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汇风险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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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整体金融形势现状分析

自金融危机爆发以后，外资出逃，国内资金紧张。直到2008年8月份央行发行央票回收流动性，同时又由于市场本身需求不足，企业贷款意愿也在减弱，再加上投资资金回流银行，存贷比下降。由于基建行业对内需拉动的潜力并不大，十多年来国家对基建一直都维持着极高的热情，财政投入一直都是扩张的，各级官僚金融机构为此欠了很多的银行债，对内需影响是十分有限的，因为这是一条贪腐链，和房地产一样，只会造成财富集中和基层债务膨胀。汇率的微调已经不会再对出口造成决定影响。无论美国是不是通过救市计划，全球金融监管将会趋严，消费信用将会收缩，美国都要准备过几年紧日子休生养息。这不但客观上造就全球需求不足，而且还会引发各国就业危机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汇率的波动相对影响较小。内需不足、出口下降，外资将会撤离。这种连锁反应才是对外贸依赖性经济结构最致命的，尽管官方哇哇大叫中国经济还会持续增长，但企业对市场变动最敏感也最具决定意义。农村改革受体制影响效果不会大。内需不足是分配结构问题，也是一个体制问题，目前自上而下的管理体系根本无法监管庞大的官僚体制，因此内需也是一个顽疾，同样逻辑也可以推导出农村改革预期不大，设想中的利益分配是一回事，操作中的利益分配是另外一回事，而且中国的农村地域实在太广了，连人口高度集中的城市基层官僚都管不好，以目前的体制，农村根本就不能有效监管。

二、央行货币增发的现状

增发货币通常是为了发挥货币的流通手段职能，更充分地满足经济增长和财富增加的流通所需，使交换更便利更通畅，所以货币供应既不能不足，也不能过量——通缩会造成流动性不足，影响劳动者收入；通胀则会造成流动性过剩，使收入缩水。因此，央行在进行货币供应时，一般都谨遵“单一规则货币政策”，它紧盯两个指标：一个是经济增长，一个是就业增加。中国自改革开始，近三十年基本就是印钱经济，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贯穿始终——如果说改革前是货币供应的波谷，那么改革后则完全是印钞经济的浪头与波峰，而这种经济的最大败笔却在于，它没能让生产和资源配置效率有丝毫进步；相反，它倒成了分配不公，巧取豪夺，官府、豪强、劣商收刮盘剥百姓最得心应手的优质工具。因此，三十年来，中国经济本质上就是一个“杀贫济富”，“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肮脏过程——它与效率几乎毫无关联——直到现在，中国的投放产出比依然只是美国的四分之一，日本的五分之一，因为中国的生产力水平还在原地踏步……也正因此，我们的社会财富增加也极其缓慢，人均国民收入也不过区区1300美元。而也还只是个均数，如果从总量上算，80%的穷人占有的也不过其中的20%的财富，这些人的收入远远还没有这么多，也可能是几十美元，几百美元。那么印的钱是怎样流进官府、豪强、劣商腰包的呢？就是说，钱从哪里出去，又怎么流动，最后又到了哪里？首先钱从银行流出，但它绝不一定就流入效率高的经济部门。国有商业改革前的情况是，谁给银行信贷人员的回扣高，钱就流进谁的手里；谁有权力，就放贷给他指定的谁——这种机制造成了中国银行业的大量坏帐，但钱却进了个人腰包——行长、信贷主任、官吏、贷款人等等；所以说“银行是大（贷）款加工厂”一点也不夸张——钱从银行流出，可能一分钱价值都没创造就被内鬼和外鬼合伙瓜分个八九不离十了。银行这样干下去会倒闭，但在中国却不会，因为这些所谓的“政策性贷款”和“历史性坏帐”最终将由财政部兜底，用纳税人的票子冲销——银行改制后，财政部首先给建行注资225亿美元，之后其它今天看似强大国有商业银行也分别得到数额不等的巨资注入，而这些票子都是老百姓的税钱。钱从银行这样流出去，却有相当一部分没有进入市场流通，而是越来越多地揣进个人口袋。可是，贪到钱的这少部分人在国内消费又有限，所以市面流通的钱就会越来越不充足，那么就继续印钞放贷——如此往复循环，最后变成了死循环。国有商业行业改制以后，这种情况有所改观，但本质变化却不大，金融腐败案依然不减，建行王小石案就是典型一例；同时，信贷资金流向仍然也不一定是效率较好的经济部门。钱还没出银行大门口就被内鬼和外鬼卷走一部分，还有一部分流向哪里呢？那就是银行们认为效率高的经济部门。问题是中国本就没有效率高的经济体，相比之下，国有垄断企业虽然效率不高，但收益还过得去——最关键的是，它是“国家的”企业，背后是政府，所以风险为零，只赚不赔——就算赔了也归政府埋单，所以银行流出一部分钱进了这里。除此之外还有贷款余额怎么办？还有钱就存入央行作为超额准备金，就购买国债，挣稳稳当当的利息——这也算银行们认为“效率高”的非经济体。对于中小企业，就算它成长性不错银行也常常惜贷，因为银行们认为这些经济体“效率并不高”，而风险却不小——这也是地下钱庄猖獗的一个重要原因。中国银行业的这种赢利特征让中国出现了这样一个怪现象：市场上缺钱的的时候，银行不但不放贷反而惜贷；而市场上钱多的时候，银行则拼命放贷，尤其他们认为“效率高”的经济部门。中国银行业可能是世界上赢利能力最差的金融机构，但它的赢利模式却可能是世界最保险的——贷给大型国企，存入央行，购买国债都是零风险收益，仅凭这点它就可长盛不衰，但这样的稳当收益还是不能保银行不亏，因为内鬼和外鬼不但可以把赚来的钱用发放贷款的方式钱分掉，而且还能把老本也搭进去——事实上，中国的国有商业银行正是如此。所以中国国有商业银行的黑洞也最大。二次改制以后，中国加入了世贸，也获得了奥云会主办权，同时还找到了“新的经济增长点”，即所谓的出口驱动型经济——于是，为了经济增长，也为了奥运风景，投资、消费、出口三架拉动经济快速奔跑的动力同时启动。私有化完成以后，政府开始大力鼓动个人投资，同时，还不遗余力地推动金融机构加大投资信贷规模——因为政府给银行注资后银行又有钱了。为了鼓励投资，政府一方面降息并加征利息税，另一方面则扩大财政支出，纷纷上马超大项目。在消费方面，为了弥补国民收入偏低造成的消费不足，政府首先给公务员加薪，美其名曰“高薪养廉”；同时，国企推行年薪制。对于非公务人员群体，政府努力让全国城乡8万亿存款拿出来投资或者消费，尽管何清涟在当年已经指明其中49%是公款私存，全国包括富人在内的老百姓实际存款也只4万亿左右，但政府还是“医疗市场化、住房货币化、教育产业化”了——百姓的钱不花也得花。政府为进一步帮助广大人民群众消费，特意开放了个人消费按揭市场，而且消费信贷力度和信贷规模还不断扩大——现在没钱不要紧，花将来的钱。为了扩大内需，拉动消费，政府可谓服务上门了——实行双休制，从国家机关开始，另辟五一、十一两个长假，全面供应广大人民群众的消费时间。出口方面，政府把扩大招商范围，加大引进外资规模作为官员政绩考核的主要内容。为了招商引资，支持出口企业，地方政府除廉价划拨或出让土地外，还给予减免税收，“帮助解决贷款”等方面的优惠——中国国有商业银行依旧不能彻底摆脱府控制，官员仍然可以用它来兑换政绩。另一方面，中国廉价的劳动、资源和环境输出，以及出口退税政策，也给出口企业带来了不错效益，银行资本自己也闻风前来，想分食一部分利益。银行的钱在政府的扩张性货币政策主导下走出银行大门口便流进这些经济部门和个人信贷帐户。在这些经济体中，银行最为追捧的是房地产业，因为这个行业对银行来说“风险小效率高”。在此轮通胀中，除政府外，房地产业是加速通胀的最主要的罪魁和祸首，下面我们就单独把房地产业拿出来为例，看一下银行资金流向和通胀成因。在中国，土地只有两种所有制形式，一个是国有，另一个是集体所有。国有土地由国家垄断经营，归国土资源局批发。如果你购买的房子在国有土地上，那么不管你是50年产权还是70年产权，实际上购买的都是使用权，也就是你租地50年或70年。但是，国土局不会直接批发给你，而是开发商，因为只有开发商有资本实力能够成片开发。这实际上就形成了地租的垄断性经营，而它的背后内质却是权力与资本勾搭媾和的垄断性获利（地租）。银行资本早就看好透了中国房地产业的这一特征，所以在政府规定开发商自有资金需在35%以上之前，开发商持有7%的自有资金就能从银行得到货款——这一方面跟中国的经济政策有关，另一方面也源于房地产业的获利预期。事实正是如此。住房货币化、加快城市进程，以及房贷政策大大刺激了住房需求——住房需求旺盛逐渐从预期变为现实；而这种现实又造就了另一个投机群体——房屋贩子（炒房机构和个人）。地方政府加国土局、银行、开发商和房屋贩子共同希望房价高涨，因为这样可以使：国土局高价并大量批地；银行迅速收回贷款和利息；开发商和房屋贩子获得超额利润。政府之所以愿意把房地产业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龙头产业，一方面可以制造虚假繁荣，另一面可以全面增加财政收入。房地产业不但可直接带动钢材、水泥、建材、电梯、电讯以及其它房屋配套设备行业的业绩增长，而且还可带动运输、装饰、家俱、家纺、装饰材料、家用电器、工程机械，以及相关劳务和服务行业的业绩增长。所以对房地产业投入，可以通过投资乘数效应更广泛地传导到其它行业，进而使政府扩大税源，这样财政就大幅增加了。近些年房地产占GDP一半以上，而财政收入更是以20%以上的速度递增，至07年，国家财政税收已达五万亿。这些行业和企业（包括外资）以及政府都赚钱了，那么钱是哪里来的呢？答案当然谁都知道——是房奴。问题是房奴的钱又是哪里来的？房奴之所以叫房奴，恰因为他们没有多少钱，否则他就不叫房奴了。房奴的可怜在于，当他们与开发商签订合同决定愿意一次性为国土局付清70年地租时，他便不再是一个独立自主的人了，而成了银行的奴仆——购房合同一签，房奴就把自己的积蓄作为首付交给了地产商——出这笔钱，算对国土局和开发商的一次性了结，但却又在另外一面负起了巨额债务——房奴从这一刻起，余生的一大部分，甚至整个部分则全部交给了银行——房奴要用自己的后大半生伺候这个吸血鬼——而这个过程，正是政府通过上述诸多行业和企业把他们未来的税钱提前征走了——一部分人花未来的钱，另一个集团则征未来的税收，赚未来的银票，收未来的利息……房奴用从前的积蓄和未来的收入供应了这个团伙现期和远期的所有利益。房地产业最大的获利者是银行，而非地产商。银行给地产商的短期贷款能在房价不断攀升中迅速收回并得利息，所以银行愿意货款给“效率高风险小”的地产商——06年政府就在紧缩房地产投资信贷，但该项贷款仍以27%的高速增长，因为这里面除包含着集团利益之外，还隐含着巨大的腐败利益——卖地者，放款者、开发者都是利益黑洞的最大受益群体。房奴为所有公开的、黑暗的、合法的、非法的利益埋单，银行帮房奴完成了这一切。房奴虽然在银行获得了贷款，但他由始至终都不会看不到他贷的一分钱——银行没有交给房奴一分钱它就开始收息——这样的事银行当然愿意做；所以06年政府紧缩房屋消费信贷时，房屋消费信贷也还是努力避开相关政策，甚至用造假手段（如拥有多套住房者仍可用手续造假获得首套房贷款等）让资金流向房地产市场。银行是地产业最大的获利者，它一头赚开发商的利息，另一头赚消费者的利息，同一个物品，两头收息，何乐不为呢？所以它希望地产就这样一直涨下去，哪怕是盖房和买房的靠的都是贷款，最后将吹成一个巨大无比的泡沫它也不管，因为银行也是“国家的”，交给政府去管，银行先赚钱分钱再说。中国地产商是个掮客，准确地说是勾结官府共同倒卖地皮的二道贩子。地产商很明白房价不可能永远涨下去，所以它降低风险的办法是：一面勾结官府便宜买地，另面则尽量将风险转嫁给银行，但前提是把房子卖出去，如果房子不能出手，一切风险还是自己的。正因于此，地产商总是想提前并且大量地圈地，以此降低成本风险。同时，他们还要动用一切力量吹高房价，甚至用一些所谓的专家学者作走狗一起制声造势，以促进销售——只要房子出手，风险就成银行的了。然而，地产商最终还是金融资本的玩物，银行的所有贷款都有抵压，并且评估价格远低于市场售价；但开发商的土地却没有，它只能自己给自己担保。开发商最知道房价高涨，地价也在高涨，而这种高涨正好抑制了有效需求，所以圈风险也会越来越高，尤其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变动，更让他们的风险系数不断加大。我自己做过一次统计，06年时，上海的收入房价比就达19.2：1，远远高于欧美。近期又有研究者表示，中国的房价不但相对价格过高，而且绝对价格也高于美国。那么以中国当前的收入水平，平均空房率应是极高的，很多售出房屋也可能仅仅就是炒房者握在手里却难以出手的一堆钢筋混凝土。这种市场状况下，圈地风险是极大的，圈地成本也是极高的；但如果不圈，预期成本可能会更高，所以开发商一旦圈地，资金动用必然巨大，这样，资金面上还要依赖于银行。中国某房地产公司在某年获得某国外大财阀的某某等级的信用授信，享有多少多少的信用额度……而实际上，那不过就是一种闹剧式的炒作，它不过是用一种拙劣的手段向市场示放一个信号罢了；不过这也正好说明，地产商最终还是金融或产业资本的玩物——地产商能赚大头的时候，银行也能赚大头；地产商不能赚大头的时候，银行仍能赚大头；地产商破产的时候，银行还能借地产商卖出的房子继续赚钱。中国的地产业是个经济小丑，它对中国的生产力没有任何贡献，自身也做不出什么名堂，它仅仅就是政府经济的一枚棋子，也是银行业的吸血的管道，所以它从一开始就是个经济怪胎，它不是满足市场需求的，而是帮助既得利益集团榨油的，最满足上层需要的；当然，它自己也浑水摸了不少鱼——本质地讲，它就是榨取民众油脂的工具。所以时寒冰说“取消开发商”是完全有道理的——那些今日里自我感觉不错的地产界大佬，不过多是一群借荒谬体制屠杀民众幸福的刽子手——如果没有这种体制，他们或许连白痴都不如；即便今天他们看上去是那样的发达，其骨子也不过是权力和资本的走狗和奴才！如果不是生产和商业用房，房屋最终还是消费品，而非资本品——尤其在出租、倒卖预期不能实现的时候，其实际效用价值为零，而非市场售价；如果出租、倒卖预期实现，那么它的效用价值就是租金和房价，这时它就成了边际效用递减的消费品。我们知道，消费需要支付财富，当我们没有存储足够财富，更没有创造更多财富时，整个社会却用未来预期获得的的财富集中消费，那么泡沫也便产生了——生产大于消费，我们的财富会有剩余；如果消费大于生产，那么我们积聚则是大量的泡沫——这就像我们借钱装修房子，当一时的豪华过后，剩下的日子就是还债了——美好的生活将象泡沫一样破灭。消除泡沫除了需要时间，还需要我们更加勤奋的工作和劳动。泡沫经济把民众现期和远期财富偷得空空如也，让民众用血汗换来的，以人民币为标志的那一点点财富化成了一滩水……那么民众的财富蒸发了吗？没有，它进了政府的银库、贪官的腰包；进了银行的钱柜、中、高管的工资袋和奖金袋；进了外国资本家、权贵资本家、官僚资本家、买办资本家、新兴资本家的保险柜；进了专家、学者的红包；进了地产骗子和这个产业链条上的企业主、中、高管的钱袋子；进了所有权力与资本勾结在一起每个角落和角落里每一个人的大钱匣子——尽管他们只这个社会极少极少的那一个集团，那一部分人。

地产业仅是此轮通胀的一个标杆行业，在金融领域，在资本市场，我们仍然可以看到，国内外金融和产业资本是如何利用泡沫经济把股民榨干的——他们没有为社会制造一砖一瓦，没有为中国添加一草一木，却在那里拿走了数以万亿计的社会财富——中国股市十大名人无一不背景深厚，裙带复杂，他们可以不稼不啬，用政府拙劣的经济政策和他们掌控媒体公开诈骗的优势瞬间变成亿万富翁。

三、金融危机下的外汇风险

1、外汇储备的有限作用越南发生金融危机被认为是逆差造成外汇储备不足，于是有些学者认为中国外汇储备充裕而不会重蹈越南覆辙。但事实上，更细化而言，外汇储备如果因为结构问题而流动性不足，即使数字庞大，也难以应付短时间内的外汇挤兑。事实上，中国1.8万亿外汇储备中，能即时动用的只有3000亿现金，其他绝大部分都是各种深陷泥潭的债券和一些低价值的股权。因此，在最近一段时间内如果引诱中国把目前仅有的3000亿外汇现金尽可能多地转化为境外债权，那么中国外汇储备短期将随时陷入挤兑危机，其效果可参考越南，即：如果国内人民币在极短时间内挤兑美元并外流，可以造成人民币急速贬值，国内重现通货膨胀。当然，谋动前，应该先吸纳国内一定量的资源类上市公司股权和大宗商品期货多头头寸，以作为对冲。一旦发生外汇挤兑危机（一旦引发预期，民间也必然有多头加入），央行为了填补空缺，将不得不不顾血本折价抛售境外债券，以作回补流动性不足。

2、人民币对美元升值的影响一般来讲，本币升值可以抑制通胀；理论上是本币升值，消费成本降低，进口原材料价格相对下降，可中国却恰好相反——人民币对美元升值，相对应是物价飞涨，生活成本大幅提高，CPI和PPI高企。因为，中国以前是一个外汇奇缺的国家，所以外汇管制制度一直非常严格，直到去年，由于输入性通胀严重，外汇管制才略有松动，每人可持五万美元现钞，但外汇管政策基本是没变的。与此同时，人民币兑世界主要货币也是不可自由兑换的，这样，国家通过强制结汇和固定汇率很容易就把外汇集中到自己手上，假设外汇购买力不变或浮动相对较小，那么随着出口的增加，储备的增多，人民币发行也会增大——贸易顺差越大，流入境内的外汇就越多，人民币升值幅度就越大，其购买力就越低。但是，中国的结汇是按固定汇率进行的，那么，出口企业在结汇的同时，也在提高通胀率；而关键是，出口企业挣来的外汇也正好通过通胀送给了政府——通胀率多高，出口企业就赔多少。打个比方，出口企业赚来一美元，换来八元人民币。企业用这八元人民币购买一定单位的劳动和原料。开始每个八美元都能对应地购买相等劳动和原料，但随着出口的增多，顺差的加大，外汇进入政府口袋，八元人民币开始贬值，它便不再能购买相对应的劳动和原料，因此，按固定汇率强制结汇本身就是对出口企业的盘剥。实际上，中国的经济就是换外汇经济——是政府以增加就业的形式，把劳动和资源廉价出卖了，出口企业只是它的手段和工具。当劳动力成本通过新劳动合同法以法律形式固化，原材料成本随着通胀拉高，毫无技术附加值，高能耗、物耗、低利润的的出口企业生产成本将被来自于制度和市场的两方面压力强行挤高，它的生存环境将是可想而知。这是假设外汇购买力是不变的情况下，政府持汇的状态，即政府通过出口企业输出廉价劳动和资源，一边解决就业，一边制造GDP，同时盘剥企业。中国经济现在就剩出口了，没技术和没内需支持，出口型企业汇率波动中跌荡起伏，我国出口的不是技术，也不是资本品，国外利用反倾销手段对我国出口业有更直接的影响。（自加入世贸后，关于中国商品倾销的投诉案件累计达11000件，居全球第一）。

3、银行的不作为银行用贱卖的方式换来美元，把自己印的人民纸发给出口企业去刮油（央行跟商业结算用美元，而非人民币），以为持汇风险小，人民币发行量的多少并无关系。美国却逼着人民币升值，而它自己拼命地贬值——结果政府持的汇不但有风险了，而且还成事实了。银行过于相信美元，而不是人民币，所以每最多可购五万。人民币不可自由兑换，它到了政府那里就不流动了，基本就是归政府支配，结果东投西投，做单赔一单，做两单赔一双，无一斩获。政府刮来的钱财没有福利给人民，反而夸给了洋人，正是洋人和政府富得流油，导致老百姓穷得拉不动内需。按理说，人民币升值，百姓可以到外国消费，可老百姓真的去沾人民币升值的光，却发现，自己根本就没钱——别说6.8元人民币兑1美元，就是3元兑一美元，中国一般百姓还是到外国消费不起。所以，人民币兑美元升值，是让富人沾了便宜，只有他们才出得起国，消费得起洋货——人民币升值跟一般老百姓几乎一点关系都没有。人民币兑美元升值严重打击了中资出口企业害惨，政府赚着近两万亿美钞也由风险变成了事实。

四、风险控制

1、从会计制度上来降低中小制造企业外汇风险，我国现行财务制度和会计准则规定，对外币财务报表的折算差额在股东权益中的“未分配利润”中单列一项反映。由于我国中小制造企业的海外业务大部分分布在欠发达的第三世界国家，而国外的经营实体大部分都是国内母公司的组成部分，这就使企业的会计风险加大，造成企业各年度利润受汇兑损益的影响呈现较大波动，这种情况既不能真实地反映企业的财务状况，又扭曲了企业的经营业绩。为解决这一问题，建议我国中小制造企业在境外的财务报表应区别情况，分别以当地币或某一基础外币作为记账本位币。在给国内的外币报表应将记账本位币统一折算成美元，外币折算差额相应做递延处理或计入当期损益；国内在合并报表时，应按原折算方法将美元表述的境外单位财务报表折算成以人民币表述的财务报表，相应的外币折算差额按原处理方法分别作递延项目计入当期损益。这样，企业进行外币折算风险分析时，可以避免由于会计准则应用不当所产生的系统性误差。尽管外币业务的远期市场保值仍属一项外币交易，但其会计处理则因远期合同的性质与目的而有所不同。迄今为止，我国的会计准则及会计制度尚未对该类外币业务制定相关的会计规范。国际通行的会计作法是将其分为外币交易远期市场保值、外币约定远期市场保值、外币投资远期市场保值等几类，分别进行会计处理。

2、多元化的汇率与币种外汇风险的大小与折算时所选择的具体汇率相关，是计量上的差异，是一种“账面风险”，它一般不会影响企业的现金流量，但是这种风险也是由于汇率变动所引起的，并且它与企业合并后股东权益大小直接相关，因而也是一种不可忽视的外汇风险。在交易报价前，企业要根据国际外汇市场和国内外汇兑换比率的发展变化情况，预期报价货币的汇率走向，依据进出口贸易的成本和预期的利润锁定可以接受的换汇成本。当汇率波动有可能超过确定的换汇成本，导致成本上升、预期利润减少时，就要考虑采取相应防范外汇风险的措施。

3、人民币结算目前，在我国的进出口贸易中，以美元结算的占绝大部分。但受金融危机影响，美元大幅波动，对我国进出口企业带来较大影响。用人民币结算，减少了很多环节和程序，减少了企业的交易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