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转轨路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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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经济改革的初始条件是指改革前历史遗留下来的各种条件的总和，虽不一定对改革有利，但它是改革的起点。初始条件对改革路径选择具有重要的制约性，因为发展的每一步选择都与过去的选择相联系，经济的发展、改革路径的选择与演变受过去的影响，同时它们也限制了当前改革路径的选择，这就是改革的途径依赖问题。[1]。中国与俄罗斯不同的经济结构、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不同的政治态势以及对改革的理论指导特征等，决定了中俄体制转轨模式的不同，也决定了改革绩效的巨大差别。
对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模式问题，多数经济学家已达成一致看法，即中国体制转轨踩出了一条“渐进”改革道路，但就改革路径的选择行为本身，经济学家们存在着认识差异。实际上，具有中国特色的渐进改革道路，其初始阶段压根儿谈不上关于改革模式的鉴别与自觉选择问题，也根本不存在一套事先设计好的完整改革方案，甚至不存在人为设计过程。改革来自于食不果腹的农民，之所以改革是因为原农业体制下的作业方式已不能解决农民的温饱问题，是穷则思变。在市场经济模式作为经济体制改革目标确立之前，各个改革阶段的改革方略，与其说是设计的结果，不如说是在“摸着石头过河”中一步一步探索的产物。值得庆幸的是，也正是这种非人为设计的改革进程，成为中国改革绩效突出的原因。因为非人为设计的制度演进，正符合市场体制本身的自然秩序性质[2]。即便是“渐进改革模式”概念，也是在中国经济改革绩效引发中外经济学家们的关注之后，在与苏联东欧改革绩效的比较过程中提出来的，这也表明了中国改革道路的选择并不具备事先的设计和理论指导。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所具有的自下而上的改革起点、缺乏理论指导的改革实践、制度创新从旧制度中孕育并诞生等等特征，都说明了中国经济体制变革道路的自发性、非主观选择性。
但俄罗斯的体制变革具有不同特征。俄罗斯体制变革不仅包括经济体制变革，还包括政治体制变革，其激进式的“休克疗法”一方面是对渐进改革失望之后的又一次试错过程，另一方面也是指把稳定化、自由化和私有化作为改革前提的“华盛顿共识”指导下的结果。我们对相关文献的检索发现，俄罗斯对计划经济体制的改革并非从选择“休克疗法”才开始的。从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无论是赫鲁晓夫对斯大林模式的盲目极端否定，还是勃列日涅夫狂妄自大的“新经济体制”，直到戈尔巴乔夫修修补补的经济体制变革，前苏联各届领导人对计划经济的改革从来就没有停止过，其推行的经济改革实质上就是在计划体制内调整的渐进模式改革。但无论是哪个阶段的改革，虽不同程度地触及了传统经济体制的一些弊病，也取得了一定进展，但总体收效甚微，并且一旦遇到保守力量的抵制，就停滞不前或者左右摇摆，不仅没有实现经济改革的实质性突破，反而在“新思维”等意识形态冲击下引发了经济衰退和各种社会危机。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国以大推进的业绩为市场化模式改革奠定坚实基础之际，前苏联还深陷于经济改革的摇摆之中而不能自拔。
劳而无功的前苏联体制内改革，被西方主流经济学派认为是改革目标与苏联经济体制不相容的结果。要取得改革的成功，必须以彻底地否定旧体制为前提，而对体制的彻底否定，不可能在旧体制中进行，而激进的“休克疗法”正是否定旧体制的理想途径。以戈尔巴乔夫1987年推出的“新思维”为转折点，前苏联政府在推动经济体制变革的同时，把政治体制的变革作为经济变革的前提，最终促成了私有化法案的出台和“休克疗法”的实施。
二、经济体制改革第一行动集团的目标差异
在推动经济改革的第一行动集团力量上，中国与俄罗斯之间存在本质差异。中国经济改革中的制度需求者是私人部门，但传统体制下的制度惟一的供给者是政府，这决定了中国经济改革的第一行动集团只能是政府。中国由政府推动的经济变革，其第一行动集团具有二元目标：既要通过变革摆脱经济贫困，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又要维护现存体制的安全与稳定。二元目标决定了中国经济变革不可能是完全打破旧体制之后的体制性重建，甚至不是在现存体制内的调整，而只能是不威胁现存体制的增量经济变革。该框架内的经济变革，其制度创新过程一般表现为制度需求群体的自我满足，在得到中央政府认可并给予合法地位后，依靠传统的制度装置[3]对创新制度加以推广的过程，其中只有对经济增长有利而不变动现有体制的制度变革才会生存、壮大和发展。
再者，由于缺乏可作为替代性资源的其他体制，传统体制是惟一可利用的制度资源，同时由于作为施控系统的第一行动集团具有十分强烈的旧体制保护倾向，也决定了经济改革只能是在体制外对增量实施。因为激进的改革方案，势必会打破旧体制和制度规则，会超出公民对经济改革的承受能力，招致既得利益的激烈反对，从而导致改革的中断。
另外，作为改革契机的国家领导人更迭，在中国没有导致党和国家的政治领导核心的解体，也没有引发政治制度的危机和意识形态的涣散，这保证了中国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的持续和稳定[4]。经历了“”政治危机的中国政府和执政党在保证社会稳定的情况下，其威信没有遭受破坏，反而使改革主张更容易被接受，这是社会主义转轨国家绝无仅有的改革有利条件。这种局面及发展态势也使得在旧体制中孕育并诞生的新经济模式能够在初级改革集团的控制下稳步壮大。而由维护旧体制的集团力量培育的新体制诞生和逐渐推进，这本身存在悖理性，却实实在在是中国经济改革的现实与奇迹。
而俄罗斯经济变革所面临的改革背景则完全不同。在20世纪80年代前一直进行着的无功而返的经济改革中，孕育着的是对经济改革的悲观情绪、否定旧体制的激进主义思潮、日益壮大的反对派力量以及领导人的民主社会主义倾向和蜕变。同样是经过政治危机的苏联共产党在改革前夕基本上已经威信扫地。在这种背景中，国家领导人的更迭引发集团政治斗争的激化，甚至戈尔巴乔夫自己就是政治斗争的矛盾体，在其“新思维”的观念蜕变中发生了社会变革观念的巨大差异，完成了对自己的完全否定，带来了“政治休克”和“经济休克”的推行，在短时间内摧毁了高度集权的旧政治体制和计划经济体制，并希望在短时间内重建新的民主政治体制和市场型经济体制，却忽略了无论市场经济体制还是民主政治的建立都需要充足的时间准备和心理准备，以及充分的舆论宣传以使民众接受。俄罗斯体制的激进改革正是这种不顾社会变革次序安排，同时推进政治变革和经济变革的结果。当然结果是旧体制已破，新体制未立，无论政治制度还是经济体制，陷入一片混乱。
三、改革前经济结构的两国比较
中国与苏联的经济改革处于不同的经济状态之中，中国经济属于典型的城乡二元结构，这决定了中国非国有经济部门相对于前苏联集体农庄而言具有更大的“市场”发展空间。与苏联相比，中国甚至从来没有形成一个完整严密的计划经济体系，在计划体制之外，运行着大量自发、分散和无组织的经济活动，接受“市场”的调节。一旦国家控制稍有放松，这些市场因素就会比较容易地自发地成长起来[5]，成为国有经济的补充。
无论是中国还是苏联，国有经济部门的职工群体与国有企业之间存在着隐性保障合约关系，是计划经济体制的既得利益集团。在没有明确的利益诱导时，他们不具有改变现状的动机。换个角度来讲，由于被严密控制束缚了手脚，国有经济部门及其群体即便具有改变现状的动机，也不具备改变现状的制度装置。但中国农民不同，他们不具备类似国有企业职工的保障性利益，因此当生活处于极端国境时，他们具有改变现状的愿望，因为资源组合的任何调整都会带来边际生产率的进步和福利水平的提高。另外，由于非国有经济部门不像国有经济部门那样受到严格控制，相对的“自由”给农村保留了实施逃避管制而进行市场化改革的空间。但是，由于中国经济的主体结构是国有经济，非国有经济的增量改革即使存在巨大的先入利益，也不可能改革经济主体结构。变革利益积累及其效应，促使政府参与到改革中来，并成为经济改革的第一行动集团，使改革在旧体制的框架内得到扩散，但扩散不可能是推翻旧体制后重建新体制的革命式激进改革。
作为老牌社会主义国家，在体制转轨前，苏联的经济基础不是中国经济水平可以同日而语的。到20世纪80年代苏联经济陷入困境时，其人均国民产值仍达4000美元水平，其集体部门职工与国有部门职工一样受到政府的保障，国民对经济的改革愿望和动力都不强烈。俄罗斯体制转轨表现为体制内外激进主义派别与保守主义派别政治斗争的结果，激化的政治矛盾成为推动经济变革的首要力量，笼罩在这种政治变革愿望下的对经济制度变革的期望值被凭空拔高，以致于全面否定传统经济制度。
四、非正式制度安排与改革路径依赖
意识形态作为一种非正式制度安排，对制度运行有十分强烈的影响。当意识形态的价值取得与社会制度变迁的方向协调一致时，它可以节约制度运行成本并减少变迁的阻力。
在中国经济改革之前，极左路线的长期统治，形成了人们因循守旧的心态，也使得经济计划化在人们的心中根深蒂固，因此改革必须首先冲破意识形态的禁锢。在改革的每一个停滞点上，初级行动集团所提倡的解放思想行动，其宗旨就在于冲破传统观念的牢笼，促进人们转变对经济体制的观念，使意识形态成为推动改革的润滑剂。
中国经济改革之所以走出了渐进模式，也就是根植于计划经济的意识形态与崇尚体制创新的改革观念这两种意识形态进行斗争的结果。按照国外学者的说法，是保守力量和改革力量两大力量观念斗争的均衡结果，由于各方都不可能完全左右局势，中国的改革就是在保持“体制内”继续按计划运行的同时，在“体制外”发展市场经济，实施增量的市场化改革。
就非正式制度安排对正式制度演进的影响而言，中国传统文化及与之相关的国民认知方式、行为习惯，决定了中国改革的渐进模式。几千年积淀而成的“中庸”之道深刻地影响着中国人的心理行为选择倾向，凡事不走极端，强调适可而止，执两用中。在中国深入人心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一些价值取向存在着某种契合性，也使得中国在改革中能够保持以“四个坚持”为核心的意识形态的一贯性。这种一贯性正是保证经济制度变革能够在社会主义制度箱体内稳步运行的关键要素。
与中国规范于四项基本原则体系中的统一意识形态相比，苏联的多元化意识形态及西方主流经济理论在其体制变革模式的选择中发挥了关键作用。从1968年开始的“市场社会主义”讨论，到1985年推行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改革”，还有利用政治大讨论方式推行意识形态公开化行动等等，其结果造成了前苏联意识形态的多元化和思维方式的极端化。意识形态之争以及脱离实际的所谓的彻底意识形态调整，没有能够成为促进体制改革顺利进行的润滑剂，却增大了改革摩擦力。同时，“政治松动”以后，面对西方文化的大量侵入，苏联共产党的思想宣传空洞乏力，造成了党内外思想混乱。混乱的思想意识形态导致了体制内外反对力量的滋生和壮大，结果对社会体制变革产生了巨大影响，促成了改革模式的激进途径。
俄罗斯经济改革的激进模式是在主流经济学理论指导下，对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加以分析并进行设计的结果。在主流经济学那里，与人不能分几步跨越一条壕沟一样，通过对计划经济的局部改革难以达到市场经济的彼岸，而私人财产的确立和有效保护是减少价格信号失真的前提，价格扭曲能否得到纠正则是企业对利润追求从而产生效率的途径，最为根本的民主政治制度是经济市场化的首要条件。其中，无论是价格的全面放开，还是私人产权的确立都是对计划体制的完全废黜。所谓的民主社会主义下的民主制度无非就是西方政治制度的翻版，它们都是对苏联建设74年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极端否定。该理论指导下的制度创新与旧经济体制、旧政治制度不可能有丝毫相容，这决定了社会变革只能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完成转轨。
以新古典主义为主的西方主流经济理论，其核心是以理性人为基础来论证自由市场理性的，但它舍弃了时间，舍弃了制度，舍弃了政治文化和历史传统，仅仅把市场当作了资源配置的单一工具，因而把经济改革的全部问题仅归结为“管住货币，放开价格”，快速私有化，这根本就不符合俄罗斯的历史与现实。因为决定现实制度变迁过程的恰恰是那些被舍弃的因素，也正是这些因素导致了西方主流经济学家为俄罗斯经济体制变革所开的药方失效，反而起了更大的副作用。
五、结束语
中国计划控制的相对松弛、经济的二元结构及不均衡发展、单一的意识形态以及相对一致的意识形态等等作为初始条件，决定了中国经济改革走出了一条渐进道路，进而决定了中国经济改革的战略框架和实施时序。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战略的切入点在于保证政治局势和经济发展态势的稳定，其实施方略由下列时序构成（1）“由易到难”地推进改革；（2）通过“利益补偿”与“体制替代”获得民众对改革的支持，以化解改革阻力；（3）通过“价格双轨制”演绎市场关系；（4）通过与地方政府“分权改革”来培育市场的竞争主体；（5）由局部制度创新带动全局制度创新等等。通过这些具体战略框架和时序安排，中国经济体制变革稳步进行，并取得丁制度变迁的边际效率。
【参考文献】
[1]诺思.制度、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M].上海：三联书店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2]张曙光.走向市场经济的制度结构：市场、政府和道德[Z].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年会论文，1997.
[3]戴维斯和诺斯.制度变迁的理论：概念与原因[A].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C].上海：三联书店和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4]冯涛.过渡理论和中国过渡实践[Z].博士课程讲义印刷稿，1997.
[5]张宇.中国改革为什么能够成功[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6（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