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人资本主义向社会资本主义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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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的历史，从16世纪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算起，至今已经历500年。资本主义与以前社会的最大不同之一，它不是固步自封、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而是不断开拓、充满竞争的商品经济，因而是不断创新和变革的社会。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指出的：“资产阶级如果不使生产工具经常发生变革，从而不使生产关系，亦即不使全部社会关系经常发生变革，就不能生存下去。相反，过去一切工业阶级赖以生存的首要条件，都是原封不动地保持旧的生产方式。生产中经常不断的变革，一切社会关系的接连不断的动荡，恒久的不安定和变革——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各个时代的地方。”[1](P496)正因为如此，在资本主义统治的500年里相继发生了三次以蒸汽机、电力和电脑为主要标志的科技革命，将社会生产从手工劳动推向机械化，又从机械化推向自动化；将农业社会推向工业社会，又从工业社会推向信息社会。与之相适应，包括产权制度、雇佣制度、管理制度、分配制度等在内的生产关系，也在不断变革。二次战后，从制度层面来看，这些变革集中到一点，就是从私人资本主义向社会资本主义的转变。对此，我想从资本社会化、管理社会化和分配社会化三个方面加以论述。

一、资本在社会化

资本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核心资源，资本统治劳动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特征，追求资本增殖和资本积累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动力和目标，其基础是生产资料私有制。因此，在长期的资本主义历史里，资本表现为私人资本，企业表现为私人企业。在私人资本统治下的私人企业中，资本所有者即资本家，对企业的财产拥有充分的所有权、占有权、经营权、使用权、处置权和收益分配权。这种私人资本和私人企业的存在，是以社会少数有产者对资本的独占或垄断为基础的。正是这种独占和垄断，剥夺了社会绝大多数人——劳动者直接与资本（生产资料）结合的条件和权利，形成了资本对劳动的统治，劳动对资本的依附，从而导致财富在少数资本所有者一方的积聚和积累，贫困在大多数劳动所有者一方的蔓延和扩大。这正是形成生产社会性和占有私人性这一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社会经济基础。

但是，随着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发展，信用经济、股份经济和信息经济的发展，资本的私人性和少数人独占的情况日益被打破，出现了资本社会化的趋势。这种趋势突出地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股份公司的大发展。股份公司自19世纪下半叶以后，随着资本主义工业化的不断扩展和深化而不断发展，今天已经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占统治地位的企业组织形式和财产组织形式。股份公司的资本是通过发行股票从社会上筹集的资本，它本身就表现为社会资本，其企业也表现为社会企业，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对私人资本和私人企业的扬弃。这个观点马克思早有论述。他在《资本论》第3卷第27章“信用在资本主义生产中的作用”中，对股份公司的性质和作用曾作了精辟而深刻的分析。他说：股份公司“那种本身建立在社会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并以生产资料和劳动力的社会集中为前提的资本，在这里直接取得了社会资本（即那些直接联合起来的个人的资本）的形式，而与私人资本相对立，并且它的企业也表现为社会企业，而与私人企业相对立。这是作为私人财产的资本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范围内的扬弃。”又说“它越是扩大，越是侵入新的生产部门，它就越会消灭私人财产。”而且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极度发展的这个结果，是资本再转化为生产者财产所必需的过渡点。”[2](P498-498)马克思的这些话已经说得十分明白，即股份公司的资本已表现为社会资本，股份公司的企业已表现为社会企业，它是对私人资本、私人企业、私人财产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的自我扬弃。这是100多年前马克思说的。现在，股份公司已经成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占统治地位的企业形式。1993年，美国注册企业为2100万家，其中股份公司占15%，但其资本占全国企业总资产的85%，销售额占总销售额的88%，职工工资占全国职工工资总额的70%。[3](P41)1991年6月统计，日本资本金在10亿日元以上的大企业共4195家，其中股份公司为4129家，占98.4%。[4](P63)而且，股份公司资本的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其突出表现是股份公司股权的大众化和法人化。战后以来，随着科学技术和生产力的大发展，西方国家的居民收入也有很大增长，消费剩余不断增加，广大劳动者进入了股票市场。在美国，1953年直接持有股票人数为649万人，占全国成年人口的4.2%；1985年增至4704万人，占20.1%；1995年为5130万人，占31%；如果加上间接股票持有者（指不以自己名义而以经纪人名义登记和持有股票者），1996年，美国43%的成年人和42%的家庭持有股票。[5]与股票大众化的同时，股票也在法人化，即购买股票的社会组织在增多。到90年代初，美国的机构投资者控制了全部股份公司的40%的普通股，仅20家最大的养老金组织就持有上市公司10%的普通股。1949-1989年间，日本法人股东持有的股份在股份公司总股份的比重从30.9%上升为73.5%。股份大众化和法人化的趋势，表明少数有产者独占股权资本的局面已被打破，资本在日益社会化。

第二，企业“职工股份红利分配制”的出现和发展。上个世纪80年代，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出现了“滞胀”。当时许多经济学家认为，“滞胀”的原因主要不在于宏观的国家干预和财政赤字过多，而在于微观的企业的劳动支付方式有缺陷，即资方拿利润、劳方拿工资的分配方式导致劳资对立、劳动费用上升、企业收益下降、竞争能力下降、经济增长乏力。在这种背景下，美国、英国、加拿大、法国、西班牙、澳大利亚等西方发达国家政府都大力推行了“职工股份红利分配制”，即让工人拥有企业的股份。其主要途径一是政府以低息或无息贷款给企业作为基金，企业将这些基金分配给职工，作为职工投入企业的股份，然后企业每年从职工收入中扣除一定数额返还给基金会；二是企业以股份的形式支付职工的一部分工资，使职工成为企业的投资者。这样，企业职工就一方面以被雇佣者的身份拿工资，另一方面以企业一部分股份拥有者的身份分得一部分企业利润。政府倡导这种制度，企业采纳这一制度，是使职工收入与企来的收益状况直接挂钩，借以调动职工的积极性，摆脱经济“滞胀”，但它在客观上起到了推进资本大众化和社会化的作用。1986年时，美国推行上述计划的公司有8000家，参加的职工有1000万人，占职工总数的8%，到2000年，已有1/4的职工成了本公司部分甚至全部股份的持有者。

第三，人力资本化的发展。劳动从属于资本，资本统治和剥削劳动，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特征。战后以来，这种情况有所变化，这就是出现了人力资本化的趋势。战后以微电子、生物工程和新材料为代表的科学技术的大发展，带动了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促进了信息经济和知识经济的发展。人们日益认识到，经济的增长，企业效益的提高，产品成本的下降，产品和服务质量的提高，国际竞争能力的增强，主要是靠科学技术的革新和利用实现的，科学技术已成为现代资源中最主要的资源，成为第一生产力。在这种背景下，出现了“人力资本”的理论，认为知识、专长、技能、信息等日益成为最重要的财富，成为新增价值的最主要的来源，成为最有价值的资本，从而人身股、科技股、概念股出现了，并日益成为股权中最受青睐的股权，“智产”的优势地位日益取代“资产”的优势地位。这样，战后西方国家出现了日益壮大的依靠智力致富的人群。在这个人群中，不仅包括像比尔·盖茨这样的靠自己的知识、技术和才能发展成为亿万富翁的“创业型资本家”，也包括靠自己的知识和专长担任大公司总经理和理财、咨询、策划等方面的高级专家等“雇佣型企业家”，还包括不占有生产资料只以脑力劳动获得高收入的由公司高级职员、文化界、医务界、法律界、教育界的高级专家等组成的中产阶级或白领人员。这个在西方发达国家人口中已占20%-25%左右的人群是人力资源的拥有者，是靠人力资本的投入和运用获得高收入的群体，是西方社会的中坚。这个人群的存在和发展，表明拥有专长、技能、专利的人就握有了人力资本，从而开辟了资本社会化的广阔空间。因为任何健康的人，都可以通过学习和实践掌握一定的专长和技能，从而都孕藏着拥有人力资本的条件。同时，人力资本的发展，也就是劳动力的资本化，从而意味着资本与劳动对立、劳动从属于资本的状况有所削弱，少数有产者独占资本的社会基础或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基础被动摇，使资本从稀有资源变为市场经济中日益普及、日益共有的社会资源。

二、管理在社会化

人类生产是有组织、有目的的社会活动，是个日益群体化和分工化的社会活动，因此人类生产必然存在着组织和协调的问题，也就是管理的问题。资本主义生产是建筑在发达市场经济基础上的高度社会化的大规模的生产，管理不仅十分重要，而且日益成为专门的领域，成为提高生产经营效率、降低生产经营成本、提高企业竞争力的重要因素。在资本主义发展早期，独资企业占统治地位，其经营管理权完全集中在资本家手里。在股份公司出现以后，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其公司的经营管理权也多集中在大股东的手里。它们的经营管理都具有明显的个人独断性和对外封闭性。战后以来，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高科技产业的发展，经济金融化、信息化和知识化的发展，这种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企业的经营管理已同社会组织、公众和政府密切联系起来，形成了开放性的和社会化的管理体系。其突出表现是：

第一，从微观层面的企业来说，西方国家的股份公司，特别是上市的股份公司，其经营管理日益走向了公开化和社会化。其一，公司的经营由股东的直接约束（即公司的重大经营决策由股东大会决定，由公司的董事会和经理执行）转为由社会间接约束。这不仅表现在股份公司要定期地真实地向社会公示其经营财务状况，接受社会监督，而且在其具有决策地位的董事会中，必须有相当比重（一般为40%左右）的独立董事，即不握有公司股份和不参与公司经营管理活动的董事，以制约董事会中大股东损害小股东利益和社会利益的行为；同时，由于存在规范运作的股票市场，对公司业绩的评价不仅来自公司本身和股东“用手投票”的评价，也来自股市中股票价格涨落和公众卖出买入其股票的所谓“用脚投票”对其公司实绩和前途的评价。其二，现代股份公司不仅在所有权和经营权上发生了分离，连经营权也发生了分化，许多原来由公司自己承担的管理职能被委托给社会上的专业服务机构承担。如为企业收集、整理、提供信息服务和战略服务的咨询公司；接受企业委托为企业进行帐目清理、财务分析、财务管理的财务公司；为企业经营风险进行各种担保的保险公司，以及收款公司、送货公司、广告公司、资产评估公司等等。这些公司形成一个为企业经营管理服务的网络，使企业经营管理具有了更大的开放性和社会性。其三，在西欧发达国家普遍实行了“共决制”，即企业的重大事项由资方和职工共同决定的制度。如德国1975年通过的《共决法》规定，除煤炭工业外，一切行业的企业监事会和与之相适应的工厂委员会中，工人的代表不得少于1/2。企业的重大问题，如关厂、合并、改变工艺、受雇、解雇、调职、晋升、工资等级、劳动报酬、职工培训等，都由监事会和工厂委员会决定，每个代表一票，多数通过。这表明，工人直接参加了企业管理。

第二，从中观层面的产业来说，各产业部门都建有行业协会和行业工会。它们与下属企业进行协商建立自律性的经营管理的规则、规章和制度，对企业的经营管理行为进行指导和约束。同时，现代企业经营离不开对银行业和保险业的依赖。商业银行是企业经营资金的重要提供者，保险公司是企业经营风险的担保者。而企业为了得到银行资金的及时供应，得到保险公司的有效保护，在经营管理上必须接受银行和保险公司的监督。这样，不论是产业内部和产业之间，都通过不同的渠道和不同的方式进行着相互制约和监督，使企业的经营管理具有了更大的公开性和社会性。

第三，从宏观层面的国民经济来说，企业是国民经济的细胞，政府是国民经济的调节者。政府通过经济的、法律的、行政的各种手段对企业的经营管理发挥着引导和约束作用，从而使企业的经营管理具有更高的社会性。在上个世纪30年代凯恩斯主义诞生以前，以古典经济学为代表的自由市场经济理论占据统治地位，在很长的时期里，西方发达国家一直倡导“小政府大市场”和政府只对市场经济发挥“守夜人”的作用，强烈反对政府对经济、对市场和对企业的干预和调节。但是，在1929年大危机以后，特别是第二次大战以后，西方国家普遍地接受了以政府对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进行调节为基本特征的凯恩斯主义，政府日益介入到社会再生产的所有环节和国民经济的所有部门，形成了无孔不入和无所不在的宏观经济调节体系，对国民经济的运行过程、状态和结果发挥着重要作用。政府的经济干预和调节不仅是对宏观经济进行管理，发挥其管理国民经济的职能，也是企业经营管理社会化的延伸和重要表现。政府的经济干预和调节一方面力图给企业的经营提供更加稳定的社会环境和规范的市场环境，另一方面，对企业经营管理中存在的损害职工、公众和消费者利益的行为进行纠正和惩处，使企业的经营管理行为更加规范和更加开放。

最后还应特别指出，现代企业管理的社会化程度已经超出了一国范围，具有了国际性。战前，西方国家企业的经营管理是各自为政的，为了在市场竞争中取胜，甚至采取以邻为壑的经营管理战略和手段。现在，在经济全球化和一体化的大趋势下，企业要生存与发展，在经营管理上必须遵守国际规则，与国际接轨，重视国际协调与合作。例如，凡是世界贸易组织(WTO)成员国的企业的对外经贸活动，必须符合或体现WTO的原则和协定，否则就将被起诉和制裁。

总之，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经营管理社会化的程度越来越高。这是生产高度社会化的客观要求，是经济信用化、股份化和信息化发展的必然结果。现代企业管理手段的电子化、网络化，为管理的社会化奠定了技术基础；现代企业资本的社会化为企业管理社会化奠定了经济基础。反过来，管理的社会化也推进了管理的网络化和资本社会化。

三、分配在社会化

分配是社会再生产的一个重要环节。分配社会化的意义和作用，比资本社会化更具本质性。一般地说，生产资料所有制度决定产品的分配制度，或者说资本所有权决定产品分配权，生产方式决定分配方式。但是，分配制度和分配方式在经济生活中并不是完全被动的因素，而是具有巨大的反作用，甚至具有改变所有制和所有权性质的能量。也就是说，生产资料所有权、资本所有权、财产所有权等的经济意义或它们的权利，主要体现在它们的实际收益上。如果它们没有收益，它们就失去了经济意义和价值；如果它们收益减少了，就意味它们的经济价值降低了；如果它们的分配对象和方式改变了，就意味它们的性质发生了变化。企业分配权的削弱，就意味着企业所有权的削弱；企业收入分配的社会化，就意味着企业资本的社会化。战后以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企业收入分配权在削弱，政府和社会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地位和作用在不断加强，表现出分配社会化的趋势。

第一，政府在国民收入的分配上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企业创造的国民收入的分配，一般是经过两次分配，即初次分配和再分配。初次分配是企业内部的分配，即企业将企业的净收入的一部分作为工资分配给职工，另一部分作为利润留给资本所有者。然后进入再分配过程，即政府通过个人所得税和企业利润税把个人收入和企业所得的一部分集中到自己的手里，进行社会再分配。在西方国家，进入这个社会再分配的份额，在上世纪初一般只占国民收入的10%左右，而现在已达到国民收入的50%左右。而且，政府征收个人所得税采取累进税制，即收入越高的人纳税率越高，收入越低的人纳税率越低，因而税收本身就是对居民的初次收入进行了有利于低收入者的重新分配。然后，政府又将税收的50%左右用于社会福利事业。战后，西方发达国家都建立和日益完善了社会保障制度。其内容大体包括三个方面：一是社会保险（老年社会保险、失业社会保险、工伤社会保险、死亡遗属社会保险、医疗社会保险等）；二是社会救助（自然灾害救助、城市贫困者救助等）；三是社会福利（住房补贴、儿童补贴、高龄老人补贴、教育补贴等）。由于社会成员的家庭状况、收入状况、就业状况等不同，从社会保障体系中得到的收入也不同，这又是国民收入的一次重新分配。经过税收和福利支出这两次社会性的重新分配，社会成员的最终收入发生了重大调整和改变，因而不仅是分配社会化的突出表现，也是个人收入状况与个人财产占有状况日益背离的表现，是使社会分配公正化的重要途径。

第二，职工工资从由企业资方决定转为由劳资双方集体谈判决定。工资是劳动者收入的基本来源。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工资也是劳动力商品的价格，其价格高低和其他商品价格一样，是由劳动力市场的供求状况决定的。同时，由于劳动力处于资本的从属地位，劳动力价格也是由资本或雇佣劳动力的资方决定的。这种状况在战后西方发达国家有所改变，其突出表现就是各国都以法律形式确认工会有代表工人与资方的雇主协会就劳动条件、工资、福利待遇等进行集体谈判的权利。在谈判中双方达成的协议，双方都必须遵守和履行。每年工会和雇主协会根据劳动生产率、物价、经济形势等变化达成最低工资额和工资涨幅的协议，公之于众。这就是说，工人的工资待遇已经不完全由市场和资方决定，而是在会议桌上由劳资双方谈判决定。它表明政府、雇主协会和工会这些社会组织在社会分配中的地位和作用的增强，表明分配机制的进一步社会化。它在很大程度上解决了同一工种和同一技术水平的工人因在不同企业和不同地区就业而收入水平差别很大的问题，增强了分配的公平性；也在颇大程度上扭转了经济衰退和经济危机时企业大幅降低工人工资的趋势，增强工资变动的刚性。

第三，还应指出：在劳动大众收入水平不断提高的情况下，在信用经济和股份经济发展中，国民收入分配的各种形式在各阶层中日趋普及化。在市场经济中，国民收入的分配主要表现为工资、利息、利润（红利）三种形式。在资本主义的长期历史中，工资是劳动者取得收入的惟一形式，而利息和利润则为有产者所独占。战后以来，随着居民收入的增长，普通居民储蓄和购买股票的现象日益增加和普及，因而劳动者也以利息和红利的形式取得一部分收入。同时，包括企业经理、高级管理人员和科技人员在内的“人力资本”的所有者，其资本价值的实现形式主要是工资，也就是他们也进入了“工薪劳动者”的行列。这样，收入的各种形式也就在这个阶层中普及了，或各阶层收入形式的多样化，也是分配社会化的一种表现。

总之，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分配社会化的趋势日益明显。分配社会化的发展，使分配日趋走向公开化、公平化和公正化，使其发挥了调动各阶层劳动积极性和促进经济增长的效应，发挥了促进社会稳定的效应。这也正是战后以来西方国家经济得以较快增长、企业竞争能力得以较大提高、罢工风潮得以缓和的重要原因之一。

四、结论

前面我们对资本社会化、管理社会化和分配社会化三个方面的表现分别进行了论述和分析。这三个方面不是孤立存在的，在现实生活中是互为条件、互相渗透、互相促进的。它们共同作用的结果，就是加速了西方发达国家从私人资本主义向社会资本主义的转变。所谓私人资本主义就是古典的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原理》和《资本论》等著作中所阐述的资本主义。这种资本主义建筑在三个基点上：(1)资产阶级私人所有制。《共产党宣言》写道：“现代的资产阶级的私有制是那种建筑在阶级对抗上面，即建筑在少数人对多数人的剥削上面的生产和产品占有方式的最后而最完善的表现”[1](P480)。正是由于这种私有制使资产阶级“在所有文明国家里几乎是一切生活资料以及生产这些生活资料所必须的原料和工具（机器、工厂）的独占者”[1](P358)。正是由于这种私有制，才使“私人资本家”拥有“对一切生产力和交往工具的支配权”，“对产品的交换和分配权”。[1](P369)因此，生产资料资产阶级私人所有制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核心。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用一句话表示出来：消灭私有制”。[1](P480)(2)这种资产阶级的私人所有制所以能确立起来和维持下去，或者说，资产阶级所以能长期在社会中处于对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独占者的地位，是由于它拥有了剥夺其他一切阶级私有制的手段。资产阶级靠着产业革命创造的机器生产和扫除封建势力而形成的自由竞争，不断地摧毁着无力拥有昂贵的机器和参与市场竞争的小资产阶级、农民这些小私有者，剥夺他们的财产，使他们日益沦为一无所有的无产者，加入无产阶级的行列，成为资产阶级的雇佣劳动者。正如《共产党宣言》所说：“小工业家、小商人和小食利者、手工业者和农民——所有这些阶级都降落到无产阶级的队伍里来了，有的是因为他们的小资本不够经营大工业，经不起大资本家竞争；有的是因为他们的专门技艺已经被新的生产方式弄得一钱不值了。无产阶级的队伍就是这样从居民中间的各个阶级补充起来的。”[1](P474)(3)这种资产阶级的私人所有制所以能使资产阶级长期处于统治地位，或者说所以使无产阶级难以摆脱被剥削和被压迫的地位，是由于无产阶级的所得只能维持其最低生活，无力积累财产，不能成为私有财产的所有者。也就是说，无产阶级这个“完全没有财产的阶级，他们为了换得维持生存所必需的生活资料，只得把自己的劳动出卖给资产者”。[1](P359)“雇佣劳动的平均价格是最低限度的工资，即工人为维持其为工人的生命所必需的一份生活资料。所以，雇佣工人靠自己劳动结果所占有的东西，只能勉强维持他的生命的再生产。……这种占有并不会留下任何剩余东西能为什么人造成支配别人劳动的权利。……它使工人仅仅为增殖资本而生活，并且只有在统治阶级的利益需要他生活的时候才能生活。”[1](P481)

上述三个基点，即资产阶级私有制及支持这种私有制的广大小资产阶级和小农经济不断被淘汰沦为无产者以及这些无产阶级被资产阶级雇佣所获得收入只能勉强维持其最低生活或维持劳动力再生产，没有剩余积累形成资本或转化为有产者的可能性。这三个基点又以两个条件的存在为前提：(1)生产力发展处于比较低的阶段。一方面，资产阶级私人所有制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高度的结果。也就是说，没有产业革命，没有机器大工业，资产阶级就没有战胜和淘汰广大小农和小资产阶级的物质手段。因为“产业革命是由蒸汽机、各种纺纱机、机器织布机和一系列其他机械装备的发明而引起的。这些价钱很贵、只有大资本家才买得起的机器，改变了以前的整个生产方式，挤掉了原来的工人。这是因为机器制造出来的商品要比工人用不完善的纺车和织布机制造出来的既好又便宜。这样一来，这些机器就使全部工业落到大资本家手里，并且使工人仅有的那一点薄产（工具、织布机等）变得一钱不值；资本家很快就侵占了一切，而工人却一无所有了”。[1](P357-358)而另一方面，这种私有制的存在，又是生产力不发展的结果。“只要生产的规模还没有达到既可满足社会全体成员的需要，又有剩余去增加社会资本和进一步发展生产力，就总会有支配社会生产力的统治阶级和另外一个阶级即贫穷和被压迫的阶级存在。至于这些阶级是什么样子，那就看当时生产所处的发展阶段了。”[1](P365)反过来说，如果生产力规模发展到“既可满足社会全体成员的需要，又有剩余去增加社会资本和进一步发展生产力”的地步，每个社会成员都有了积累财富的条件，资产阶级垄断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从而维持其私有制的条件也就丧失了。(2)自由竞争。自由竞争是资产阶级维持和巩固其私人所有制的重要社会条件。因为“在自由竞争这种社会状态下，每个人都有权经营任何一个工业部门，而且，除非缺乏必要的资本，任何东西都不能妨碍他的经营。这样，实行自由竞争无异就是公开宣布：从今以后，由于社会各界成员的资本多寡不等，所以他们之间也不平等，资本成为决定性的力量，而资本家，资产者则成为社会上的第一个阶级”。[1](P362)反过来说，如果没有了自由竞争，政府对市场自由竞争进行了干预和限制，就意味着削弱或妨碍了他们吞并小资产者和剥削无产者的能量，因为在自由竞争中总是大鱼吃小鱼和强者吞弱者。

以上就是私人资本主义及其建立和存在的基本条件。从上面关于资本社会化、管理社会化和分配社会化的论述中，我们看到这些条件都发生了重大变化。这种变化归结到一点，就是私人资本主义生存条件在削弱和缩小，社会资本主义的成长条件在增强和扩展。应该看到，在私人资本与社会资本之间并不存在不可逾越的鸿沟。马克思在《资本论》里将“社会资本”称为“那些直接联合起来的个人的资本。”[2](P498)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只要多数社会成员的收入在满足日常消费之后还有越来越多的剩余的时候，个人资本或私人资本就会形成起来，就会排除少数人对资本的独占或垄断；只要社会形成了将个人资本联合起来的组织和机制，个人资本就会转化为社会资本。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这两个条件都已形成并在不断向前发展。在科技革命推动下，劳动者薪俸水平的不断提高，人力资本和中层阶级的不断发展，股份公司及其治理结构的不断完善，都给个人资本和其联合的社会资本发展提供了社会经济条件，从而为私人资本主义向社会资本主义的转变提供了基本条件。所谓社会资本主义，其本质当然还是资本主义，但已不是私人资本一统天下的资本主义，而是社会资本日益占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已不是自由竞争横行天下的资本主义，而是国家对经济生活进行广泛干预和调节的资本主义；已不是只有生产资料才能成为资本的资本主义，而是资本日益知识化、智力化和人力化的资本主义。这种社会资本主义在西方发达国家正在形成和发展中，今后还将继续向前发展。这种社会资本主义不是任何人和任何阶级选择的和可以阻止的，它是科学技术、社会化生产及资本主义内在矛盾发展的必然结果。这种社会资本主义，不是距离社会主义越来越远，而是越来越近，就其历史地位来说是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资本主义。

收稿日期：2002-06-28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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