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理性发展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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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现代主流经济学的核心是理性主义，科学哲学对此产生了重要影响。然而，在此基础上建立的经济理论对于许多经济现象不能作出较完满的解释。在社会经济体制的建构中，非理性因素也愈来愈彰显出它的重要性，正确理解与认识它们之间的关系，就成为我们当前亟需解决的重要问题。经济学理性和非理性的融合，是经济学发展的必由之路。=====[关键词]科学哲学；理性主义；非理性主义；

正文：

时至今，已经没有人对科学哲学与经济学的密切关系提出质疑。科学哲学理性主义及非理性主义的发展潜移默化地影响到了经济学。对于国家的经济建设来讲，这两种范式是不可或缺的。就理论经济学而言，经济学理性主义受科学哲学的影响，成为主流经济学。然而近些年来，非理性主义的哲学思潮也冲击着主流经济学。正确理解与认识它们之间的关系问题，对于构建合理的社会经济制度而言，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补充。

一、科学理性的发展

理性，从词源上来看，这个词来自希腊文“入0Y0S”(逻各斯)，逻各斯的基本含义是“规律”，是客观地内存于自然的东西，他支配着自然界的运动，是自然界运动规则性的表现。古希腊的哲学家不仅认为整个社会是和谐的、有序的，是有规律的，其卓越之处还在于，他们又直觉地认识到这种和谐安排可以用数及数量关系加以明确表达，这一点最为集中地反映在毕达哥拉斯学派的自然理念之中。宇宙和谐的自然秩序观及“万物皆数”的理性主义思想，后来深刻影响了近代天文学、物理学、生理学等自然科学的发展。

如果说古希腊留给欧洲的文化遗产是把用理性的方式研究普遍的存在作为自己的任务，那么到了文艺复兴时期，就是在冲破宗教神学的统治，崇尚人的理性，运用理性怀疑和批判神性的禁锢，肯定人生的意义和价值。事实上，在这种肯定现实生活，以积极的态度和深切的目光关注外部世界的文化氛围中，自然科学才能得以迅速发展。近代自然科学的巨变，使实证思想深入人心，渗透到人类生活的各个领域。实证主义者认为，实证意味着“科学的”、“理性的”甚至是“客观的”，在他们眼中，每一门科学都是一个知识体系，即真的经验命题体系。哲学的研究就应该是经验范围内的事，因此科学的发展只是一系列“真的经验命题的积累”、扩大过程，是一项纯粹客观的累积性事业，是由理性机器生产出的产品，而与人们的精神活动、价值观念没有多大关系。而此时，数学方法在解决自然科学问题方面的巨大成功，使得自然科学的发展速度远远超过其他领域的发展速度，正是由于此，数学的自然科学也被戴上了“理性”的桂冠。

科学的即是理性的，科学的成功，使得人们开始无限崇尚科学。科学理性在经过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法国的大革命后，已经取得了神性的地位，科学主义逐渐成为凌驾一切的原则，但在这个理性中，却缺少了启蒙运动时期的那种人类个性解放的思想，缺少了人类的道德价值原则，“传统的价值基础在宗教中的销蚀，在理性中建立新的价值基础的尝试之不成功，再加上科学工具价值的极大强化，使得人们趋向于从理性思维的领域完全驱除与道德价值和其他形式的内在价值(如哲学家所称呼的相关问题)”。(这以后的科学理性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由“完美智力理性”向作为“自然规律的理性”的转换，即转向了工具理性。随着科学发展成功和科学思想方法论的拓展，这种自然观与方法论也被成功地运用到了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历史学、法理学等中。

二、科学理性对经济学的影响

经济学产生于一个理性主义占主导地位的时代。“自从经济理论被系统化以来，它一直是以某种理性概念为基础的。”17、18世纪，欧洲理性运动开始，对神的论证让位于对人的思考，经济学家们开始了这种建构经济学理论体系所必须的抽象经济人的思考。古典经济学家斯密在《国富论》中曾对自然秩序作了历史必然性的论证，提出了理性经济人的假设，此假设的内容及其特征可概括为如下几点：

一是人是有理性的。人的理性在于，在各项利益比较中选择自我表现最大利益。二是个人利益最大化。三是人们在从事经济活动中，追求的是个人利益，但同时也会带来整个社会的丰裕，人们受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支配。斯密第一个把实证科学的逻辑理性方法完整地运用到经济学理论体系的建构中。斯密把实证科学的抽象法变为经济理性的抽象分析法。他十分注重概念规定及其联系的主导作用，并把理性分析作为这一方法的主要内容。

19世纪至20世纪30年代，受实证主义的影响，西方主流经济学家们大都鼓吹并奉行实证主义方法论。最早把理性逻辑演绎法引向极端的是李嘉图。继李嘉图之后，西尼尔对经济学理性逻辑演绎的方法第一次做了表述，即：经济学的基础是以四个不证自明的理论为前提的，理论家们正是从这些理论前提演绎出各种经济学理论的。约翰·穆勒把西尼尔不证自明的抽象进一步加以公理化，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经济人”概念。詹姆士·穆勒发展了李嘉图的理论，但他采取了从形式逻辑上将“反常”硬塞人李嘉图的理论体系，而不是根据“矛盾的现象”。西尼尔、穆勒等人的主张是19世纪西方主流经济学“证实理性主义”倾向的集中体现。

19世纪后期发生的“边际革命”把纯粹理性抽象演绎的方法导向了新的极端。进入20世纪30年代后，制度主义经济学方法，又出现了向极端的理性逻辑演绎法回复的罗宾斯方法论和现代奥地利派方法论。现代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极力坚持西尼尔一穆勒一凯恩斯的理性逻辑演绎方法，认为作为社会科学的一个分支的经济学所研究的是人类有目的的经济行为，因此，包括经济学在内的社会科学方法不同于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检验经济理论的最终标准不是基于证实或者证伪法，而是不附加任何经验成分的纯粹理性逻辑推理。

经济学与数学的关系由来已久。可以说，经济学从它产生时起就已经在某种程度上运用了数学的概念。经济思想史专家亨利·威廉·斯皮格尔指出，毕达哥拉斯“把数字从商业中分离出来，把任何事物都与数字进行比较，他是观念影响到经济学思想的少有的人之一。”，亨利·威廉·斯皮格尔经考证认为“毕达哥拉斯的(万物皆数)思想后来成为亚里士多德所发展公平交换理论的数学方法的基础”。在希腊的经济学成果中，度量、计算、推理、测量成为一种重要的方法论准则，其水平不仅远远超出后来中世纪《圣经》及经院哲学的“善行”、“慈善”、“商业赎罪”的经济思想和方法，而且与后来的重商主义甚至古典经济学的定量分析水平不差上下。

古典经济学劳动价值的创立者，无论亚当·斯密、配第还是李嘉图都有着深厚希腊哲学素养，无疑受到过古希腊劳动价值及其量值计算的影响，并使之在近扬光大。但是，经济学大量运用数学的方法始于19世纪30年代，其主要代表是法国经济学家古诺。经济学界普遍认为，古诺是数学经济学的最重要的先驱者与奠基者。到了新古典经济学时代，由于一种充分适合于描述收益、效用、价格形成的动态性质的数学工具(微积分学和方程理论)的发现和选择，数学化已成为经济学研究的最为基本的规则和要求。

进入20世纪后，经济学的数学化不论从量上还是质上都突飞猛进，并走向科学化、体制化、大规模化、专门化。数学的方法渗入了经济学概念、命题、定理、原理和体系及其知识产生、检验、认可的每一个环节，任何环节的进展几乎没有一个是离开数学而独立发展的，甚至数学和经济学出现了一体化趋势。这体现了经济学的逻辑性、推理性和科学性，缩短了经济学与自然科学之间的距离，促进了这两门学科之间的交流。

由此，西方主流经济学家们相信，经济欲成为一门科学，必须摆脱所谓的“非科学成分”，尽可能地驱逐诸如价值判断之类的不确定性因素，坚持实证分析，努力把经济学建成纯粹的实证经济学，从“不证自明”的公理出发去发现“不可抗拒的真理”。显然，这是一种机械的或技术的理性主义，按照它对科学的解释和要求，“科学就被看成是某种超出人类或高于人类的本质，成为一种自我存在的实体，或者被当作一种脱离了它赖以产生和发展的人类状况、需要和利益母体的‘事物”’。结果，经济学虽然逻辑结构日趋完善，但是离一门研究人类行为的科学却偏离甚远了。

三、经济学的非理性走向

经济学的理性主义是将物理、化学、生物学的体系应用到经济现象中，“描述经济中的事实、情况和关系”的经济学，经济学以资源配置最优化为核心研究经济效率，因此它是一种见物不见人的分析范式。在经济学理性主义的笼罩下，人的主体性消失得无无踪，对经济学的考究愈来愈注重其“工具理性”、“技术理性”的层面，缺少了必要的价值判断和对人类终极幸福和自由解放的“人文关怀”，经济学日益成为“假科学的智力游戏”，由此也引发了人们对经济学理性的质疑。但是，人文精神是市场经济深层本质的一种要求和体现，忽视对人的终极关怀，最终必然使经济增长偏离人的幸福和解放这一终极目标，从而使人类陷入工具理性的极度膨胀的社会混乱之中。经济学不能没有人文精神。美国的贝尔指出：“为经济学提供方向的最终还是养育经济于其中的文化价值系统。”马歇尔也曾经说过：“经济学是一门研究财富的学问，同时也是一门研究人的学问。”穆勒在经济学推理分析中提出“干扰因素”这一概念，实际上暗含着对经济非理性因素的猜测或承认，并提醒人们注意经济社会的非理性因素的影响。作为主流学派，历史学派更是偏离了主流经济学理性主义的轨道，在那场著名的方法论大战中，历史学派以“经济人”为焦点对主流经济学的理性主义思维方式进行了全面的批判。类似的，制度学派的创始人凡勃仑也以“经济人“为焦点对主流经济学的理性主义方法论进行了影响更为深远的批判，并试图从非理性主义方法论的角度构建经济理论体系。在他看来，经济社会的变迁没有预定的目标，而是一种因与果的连续，是各种文明的起伏，而不是一种文明单线直进的过程。显然，凡勃仑所强调的是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偶然性、无序性、对规则的偏离性，是历史过程中的非逻辑、非理性因素对历史进化的支配性，而不是理性的统摄性。

经济活动主体是有意识的人，并且经济学不具有自然科学的可检验性、理论的一致性、知识的累积性以及理论的直接现实性，在经济学中运用实验方法，其结果不具有可比性和可重复性，不可能获得确定性的结果。经济学的某些研究者往往对经济学是一门精密的科学深信不疑，而他们的志愿，是将经济学发展成为完全用数学表达的、几乎可以与物理学相比肩的一门科学。著名的瑞典经济学家缪尔达尔认为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真正重大区别在于：社会科学所研究的问题是关于人的行为问题，而人的行为，不像自然物质一样具有永恒不变的性质，人的行为有赖以生存其中的生活条件和组织机构构成的错综复杂的复合体；人类行为现象表现为不同的、干变万化的可变性与僵化东西的各种组合，因而即使是在时间的某一点上和在某种特殊情况下，这些现象确实是甚至难以把他们作为事实而定义、观察和衡量的。

从上述观点我们可以看出，西方理论经济学对于我国的经济建设有着重要的借鉴作用。总书记提到，实现国民经济又快又好发展，关键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方面取得重大新进展。科学哲学中如果存在着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之争，也只是科学内部的分工和划分不同而已，这种划分源于研究视角和方法上的区别，并不存在哪种思潮或观点的线性高低之分，而是相互依赖和渗透的。经济学在本质上是一门科学，应顺应科学发展的新趋势，通过与整个社会文化的复合来开放自己，以更适应人类社会的整体发展。所以，“回归古典作家所秉承的人文精神，重新关注人，从而将理性主义和人文关怀加以融合，是经济学未来发展的必由之路”，同时也是我国建立合理的经济体制所需要借鉴与重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