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金融危机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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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金融危机又称金融风暴，是指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与地区的全部或大部分金融指标(如：短期利率、货币资产、证券、房地产、土地(价格)、商业破产数和金融机构倒闭数)的急剧、短暂和超周期的恶化。其特征是人们基于经济未来将更加悲观的预期，整个区域内货币币值出现幅度较大的贬值，经济总量与经济规模出现较大的损失，经济增长受到打击。往往伴随着企业大量倒闭，失业率提高，社会普遍的经济萧条，甚至有些时候伴随着社会动荡或国家政治层面的动荡。本文探讨了历次国际金融危机的成因、特征和影响比较分析。

关键词：金融危机；成因；特征；影响

1历次金融危机的成因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首先是由需求不足引起的生产过剩的危机，而这次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则是产过剩的危机在信贷金融领域上的表现。因此，要认识这次全球金融危机的成因，首先要对其生产过剩原因进行系统的历史分析。

1.1收入分配的不平等，贫富差别的扩大会造成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的不足

首先，消费需求决定于国民收入水平与边际消费倾向。在国民收入既定的情况下，消费需求取决于边际消费倾向，而边际消费倾向是递减的，就是说，在增加的收入中，消费也在增加，但消费的增加低于收入的增加。这样，一定的国民收入，富人的边际消费倾向随收入的增加而降低，造成有效需求下降。穷人的边际消费倾向虽随收入的降低而增加，但因缺乏购买能力，造成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足。

其次，投资需求决定于预期的未来利润率（即资本边际效率）与利息率水平。投资是为了获得最大纯利润，而这一利润取决于投资预期的利润率（即资本边际效率）与为了投资而贷款时所支付的利息率。如果预期的利润率越大于利息率，则纯利润越大，投资越多；反之，如果预期的利润率越小于利息率，则纯利润越小，投资越少。然而资本边际效率是递减的，这一规律决定了预期的利润率是下降的，而由于货币需求（即心理上的流动偏好）的存在，利息率的下降又有一定的限度，这样预期利润率一利息率越来越接近，从而投资需求也是不足的。所以，由于国民收入分配的不公，贫富差别的扩大，就使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相对于国民收入的供给来说都是不足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让其市场自发起作用，有效需求和有支付能力需求的不足必然导致普遍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

可见，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直接原因是由于需求不足，而需求不足是由于贫富差别的扩大，贫富差别的扩大则是由于劳资之间、大小资本之间的不平等交换、国民收入在社会成员间分配的不公，这种不公又根源于资本对劳动、大资本对小资本的垄断和支配，也就是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最后，这种由资本支配劳动，以利润为目的的经济关系，归根到底又是由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定水平和性质所决定的。

1.2资本主义制度是经济危机的根源，而由此决定的需求不足则是危机为产生的直接原因

然而，马克思指出，“危机最初不是在和直接消费有关的零售商业中暴露和爆发的，而是在批发商业和向它提供社会货币资本的银行中暴露和爆发的。”“生产规模的扩大引起信用规模的扩大，而信用的膨胀又反过来促进生产规模的膨胀。在这种相互作用下，二者的规模同时扩大。随着信用体系的不断完善，股票、债券等虚拟资本以及各种投机活动的大量兴起，进一步要求扩大信贷规模，制造出虚假的市场繁荣”。但是，手中堆积着大量商品的批发商的资本回流速度却非常缓慢，“以致银行催收贷款，或者为购买商品而开出的汇票在商品。再卖出去以前已经到期，危机就会发生。于是崩溃就爆发了，它一下子就结束了虚假的繁荣。

1.3资本主义的借贷信用规模扩大并发展成为金融危机

首先，我们要了解，资本主义借贷同资本主义前的高利贷两者借款目的有着根本的不同。在资本主义前借款的主要目的是弥补开支，应付意外之需，而资本主义借贷资本，借款目的是为了用别人的钱赚钱。在资本主义经济中，无论是办工厂、商店，还是开银行，目的都是为了取得利润，但是受自有资本的限制，所能获取的利润是有限的。为了以有限的自有资本获取更多的利润，赚更多的钱，人们普遍采用杠杆操作，以自己一定的资产作为抵押去借比自有资产大若干倍的资金用于投资，从而让取得的利润比之于自身资产而言，也相应的扩大若干倍。

其次，金融创新拓宽了企业的融资渠道，分散企业的经营风险，为企业规模扩大提供资金支持和稳定的环境。金融创新唤醒了大量沉睡的资金，让人们可以通过借款，来扩大投资和消费，从而大大扩大了需求。需求扩大，商品价格也就上升；价格上升，利润增加，从而就推动生产的扩大。而生产的扩大又反过来，引起信用规模的膨胀。信用规模的膨胀又提供了更多的贷款资金，扩大了需求，在这种相互作用下，二者的规模同时扩大，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和繁荣。

但是，这种“透支消费”与“透支经济”，虽然暂时填补了收入与消费之间的缺口,从而掩盖了本国的经济扩张与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可是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生产过剩”问题。它不过是靠透支“未来”来支撑“今天”，把当下的危机延迟到未来爆发罢了。事实上，在由此引起价格上升利润增加，从而进一步扩大生产时，许多产品就已是超出了现实的需求，出现了过剩，只是没有直接表现出来罢了。如房地产，通过这样的办法，把房价抬上去了，房价越高，房地产商所赚的利润越多，建房就越多，看上去很是繁荣，而实际上是有价无市，大量的房子已经是闲置着，卖不出去。所以，这种依靠透支未来而取得的繁荣，是一种带着水份的繁荣——虚假繁荣。

即使这种依靠透支未来而取得的繁荣，是一种虚假繁荣，但在信贷环境宽松、所投资生产的商品价格上涨，利润可以增加的情况下，一般按时还贷是不成问题的。然由于透支未来的需求是有限的，加上商品供给的增加，商品的价格就不可能一直上升以至不可避免要下降的。同时由于边际消费倾向递减规律、特别是资本边际效率递减规律的作用与利息率提高，更会导致纯利润率的下降以至出现亏损。当这种情况发展到一定时候，以至于没有“未来”可以透支的时候，金融危机就不可避免了。

二历次金融危机特征分析

对各国危机前后经济金融运行的现实情况进行深入分析，发现历次危机发生前的一些典型特征。

2.1经济持续多年高增长以危机前的东南亚各国为例

泰国、韩国和菲律宾三国国民经济在1997年以前，已连续15年保持6%-8%的增长，其中1990-1995年，泰国GDP的平均增长率高达9.04%。同样的情况也在日本发生，经历第一次石油危机以后，日本经济结束了长达10年之久的高速增长，转为低速增长。即便如此，在90年生危机前的15年间，日本经济的平均增长速度仍保持在4%左右。其中，1987-1990年日本GDP实际增长率分别高达4.9%、6.0%、4.5%和5.1%，远远超过预期，这些情况在其历史上都是极为少见的。在墨西哥，80年代末至1994年危机前，由于付诸实施一系列改革取得成果，墨西哥同样经历了较长的经济繁荣期，包括经济持续高增长、通胀率稳步下降、财政赤字消失等等。考究这些国家的情况可以发现，正是在这些国家持续繁荣的吸引下，才发生了以下一系列现象，使得金融体系的脆弱性不断累积，并且被表面上的经济持续繁荣所掩盖。

2.2外部资金大量流入经济的持续高增长以及相应的政策因素吸引了外部资金的大量流入。

然而，外部资金是一把“双刃剑”，在为一国经济发展融资、进一步推动经济继续高速增长的同时，也使这些国家更容易受到反向资本流动的影响，尤其是在外部资金以流动性极强的短期债务和热钱为主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危机前的泰国，为吸引外资推动经济增长，也为了实现建设国际金融中心的宏伟计划，迅速实施了一系列吸引外资和推进金融自由化的措施，鼓励从国外以低成本借入美元，导致资金大量流入。1991-1996年，泰国等亚洲主要资本输入国年平均资本流入390亿美元，其中1996年达到770亿美元，1997年上半年仍有310亿，而到下半年已经变成资本流出540亿美元。墨西哥以及拉美其他国家在80年代和90年代两次危机前，都经历了大量外资流入的情形。80年代危机前主要是以国外银行借款为主的外部资金流入，三个拉美大国的净银行债务从1977年的365亿美元增加到1982年底的1460亿美元，对外借款成为这些国家为贸易赤字融资的主要方式。90年代危机前外部资金流入的主要方式则是私人资本净流入，1990-1993年墨西哥每年私人资本净流入由58亿美元剧增到302亿美元，累积达到720亿美元，而其中有一半以证券投资的形式出现，此外，还有222亿美元的银行借款和162亿美元的国外直接投资。

2.3贸易持续逆差并不断恶化

由于国内资产和商品价格的大幅上涨，以及不恰当地长期维持较高的本币汇率，危机前各国贸易状况不断恶化，逆差持续扩大，由此造成了对维持本币币值的信心丧失，同时对经济的持续增长产生忧虑，使得经济在外部冲击面前不堪一击。第一次拉美债务危机前，拉美等发展中国家的经常项目逆差由70年代初的平均70亿美元猛增到1974和1975年的210亿和310亿，逆差的持续增加使得这些国家大量依靠对外债务融资，增加了利息负担。墨西哥经常项目差额与GDP之比由90年代初的2.8%迅速增长至1994年的7%，虽然不断流入的私人资本弥补了这些差额，但当资本流入的方向发生改变时，被隐藏的巨额逆差风险暴露出来，直接导致了对墨西哥货币的信心崩溃。1990-1996年，泰国的经常项目逆差占GDP的比例已经高达7%，1996年超过8%，而且由于继续不恰当地维持高汇率使得竞争地位不断下降，外界对泰国维持币值能力的信心开始动摇，游资的攻击最终触发了危机。

三、历次金融危机影响比较分析

对20世纪几次重大金融危机进行比较，每次金融危机都具有不同的特点和性质，很难把各次危机纳入到一个统一的分析框架中，但是“经济学是健忘的”，历史很容易重演，对各次危机进行类比是有必要而且有意义的。

3.1“危机”暗含不同的诱因

1）金融危机往往伴随经济周期的繁荣而爆发，通常被认为是对经济体系里不健全的部分进行的“自残式”的自我矫正，尤其是对市场失灵的“清算”。当危机发生时，全部或者部分金融指标，比如短期利率、资产价格、商业破产数和金融机构倒闭数等都产生了非常的急剧恶化以及金融机构和行业的困顿。IMF对银行业危机、货币危机、债务危机、系统性金融危机爆发的原因进行了研究。

2）银行如果不能如期偿还债务，可能危及银行的信用，那就可能产生挤兑现象，如果该问题逐步升级和蔓延，那可能就演化为整个银行体系的危机。银行危机爆发的原因有货币政策失误、金融体系内生不稳定性、金融过度扩张的风险累积、金融恐慌和道德风险等原因，这些因素并非单一地起作用而是相互交织。比如，上世纪90年代北欧三国金融危机就是典型的银行危机，危机爆发的原因在于1985年北欧三国取消金融机构贷款限制（包括比例和利息），使得银行间竞争急剧加大，银行过度发放信用，导致风险的逐步累加，金融部门和实体部门都出现了过热问题，最后演化为银行危机。

3）当一种货币的汇率及其制度无法反映经济基本面而改革又严重滞后时，很容易遭遇国际投机资本的投机，该货币可能出现持续、大幅的贬值，货币当局被迫救援甚至放弃本来的汇率制度，最后造成货币危机。最为典型的货币危机就是东南亚金融危机和1992年的英镑和意大利里拉危机。货币危机的根源有经济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的冲突、政策的多重目标、道德风险以及资产负债表效应等。

4）债务危机多发生于发展中国家。由于主权债务和私人债务不能按期偿还所欠外债，一个经济体的国际收支系统出现严重的混乱，国家信用丧失等。债务危机爆发的原因有过度负债、资产价格下降效应、经济周期变化以及大量资本流入等。80年代初爆发的拉美债务危机是这类危机的典型。

5）一个经济体内的各个主要金融领域都出现严重的问题，货币汇率紊乱、金融机构破产、实体经济遭殃等相继或者同时发生就意味着系统性金融危机的爆发。到目前为止，大萧条、东南亚金融危机和次贷危机演化成的新一轮金融危机都可以认为是系统性金融危机。这类危机产生的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比如次贷危机就是对宽松的货币政策、非审慎的住房抵押贷款、过度的金融创新和不到位的金融监管的一次彻底的清算。

6）实际上，按IMF的分类并不能将所有的金融危机简单归纳进来，尤其是金融全球化之后，各种危机爆发的原因日益复杂化和多样化，危机的界限也日益模糊。比如，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和本轮金融危机的蔓延可以归因为金融全球化的影响，而不仅是货币问题和次贷问题。

3.2“危机”非理性的“疯狂”过程

1）虽然各种金融危机的特点和原因大相径庭，但是危机的爆发、蔓延和升级等过程却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世界著名经济学家金德尔伯格在《金融危机史》（2006）中不无讽刺地表示，金融市场的各种“理性”行为可能导致整体的非理性，即出现“囚徒困境”，实际上是丧失了对现实和理性的感觉，甚至是某种近似于集体的歇斯底里或疯狂。

2）金融危机的演进过程最为经典的描述是货币主义者海曼•明斯基。他将金融危机的演进过程分成四个阶段。在经济繁荣阶段，所谓的理性和制度“错位”导致金融机构扩张信用，整体的信用就出现了非理性扩张，助长了投机狂潮，市场将演绎最后的疯狂。在经历繁荣扩张、上升等阶段之后，当市场达到高峰阶段，市场价格因“内部人”和外部冲击开始下滑，金融机构将产生财务困难，进而需要流动性支持，即将出售资产、收回现金，这对商品和证券价格将产生灾难性后果，整个金融体系可能演变为一场溃逃。

3）在经济和金融扩张阶段，一个经济体的总需求是不断扩张的。在金融中介和金融业务的推动下，尤其是银行信用扩张，使得总需求水平不断偏离真实需求水平，经济出现了非理性的繁荣。私人部门投资需求不断增长，银行大肆发放非审慎的贷款，而且资金流动速度加快，货币乘数变大，整个经济的货币供应量扩大，投机需求大量浮现。

4）在经历经济和金融扩张阶段之后，市场就进入了上升阶段。此时，由于投机需求已经转化为对商品和金融资产的有效需求，结果商品和资产价格快速上涨。价格的上涨带来了更多的盈利机会，并吸引更多的投资者进入市场。这样整个市场不断上升与膨胀，同时就产生了过度交易的情况。

5）随着投机性繁荣的继续，利率、货币流通速度和资产价格等都大幅上升，整个金融体系已经成为一座高耸入云的摩天大厦，金融系统进入资产价格下降和财务困难阶段。此时，体系内的“内部人”开始抛售资产，以锁定利润，或者外部因素冲击使得投资者作出了卖出的决定，市场开始走向脆弱的均衡。随着“内部人”的进一步行动或外部冲击逐步深化，资产价格开始下跌，对投资者的资产负债表开始产生影响，并导致资产的大量抛售和价格下跌，最后是产生严重的财务困难。

可以看到，各次重大的金融危机，不仅使金融机构大量破产，也给金融行业带来了巨大的冲击，甚至由于金融稳定性受到破坏，对实体经济产生重大的负面影响。但是，另一方面，每次金融危机都对金融市场和金融制度带来或大或小的矫正，对金融发展在一定意义上是有利的。

3.3“危机”中的政府行为

在金融市场和金融体系发生危机时，政府的救助往往是最后的“稳定器”，政府的介入也是最好的选择。如何恢复市场功能、重建资源配置的机制以及稳定宏观经济运行机制成为政府干预的主要任务。

政府大量出资或者提供担保，向金融体系大量注资，舒缓流动性不足的局面。如北欧三国的银行危机中，瑞典在1992年通过140亿美元的重建基金并接管最大银行—Nordbanken银行，即使在该银行股价回升之后，瑞典政府救援的规模超过90亿美元，占其1993年GDP的3.6%。尤其是北欧国家放宽金融机构拆借的担保品的范围，是其后金融危机中政府干预行为的重要参照。次贷危机爆发之后，美联储不仅放宽拆借的担保品范围，甚至还放宽拆借的机构范围，比如允许投资银行向美联储贴现。

1993年瑞典也是成立银行协助局和特别资产管理公司，以拯救金融市场。类似地，日本在1999年4月成立了全国整理回收机构，一方面接管房地产金融公司和破产银行的不良债权，另一方面向其他金融机构收购不良债权。

金融自由化和监管制度不到位是金融危机爆发的重要诱因，完善金融自由化的监管体系是防范风险的核心要求。政府大力干预金融市场是遏制金融危机的有利手段。金融制度完善对治理和防范金融危机是十分必要的。

4结论

可以看到，历次重大的金融危机，不仅使金融机构大量破产，也给金融行业带来了巨大的冲击，甚至由于金融稳定性受到破坏，对实体经济产生重大的负面影响。但是，另一方面，历次金融危机都对金融市场和金融制度带来或大或小的矫正，对金融发展在一定意义上是有利的

参考文献

[1]巴瑞•易臣格瑞(美)金融危机防范与管理2003-03

[2]郎咸平《帮你逃出金融危机》2005.-07

[3]弗郎索瓦•沙豪《突破金融危机》---金融危机缘由与对策

[4]王勇亚洲金融危机十年祭2007年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