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转轨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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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伟大总理曾经被问及他对法国革命的看法。“回答这个问题还太早。”——这就是他的回答。对正在进行的转轨进程，即从中央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迈进，也可作这样的回答。

一、中国令人吃惊的成功——如何解释

自从邓小平先生实行改革政策以来，中国在过去的25年里取得了非常大的进步。中国的GDP从3000亿美元增长到1万多亿美元。在四分之一世纪里，经济增长稳定在9％，即使今天，增长率也不低于7～8％，为国内13亿人口脱贫，且将在不久的将来成为世界上经济最强国之一（见表1）。俄罗斯的GDP从1978年的7000亿美元缩减到1999年的4000亿美元，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俄罗斯在贫困线，或在贫困线下的人达总人口的50％。其它转轨国家做得要好些，匈牙利、波兰、斯洛文尼亚和一些其它转轨衰退恢复的国家，正在重建经济并着手加入欧盟。过去十年对这些国家来说，非常艰难，是新增加的“新穷国”，转轨的失败者。

表1中国主要经济指标

200120022003

GDP实际增长率%7.37.47.7

个人消费%5.65.76.5

固定投资总额%11.413.512.5

消费物价上涨%(a)0.70.62.0

商业银行最低贷款利率%(a)5.95.36.5

GDP10亿美元1180.01286.01412.0

人均GDP美元930.01000.01100.0

贸易余额10亿美元31.424.014.0

经常帐户余额10亿美元20.38.32.7

汇率人民币:1美元(a)8.38.38.3

汇率人民币:100元(a)6.86.26.4注：2001年估算值，2002～2003年预测值；（a）年均；资料来源：EIU国家预测

与苏联解体后的国家相比，如何解释中国的发展？有三种看法：

1.“最初条件原因”。这一解释的主要代表人物是JeffSachs，他指出：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农业国家，中国在70年代末开始改革。而苏联是一个超工业化的、超中央集权的、超官僚的、工业占主要地位的国家。中国地方的小型经济实体的密集网络的纵向联系比苏联的大型、专业化工业联合体——莫斯科中央计划者最喜欢的“掌上明珠”——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在中国，发展与转轨并肩齐进，操作空间很大，在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制，经济飞跃发展。在苏联解体后的“新”国家，旧的政治、经济（包括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组织）和社会结构消除，而新的有效的机构又没出现。

2.“改革战略原因”。这一看法的杰出代表是诺贝尔奖获得者JoeStiglitz。俄罗斯认为私有化比竞争更重要，他的政府极力推进大规模私有化——在缺乏合适的机构——把大多数“私有化了”的企业推进到了内幕者手里。随后，通过“贷款购买股票”诈骗行为，最富有的国有企业被直接廉价卖给了选定的少数人。新企业的创立困难重重，尤其是受当地政府的阻挠，他们担心掌握在他们手中的现有企业受到危险。而中国成功地为建立“非国有”企业、乡镇企业、经济特区和外资企业创造了良好的环境。俄罗斯过多采纳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建议，即宏观稳定、自由化和私有化——希望这些措施将为市场经济创造合适的条件。但是价值自由化——再一次没有保证合理的竞争——使价格飞涨，把大半个国家推向了贫困，外汇自由化——没有创造一个商业友好氛围——导致资本飞涨。

3.机构原因。中国早就意识到，最好是创立——至少是暂时的——“半完善”的适应于“半完善的”市场条件的机构。私有财产没有得到合法的保护，实际上，私有财产没有得到与国有财产同等的认可。另外，这些新的机构本来是作为消除社会负面影响，为领导层提供激励的。家庭联产责任承包制已是双方妥协的结果：农民只能长期租用土地而不能出售。25年前它就创造了一种全新的形式，为进一步扩大改革奠定了良好基础。“双轨制”使价值逐渐自由化，两种汇率一直保持到国家有能力支付单一汇率。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关系，从改革前的“吃大锅饭”逐渐朝“另起炉灶”发展，激励起当地政府发展税收。在90年代，中央财政制度决定中央和地方政府税收分配制度。80年代和90年代初期经济发展的支柱是地方政府所有的“非国有”乡镇企业。这些企业创造了就业，为消费者提供了有价值的商品，推动了地方经济的发展。在90年代末期，它们的作用完成了，于是大部分开始私营化。在这些年里，俄罗斯发生了什么？农业由集体所有为主，经济由地方机构提供，土地市场问题实际上还没有得到解决，小型经济发展受到多方面的阻挠，中央和地方政府进行长期的地盘争夺战，银行领域一片混乱。

二、面临的下一步挑战

中国还存在一些未解决的问题，需要专家们努力研究，也同时为其它转轨国家提供经验。

第一，如何处理中国国有企业的亏损？

在私有经济开始成为经济动力时国有企业在经济领域的重要作用就明显缩减。1981年，国有企业为每一美元投资创造81美分利润，到1997年利润下降到9美分。2000年国有企业产出占工业总产出不到四分之一，就业占城市正式就业人数的三分之一。据保守估计，银行总贷款的四分之三是贷给国有企业的（相比较，私有企业在2000年里所获得的银行贷款不足银行总贷款的1％）。国有企业的不良金融状况是造成中国银行业困难重重的主要原因。标准普尔公司（S&P）认为帐面上所有贷款的一半——相当于GDP的三之二——是不良贷款。20世纪90年代后期，有三分之一强的国有企业连续赤字。服务业仍由国有公司为主（批发商业、交通、电信和银行业），对他们进行私有化可以大大提高效率（见表2）。

表2国有企业在工业总产量、城市正式就业、政府收入和银行借贷中的比例，主要年份（％）

年份工业产量城市正式就业政府收入银行贷款

197878.078.387.096.8

198857.070.371.690.0

199534.064.971.181.0

200023.538.1n/a77.5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EdwardSteinfeld，中国渐进式改革（剑桥大学出版社，1998）以及ThomasRawski，“中国劳动经济的近期变化”

国有企业的公司管理非常复杂，党政行为控制着经理的任免。在一些大型国有企业，所谓的“老三会”（即党代会、职代会和工会）面临“新三会”（即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监事会）的挑战。中国的经济学家建议，把国家、机

构投资者和个人投资者放在同一起点，不靠行政，让董事会选择最合适的CEO。最后，除少数企业仍是国家保留100％的股份外，所有的其他企业应该是拥有多个所有者（国内的或国外的投资）的联合股份公司。

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城镇失业率达到10％，还可能上升到15％，达3000万。同时农村的失业率占农村总劳力的35％，达到1.7亿。中国得在未来十年创造1亿（世界银行估计）或3亿（中科院估计）新的就业机会，才能维持就业市场的现状。据预测，中国加入WTO对就业总体水平没有长期的影响，但会导致工人在产业间、各部门间流动。解决失业问题中国还有不少潜力，因为在服务行业还有很大的就业空间。

就业形势可以促进政府长期项目的执行，通过卖掉上市国有公司政府的股份以资助社会保障和公共福利计划。这些占目前发行的“A”股的将近70％，按市场价格计算达到3.5亿美元。另外，通过新的国有公司上市或者发行政府债券可以募集到更多的资金。

第二，改革退休金、医疗和住房制度

中国决策层已经意识到建立社会保障网络的必要性。可以通过劳资双方各投入部分资金建立社会保障网络，以取代社会主义“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制度——这种制度会榨干国有企业。在改革的二十年中，有大量的风险已经由国有企业转移到工人身上。医疗和住房是家庭预算增长最快的部分。尽管食品、穿衣和许多家庭产品的支出有所下降，这两项继续保持快速增长（见表3）。从绝对价值看，中国消费者在医疗方面的支出是1994年的3倍；住房和教育翻了一番。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1994年后期，中国家庭花费的70％花在食品和穿衣上，而到了2000年，降到了55％。同时，花在住房和医疗上的花费由8％上升到15％。

表3家庭消费的变化，1994年与2000年

1994年总量的%2000年总量的%1994年～2000年变化值%

医疗保健2.45.0+174.7

住房5.69.7+130.2

教育与娱乐7.510.9+110.5

交通4.26.1+91.0

家庭耐用品6.97.8+50.6

服务4.14.6+48.6

食品53.143.9+9.6

衣物鞋类16.111.1-8.3

单位消费支出的总量100.0100.0+32.7

资料来源：城市与农村社会经济（国家统计局）

5年前，政府开始在59个城市进行医疗方面的试点改革计划，由当地政府管理，单位出一部分资金，从工人的工资中扣除一部分作为投入。这大大减轻了国有企业的负担。当地保险使5千万人口受益，还有5千万在工作场所受保。基本的医疗支出由个人保险帐户负担。“重要花费”（还没有明确定义）将由单位和市政府投资的社会基金负担。个人获得本基金的资格将受限制。一些重要的疾病如癌症和爱滋病由商业健康保险公司承保——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先例。

住房的数量和质量都有所提高，但价格不是普通人所能承受的，现在还没有足够的抵押贷款来弥补这一空缺。城镇人均居住面积从1985年的5.2平方米增加到2000年9.6平方米。中国大陆城市居民的平均居住面积要大于香港居民。国有企业以很低的内部价格将房子卖给工人。国家单位开始实行将房子卖给当时居住该房的主人7年后，也就是1995年，29％的城市居民是以这种方式买到房子的，11％的居民的房子是自建的或者是继承的。但从工作单位买到房子的职工，并没有完全拥有房子，因为他们没有将房子卖掉的权利。单位有权审批是否将该房子卖掉或者是买回该房子。如果房子卖给第三人，单位可以从中获得不菲的利润。房子买卖并不意味着分房制度的终结。如果老工人没有从他们单位中买下房子，新工人仍得排队等待分房。结果是，可以以内部低价买到房子的人不想把房子卖掉，没有权利低价买房的人又没有足够的钱购买。对普通老百姓而言，没有私人的租房市场。市场上的房价是他们平均年工资的10～20倍。90年代后期，国有企业仍然拥有城市住房的2／3。

退休金制度的改革。过去，退休工人可以根据他的工作时间和最终工资，从原单位获得一份退休金。这笔经费来自单位的金库。这就是退休金制度。90年代中期前退休的都可以享受这种待遇。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采取一种“共同集资”制度，单位和个人都投资一点，形成基金，工人退休后，可以定期得到一定数量的收入。1997年，国务院引进了以下框架：法定的金额（薪水的11％）将被打进个人帐户，其中8％由职工本人承担，3％由单位承担，当地政府承担约17％。这样，企业相当于承担了20％的金额。从理论上讲，这有三个不同的基金：一个是发放给退休工人的“社会基金”，他们将会得到当地平均工资的24％作为退休金；一个是法定的退休帐户；一个是企业提供的个人帐户。这些收入总额接近目前的退休金水平，但跟以前相比，比例有所下降。1978年，退休工人可以得到其最后工资的97％。新制度存在几个问题，比如前两个基金由政府募集管理，政府可能会将此基金用作其它用途。截至2001年底，有2000亿元的退休金被挪作他用，此数字还在增长。

第三，控制好政府和商界

市场经济可能会被资本主义所危及。受国家官僚主义的支持，商业企业的“国家捕获”可能会破坏游戏环境，妨碍公平竞争，催生腐败。在中国，加强法制，培养新闻自由的环境很重要。政府和公众的沟通渠道应该是公开的，商业活动应该是透明的。正如最近到中国访问的世界银行总裁沃尔芬孙说的那样：“尽管市场在不断成熟，但仍然需要高层的领导，如果没有高层的绝对领导和团结，你就不能消除资本主义的影响。如果有了高层的领导权威，就可以将资本主义的影响减小到最低限度”。很多改革者认为，中国共产党有能力处理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出现的难题，不会直接影响改革进程。

最后，我们相信中国改革的前景是光明的。通过加入WTO，中国正更大程度地融入到全球经济中去。中国得加快转轨速度，吸取国际最先进的做法。2002～2006年流入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预计每年可达到600亿美元，2006年有望达到720亿美元。到2002年底，中国将会拥有4400亿的外国直接投资储备。二十年前几乎没有人能预测到二十年后中国经济改革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现在中国正昂首阔步地迈向改革的彼岸——现代市场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