者都认为西方的商品输出，资本输出以及条约口岸等都有利于中国的近代化，以至是打破中国“传统平衡”（停滞）和“贫困循环”的唯一动力。在中国，人们则常把鸦片战争以来的一切演变都视为帝国主义入侵的结果，或是中国沦为殖民地化的产物；以至把一些好事“推其根源”也变成了坏事。但是，西方的冲击是世界性的，而受冲击各民族的结局迥异。近年来中日对比和中国与印度等国对比的研究尤启人深思。内因是根据、外因是条件这一原理好象才受到重视。人们开始寻求中国社会内部的能动因素，以至有人提出要找到一个历史线索，从中国本身来解释中国近生的事情。[9]②不过，迄今的研究还多半偏重在政治史、文化史方面；例如，已不再把戊戌维新和辛亥革命完全归之于西方思想的传播，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路线，包括农村包围城市的战略思想，更是属于中国的。经济史方面尚待深入，但突破“冲击——反应”模式总是近年来史学界研究中国的一个贡献。

一个国家的工业化不是重复先前工业化国家的足迹（西欧中心主义），而是走它自己的时代的道路。这是晚近发展经济学研究的一项成果。熊彼特把以纺织工业为主导的产业革命结束在1842年，而把自此至1897年作为“蒸汽和钢铁时代”。由于这两个年份恰好是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我曾利用这种巧合写了一篇短文，论述中国近代产业萌发时期的一些特征。[10]③这个时期，西方拼命地向中国推销纺织品和鸦片，而中国人向西方寻求的却是如当时洋务派所说的“机船矿路”。在中国国土上，第一批机器制适厂、机械采矿业、钢铁联合企业、实用化的铁路，都是中国人创办的。外国资本投资于这些事业，是在中国人创业20至30年以后的事情。只有“船”是例外，英国人早在上海开设大造船厂，与中国的福州、江南船厂竞争。但两者造船的路线完全不同。外商船厂造船照例是进口轮机，在上海装配船体。中国人造船则自始就力求自造轮机，所谓“轮船一局实专为习造轮机而设”。我在该文中还提出：以“机”和“船”而论，当时不仅是进口替代工业，而且是“追赶时代”的工业。因为那时是以造兵器和战舰为主。这期间，中国造枪的水平与国外的差距由落后37年缩短到20年，再缩短到13年，最后为6年；在造舰上的差距，由落后16年缩短为8年，再缩短为6年。

这些新式产业的出现，自然是西方文明冲击的结果。但是，“机船矿路”路线的形成，以及上述每项产业的创办，却不是西方的意愿。以钢铁为例：当时西方是钢铁输出国，1881年到1891年它们输华的钢铁增长了10倍，它们自然不要在中国设钢铁厂来自我替代。而创办汉阳铁厂的张之洞可说是个钢铁迷，他在1889年给李鸿章的电报说；“晋铁如万不能用即用粤铁，粤铁如亦不精不旺，用间铁、黔铁、楚铁、陕铁”，“岂有地球之上独中华之铁皆是弃物？”这种创业精神，以及上述技术上的时代追赶，如不归功于某个人，都是来自中国社会内部的能动因素，是外因通过内因而见诸实践。即以“机船矿路”路线而论，以及当时更为普遍的一求强”一求富”要求，也不就是“冲击一反应”模式，它不仅是以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为基础，还有自龚自珍以来的“思想之解放”（梁启超语），以至可追溯到17世纪的社会变革和“明夷”思想。

然而，洋务派的“机船矿路”路线最后终于失败。后来，中国新工业中唯一略有发展的反而是棉纺织工业。这是中国的不幸，也是中国的近代化步履蹒跚的原因之一。“机船矿路”路线的失败有种种政治的和经济的原因，有待史学家去总结。不过，我想至少原因之一是它与中国传统的经济脱节，不能发挥经济效益。而后来棉纺织业之所以略有发展，则恰是因为当时的纺织厂都是以纺纱为主，纺纱卖给农村织布户，充分利用了传统手工业的能动因素。棉纺织以外，他业也有类似情况，下面再详述。

这就又产生了一个传统经济与近代经济的关系问题。本来，西方国家的工业化，都是在传统经济的基础上，经过马克思所说的“三阶段”的过渡，走上机器大工业的。在这里，传统与近代犹如母与子，没有前者也就没有后者。而在中国，这两者却变成完全对立的东西。长期以来，人们是把传统的东西都看成是落后的、封建的、阻碍近代化的东西，好象非统统打倒不可。这是因为，中国开始建立新式产业时，是在西方资本主义人侵以后，传统与近代的关系变成了东方与西方、土与洋的矛盾。西方资产阶级是要按照自己的面貌去改造世界，①他们所遇到中国的传统的东西，就应当都在打倒之例。

除了以救世主自居的种族主义偏见外，近代西方人对中国的认识，是把中国看成一个停滞的、永恒不变的社会，只有靠西方文明来唤醒它，才能得到解脱。这种停滞不变的理论可以追溯到黑格尔，他把中国置于人类历史辩证法之外。以至马克思也受其影响，把两千年来封建的中国比作木乃伊式的社会。加以韦伯主义对中国儒学的宗教观解释，中国传统社会就失掉了任何能动的因素。

不幸的是，许多中国人对自己的传统的文明也采取了虚无主义的态度，直到最近才有了改变。这一方面是受西方思潮的影响；一方面也是因为，在中国人认真思考这个问题的时侯，正值革命高潮，从“驱逐鞑虏”到后来的反封建，对传统的东西都重在批判，很难说一句好话。不过，六十年代以来有了很大改变。在国外，已基本上突破了中国社会停滞不变的理论，对于宋代以来商品、货币经济的发展，人口、价格的变动，地区经济的演进颇多研究。中国学者作了更多的工作，尤其是对于明清经济的发展，地制、租佃、雇佣关系的演进有深入的探讨，而1955年以来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尤有成绩。

近代社会是从古代社会孕育出来的，任何人不能割断历史。这在政治史上，尚可有外族入侵，或宫廷政变，立即改变政权。经济史则不能这样。按照恩格斯的说法，任何经济现象都是一个过程，有它的继承性和延续性。传统经济和近代经济的关系也是这样。象封建文学有精华也有糟粕那样，传统经济中也有积极的、能动的因素，或在改造过程中仍须加以利用或暂时利用的部分。中国传统农业的特点就是高度集约化经营，以至亩产量达到世界的高峰，到今天还高于美国和欧洲；这个特点，到今天我们还在利用。不过，与本文所谈工业化关系更密切的是传统手工业，下面就专论这个问题。

机器大工业和手工业

西欧的工业化，有个长达两个半世纪的工场手工业时代。实际上，那时的手工工厂也非十分普遍，但马克思称之为“时代”并非夸大其词，而是指出其重要意义。在这种经济形式中，生产技术还是手工的，但生产关系己经是资本主义的了，它能够实现一定的规模效益和劳动组合效益，发展生产力和促进生产社会化。西欧经济力量的膨胀，社会结构的变革和资本价值观念的确立，都在这个时代。非洲、印度的征服、澳洲、美洲殖民地的开拓，物质上都是靠工场手工业的威力。荷兰和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美国的独立，都是手工工厂和农场发展的结果。近代经济理论就是这时出现的：托马斯·曼、威廉·配弟的全部学说，魁奈的《经济表》，都是手工工厂和农场的产物；斯密的《国富论》出版时，蒸汽机尚未在实用上推广。

中国也自16世纪就有工场手工业出现，但这种作为资本主义萌芽的形式，迄无多大发展、到鸦片战争后外国人和洋务派创办新式工业时，就是自国外引进全套设备。这就形成一种看法，认为中国的工业化只能从外国移植而来，没有本国传统经济的贡献；经济史学者也大都两眼只重视那些大烟囱工业，很少去研究手工业的演变，直到最近才有所改变。

我们考察了30个传统手工行业，它们的产值约占全部手工业产值的85％，因而有足够的代表性。这30个行业中，有8个在洋货大量入侵后被摧毁或部分摧毁，其中主要是手纺纱。别的都产值比重不大。其余22个行业都维持生产，并且大部分有不同程度的发展。[11]①而最值得注意的是工场手工业（包括散工制）的发展。到二十年代初，所有我们考察的这些手工行业中，都或多或少有了工场手工业形式。并且，民族机器大工业发展最快的时候，也是工场手工业发展最快的时候，乃至在同一行业中，也有这种情况。另外，鸦片战争后兴起的新手工业（我门考察了18个行业），也大部分有工场手工业形式。据我估算，到1920年左右，工场手工业的产值，大约比之官办的、民办的和外国资本经营的机器大工业的产值加起来，还稍大一些。中国确实没有一个工场手工业时代；不过就工业生产的资本主义化来说，工场手工业的地位决不容忽视。

在一定条件下，工场手工业又常成为工业化过程中的不可逾越的阶梯。甲午战争后，我国从国外引进了一些新工业，它们在国外已是机器大生产，引入中国后，却变成了手工业。这并不是中国人习于落后，也不完全是由于中国劳动力便宜。例如针织业，20世纪初，上海一部美式电力织袜机约售900两，一台德式手摇织袜机约售80两。电力机与手摇机的产出比例约为6：1，而资本投入比例为11：1，在当时市场条件下，手摇机具有较大资本边际效益，工场手工业便是最佳生产规模。这些新手工业，大都在二三十年代过渡到机器大工业，仍保留部分手工生产。

传统手工业中，也有这种过渡。例如缫丝业中，由手摇丝车到足踏丝车、到汽喉足踏丝车、再到蒸汽动力丝车；制棉业中，由手摇轧花车到足踏皮辊轧花车、再到蒸汽动力齿轮轧花车；榨油业中，由木槽楔人油榨到人力螺丝油榨、再到动力水压油榨；磨粉业中，由畜力石磨到火轮石磨、再到电力钢磨。尤其值得重视的是棉织业和丝织业，由投梭机到手拉机、再到足踏铁轮机以至足踏自动提花机，这种手工厂，就足以和机器大工业竞争了。顺便提到，上述这6个手工行业，其产值约占全部手工制造业产值的60％。当然不是说它们已完成这种过渡，如果它们已全部实现过渡，中国也早就实现工业化了。更可引人深思的是，上述这些手拉机、铁轮机、提花机、皮辊轧花车等，原来都是来自日本，后由中国仿造。那么，在已经有了英美式的机器纺织厂后，日本人为何还费力去研制这些手工机械，难道专为销往中国吗？不，原来日本工业化的道路就是这样走过来的。

机器大工业取代手工业，是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但它不能消灭手工业，这两者之间不仅有矛盾的一面，还有互相补充的一面，以至有母与子关系的一面。“第一批机器是在手工业条件下，用手工劳动制成的”；[12]②直到今天，一项新发明的样机，仍然要依靠手工研制。今人在前工业化（proto—industrialization）研究中提出的互补效应，列宁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就早已论及了。其实何止是前工业化，手工业对于机器大工业的补充，手工业对于经济近代化、现代化的贡献，至今不渝。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德出现的“手工业复兴”，[13]③曾经引起西方经济史学家的重视。在我国，近年来乡镇工业的勃兴，尤其是“温州模式”（主要是家庭工业），以及它们在社会主义现代化中的功能，也应当对我国经济史学界有所启发。照我看来，回顾我国近代史中的工业化过程，总是贪大求洋，不适合国情，吃了亏。

中国式的工业化道路

这样看来，19世纪以来的中国近代化，本来应当走自己的道路，正如今天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一样。就是说，它应当不是西方生产方式的原样移植，而是新生产方式和中国内部能动因素的结合。历史是无情地失败了，以致我们无法总结这方面的经验，中国近代经济史只能是灰色的。但在失败史中，还是可以隐约地看见一些中国式工业化道路的憧影，使人得到启发。

19世纪洋务派创办的那些官办企业，尽管在体制上有一个“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标的，在实践上却是走的一条移植西方或者全盘西化的道路，与中国的传统经济脱节。它们被称为“洋务”，而最后多半是被强大的外国资本所吞没或支配。但是，在一些民办企业中，并不完全是这样。资本家经营企业，多少要自觉或不自觉地遵守经济规律，谋取最大效益。前已提到他们引进一些外国新工业时先采取手工生产，即为一例。现在再以缫丝工业和棉纺织工业为例，看一下它们发展的道路。

缫丝是一种出口主导型的工业，是民办最早的近代工业。早在1870年前后，西方人就在上海和东京引进当时最新的意大利式丝机，建立蒸汽动力丝厂，都因为不是桑蚕区，脱离鲜蚕市场，经营失败。日本人是把该厂由东京迁到长野县信州，并且把丝机简化为木釜，把蒸汽动力改为水力，利用山区桑蚕业的优势，发展起日本缫丝工业，再经过不断改进，最后打败了中国缫丝业，这是尽人皆知的。[14]①广东陈启源，立足于本土，利用岭南多造蚕的优势，并把法国式丝机改造为足踏、汽喉（蒸汽煮茧）作为过渡，结果发展起顺德一带的小型机器缫丝业，19世纪末达100多家。上海新建的华商丝厂，仍然保持西方式的高技术设备大型厂，19世纪末，上海丝机每台日产能力达375克，广东丝机为225克，日本丝机仅169克。但是，上海白厂丝的出口只有广东的1／3，在成本上也敌不过日本。这是因为，它脱离桑蚕区，既无利用鲜茧之便，又昧于信息，经营困难（茧的年成和含丝量与气候、雨量关系至密）。直到1920年，上海厂丝的出口仍然落后于广州。无何，江南缫丝业向桑蚕区无锡转移，兴起了新的缫丝工业基地，到1928年，江南厂丝出口才压倒广东。这时，日本本国式丝机经过改进，已超过意大利式、日产量达449克了。[15]②这叫先退后进，占了上风。

棉纺织是进口替代型的工业，也是近代中国最重要的工业。1879年李鸿章创办上海机器织布局、1890年张之洞创办湖北织布官局，都是着眼于洋布的泛滥，希图“分洋人之利”。1899年张謇创办大生纱厂，情况就完全不同。它一开始就是建立在通海的植棉业和手织业发展的基础上的。通海的植棉业，乾隆间已由“沙花”发展为“通花”；这里的织布业，嘉道间已由稀布（包装用）发展为关庄布，再进而为通州大布。大生的成功，十年间资本由44万余两增至165万两，就因为利用了中国传统经济的这两个能动因素。它以生产12支纱为主，以适应通海棉；70％的产品供应通海手织户，以发挥通布的市场优势；在管理上也“停年歇夏”，以利用农村劳动力。这条道路是中国式的。以后民营棉纺织工业的发展莫不如此；李鸿章、张之洞的织布局也从失败中得到教训，弃布就纱，变成三新纱厂和裕华纱厂。到20世纪二十年代，中国棉纱已由净进口变成净出口，于是纱厂开始增设布机，到三十年代，洋布进口也微不足道了。

棉纺工业不完全是进口替代，它同时具有前向联进（linkage）和后向联进的效应。原来的士纱是不能适用手拉机、铁轮机的，因而也不能织宽幅布。20世纪以来，随着纱厂的发展和廉价机纱的大量供应（这时进口洋纱已不居重要地位），推动了各城镇织布工场手工业的发展，到二十年代约有2，000余家；同时，产生了南通、定县、高阳、宝坻等新兴手织布区；并在这些地方和江浙手织布区发展了商人放纱收布的资本主义生产形式。在这些形式下织造的宽幅改良土布，在质量和价格上都可以同洋布直接竞争。我们估计，到1920年，改良土布的产量约有5000万匹（土布匹），同样，中外纱厂生产的机制布不过3664万匹（折合土布匹）。当然，市场上最大量的商品布仍是农村家庭生产的，约有2，2亿匹；不过，家庭织户也已大都采用机纱，并部分采用手拉机，从而提高了手织效益。到三十年代，改良土布就再让位给机制布。

后向联进主要在于棉种的改良，即长纤维棉种的引进和推广。张之洞、张謇、穆藕初都是这项事业的开拓者，而他们之开发农业经济都是由于办有纱厂。此外，由于张謇的倡导，在苏北地区还出现了几十家盐垦公司，改造盐滩2000万亩，移民30万口。尽管这些公司设备落后，并主要行租佃制，但由晒盐改为植棉，土地利用效益增大，这本身就是一个进步。

从缫丝和棉纺织业的发展中还可悟出一个道理，即在中国，工业的发展必须与广大农村经济相结合。在当时，中国要走日本的或今天亚洲“四小龙”的那种外向型发展的道路是不现实的，工业的原料和市场都是在农村。上海的丝厂是用湖州丝，而多少年来，著名的湖州丝并无改进；质量且有下降之势。无锡的丝厂与当地桑蚕业直接结合，到1929年，在无锡农村改良蚕种已完全代替了上种。在南通，由张謇创建的，包括农、工、商、运输以至银行的“南通实业”体系，人或讥之为地方主义或封建割据，其实，他那包括农业在内的十几家实业公司都是由大生纱厂资助或保证，是建立在大工业资本力量之上的。在幅员辽阔的中国，这种以大工业为中心，以农村为基地的区域或乡土经济发展路线，不失为中国式的近代化的途径之一。它比之那种以洋行为中心，以租界为基地，脱离农村以至对立于农村的口岸经济发展路线，应当有更广阔的前途。然而历史无情。南通模式的乡土经济发展路线，随着大生纱厂的衰落而失败。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开始的上海纺织业向内地的转移，也因军阀混战和时局多变而甚少成绩。口岸经济发展路线却在帝国主义保护下取得优势。

中国近代经济史仍然是一部失败的历史。但是，我觉得研究者的任务，不仅是从失败中汲取教训，还应当从中找出积极的东西。我的本意不过如此。注释

[1]①这个讨论始于1982年而盛于1984年，几种看法可见于1984年《历史研究》2、4、6期的有关文章。最近一次讨论会是1987年8月在湘潭召开的。

[2]②可举出的有龚骏的《中国都市工业化程度之统计分析》，李达的《中国产业革命概观》，刘大钧的《中国工业化研究》，方显庭的《中国工业化：一个统计的考察》（英文）何廉、方显庭的《中国工业化的程度及其影响》等。

[3]①以“不发展的发展”为标题的著作，有VictorD．Lippit的长文，载英国MdernChina，4卷3期，1978年；PhilipC．C．Huang编辑的论文集，纽约1980年出版。

[4]②“对外经济关系与中国近代化”研讨会于1987年5月在武汉召开，在这以前在黄山召开了“世界近代史上的现代化问题”研讨会。

[5]③我想赘疣一句：1928年后这个词创行时是“半封建半殖民地”，大约四十年代改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王亚南的《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经济形态研究》直到解放后修订第六版仍保持原称，深有见地；1987年十三大以后，有些文献又恢复了“半封建半殖发地”的称谓。

[6]④18世纪论者可以JosephFletcher为代表，见《剑桥中国史》第10卷，中译本第41页；16世纪论者可以FredericWakemanJr．为代表，见所编ConflictandControlinLatelmperialChina．1975年版第2页。

[7]⑤这种看法见于笔者为《中国大百科全书·经济学卷》所写“中国经济史”词条。

[8]①这个词正式出现于1954年出版的费正清、邓嗣禹合编的ChinasResponsetotheWest：ADocumentServey一书的序言中，但这种观点是早已流行甚广了。

[9]②国外在这方面比较详尽的一项研究是1984年出版的美国PaulA.Cohen写的DiscoveringHistoryinChina，该书最后一章的标题是“走向以中国为中心的中国史学”，这也是该书的主旨。

[10]③本书《早期中国近代化过程中的内部和外部因素》。

[11]①我国近代手工业发展的最高峰，迄今还是个谜。三十年代，有人认为按产值计，最高在1930年。解放后，中央手工业管理局把它权定在1936年。最近，有人提出应在1912年。我们研究，大体是在1920年。

[12]②马克思：《机器、自然力和科学的应用》，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89页。

[13]③西德是把年销售额不满30万马克、职工不满10人的企业划为手工业。1949－1979年，手工业的销售额由210亿马克增为2，520亿马克，职工由322万人增为416万人。同时期，日本经济的发展也得力于这种小企业。

[14]①古田和子：《日中两国缫丝业比较》，译文见江苏省中国经济史研究会：《经济论衡》1986年版。

[15]②丝机制式见RobertY.Eng：EconomiclmperialisminChina：SilkProductionandExports，Berkeley，1986.P.170—1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