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马克思主义对可持续发展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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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生态马克思主义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为基础，同时并未囿于这一基本矛盾，分析视角由资本主义生产的非生态性扩展到消费的非生态性，以制度维度为切入点深刻剖析了资本主义生态危机产生及其自身不能可持续发展的原因。同时，生态马克思主义还分析了社会主义与自然、社会主义与生态学的融合性问题，并对社会主义的发展趋势做出预测。全面考察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能为我国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提供有益启示。

关键词：生态马克思主义；可持续发展；资本

自从可持续发展概念被提出后，可持续发展问题的研究一直是理论工作者关注的重点，国内外学者从不同学科对可持续发展理论进行了研究。在诸多理论流派中，生态马克思主义对可持续发展理论的研究可谓独树一帜。奥康纳指出，“在生态危机的问题上，马克思主义谱系的理论要比自由主义及其他类型的主流经济思想更有发言的机会”。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早期代表人物除马克思外，还有傅立叶、拉斯金、莫里斯、克鲁泡特金、布克钦、弗洛姆、伊利奇、歌德曼、麦克弗森和马尔库塞等人。20世纪70年代以来，生态马克思主义研究逐渐繁荣，产生了许多重要研究成果。生态马克思主义对生态危机的分析对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具有较强的指导意义。

一、生态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生态危机产生原因的剖析

“现实地描述生态与资本主义的冲突，目前需要某种形式的知识性抵抗，即对进行掠夺式开发环境的现存生产方式和观念进行无情的批判”，而对生态危机原因的考察“需要超出生物学、人口统计学和技术以外的因素做出解释，这便是历史的生产方式，特别是资本主义的制度”。因此，生态马克思主义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为基础，同时并未囿于这一对基本矛盾，分析视角由资本主义生产的非生态性扩展到消费的非生态性，深刻剖析了资本主义生态危机产生及其自身不能可持续发展的原因。

(一)资本的本性是资本主义生态危机产生的经济根源。资本主义社会中严重生态危机的背后有深刻的经济根源。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资本主义社会“支配着生产和交换的一个一个的资本家所能关心的，只是他们的行为的最直接的有益效果。……出售时要获得利润，成了唯一的动力”，工业文明时代“激起人们的最卑劣的冲动和情欲，并且以损害人们的其他一切禀赋为代价而使之变本加厉的办法来完成这些事情的。卑俗的贪欲是文明时代从它存在的第一日起直至今日的起推动作用的灵魂；财富，财富，第三还是财富，——不是社会的财富，而是这个微不足道的单个的个人的财富，这就是文明时代唯一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目的”。因此，只要能获取利润，资本所有者就会不顾一切的进行资本积累和扩大再生产，而以资本积累为本质的资本主义制度“特别适应资本与利润的生产”。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整个工业体系弥漫着不计后果的滥用人类与自然资源的现象，追求金钱的目标支配着理性生产。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下的企业是以利润为目标指向的，其首要的关注目标不是“如何实现生产与自然的相平衡、与人的生活相协调，如何确保所生产的产品仅仅服务于公众为其自身所选择的目标，使劳动变得更加愉快。它所关注的主要是花最少量的成本而生产出最大限度的交换价值”。这就从根本上决定了资本主义生产不会将自然环境作为影响其生产的内生性因素来考虑，可持续发展问题的解决与“冷酷的资本需要短期回报的本质是格格不入的”。由于资本主义制度“以资本的形式积累财富视为社会的最高目的”，“把追求利润增长作为首要目的”。因此，“那些只是在晚些时候才显现出来的、通过逐渐的重复和积累才产生效应的较远的结果，则完全被忽视了”。对利润的狂热追逐必将导致资本的自我扩张和积累，而由于资本对自然界存在价值的低估，以自然和人的自由的破坏来换取利润的增长就成为必然，其后果就是通过经济危机的形式来反映生态的危机，同时生态危机的产生又会推动经济危机的产生。

(二)物质代谢链条的断裂是资本主义生态危机产生原因在生产领域的具体表象。在马克思、恩格斯看来，整个自然界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人、自然与社会都处在这一循环过程中。在这一过程中，人、自然与社会间的物质循环应严格遵守物质代谢(新陈代谢)的基本规律。马克思在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时，不仅深刻揭示了资本对人的剥削，而且揭示了资本对自然的剥削。在马克思看来，“劳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过程，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这意味着马克思、恩格斯将人及社会经济活动与外部自然界之间的关系作为人类社会经济系统与自然生态环境系统之间的关系来看待，并且这一物质生产关系的本质特征就是物质代谢。对马克思新陈代谢理论研究最为系统的是福斯特，他认为，“在马克思的分析当中，经济循环是与物质变换(生态循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而物质变换又与人类和自然之间的新陈代谢的相互作用相互联系”。新陈代谢概念为马克思提供了一个“表述自然异化概念的具体方式”，而自然异化是马克思对资产阶级社会异化特征进行全面批判的核心概念。因此，马克思的新陈代谢概念对揭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生态危机发生的原因及其不可逆转性具有重要意义。

蒂姆·海沃德(1994)认为，马克思的社会——生态学新陈代谢概念“在自然方面由控制各种卷入其中的物理过程的自然法则调节，而在社会方面由控制劳动分工和财富分配等的制度化规则来调节”，由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劳动分工和财富分配制度取决于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的私人所有制，这一制度体系下的所有制度安排都服务于利润的获得。因此，资本主义生产导致物质代谢的断裂是一种必然，“资本主义生产使它汇集在各大中心的城市人口越来越占优势，这样一来，它一方面聚集着社会的历史动力，另一方面又破坏着人和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成分不能回到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这样，它同时就破坏城市工人的身体健康和农村工人的精神生活。但资本主义生产在破坏这种物质变换的纯粹自发形成的状况的同时，又强制地把这种物质变换作为调节社会生产的规律，并在一种同人的充分发展相适合的形式上系统地建立起来”，可以说，马克思对新陈代谢链条断裂的分析不仅体现在其对由于大规模资本主义生产对土地过度“剥削”而造成的人类与土壤之间的新陈代谢链条断裂，而且马克思还将其扩展到社会层面上与城乡对立分工相联系的新陈代谢链条断裂上，并且将其视为全球层面上新陈代谢链条断裂的一个证据。福斯特认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是从一开始就建立在城市与农村、人类与地球之间物质交换裂痕的基础上”，马克思运用断裂的概念表达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类对形成其生存基础的自然条件的物质异化，资本主义制度内含着物质新陈代谢关系的断裂，其实质是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自然和社会关系的异化，后果就是生态危机的产生。

(三)异化消费与虚假消费的存在是资本主义生态危机产生原因在消费领域的具体表象。生态马克思主义认为，对“我们称之为‘异化消费’的现象，即异化劳动的合乎逻辑的对应现象进行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探寻生态危机出现的原因，是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所忽视的一个命题。那么，异化消费与虚假消费是怎样由生产决定和强化现有生产方式并最终导致资本主义生态危机的出现呢?

对异化消费与虚假消费的产生，莱斯将其归结为“控制自然”的意识形态指引下的资本主义生产无政府状态，其发展和满足是受外界支配的，“无论这些需要有多少可能变成个人自己的需要，并由他的生存条件所重复，无论个人怎样与这些需要相一致并感觉到自己从中得到满足，这些需要始终还是它们从一开始就是的那样——要求限制的势力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产物”，结果是异化消费与虚假消费进一步强化了异化的生产制度，并使资本积累和再投资得以继续进行。而过度生产满足异化消费与虚假消费的目的是“对人们在异化劳动中所花费的时间进行补偿”，并最终实现对利润的获取。这样，资本主义生产和异化消费与虚假消费之间互动的一个循环周期结束，紧接着下一周期又会在新的得到强化的生产方式中开始。在这种周而复始的循环中，消费的“人类生活过程”的含义隐蔽了起来，“消费”的概念从属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而处于异化状态，资本主义社会也正是通过制造虚假需求以实现“强迫性的消费”，使发达工业文明“把浪费变为需要、把破坏变为建设的能力，这都表明现代文明使客观世界转变为人的精神和肉体达到了什么样的程度。异化概念本身因而成了问题。人们似乎是为商品而生活。……把个人束缚于社会的机制已改变，而社会控制就是在它所产生的新的需要中得以稳定”，以至于消费现象演变为“资本制市场经济社会赖以维持和扩大其再生产的有机构成”，消费已不是单纯为了人们的生存，而是服务并强化资本追求无止境的利润欲望。在异化消费与虚假消费存在的条件下，资本主义“并没有将其活动仅局限于人类基本需要的商品生产和人类与社会发展必需的服务设施上。相反，创造越来越多的利润已成为生产的根本目的，产品的样式和它们最终的实用性变得无关紧要，商品的使用价值越来越从属于它们的交换价值。生产出的使用价值主要是为满足虚浮的消费，甚至对人类和地球具有破坏性(从满足人类需求的意义上讲毫无用途)。而且在现代市场力量的驱动下，人类还产生了追求这些具有破坏性商品的欲望”。也就是说，异化消费与虚假消费必然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导致生态危机，消除生态危机的手段就是改造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其不再异化。

二、生态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国家生态危机的认识

生态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社会生态危机的表象、原因进行了深入分析，而对社会主义国家内部出现的日益严峻的生态危机，生态马克思主义又做出怎样的解释呢?社会主义和生态学之间是否能实现很好的融合呢?

生态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之一——詹姆斯·奥康纳以前社会主义国家(以苏联为主要代表)为研究对象详细分析了社会主义与自然、社会主义与生态学的关系。奥康纳承认社会主义国家发生生态危机的客观性，他认为，“社会主义国家跟资本主义社会同样迅速地(或更快地)耗尽了它们的不可再生资源，它们对空气、水源和土地等所造成的污染即便不比其对手资本主义多，至少也同后者一样。”谈及社会主义国家发生生态危机的原因，奥康纳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内生态危机产生的原因与资本主义国家既有相似性又有不同的特点。首先，奥康纳指出，由于“社会主义国家是从西方引人技术、生产系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社会主义国家环境破坏的原因同资本主义国家是类似的。而且，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经济的增长和发展具有压倒一切的优先权，就此而论，自然退化的原因和后果基本上也是一样的”。同时，“即便不是全部那也是大多数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有过一段粗放型经济发展史，并没有走以受过教育的劳动者和高技术生产为基础的集约型的经济发展道路”。“对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来说，共产党是在世界资本主义的相对落后、外围或半外围地区取得政权的。这些社会主义国家经历了-个粗放型的发展时期——资本扩大的投资项目、重工业、巨型能源工程、农民的无产阶级化等等，这些正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其早期曾经历过的”。因此，社会主义国家范围内生态危机的发生也就不可避免，这是二者的相似性。其次，奥康纳看到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生态危机发生原因的不同根源。奥康纳指出，由于社会主义国家的财产关系和法律关系不同于资本主义，因此对社会主义国家而言，环境破坏的原因和影响又是不一样的。他认为，在前社会主义国家的生产力与资本主义国家没有明显差别的条件下，社会主义国家的生产关系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生产关系，而政治体系上的差别在生态退化过程中及环境斗争与重建过程中都会起到重要作用，这一切就构成了二者之间生态危机原因差异性的根源。最后，奥康纳指出了社会主义国家消除生态危机的条件。奥康纳认识到了社会主义体制下中央计划的两面性——一方面消除了内在于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但另一方面中央计划“鼓励进行大规模的生态上不合理的采矿、建筑和工程活动，并将能源的生产和输送集中起来”。在此基础上，奥康纳指出，“不论有无广泛的市场机制，中央计划经济一般都可强制企业内化可能出现的各种消极外在物和社会成本。然而，只有党中央计划制定者、企业及政治家和人民都希望它成为现实时，这种倾向才会成为现实”。对社会主义的发展趋势与模式，生态马克思主义者也给出了回答。高兹(1994)认为，社会主义生产方式可以而且应与生态理性联系在一起，社会主义生态方式的合理性存在于生态理性的合理性之中。奥康纳认为，“社会主义国家的资源损耗和污染更多地是政治而非经济问题。这也就是说，与资本主义的情况不同，大规模的环境退化可能并非是社会主义的内在本质”。社会主义与生态学之间不是相互矛盾，而是相互补充的，为实现社会主义与生态学的有效融合，他指出，社会主义的发展趋势应是通过生产性正义对分配性正义的替代和废止，用生态社会主义改造原有社会主义。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社会主义与自然、社会主义与生态学的真正融合。

从上述分析不难看出，生态马克思主义学者认为，虽然生态危机在社会主义国家爆发具有客观性和现实性，但从本源上来看，社会主义与自然、社会主义与生态学之间不仅不矛盾，而且还相互补充、相互融合，社会主义生态关系内蕴涵着克服生态危机的因素，生态危机的出现并不能否定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先进性，它带给我们的警示是当前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还不完善，其克服生态危机的内生因素并没有很好的发挥作用，生产关系的构建没有完全与生产力的可持续发展保持一致。我们需要做的就是调整生产关系，使其与生产力的可持续发展相适应，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三、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对我国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启示

虽然我国已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并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生态环境的恶化是不争的事实。因此，可持续发展已成为我们必须采取的战略，而全面考察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能为我国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提供有益启示。

第一，应坚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来解决我国当前面临的生态问题。从目前我国的实践看，生态问题日益严重并有不断恶化的趋势，生态马克思主义似乎失去了解释力。但要清楚的认识到，按照生态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社会主义与自然、社会主义与生态学是相互补充、相互融合的，社会主义国家之所以出现生态问题，其根本原因在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还存在未真正相互适应的薄弱环节，同时也恰恰说明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社会运行并未真正按照生态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路径进行。因此，现阶段我们不能否定生态马克思主义，应借鉴这一理论中的科学观点指导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

第二，促进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按照生态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人类干预自然的活动是有限的，人类社会必须与自然共同发展，人类的发展不能独立于自然之外。马尔库赛认为异化自然“已成了扩大对人控制的一个因素”，并且“它使人不可能在自然中重新发现自己，无论是异化的彼岸，还是此岸；它也使人不可能承认自然是自生的主体——人和这一主体一起生活在一个共同的世界里”。因此，维持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发展就成为解决生态问题的根本。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尤其要注意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发展，构建良好的生态文明观，避免对自然资源的掠夺性开发，在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同时实现自然的可持续发展。

第三，理性地处理节约与消费、节约与发展之间的关系。在考虑节约与消费之间关系时，马克思认为，节约“决不是禁欲，而是发展生产力，发展生产的能力，因而既是发展消费的能力，又是发展消费的资料。消费的能力是消费的条件，因而是消费的首要手段，而这种能力是人才能的发展”。同时，马克思在考察节约与发展的关系时指出，在实现共产主义、劳动成为人的第一需要的条件下，人的“个性得到自由发展，因此，并不是为获得剩余劳动而缩减必要劳动时间，而是直接把社会必要劳动缩减到最低限度。那时，与此相适应，由于给所有的人腾出了时间和创造了手段，个人会在艺术、科学等等方面得到发展”。即劳动时间的节约是为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这也是马克思节约思想的最终目的。在现阶段的我国，存在着对劳动时间和自然资源的浪费。因此，必须强调对自然资源的节约、劳动时间的节约。只有这样，才能避免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及人的异化。

第四，正确对待计划和市场的关系。生态马克思主义在考察这一问题时，强调要将计划和市场结合起来，强调社会的计划性。克沃尔认为，当生态社会主义革命成功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非生态化生产迅速转变成生态生产，在此过程中首先要恢复生产领域中的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协调好不同生产领域之间的关系。其次，要根据全社会的整体需要进行有计划的生产。最后，在生态社会主义过渡时期，要保证社会成员的工资和收入。在这一过程中，必须发挥计划的作用，市场在生态社会主义社会中只是作为一种有限的理性工具出现的，其调节作用是通过以生态为中心的生产过程来实现的，其核心作用是在民主管理的基础上维护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在我国的经济建设中，在某种程度上应继续发挥计划的指导性作用，合理的运用计划可纠正生产中的非生态行为，真正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