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经济学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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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经济史以及经济史研究方法在恩格斯的经济理论研究中的作用是基础性的，这一点长期被人们所忽视。通过对经济历史的实证分析，恩格斯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方法、研究对象以及基本理论进行理性的批判，在此基础上架构起经济理论的“大厦”。这些对当前的经济史研究仍可以提供理论上的指导和方法上的借鉴。

任何一个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人都清楚，恩格斯对经典理论做出了重大贡献。他注意把理论和实践紧密结合起来，在实践中检验、丰富和发展自己的理论。更值得注意的，也可能被大多数学者忽视的是，恩格斯和马克思一样重视对经济史的归纳，正是通过对经济史的研究，恩格斯帮助马克思完成对英国经济史的研究，完成《资本论》；正是通过经济史的研究，恩格斯完成了《自然辩证法》和经济史专著《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一、对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和方法的批判过程是经济学与经济史的融合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史上，被奉为政治经济学开拓性著作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是一篇经济学与经济史融合的著述。在这篇著作中，恩格斯从经济史的角度考察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现象，对私有制进行深入的研究和批判。马克思称它为“批判经济范畴天才的大纲”。

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以回应杜林的理论为基点，重点通过经济史的考察，提出政治经济学从最广的意义上说，是研究人类社会中支配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交换的规律的科学，由于人们生活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国家，因此政治经济学不可能对一切国家和一切历史时代都是一致的。恩格斯提出政治经济学其实就是一门历史的科学，它所涉及的是历史性的即经常变化的材料。它首先研究生产和交换的每一个发展阶段的特殊规律，只有在完成历史性的研究后，才能确定为数不多的、适合于一切生产和交换的、最普遍的规律。恩格斯非常注重经济历史的长期性和动态性，认为随着历史上一定社会的生产和交换的产生，产品分配的方法和方式也产生了。从这些观点出发，恩格斯认为，学界所掌握的有关经济科学的东西，几乎只限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和发展。只懂得这些是不够的，对于发生在这些形式之前或者在比较不发达国家内存在的分配交换形式，同样必须加以研究。

因此，恩格斯和马克思所创立的政治经济学，从批判封建主义的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开始，证明它必然要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代替。他们把历史与逻辑结合起来，描述了整个历史过程，通过现象，进入经济实体，揭示了资本运动的本质以及表示内在的本质联系的规律，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当作一个活的机体进行解剖。

二、对政治经济学基本理论的批判性阐述贯穿着经济史的论证

正如恩格斯所说，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的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恩格斯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中贯穿着大量经济史的论述。

1.价值理论。恩格斯研究欧洲各国经济史，认为政治经济学是商业扩展的自然结果，以此为基础，形成各种经济学流派。在《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恩格斯所分析的商业，首先是一个流通领域中出现的范畴，因商业而形成的第一个范畴就是价值。关于究竟何为价值，他认为资本主义各经济学派之间进行的（生产费用与效用）争论是没有意义的，如果不把竞争的发展历程考虑在内，生产费用是无法确定的，生产费用这个范畴是建立在竞争基础上的，即使是物品的效用本身，也是一种主观而无法确定的东西。在私有制的社会，竞争是唯一能够比较客观地决定物品效用大小的办法。在恩格斯看来，物品的价值包括两个因素，即生产费用和效用，而争论双方将二者强制分开，因而引起混乱，为了澄清错误，他确定了一个最具有天才意义的构想，即认为“价值是生产费用对效用的关系”，如果两种物品的生产费用相等，那么效用就是确定其比较价值的决定性因素。这种构思巧妙地处理了效用与生产费用的关系，把价值当作一种关系来处理。这种科学的价值概念被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得到进一步的阐述。

2.资本与要素理论。恩格斯在批判政治经济学将生产费用分为三个要素时，把人的精神要素（思想和发明创造）加入考虑。事实上，恩格斯不仅把人和自然统一起来，还把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统一起来。“蒸汽机这样的科学成果，在它存在的头50年中给世界带来的东西就比世界从一开始为发展所付出的代价还要多”。他以卡特耐特、李比希等人在科学技术上的历史作用，论证科学技术是生产的因素，以及脑力劳动在形成价值方面的作用和意义。他在此基础上继续向前发展，认为“人类所支配的生产力是无穷无尽的，应用资本、劳动和科学可以使土地的收获量无限期提高”。“科学”被恩格斯视为一种生产要素，例如资本在对劳动的替代中利用了科学发明。

关于资本，恩格斯虽然没有突破“资本是积累起来的劳动”的论断，但已经按照新的方式来处理它了，认为资本是劳动的结果，并深刻地论证了“由私有制造成的资本和劳动的分裂，不外是与这种分裂相适应的并从这种分裂产生的劳动的分裂。这种分裂完成后，资本又分为原始资本和利润，即资本在生产过程中获得的增值”。对私有制的起源问题，恩格斯在其经典经济史著述《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有精辟的论述。正是在此基础上，他才说明一切分裂现象都产生于私有制。

恩格斯在配合马克思写作《资本论》的过程中经常以书信的方式共同探讨问题。例如货币流通量与商品价格、固定资本的折旧与补偿、土地耕种的历史序列与级差地租问题、亚细亚生产方式等。这些共同的研究活动，密切联系实际，或者结合经济史，推动了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和马克思主义的形成。比如，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上，马克思认为东方（指土耳其、波斯、印度）一切现象的基础是不存在土地私有制，这甚至是了解东方天国的一把真正的钥匙，恩格斯进一步把“土地国有”当作东方专制主义的经济基础。他解释东方各民族古典意义的土地私有制，主要是由于气候和土壤的性质，在这些地区，农业生产的第一个条件是人工灌溉，这只能由村社、省或中央政府来完成。这些观点成为马克思研究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新起点，把经济上的土地国有制和政治上的专制联系起来考察，并找到了它们的经济史基础。

三、经济史论述构成恩格斯经济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恩格斯撰写的有关经济史的著作为数不少，这些著作是他的经济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1.通过调查研究各国经济史，发现经济利益是现代阶级对立的基础，因而也是政治历史的基础。1845年

3月，恩格斯完成《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该书就是一部英国经济史，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文献之一，它真实地描述了自产业革命以来到1845年为止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指出了摆脱这种状况的出路，并给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论证，将英国产业革命产生的动因、过程及其全部结果都展示出来。

除了关注英国经济史外，恩格斯还研究了德国的经济状况。他先后完成了《德国维护帝国宪法运动》（1849年秋），《德国农民战争》（1850年），《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1851年），这几部著作构成相互联系的整体，从不同的角度阐明了300年间德国的社会经济史和相应的阶级关系及阶级斗争史。结果，他从事实中完全弄清了他们以前半先验地根据不完备的材料推导出的结论。1847年世界贸易危机生产了法国二月革命与德国三月革命；从1848年逐渐开始重新到来而且在1849～1850年达到全盛的工业繁荣。因此，在当时不可能取得欧洲革命的胜利，共产党人的任务是宣传科学的共产主义理论，为将来的决战培养战士。

2.对社会经济形态进行历史考察，以所有制作为区分经济时代的标准，建立一种社会形态发展的学说。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马克思与恩格斯提出所有制的几种形式。第一种形式是部落所有制，它与生产的不发达阶段相适应；第二种形式是古代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是由于几个部落通过契约或征服联合成为一个城市产生的，在这种所有制下仍然保持着奴隶制；第三种是封建的或等级所有制，是以某种共同体为基础，但直接进行生产的阶级是与这种共同体对立的；第四种就是资本主义的所有制。在这里，恩格斯与马克思以严格的逻辑论证了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产生和发展的历史：首先考察了城市和农村的分离，这是资本独立发展的开始，但它的基础还是私有制；其次是商业与生产的分离，表现为特殊的商人阶级的形成，商业的形成。城市之间开始产生新的分工和自身的优势，为造就一个新的市民阶级创造了条件；再次，一个最重要的结果是工场手工业的产生。随着工场手工业的产生，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也开始了，竞争往往发展成为商业战争，各国通过保护关税和各种禁令进行激烈的竞争，商业也就具有了政治意义，美洲和东印度航路的发现更扩大了交往。最后，美洲白银在欧洲的出现，使得资本积累迅速的发展起来，英国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建立在世界商业和工场手工业的优势，也造就了对其手工业产品的世界性需求，而这种需求是旧的手工业所不能满足的，于是机器的发明和应用成为趋势。从此以后，资本主义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3.从历史、社会的角度论证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是一部重要的经济史著作，同时也是用唯物史观来阐述史前社会，从而把古代史研究纳入科学社会主义轨道的经典之作。恩格斯在美国民族学家摩尔根的研究基础上，把家庭当作一种能动的因素，并认为它随着社会从较低阶段向较高阶段的发展而不断变更自己的形式。他详尽地叙述了家庭的起源和历史变迁。家庭史发展的第一个阶段是血缘家庭，以后依次经过普那路亚家庭、对偶家庭，最后演进到一夫一妻家庭。人类的三种婚姻形式大体上与人类本身所经历的三个发展阶段相适应。研究家庭史，可以从中发现作为原始社会制度细胞的氏族组织的起源和它的本质。不仅如此，恩格斯要说明的关键问题是和私有制相联系的科学意义上的家庭，而不是氏族。私有制的出现则早在氏族公社时期就已经存在，决不是暴力和掠夺的结果，保护私有制成为国家的任务，国家也就成为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不同于旧的氏族组织。国家刚出现的时候，就成为奴隶主压迫奴隶的工具。为了证明这一点，恩格斯以雅典作为典型案例展开分析，认为它不是从外来冲突中产生的，是从阶级冲突中产生的。这就是恩格斯关于私有制、家庭、国家的起源的科学分析的结论。

3月，恩格斯完成《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该书就是一部英国经济史，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文献之一，它真实地描述了自产业革命以来到1845年为止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指出了摆脱这种状况的出路，并给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论证，将英国产业革命产生的动因、过程及其全部结果都展示出来。

除了关注英国经济史外，恩格斯还研究了德国的经济状况。他先后完成了《德国维护帝国宪法运动》（1849年秋），《德国农民战争》（1850年），《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1851年），这几部著作构成相互联系的整体，从不同的角度阐明了300年间德国的社会经济史和相应的阶级关系及阶级斗争史。结果，他从事实中完全弄清了他们以前半先验地根据不完备的材料推导出的结论。1847年世界贸易危机生产了法国二月革命与德国三月革命；从1848年逐渐开始重新到来而且在1849～1850年达到全盛的工业繁荣。因此，在当时不可能取得欧洲革命的胜利，共产党人的任务是宣传科学的共产主义理论，为将来的决战培养战士。

2.对社会经济形态进行历史考察，以所有制作为区分经济时代的标准，建立一种社会形态发展的学说。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马克思与恩格斯提出所有制的几种形式。第一种形式是部落所有制，它与生产的不发达阶段相适应；第二种形式是古代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是由于几个部落通过契约或征服联合成为一个城市产生的，在这种所有制下仍然保持着奴隶制；第三种是封建的或等级所有制，是以某种共同体为基础，但直接进行生产的阶级是与这种共同体对立的；第四种就是资本主义的所有制。在这里，恩格斯与马克思以严格的逻辑论证了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产生和发展的历史：首先考察了城市和农村的分离，这是资本独立发展的开始，但它的基础还是私有制；其次是商业与生产的分离，表现为特殊的商人阶级的形成，商业的形成。城市之间开始产生新的分工和自身的优势，为造就一个新的市民阶级创造了条件；再次，一个最重要的结果是工场手工业的产生。随着工场手工业的产生，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也开始了，竞争往往发展成为商业战争，各国通过保护关税和各种禁令进行激烈的竞争，商业也就具有了政治意义，美洲和东印度航路的发现更扩大了交往。最后，美洲白银在欧洲的出现，使得资本积累迅速的发展起来，英国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建立在世界商业和工场手工业的优势，也造就了对其手工业产品的世界性需求，而这种需求是旧的手工业所不能满足的，于是机器的发明和应用成为趋势。从此以后，资本主义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3.从历史、社会的角度论证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是一部重要的经济史著作，同时也是用唯物史观来阐述史前社会，从而把古代史研究纳入科学社会主义轨道的经典之作。恩格斯在美国民族学家摩尔根的研究基础上，把家庭当作一种能动的因素，并认为它随着社会从较低阶段向较高阶段的发展而不断变更自己的形式。他详尽地叙述了家庭的起源和历史变迁。家庭史发展的第一个阶段是血缘家庭，以后依次经过普那路亚家庭、对偶家庭，最后演进到一夫一妻家庭。人类的三种婚姻形式大体上与人类本身所经历的三个发展阶段相适应。研究家庭史，可以从中发现作为原始社会制度细胞的氏族组织的起源和它的本质。不仅如此，恩格斯要说明的关键问题是和私有制相联系的科学意义上的家庭，而不是氏族。私有制的出现则早在氏族公社时期就已经存在，决不是暴力和掠夺的结果，保护私有制成为国家的任务，国家也就成为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不同于旧的氏族组织。国家刚出现的时候，就成为奴隶主压迫奴隶的工具。为了证明这一点，恩格斯以雅典作为典型案例展开分析，认为它不是从外来冲突中产生的，是从阶级冲突中产生的。这就是恩格斯关于私有制、家庭、国家的起源的科学分析的结论。3月，恩格斯完成《英国工人阶级状况》，该书就是一部英国经济史，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文献之一，它真实地描述了自产业革命以来到1845年为止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指出了摆脱这种状况的出路，并给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论证，将英国产业革命产生的动因、过程及其全部结果都展示出来。

除了关注英国经济史外，恩格斯还研究了德国的经济状况。他先后完成了《德国维护帝国宪法运动》（1849年秋），《德国农民战争》（1850年），《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1851年），这几部著作构成相互联系的整体，从不同的角度阐明了300年间德国的社会经济史和相应的阶级关系及阶级斗争史。结果，他从事实中完全弄清了他们以前半先验地根据不完备的材料推导出的结论。1847年世界贸易危机生产了法国二月革命与德国三月革命；从1848年逐渐开始重新到来而且在1849～1850年达到全盛的工业繁荣。因此，在当时不可能取得欧洲革命的胜利，共产党人的任务是宣传科学的共产主义理论，为将来的决战培养战士。

2.对社会经济形态进行历史考察，以所有制作为区分经济时代的标准，建立一种社会形态发展的学说。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马克思与恩格斯提出所有制的几种形式。第一种形式是部落所有制，它与生产的不发达阶段相适应；第二种形式是古代公社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是由于几个部落通过契约或征服联合成为一个城市产生的，在这种所有制下仍然保持着奴隶制；第三种是封建的或等级所有制，是以某种共同体为基础，但直接进行生产的阶级是与这种共同体对立的；第四种就是资本主义的所有制。在这里，恩格斯与马克思以严格的逻辑论证了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产生和发展的历史：首先考察了城市和农村的分离，这是资本独立发展的开始，但它的基础还是私有制；其次是商业与生产的分离，表现为特殊的商人阶级的形成，商业的形成。城市之间开始产生新的分工和自身的优势，为造就一个新的市民阶级创造了条件；再次，一个最重要的结果是工场手工业的产生。随着工场手工业的产生，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也开始了，竞争往往发展成为商业战争，各国通过保护关税和各种禁令进行激烈的竞争，商业也就具有了政治意义，美洲和东印度航路的发现更扩大了交往。最后，美洲白银在欧洲的出现，使得资本积累迅速的发展起来，英国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建立在世界商业和工场手工业的优势，也造就了对其手工业产品的世界性需求，而这种需求是旧的手工业所不能满足的，于是机器的发明和应用成为趋势。从此以后，资本主义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3.从历史、社会的角度论证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是一部重要的经济史著作，同时也是用唯物史观来阐述史前社会，从而把古代史研究纳入科学社会主义轨道的经典之作。恩格斯在美国民族学家摩尔根的研究基础上，把家庭当作一种能动的因素，并认为它随着社会从较低阶段向较高阶段的发展而不断变更自己的形式。他详尽地叙述了家庭的起源和历史变迁。家庭史发展的第一个阶段是血缘家庭，以后依次经过普那路亚家庭、对偶家庭，最后演进到一夫一妻家庭。人类的三种婚姻形式大体上与人类本身所经历的三个发展阶段相适应。研究家庭史，可以从中发现作为原始社会制度细胞的氏族组织的起源和它的本质。不仅如此，恩格斯要说明的关键问题是和私有制相联系的科学意义上的家庭，而不是氏族。私有制的出现则早在氏族公社时期就已经存在，决不是暴力和掠夺的结果，保护私有制成为国家的任务，国家也就成为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不同于旧的氏族组织。国家刚出现的时候，就成为奴隶主压迫奴隶的工具。为了证明这一点，恩格斯以雅典作为典型案例展开分析，认为它不是从外来冲突中产生的，是从阶级冲突中产生的。这就是恩格斯关于私有制、家庭、国家的起源的科学分析的结论。

“当人的劳动的生产率还非常低，除了必需的生活资料只能提供微少的剩余的时候，生产力的提高、交换的扩大、国家和法律的发展、艺术和科学的创立，都只有通过更大的分工才有可能，这种分工的基础是，从事单纯体力劳动的群众同管理劳动、经营商业和掌管国家以及后来从事艺术和科学的少数特权分子之间的大分工。这种分工的最简单的完全自发的形式，正是奴隶制。”他还明确指出“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有理由说：没有古代的奴隶制，就没有现代的社会主义。”

3.历史方法与逻辑方法的统一。经济史研究的最终目的不应该是事实的罗列，而应该是对理论的贡献。而“历史常常是跳跃式地和曲折地前进的，如果必须处处跟随着它，那就势必不仅会注意许多无关紧要的材料，而且也常常会打断思想进程；……因此，逻辑的研究方式是唯一适用的方式。但是，实际上这种方式无非是历史的研究方式，不过摆脱了历史的形式以及起扰乱作用的偶然性而已。”故经济史研究应该是历史方法与逻辑方法的统一。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即使是在创始阶段，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与政治经济学，也是密切地结合着，辨证的逻辑所反映的是实际的历史进程，共产主义的理论是从现实的资本主义关系中引申出来的，按照事物本来的面目及其产生的根源考察事物。

4.事实是研究工作的出发点。在经济史研究中，经济发展事实是基础，有了正确的事实，才可以用各种理论和方法进行分析，得到有价值的结论。

5.对经济史的研究需要历史的沉淀。“对于某一个时期的经济史的明确观念，决不能和事件本身同时得到，而只有在事后，即在搜集和鉴别了材料之后才能得到。”这样概括叙述当前事物发展的一切条件都不可避免地包含有产生错误的源泉。因此如果要研究当前的经济史，要考察同时发生的经济变化，或者即使只要把它们保持在视野中，是比较困难的，只有在所发生的事件告一段落后，收集到足够的资料，才有可能形成正确的观点，这也是有些经济史学家所主张的“慢半拍”。

总之，经济史以及经济史研究的方法在恩格斯经济学研究中的作用是基础性的，是巨大的，同时恩格斯在运用经济史以及经济史研究方法的过程中对经济史学科的发展做出的贡献也是不可磨灭的。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