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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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刊《美国展望》杂志2002年1月1日号刊登了马克·艾伦·希利(MarkAlanHealey)和欧内斯特·西曼(EmestoSeman)题为《正统的代价》的文章，分析了阿根廷在新自由主义这一当前国际正统经济理论的支配下，如何从繁荣跌入萧条的过程，认为阿根廷最初几年的繁荣是通过出卖国有资产吸引外资和借外债实现的，这必然导致其后一阶段的萧条。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90年代，阿根廷渡过了一个多么美好的年代。鞘且桓鼍闷婕3鱿值哪甏。高度的腐败和混乱的治理似乎被一系列自由市场改革和大量外资的涌入所扫清。多年的高通胀和经济不景气被比索钉住美元的稳定汇率和每年稳定在8％的经济增长率所取代，在墨西哥和亚洲的金融危机中似乎毫发未损。一夜之间，阿根廷的改革成了自由市场改革的典型案例。

阿根廷曾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宣传的典型。它对一切进行私有化，限制工资，限制社会性开支，保持货币稳定，向外资敞开大门。但是这样大好的一切是如何轻易地陷入不断加深的经济萧条、不断攀升的失业率和不断增加的债务中的呢?

梅内姆在1989年一系列戏剧性变化中把握了政权。他终止了庇隆主义的一贯政策，而采取了新自由主义的一系列政策：削减开支、开放市场和私有化。但这些改革并没有马上消除通货膨胀，通胀率依然高达1100％。

1991年8月，梅内姆的第三任经济大臣多明戈·卡瓦洛成了这场改革的核心。他实施了比索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一比索兑换一美元。

美元枷锁

开始时，强势货币、原来被压抑而新被释放出的需求以及贸易障碍的忽然降低一起产生了一个消费繁荣。在全国范围内大量大型购物中心建起来了，同时成千上万的工厂和小商店倒闭了，它们竞争不过闪亮的进口商品。这些在一开始就很明显，但被人解释为一种暂时的现象。

大量外资的涌入开始时刺激阿根廷的经济每年增长8％，使人们相信国内工商业的大量倒闭是无关紧要的。但是政府是以卖掉国有资产来推进投资热潮的。在短短的几年里，政府将电信、供水、石油、煤气、电力、铁路、地铁、航空、机场甚至包括邮政服务都卖给私人投资者，其中大部分是外国人。与此同时，魔法般扩张的消费市场也吸引了许多外国公司的进入，他们普遍都是先收购本地已有的工商企业，然后再加以现代化。从面粉厂到汽车制造厂，外国资本占领了阿根廷经济的战略要地。1995年，阿根廷最大的十家银行中，本地银行占到6家，但到现在，仅剩一家。

与此同时，新自由主义者的报告又宣扬使劳动力更顺从的必要性，因此政府开始减少劳工的权利。同时越是具有活力的部门变得越集中，资本越密集，也更多地为外国人所拥有，而且更富有利润。工人的劳动生产率提高了，但工人的工资却陷入停滞，而且工人的数量减少了。

在经济的其他方面，工资和就业率都下降了。即使是在经济迅速发展的年份里，据官方的测算，工商业也没有创造任何新的就业机会。所有就业的增长都出现在非正规的经济部门——影子经济中：现在在900万进行经济活动的阿根廷人中有400万人的工作不在国家的统计之内。即使是签有正式合同的工人的权利也被系统地慢慢地剥夺了，因为现在工商业主能将低工资、长工时、专横的时间安排、长试用期强加于(或者通过已经腐化了的、不为工人所信任的工会领导人的同意)工人身上。历史上阿根廷是一个劳动力短缺、低失业率的国家，但自1991年以来，失业率一直高于12％，现在更是达到了创纪录的18％。

这些严厉的政策正使得中产阶级减少，产生了一个新的、被社会学家称之为“新穷人”的群体：坚信会比他们的父母穷的第一代人。工业就业人数缩减了近1／3，贫困率稳步上升，“新穷人”和旧有的穷人一样只能眼看着阿根廷社会保障的日益削弱。

比索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成了问题的关键。由于政府仅能在钞票可以被兑换成美元的情况下才能印更多的钞票，所以经济只有通过获得直接投资、出售国有企业、出口盈余或者贷款等方式引入更多的外资才能得到发展。在最初的一阵私有化的浪潮过后，新的外资的进入慢下来了。1994年因墨西哥比索的忽然贬值而引发的席卷整个拉美的金融危机进一步使外资的进入减少了。与此同时，美元的升值使出口商品昂贵得卖不出去，于是增加货币供给和发展经济的惟一办法就是举债。

在修订了宪法后，梅内姆轻松地获得了连任。在他的第二任期内，阿根廷的外债翻了一番。出于选举中赢得各省支持的政治需要，1995年阿根廷尝试以国家补贴雇主的办法提高就业率，然而这没有产生新的就业机会，却使国家的债务负担一年上升了100多亿美元。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政府明知这种情况迟早维持不下去，但是它们继续将阿根廷作为发展中国家学习的典范；

根据所谓正统理论，国有企业因为轻易滋生腐败而值得怀疑，但私有化也会产生腐败。在私有化进程中，腐败不是偶发的，而是严重存在的，经常由政府最后付账。国有资产的出售过程中行贿、受贿、补贴、秘密交易和诈骗比比皆是，涉及许多政府高层官员和大的跨国公司如国际商用机器公司(IBM)、花旗银行等，这是人所共知的事，但国际金融机构、美国、欧盟只是象征性地反对一下。

阿根廷航空公司的情况可以作为一个极好的例证。该公司被出售前是盈利的，但是政府为了做成这笔出售生意承担了10亿美元的债务。几年后为了使它继续运行下去，政府又承担了另外近十亿美元的债务。大部分国家投资和航线收入进入了私人账户和国外银行，而政府得到的是三倍于该公司所值的债务，却还不能拥有该公司。

还有许多类似的例子，它们可以帮助我们理解阿根廷政府是如何卖掉它所拥有的一切和如何形成两倍于此前的债务的。同时，美元的自由兑换并没有将外逃资本吸引回来，而是为资本外逃大开方便之门。1990年，阿根廷外逃资本估计有480亿美元(大约等于那时国家负债的数字)。今天阿根廷海外存款最保守的估计是1000亿美元，而国内银行的储蓄仅为650亿美元，而且还在下降。

受指控的正统经济学

在经济起飞的奇迹之后紧接着的是持续数年的悲剧，这并不矛盾，因为这是一个序列的前后两个方面；经济奇迹与这样的悲剧的产生具有相

的原因。

在繁荣破灭时，正统理论的解释者们坚持说问题不在于已进行的改革，而在于还未进行的改革。他们许诺说，只要政府能进一步调整，只要劳动力市场能再自由一些，增长和外国投资会重新回来。正统理论不但没有正视问题，反而使情况变得更糟糕了。他们将危机的首要原因归结为经济层面的，甚至是金融方面的。但阿根廷崩溃的原因并不是由于经济，而是由于政治。在面对国际金融集团推动的和国内精英所拥抱的短期追求时，阿根廷缺少的是政治力量、领导和创造力：它所缺少的不是正统的方案，而是放弃已失败的模型的政治魄力。

当德拉鲁阿在1999年11月执政时，阿根廷的经济萧条已持续了19个月。德拉鲁阿想使这个新自由主义模式更干净：力图建立无腐败的可兑换制度和更平等的经济增长。由于害怕与美元脱钩引发超级通货膨胀和受到以美元进行投资的大商人的压力，德拉鲁阿发誓要坚持目前的汇率体系。但新政府的承诺很快就成为没有出路的陷阱。

为急切地向投资者证实自己，德拉鲁阿提高了税率、削减了开支、通过了长期以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直要求的劳动力灵活法案。这个灵活法案的通过据说得益于政府对持反对立场的议员的贿赂。这件事遭到了司法界的控告。这个控告导致副总统辞职，使执政联盟分裂成两派。

当现代化成为一个不惜任何代价都要达到的目标以及一切都被私有化时，腐败就会泛滥，就会破坏政府的合法性，破坏制度，最终破坏民主生活。将现代化作为首要目标而置公民的权利于不顾，德拉鲁阿将二者都破坏了。在很短的时间内，德拉鲁阿牺牲了他最宝贵的政治联盟，挥霍掉了他的政治资本。他的政治基础已只剩下他的副官对他的忠诚了。德拉鲁阿将不能从事任何有风险的政治行动，这一年，他的政府甚至都没有能为危机推迟到来节约一些时间。

在维持稳定的名义下，德拉鲁阿为实现短期目标而放弃长期目标。自他执政以来，政府所做的一切就是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建议的那样一而再、再而三地削减政府开支。每一次削减都加深了经济萧条，税收收入的减少又迫使进行新一轮的削减。这个国家就像一只被要求停止吃东西的驴：当它不按要求做时，它会挨鞭子，而当它做了以后，它饿死了。

这样一个不断下降的螺旋牺牲了两位经济大臣，并使卡瓦洛官复原职。卡瓦洛不顾削减开支会加深危机的意见，公布了新一轮的削减计划。在几个月内，最糟糕的预言应验了。阿根廷被迫违约拖欠1320亿美元的债务。

国外的私人公司和金融部门力图维持比索与美元间的汇率，以使它们的投资保值。然而出口商却希望比索与美元脱钩，使比索贬值。由于不能满足国内的愿望，中心和地方政府开始以打白条的方式支付拖欠好几个月的工资，这是一个试图掩盖贬值的令人绝望的方法。

11月，卡瓦洛规定每个账户每周只能取250美元。为了保护可兑换制度，他将货币都锁在了银行里。这项措施摧毁了建立在现金交易基础上的影子经济，大大加深了经济的不景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又要求削减10％的预算，这将破坏仅存的一点社会保障网，使萧条加深。

这样恶性循环又开始了：政府显得越弱，金融市场的力量就越强，这又进一步削弱了政府，从而进一步加强了市场的力量。德拉鲁阿的支持率仅为一位数，卡瓦洛的魔力也消失了。民意测验表明，大多数拥有工作的阿根廷人预计自己会失去工作。在四周世界都成了碎片的时候领导人忽略了人民的意愿，只顾着为一些小事展开争论，结果是政府完全崩溃。政治领导的缺乏仅使少数人受益，而使大多数人看不到任何长期或短期出路。

在阿根廷崩溃的时候，布什政府正以市场化重建阿富汗。美国对阿根廷、阿富汗和世界其他国家开出的异乎平常地相同的药方再次表明，华盛顿对世界局势极端不同这一情况的熟悉力不从心。难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能应付发展过程中的政治问题的挑战吗?所有的一切都表明它们不能。在美国政府的鼓励下，这些组织继续推进市场化的信条而极少考虑到此前的失败。布什政府所推行的自由贸易协定，很有可能加深目前席卷拉美的危机。

现在所提出的建议仍然是我们熟悉的正统方法：增税，削减工资和财政预算，以新一轮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来还清短期债务，以及在比索贬值后重新将比索钉住美元。恢复仍然不会到来，所缺少的仍然是实事求是地熟悉事物和创造不同出路的政治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