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观经济调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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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观点：
1理论落后于实践之理论短缺意味着理论创新时机的成熟。
2按既定进程用常规方法搞改革，我国确实存在严重的通缩压力，改革受挫是必然的。3经济运行、增长、发展和转轨，均存在分岔现象，自由市场经济并不必然指向均衡和发展。宏观规划和调控是必要的，运用得当，消极言可稳定经济，积极言能加速经济发展，20世纪东西方的发展经验可作证。
4应区分节奏性调控与结构性调控，西方经济学的边际分析方法隐含微扰论思想，故它只适用于前者，对后者并无成熟理论，而我们要解决的主要是结构问题，实践中常出差错在于误用理论。
5计划经济、转轨经济和自由市场经济职能不同。计划经济是在全面短缺条件下既普遍满足公众基本需要又快速积累物质资本以形成新的物质生产力的有效模式，它借助行政强制和紧货币政策确保实物资源沿主渠道配置和循环。转轨经济职能有二：一要释放现有物质生产力的潜能，二是让各种实物资源通过市场流通实现基本的市场价值，最终过渡到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则要解决均衡（基本市场价值已经实现）条件下如何优化资源配置发现其超额市场价值的问题。用西方经济理论指导经济转轨，难免捡芝麻丢西瓜，基本价值尚未界定，又何从估量较精细的超额价值？
6增发货币设立10万亿元规模的国家平准基金，进入资本市场，实现国有资产的价值化和市场化流通，可直接解决社保基金缺口、国企改革和启动市场的问题；可点活商品市场和资本市场两只市场经济龙睛，完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构建的主体工作；并继财政和货币政策之后提供一个更有效的宏观调控手段—资本市场的公开操作，将使我国经济比西方国家运行的更稳定、更高效，具有更高的市场竞争力。
经济学理论是实践性很强的理论，它应具有可操作性，而不仅仅局限于理论分析。我国经过20年改革开放实践，已进入了全面创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新阶段，从而经济理论思维也应当具有设计性思维的特点，不应满足于对经验的实证分析。基于这样的认识，本文从可操作性观点和设计思维的角度，对宏观调控理论和国有企业改革问题进行了新的探索，特别对经济运行状态的判断、经济运行节奏和经济结构的宏观调控问题，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和方法，并认为用发展的、前瞻性的观点来处理经济结构调整问题，是经济发展和改革取得重大突破的关键。
一、宏观经济状态的划分与判别
均衡，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是三种最基本的宏观经济运行状态。迄今为止的经验告诉我们，这三种状态都真实出现过，都是可能的基本状态，而均衡状态是市场比较有效率的状态。有效的理论首先要求有明确的逻辑起点和分析框架。为此，我们从理论上可把现实经济抽象为一个纯粹自然的无约束的自由市场经济和诸多现实因素总合而成的约束体系两者的结合体，进而考察自由市场经济的宏观图景以及在约束作用下的演化规律。根据想象和经验，可以认为自由市场经济包含三种基本状态，一种是呈现正常波动且自发稳定的均衡状态，其中市场机制起着基础作用，但是这种均衡的范围和均衡稳定的程度仍是不确定的；另两种分别是呈螺旋形发散的通货膨胀状态和呈螺旋形收缩的通货紧缩状态，并通过物价和通货诸指标充分显现出来，这两种状态是自发不稳定的，市场失灵和不经济的，我们能确知它们的演化趋向，但我们却无法确知它们的演化起点或它们起于何时。概言之，我们在定性上是可以作出确切判断和描述的，但定量上则是不确定的。实际上，也正是这种不确定性或自由度的存在，才为制度设计和宏观调控提供了内在的依据。现实经济都是程度不同的有约束的市场经济，历史上出现的各种制度约束和经济政策，就其合理的一面而言在于它们部分地解决了这种不确定性。例如，古代文明中的制度约束大多侧重于解决秩序、稳定和控制，而对效率和发展问题关注不多。近代西方文明则强调既定均衡秩序下的竞争和效率，其制度约束对大范围的均衡稳定和局势控制问题相对忽视，只是经历了多次严重的经济危机和战争冲突，特别是经历了二次世界大战后，才对这类问题引起重视，才确认了宏观调控的重要性。我国改革开放的基本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实质是制度创新，这种制度创新并没有什么现成的答案，它应当是设计出来的。借鉴历史经验和必要的理论分析，我们大体可以这样说，我们需要一个适合均衡状态管理的基本制度来确保市场活力和发展效率，我们需要一个较为完善的宏观调控体系，它能够识别、控制、治理通胀和通缩等特殊状态，能够增强均衡的稳定和效能范围，可以解决自由市场经济的不确定性问题。我们还需要这样一种规范机制，用来解决基本制度和宏观调控体系所可能引起的新的不确定性问题，使得它们与自由市场经济本身的关系是相容、自洽的。现实经济是有约束的市场经济，这些约束常常会使市场基本状态发生变形，增加了我们识别的困难。例如，西方市场国家的经济，基本上是外部约束较弱的成熟市场经济，与完全自由市场经济模型的差别较小，我们用通货、物价持续上升或下降的经验判据来识别、确认通胀或通缩状态，基本上是吻合的，可行的。但是，象我国这样的外部约束仍较强的不成熟市场经济，通胀或通缩状态通常是以潜在压力的形式出现的，外在表现不一定明显，如照搬西方国家的经验判据来识别就易出偏差。
我国的经济是一种约束程度较高的市场经济，目前处于较为严重的通货紧缩压力状态中。如何确切判断我国宏观经济形势，不仅对正确的经济决策有重大影响，而且在理论上也有典型意义。现在，理论界对我国通货紧缩现状的确认、对通货紧缩表现的特殊性的认识，意见已基本一致，但对通货紧缩程度的判断仍存在很大的分歧，分歧的原因在于所依据的判断方法不同。我们认为，在物价、通货等指标方法失效或部分失效的条件下，判断通货紧缩需引入新的方法。为此，本文采用了以下两种方法。第一种方法为“约束变动法”，即用约束强度来推断通货紧缩程度。例如，我们认为我国经济存在较强的约束，现在通缩压力尚没有大到冲破这些约束而失控的地步，说明通缩还不是极严重的或恶性的。如果通缩是轻度的，则完全撤除这些约束不致于产生太大的通缩感受或冲击。但事实是，98年我们进行减员增效下岗分流的改革试验，相当于部分撤除了约束，我们就感受到极大的失业压力和通货紧缩压力，而且人们对国企改革、结构调整的许多举措都泛化形成了较强的通货紧缩预期，这说明我国的通货紧缩压力决不是轻微的，而是较为严重的，第二种方法我们称作“干预观察法”，即用宏观调控力度来推断通货紧缩程度。调控力度与约束关系不大，较易取得一致的看法，这几年我们为治理通货紧缩大部分常规措施都用上了，调控力度较大应无异议。如果通货紧缩程度是轻微的，宏观经济应会有明显的回升；如果是极严重的，则仍会有明显的下降趋势。而实际情况却是，经济止跌企稳但回升不明显，人们情绪稳定但信心仍显不足，两种力量处于相对平衡之中，这同样说明我国通货紧缩程度是较为严重的。应当肯定，这几年治理通货紧缩是有成效的，它基本控制
住了通货紧缩发展势头，保障了一些改革措施的平稳着陆，并为确切判断宏观经济走势提供了充足的信息。
改革的目的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适度的经济增长和发展速度是改革的必然要求。一方面，改革过程中，适度的经济增长是支持、推动改革顺利进行的最基本的条件，是改革有效性的最直接最有力的证据。另一方面，改革完成之后，适度的经济增长和发展速度是改革效益具体实现和充分释放的基本途径，是为未来改革积累改革资本的最佳方式。过去由于理论上的原因，我们设计的大部分改革方案都隐含均衡这个前提，对改革效益的预期，也是用均衡条件下的收益成本来估计的。如果现实经济也是均衡的，则改革会产生预期效益；一旦现实经济不是均衡的，改革的实际结果就会与理论预期不相吻合。例如，我国价格体制改革的目标是放开物价，它带来市场活力，也伴随产生通货膨胀效应。在均衡条件下，价格改革有正常而显著的效益故成功可期。在通货膨胀状态下，价改的通胀效应被乘数放大，一旦超过收益，价改的净效益就是负的。80年代后期我国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价格改革的负效益是如此明显，达到了令公众切齿痛恨的地步，价格改革闯关最终失败也就势在必然了。而在通货紧缩状态下价改的负效应则会被抑制或抵消，会产生价格改革的超额效益，这就是为什么治理整顿期间价格改革进展反而出奇顺利的主要原因。但是，正是1992年高能启动带来经济的强劲增长和发展，才使国民经济摆脱低迷阴影，并及时化解了国内外严峻的政治压力，价格改革的丰厚回报才得以具体兑现。当前国有企业改革的方案和政策措施大多带有较明显的紧缩效应，在设计时同样也以均衡为前提。在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前，我国国民经济运行于均衡区间，故有关的改革措施和试点方案都进行得较为顺利和成功。但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经济也一下子被拉入严重的通货紧缩压力状态之中，有关改革措施的积极效益被抑制，而紧缩效应则被放大和过度释放，改革产生了超额成本，实际结果也常常达不到预期目标，在一定程度上挫伤了人们对改革的信心和热情。此时若一味强调推进有关改革是极具风险的，这种盲目急躁的举动有可能使改革全面受挫。当然，轻言放弃而使国企改革半途而废也是不明智的，关键是要调整策略，设计一个可行的攻坚方案使国企改革能决战决胜。我们认为，国企改革攻坚的时机已经成熟，应把全面解决国企改革问题作为今后3—5年内的工作重点，经济发展要服务于国企改革，要用发展来消除改革的超额成本，确保国企改革的全面成功。
二、宏观经济节奏性调控与最优增长
现实经济既然存在着三种最基本的宏观经济运行状态，宏观调控和干预就是必要的。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规范这种干预。当我们从几十年、上百年乃至千年的时间跨度来评价和选择时，显然只有均衡才是经济学上最优并有可能长期持续下去的宏观经济运行状态。在均衡状态中，正常的景气波动具有自我恢复和稳定的功能，只要设计制定的市场规则合理而明确，均衡条件下市场机制就会自动发挥作用，规范运行，无为而治，可获得最优的市场效率和最低廉的社会管理成本，而有效率的市场本身又会产生一种强烈的认同感，成为支持均衡稳定的重要力量。故均衡运行状态一般无须干预。但是，在某些特定条件下，如存在发展性不平衡（市场发育不成熟、经济结构转型等等）或外部不平衡（国家间较大的发展差距等）压力时，对均衡运行的市场进行阶段性干预可以获得超额收益或超常规发展。因为宏观干预在大范围内动员和配置资源的能力是市场力量所不及的，干预相当于注入了某种社会资本，这样，阶段性的高速增长是完全可能的，只要有效益，就不必硬压下来。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状态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不可能长期存在下去，即使勉强维持也是代价高昂的。再加上高度的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其市场效率是极不经济的，故它们是宏观调控所力求避免出现的非正常态。然而，由于存在着外部世界的不确定性，内部社会大变动的影响，人类理性有限性等诸多因素，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状态又是完全有可能出现的。有谁能保证今后几十年、上百年乃至千年的时间内它们不会再出现呢？因此，我们需要建立必要的防范和监控机制来控制常规风险的产生，更为重要的是，我们需要建立象防洪工程那样的防御极端状态的调控机制，能从容应对可能百年一遇乃至千年一遇的突发性危机的冲击，我们才能化风险于无形，确保国家经济安全。当前，我国正面临体制转型、结构升级调整与经济周期低谷相交汇的巨大压力，以及即将入世可能带来的冲击，潜在风险是空前绝后的，尤其需要有这样的机制来承重和化解各种可能的风险，为改革开放的成功造就必然之势。实际上，有能力控制极端状态，也就有能力控制各种可能状态，我们就有从容的机会通过宏观调控实现最优发展目标，有机会优化调控方式实现最佳的调控效能和效率。反之，如果连局势都控制不了，谈论宏观调控和最优发展也就缺乏现实基础。我们认为，用3年左右的时间，建立一个规模在10万亿元左右的国家平准基金体系，在中期完全能够承担这一防御职能，并可以此为契机启动经济，实现经济均衡运行和发展，并为各项改革工作的开展创设一个良好的宏观经济环境。
调节经济运行节奏，实现经济平稳运行和最优增长，是宏观调控的基本任务。面对“强者恒强，弱者恒弱”的全球经济现实，发展便是唯一的硬道理，追求经济快速增长和发展自然地成为宏观调控的首要目标。事实上，经济快速增长，尤其是经济发展性增长，意味着一国经济动态的竞争优势和竞争力，更大的未来发展空间，更重要更有利的世界经济地位，意味着一国经济能及时抓住更多更好的发展机遇，获得更快的发展速度和更为巨大的机会收益，它也意味着提前实现阶段性发展目标和分享经济发展带来的社会福利，即使短期看来效率损失比较集中，但若按常规低增长所需时间摊薄则并不比后者大多少，故快速增长和发展的效益是绝对的。而不发展或低增长，即使按现有标准效率已提高到极限水平，但在日新月异的世界经济潮流中仍摆脱不了被边缘化的命运，有可能成为新的历史古董。经济快速增长和发展，也是经济制度创新和发展的巨大推动力。一个只能产出低增长速度的经济体制终究是不值得称道的，只有既经得起重大危机冲击的考验，又有能力长期承受快速发展压力的经济体制才是有前途的。我们应当尊重“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这一客观规律，不能满足于只在现有体制框架内挖掘潜力，我们应当通过制度创新为生产力发展、为经济增长开拓新的空间。一味迁就旧体制的缺陷和低效率，人为地把速度压下来，就会丧失眼前千载难逢的历史大机遇，重新拉大我们正在缩小中的发展差距，并最终阻碍制度变革和社会进步的历史进程。而经济快速增长和发展，则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激励着制度创新，因此它是社会变革名副其实的催化剂。
如何实现经济快速增长？经济学上把它转化为如何使实际经济增长等于潜在经济增长这样一个最优化问题。不难理解，一国经济的潜在增长速度既与其初始条件即该国所处特定发展阶段的国情现实和国际环境有关，也与其动力系统即它所采用的发展模式有关。我国的国情现实和发展模式都与西方国家有较大差异，现成地照搬它们的一些经验数据并奉为教条是没有多大价值的，但对于经济原理的认识和一些发展趋势的定性把握而言，西方的经验确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当发展模式确定后，利用初始条件估测潜在经济增长是有确定意义的，这时
我们可以说，实际增长等于潜在增长是最优的，远离潜在增长则是不经济的，并且从唯象观点来看，均衡状态必定包含潜在增长目标，而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状态则与远离潜在增长目标的情形相对应。由于现实的不确定性和观测的不确定性，潜在增长目标通常延伸为一个区间，可以认为它就是均衡状态所对应的均衡区间。一般说来，如无历史经验作补充信息，我们仍无法确切判断状态间的边界，因而需要人为设置。例如，假定潜在增长速度的估计值为10%，可设定实际增长速度在9—11%或8—12%为均衡区，大于13%或15%为通胀区，小于7%或5%为通缩区，其它则为过渡区。对经济运行而言，均衡区无须干预，通胀区和通缩区则力求避免出现，故调控的重点是两个过渡区间。
调节经济运行节奏，目的是不外乎两个，一是确保增长的可持续性，但这不是一般的、更不是低位增长的可持续性，而是相对高位增长的可持续性。二是平抑波动，虽然波动不能完全消除，但可以通过构筑高位增长平台来减少波动次数，缩短调整时间使波动短期化来减少波动造成的损失。显然，恰当把握调控力度是问题的关键。通常，在过渡区内采用弱调控，只调节程度不改变方向，而在通胀或通缩的边界上则采用强调控，直接改变宏观运行方向、回复均衡。对经济运行节奏采用不对称调节策略，即用口头调控、扩展均衡一通胀过渡区、软着陆等方式来弱化反通胀调控，延长实际增长在高位逗留时间，用提前干预、压缩均衡一通缩过渡区、强力启动等方式来强化反通缩调控，尽量缩短实际增长在低位徘徊时间，我们就能获得一种超额增长，即较常规更高的实际平均增长率。这可以理解为持续的不对称调控累积的非线性效应产生了模式漂移，使原估计值相对于实际模式来说变得失真了。在实际操作中，处理好均衡向通胀或通缩转折时的临界现象，也可以改进调控效率。如转折已经发生，宜两害相权取其轻，即采用强调控以扭转宏观运行趋势，重新回复均衡，提高调控力度以缩短调控时间，总体上可降低调控成本。如转折还未定形或局势不明时，采用强调控或弱调控的效果都不太理想，但若采用组合调控的策略，即利用强调控或超强调控的威慑力来遏制转折的惯性趋势并形成逆转的潜压，用常规力度调控直接干预经济，引导市场，市场一般会自动恢复均衡。倘若常规调控不能达到调控目的，则进一步择机推出强调控就有了充分的理由，极易被市场认同而产生理想的调控效果。
三、宏观经济结构性调控与最优发展
调节经济结构演化进程，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和超常规发展，是宏观调控理论的重要内容。正如供求缺口过大时市场本身无力自动恢复均衡那样，经济结构严重失衡、或经济不平衡发展战略主导下的经济结构，单凭市场力量同样不能自动完成结构调整和转型。西方国家30年代大萧条和70年代的滞胀，90年代日本长达8年的经济低迷，就是这方面的典型实例。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选择了不平衡发展和跳跃式发展的经济模式，较快地缩小了与发达国家的差距，但也削弱了市场对经济结构作自我调整的能力。一旦在经济结构调整中出现重大失误，不仅会丧失后发优势，而且还可能要承受比西方国家更大的危机压力。因此，深入探索和把握经济结构调整的现实规律，选择明智务实的结构调控对策，对经济发展和体制改革来说，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
现有的结构调控理论是以西方工业化国家为原型的，我们可用一个“准封闭系统均衡膨胀模型”来简化表述。其中，系统的市场结构和循环流通模式已成熟定型，新的需求与供给则以弥散方式进入原系统，产生总量增长或膨胀。当新的需求与供给不能再进入时，增加货币供应量就会出现滞胀现象。当新供给增加较快或需求萎缩时，就会产生通缩压力。这里，基于总量分析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是基本有效的。与此不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现代化建设选择了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滚动发展模式，目前又正值经济结构升级和体制全面转型时期，新的需求与供给常常以集约方式进入或脱离原经济系统，有时则直接以整体市场和循环完型拓展、接入原有经济结构，使经济系统在质和量两方面都发生了突变。对这样的结构演化和调整过程，运用微扰和总量分析方法来描述显然是不合适的。为此，我们提出“完形结构差异分析”方法，即通过比较调整前后两个完形结构在总量和结构方面的差异，寻找调整所需的总量条件和市场条件，并进而探索其内在的运作机制。
考虑到国情现实，改革经验和加入世贸组织的要求，在五年左右的时间内完成结构调整和大部分改革工作，这个目标是能够而且必须实现的。为了找出有关条件，我们不妨先作总量估算。我们可以预期，随着结构调整和改革目标的实现，住房、汽车、社会保障服务以及其他服务行业将进入正常经济循环，并通过产业链带动相关产业的繁荣，使经济规模大幅扩张，通过技术改造和创新及新经济因素的普及，产业结构将完成升级并给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注入活力，这两项足以使我国现有城镇人口人均GDP提高1-2倍。以此为契机，西部大开发和农村工业化城市化程度的提高，我国其余人口在后发效应作用下人均GDP的提高将更快些。保守估计，我国GDP值在中期翻番或更多一点的潜力是存在的。为适应流通规模扩大和物价稳定的需要，货币供应量必须有同步增长，这是经济增长的一个基本总量条件。若货币供应量增长不足，则经济增长潜力会转化为通货紧缩压力，扭曲经济结构。另一方面，国企改革和资本市场发展，我国现有8万亿元的国有资产以及数量大致相当的社会资产也将进入经济循环流通，由此带来的资源优化配置和生产力水平提高，足以支持其2-5倍的溢价市值，而以人力资源进入流通和未来筹划为合理内容的虚拟经济借道资本市场，也将进一步提升资本市场规模，在中期内流通市值扩大到20-30万亿元是可以预料的。若以三倍乘数计算，我们至少需要增加7-10万亿元的货币供应量。若虑及货币市场、外汇市场发展，还需要增加2-5万亿元的货币供应量。只要操作得当，这些增加的货币量可完全转化为有效收入，足以解决各种历史遗留问题，足以在中期内支持我国经济超常规发展的需要，支持改革如期完成。反过来，如果我们不及时足额增加货币供应量，就会产生巨大的资金缺口，这正是造成我国目前通货紧缩局面的主要原因，也是最大的国民财富流失。实际上，货币供应量按常规增长完全不能适应流通规模超常规扩张的需要，它使改革因资金短缺而受阻，现有经济循环中的货币量因被分流、摊薄而导致价格下降和通缩预期。
借助完形结构分析，不难发现，结构调整带来流通规模的超常规扩张，为赤字财政和货币供应量高速增长提供了理论依据。战后西方国家持续近20年的经济繁荣，从某种程度上说，就是适应经济结构转型要求，长期推行凯恩斯主义政策的结果。但是，当流通规模超常扩张势头受阻或消失时，长期平均增长趋势就起决定作用了，若继续大规模增加货币供应量，势必造成滞胀局面。弗里德曼利用美国长达100年的长期增长数据，分析70年代通货膨胀的原因，要求按长期增长规则确定货币增长率，强调货币资源在不同市场间的均衡配置，其结论是中肯和符合当时实际情况的，但把货币按单一规则增长绝对化则是不适当的，因为这不能客观反映经济阶段性超常规增长的要求，尤其不能客观反映发展中国家后发效应浓缩发展历程而可以有较快增长的事实。借助完形结构分析，不难理解，只要经济循环和流通规
模的扩张是有效的、稳定的，则用于流通所需的货币增量必须是长期稳定的、不可撤除的。商业银行由于自身原因并不适宜长期充当大规模货币扩张的主渠道，依赖外资也有着同样的局限性。亚洲金融危机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银行、国际游资承担了过多的长期发展职能，在经济高速增长时期问题不明显，一旦经济增长格局转为中速或低速时，原有经济循环受阻或中断，就会产生资本集中外逃和大量不良资产，使经济陷入恶性循环之中而无法自拔。加强金融监管，注入资本金，改善负债结构，扩大规模等可以提高银行对风险的承受能力，但并不能改变它只能承担有限风险的本质。要彻底解决金融风险问题，需要大力发展资本市场，由资本市场来承担主要的长期发展职能，需要设立政府平准基金介入资本市场和货币市场公开操作，作为货币传导的基本途径，即使在面对突发性事件冲击或结构转型时也能确保循环的通畅和流通货币的稳定供应，并在运行和发展中化解各种已有的和可能的风险。
运用完形结构差异分析方法，需要我们重新审视价值定位问题。在均衡假设下，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经济结构是一致的，至多有些微扰级的差异，这个问题近乎不言自明，现时的有序经济结构是价值基准，通过在其中的现实经济活动和关系规定，货币价值被确定，各种经济物品的价值得以自然实现。当现有经济结构和循环机制尚未成形成熟、或崩溃退化时，价值定位就不再自明了，我们需要根据历史从过去和现实中寻找有特殊地位的等价物充当或补充价值基准，劳动价值、贵金属、强势国际货币等皆程度不同地有这方面的作用。当结构调整产生质变且未来经济结构有序性较为明确时，从发展角度看，未来才是最重要的价值本位。因为在过去或现在已实现了的价值并不意味着未来也完全可实现，现在尚未实现的价值也未必就不能在未来完全实现，这说明没有必要苛求现时的价值身份。例如，只要在未来经济结构中能找到价值根据，货币税和货物税一样都是政府有效的财政收入；反之，如增加的货物税将损害未来经济，它就不能视作有效收入。我国现有约8万亿元国有资产，通过增加货币供应量可使其进入经济循环正常流通而完全实现其市场价值，同时能为现实经济增加一笔巨额收入，用于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和增加发展投入。但是，由于观念方面的原因，我国货币供应量增长不足，国有资产不仅未能充分发挥效益，为其流通反而还要从现实经济中抽离巨额收入，使本就稀缺的发展资源被用于填补历史缺口而造成资源配置低效化，这么一增一减，就产生了双重的收入损失，巨额的社会财富竟成了沉重的历史负担，这是极不正常的但却是正在发生着的事实。引进外资虽能减轻对现实经济抽离收入的压力，但将损失巨额货币税收入，况且在经济低迷时筹资成本极高，过度依赖无疑饮鸠止渴。我们并不反对有选择地引进一些外资，我们只想表明这样一个事实，我国已具备通过货币税来解决资金短缺的能力，也具有了通过资本输出加速经济发展的潜力，对外资的需求不再如短缺经济时期那么饥渴了。美国80、90年代的经济增长，除了科技创新因素外，凭借自身的政治军事优势向世界推销美元，征收货币税收入也是一个重要原因，这也是美国热衷于全球化背后所隐含的经济动机。
要有效调节经济结构演化进程，必须对基本的演化路径模式有所了解。根据迂回生产理论，以欧美为例，西方国家市场经济结构演化大体可分为三个基本阶段：一、从资本主义产生到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为第一阶段，基本特点是以资本物品生产和资本财富积累为主带动经济循环，崇拜私有制和市场万能论，反对政府干预经济，强调货币流通职能和预算平衡。除了资本原始积累过程充满血腥味外，由于资本的垄断地位，它使收入分配极端不公并造成严重的阶级对立，最终导致消费需求不足和生产相对过剩，必然爆发经济危机。有关经济学理论的哲学理念是部分之和即整体，部分的增长即整体的增长，商品的物理属性与价值属性完全同一，忽视了部分整合为整体过程的质变特性和演化方向的分岔现象，未能认识到整体价值可以大于部分之和的价值、物品价值可以独立于物理属性并在系统整合前后价值会发生突变的事实，未能干预和引导市场，结果世界经济自发地演变成全球性经济危机。二、二战后到70年代滞胀为第二阶段，基本特点是以消费物品生产为主带动经济循环，强调政府进行需求管理，重视货币的财富效应和赤字政策的作用，再加上高收入高消费高福利政策，一定程度上缓和了阶级对立和生产过剩问题，造就了战后的长期繁荣。但只注意需求而忽视供给管理，与现收现付制下的高福利政策带来的高税收压力，却阻碍了资源的有效利用和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这一阶段经济学理论的主要成就无疑是凯恩斯革命，他首先认识到了宏观经济结构演变的分岔现象，否决了部分增长会自动导致整体增长的传统观念，论证了宏观调控的必要性，他意识到了整体价值可以大于部分价值之和的原理，宏观协调的市场经济优于自然形态的市场经济，前者的价值大于后者，这样一来赤字经济政策就有了理论依据，宏观调控也有了现实性。但他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过于强调价值层面和间接调控，忽视了与实体层面的联系，降低了对经济结构调整的干预效能和效率。三、80年代以来至今为第三阶段，这一时期的特点是运用供给政策解决了滞胀问题，围绕经济结构调整，能较为全面地反思政府和市场的作用问题，反思资本物品和消费物品生产的平衡问题，反思货币的流通职能和财富效应在实质经济中的地位问题，并进一步扩展了资本概念，突出强调了人力资本在生产力发展中的主导作用，形成了新经济理论。这一时期的代表性理论是供应学派和新经济理论。供应学派基本接受了凯恩斯理论的观点，但强调从供给者角度对经济进行干预和实体层面的重要性，弥补了凯恩斯理论的缺陷，完善了现有经济系统的调控理论。新经济学理论提出了现有经济系统与新增长的经济结构之间的调控问题，当新经济结构处于探索试验发现阶段时，其风险和价值皆很不确定，对它局域化处理并让市场自发选择是合适的，它满足自由市场经济理论的要求，故可用它来描述，此时新结构对现有经济系统的影响主要是增加了新的需求和市场。当有关新经济结构的价值已获得充足信息时，我们可把它和原有经济结构综合为一个整体系统而进行内部整合，并可应用前述宏观调控理论加以描述，这里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新结构部分的价值应从整体系统获得，而不再是简单地由局域供求关系决定，这常常被人们所忽视，并导出错误的结论。
中国经济结构的演化是后发追赶型模式的代表。1949年建国至1978年间，我国从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开始了工业化、现代化建设，尽管物质起点低下，但发展方向十分明确，对大工业经济的价值远大于传统农业经济价值的观点有着强烈的认同，采用国家资本主义方式集中搞工业化，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确实是当时最优的发展战略。问题是随着工业生产力形成和初具规模，现实情况改变了，经济结构需要重新整合，我们没有及时调整经济发展战略，发挥工农业协同发展的作用，并且没有注意到市场流通和经济结构在价值层面上的协调问题，影响了经济效率和发展速度。1978年至1996年的改革开放，我们从农村改革开始，调整了经济发展战略，对经济结构进行了有效的整合，并实现了商品的市场化流通，整体提升了经济结构的市场价值，国民经济获得了高速发展。到1996年，我国经济结构调整进入了新的阶段，尽管经济现实已与过去大不相同，但我们的改革思维却还在按改革初期
时的情况运作，缺少前瞻性，这是造成改革困境的主要原因。虽然我们对改革的目标是明确的，即要把国有资产、人力资本等要素实现市场流通和配置，把住房、汽车、社会保障服务纳入市场化的国民经济结构中，但我们似乎没有认识到市场化流通和结构整合会带来经济系统整体价值的双重增值，创造出结构性社会财富，而一直在为资金短缺犯愁。事实上，在实物储备充裕的条件下，资金短缺意味着货币发放不足，意味着国民收入没有及时货币化。所谓社会保障资金短缺的问题也是不真实的，它们以实物形态的国有资产存在着，只要它们进入市场流通恢复其应有的市场价值，就能释放出巨额国民收入，这笔收入就是国民劳动积累的市场价值现值，流通所需的资金缺口恰恰是过去实物经济条件下少发的货币流通量。而新产业纳入现有市场经济系统，所带来的结构性价值增值，则意味着市场价值现值在未来的升值空间。因此，从价值层面看，我国不存在资金短缺问题，特别是启动改革所需的资金并不短缺。过去发生的通货膨胀，不能归因于增加了货币流通量，而是我们未能处理好经济系统价值和实体两个层面的协调发展问题的结果。解决好这个协调问题，也是提高经济结构调整的效能和效率的关键。确定国有企业改革为我国现阶段经济改革的重点无疑是正确的战略决策，但把国企改革目标解读为解困脱困、单纯为政府甩包袱，把亏损企业作为改革优先考虑的对象则是失策的。实际上，从实体层面看，经济结构调整的关键是改善供给者的竞争能力，并利用优胜者的示范和扩散效应达到结构调整的预期目的。
四、转轨经济与国企改革、资本市场发展
我国国有企业改革要取得实效，首先应选择几十家经营较规范的资金技术密集型的大型企业，作为改革试点和突破口。一方面这样的改革易于见成效，易于得到公众的认同，易于形成改革积极的扩散效应；另一方面这样的改革既能搞活微观又能改变宏观经济局面，协调宏观微观两个层次上的改革，较好地解决改革与发展的协同问题。第一步，把这些企业资产股份化，中央通过增发货币组建几万亿元规模的国家综合基金，与社会资金一道参与股份认购，支持企业股票在短期内全额上市流通。原则上所有股票均可随时流通，但综合基金持股不必即时全抛，其中一部分可作为激励资源逐步转让给企业职工和经营者以支持企业长期发展，其余部分可分解为平准基金（稳定股市、稳定宏观经济）、产业优化基金（对产业结构进行宏观引导）和社会保障基金并通过帐户直接划拨，相机买卖，减轻市场集中变现的压力，确保资本市场的稳定和经济平稳转轨。企业所筹资金主要用于技术改造和实业投资，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部分资金可参与资本运营，支持国企改革并分享经济转轨的收益；其余部分则用来解决各种历史问题。政府有关部门以净资产值或原始投入加适当收益收回各自的原始投资，并彻底退出国企创业者身份，只保留宏观监管者职能，政府收回的资金则优先用于充实社会保障基金，解决养老金空帐问题。这些企业职工的社会保障问题也全部与企业分离，由企业和政府双方各出部分资金划入职工个人帐户，一次性解决养老金空帐问题。为补偿、激发职工和经营者对企业改革及发展作出贡献，可留一部分优先股让他们认购，企业还可留出一定量的资金作担保基金，鼓励他们按揭购买一定量的本公司的股票，分享企业成长带来的价值回报。由于改革大大减轻了政府的财政负担，政府就有能力动用税收杠杆调节企业和个人的经济行为，加快市场有序化进程。第二步，可按一定节奏全面推进国有企业和金融企业的改制上市流通，按类似方式解决上市公司国有股法人股的流通问题，整合资本市场结构，继续增发货币扩大国家综合基金规模（约10-20万亿元额度，相机使用），并吸引已规范企业的部分资金、前期政府退出组建的各类社保基金、及其他民间资金共同参与资本市场投资，推动经济转轨，分享改革收益。同时，逐步提高职工工资收入水平，鼓励人力资本投资和科技开发，提高国民素质，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加强宏观经济监控，实现国民经济价值和实体两个层面的协调发展。第三步，全面放开国内企业按市场方式运作，全面完成经济体制改革和转轨，完成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创建工作。走完这三步，大约需时三年左右。再用二、三年时间，我们可通过税收政策、产业政策、直接参与投资、财政和货币政策等从需求和供给两方面调控国民经济，强化企业竞争力，鼓励资本输出，鼓励企业主动走出国门参与国际竞争，有管理地对外资和外国企业开放资本市场，那么，到时候我国企业是完全经得起入世考验的，我国经济有可能在世界经济大格局中占据较有利的地位和发展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