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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全球化内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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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全球化内逻辑

经济全球化是世界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客观趋势。随着全球范围内生产力和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各种生产要素跨国界的不断流动,使得世界各国经济联系越发紧密,成为一个相互依赖、不可分割的统一整体。实际上,作为一种客观趋势,早在15-16世纪,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就已经出现了经济全球化的萌芽。它是与资产阶级所开拓的世界市场、世界历史以及资本主义的工业化、近代化进程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它是资本的伴生物,是同资本主义与生俱来的。因此,经济全球化的产生和发展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断扩张的过程,也是民族历史不断走向世界历史的过程,更是一个充满矛盾和冲突的过程,它的未来发展趋势应当是而且只能是为消灭剥削和不平等的新的更高的社会制度的建立奠定基础。

一、经济全球化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对外扩张

经济全球化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发展和向全球扩张而逐渐形成和发展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是经济全球化的主导和推动者。不管资本主义如何发展变化,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通过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向外扩张而实施剥削和掠夺的本质并没有发生变化。对此,马克思、恩格斯早在150年前就曾指出:“随着美洲和通往东印度的航线的发现,交往扩大了,工场手工业和整个生产运动有了巨大的发展。从那里输入的新产品,特别是进入流通的大量金银完全改变了阶级之间的相互关系,并且沉重地打击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和劳动者;冒险的远征,殖民地的开拓,首先是当时市场已经可能扩大为而且日益扩大为世界市场,——所有这一切产生了一个历史发展的新阶段……”(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0页。)什么样的历史阶段呢?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逐渐确立、占据统治地位并向世界其他地区扩张的阶段,这种扩张性早在资产阶级的环球航海时就已经为经济全球化的形成拉开了序幕。

实际上,欧洲早期探险家航海活动的目的是为了寻找东亚的黄金和市场,但他们不经意间发现的新航路为西欧国家向世界各地的扩张提供了条件。即使一些西方学者也认为这段历史对于西欧的意义,“在1500年前后,世界历史发生了一次鲜明的‘断裂’,其原因不仅在于1492年和1498年欧洲人发现了美洲和通往东方的新航路,而且主要在于由此开始了资本主义在欧洲的发展及其从欧洲向外界的传播。”(注:[美]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M],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第80页。)“当然,自16世纪起,尤其是由于欧洲人兼并了美洲以及由此导致欧洲对非洲—欧亚事务和世界贸易参与程度越来越高,地区间关系发生了某种急剧的变化。这种变化延续了几个世纪。”(注:[美]贡德·弗兰克:《白银资本》[M],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第104页。)这种变化就是指欧洲向全球扩张而将世界其他地区变成了自己的市场和殖民地半殖民地,形成了“中心—外围”结构。

随着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力的不断发展,狭小的国内市场不能满足资本主义生产力迅速扩大的需要,于是,“资本一方面……要夺得整个地球作为它的市场。另一方面,它又力求……把商品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的时间缩减到最低限度。资本越发展……也就越是力求在空间上更加扩大市场,力求用时间更多地去消灭空间。”(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M],人民出版社,第1版,第33页。)按照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的规律,资本主义生产的全球化必然导致其生产关系的全球化,实际上也就是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全球化。

经济全球化进程伴随着资本主义对外扩张的历史,从某种程度上说,经济全球化发展的不同阶段就是资本主义扩张的不同表现。

在早期的殖民主义阶段,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是伴随着军事征服和殖民战争的,工业革命和殖民扩张使得西欧资本主义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力量对比发生了很大变化,并对这些地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是造成这些地区长期处于落后状态的一个主要原因,这些影响“不仅表现在从沿海贸易商人、航运商和领事的‘非正式影响’到对种植园主、铁路建造人和采矿公司进行更直接控制的各种经济关系中,还表现在对探索者、冒险家和传教士的渗透、西方弊病的传入以及对西方的信仰中。……如果说,‘西方人的影响’,譬如英国在印度建设公路、铁路网、电报装置、港口和土木工程,最后留下的纪念物给人以深刻印象,那么,它在这一时期多次殖民战争中制造的流血、抢劫和掠夺,更令人毛骨悚然。”(注:[美]保罗·肯尼迪:《大国的兴衰》[M],中国经济出版社,1989年版,第186-187页。)

完成了工业革命走上了工业化道路的各资本主义国家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国内市场的狭小远远不能满足进一步发展的需要。要扩大市场,有两种办法,一是向深度发展,即随着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市场容量不断增大;二是向广度发展,即将“资本主义统治范围推广到新的领土”,(注:《列宁全集》第3卷[M],人民出版社,中文第2版,第545页。)这“新的领土”就是非资本主义环境。于是,进行资本输出,向海外移民,就成为西欧向外扩张的新模式。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纷纷走上了民族独立和解放的道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通过武力征服的方式向外扩张已不可能,只能借经济全球化的迅猛发展之机寻找新的方式和途径。战后迅速发展的跨国公司和资本输出既是推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重要力量,又是西方国家对外扩张、维持不平等的国际经济政治关系的重要工具,“战后西方资本的大规模跨国运动,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现了向全世界的内涵式的扩张,使世界范围内的生产活动内化于资本再生产过程,资本增殖的循环与周转在全球范围内进行,即形成了资本的国际循环。”(注:房宁、王小东:《全球化阴影下的中国之路》[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266页。)“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利用资本输出对发展中国家进行重重盘剥,加重它们的债务负担,这是造成发展中国家债务问题恶化和危机的根本原因之一。”(注:甄炳禧:《债务:第三世界的桎枯》[M],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第87页。)国际经济组织和机构本来是为维持世界各国经济增长和稳定发展而服务的,但由于美国及西方国家凭借其经济实力操纵这些组织,使得它们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西方国家推行扩张政策和干预别国内政的机器,甚至联合国也不能幸免。正如布热津斯基说的:“人们还必须把全球性的专门组织网,特别是‘国际’金融机构,看作是美国体系的一部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可以说代表‘全球’利益,而且它们的构成成分可以解释为世界性。但实际上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受美国的左右,而且它们本来就是在美国的倡议下产生的,特别是美国倡议的1944年布雷顿森林会议。”(注:[美]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M],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7页。)在经济上对发展中国家进行援助,在政治上影响并控制这些国家的决策,宣扬“人权高于主权”干涉他国内政,向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灌输西方的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这些实际上是新殖民主义的表现。

随着苏联、东欧剧变,中国及其他发展中国家致力于发展生产力和经济结构的调整,西方资本主义失去了长期与之分庭抗礼的对手,因此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过程中,发达资本主义还会处于主导地位,它们扩张的本性是不会改变的。就如萨米尔·阿明指出的“发达国家是全球化的中心,拥有资本、生产技术、营销网络并攫取绝大部分利润,其他国家则只是充当全球化生产的劳动力。因此,全球化将资本主义逻辑无情地扩张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第三世界国家追求工业化并不能阻止全球化进程,只是加速自己被中心的金融、技术、文化和军事力量所统治。”(注:[埃及]SamirAmin,CapitalismintheAgeofGlobalizati-on:TheManagementofContemporarySociety,ZedBooks,1997.)所以,在参与经济全球化、走向世界的过程中,我们必须要理性地思考,既要坚持对外开放,又要抵制西方国家的扩张和霸权主义,保持中华民族的独立、尊严,稳定地推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二、经济全球化是民族历史走向世界历史的过程

以西方发达国家为主导的、以推行市场经济为主要特征的经济全球化首先表现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对外扩张,所以它带有明显的资本主义的性质,但全球化并不等于全球资本主义化,参与经济全球化并不等于“西化”或“资本主义化”,从另外一个方面看,它又是世界范围内各个民族和地区之间在经济上相互联系的加强。任何民族或国家要想求得发展,都不能回避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不能绕过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历史发展的客观趋势。因此,从这个角度看,经济全球化又是各个民族历史不断走向世界历史的过程。

“世界历史”概念本是黑格尔提出的。他认为,历史的发展具有内在的规律性,世界历史是通过民族精神的阶段更替来发展的,冲破狭隘的民族和地域范围,由民族历史汇成世界历史,是历史演进的规律之一。马克思、恩格斯吸取了黑格尔关于“世界历史”的思想,认为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过程的确具有一定的规律性,即随着生产力和分工的发展以及交往的扩大,封闭的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的不断转变。特别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通过向外扩张,把世界上众多的民族和国家相继卷入到资本主义开创的世界体系中来。

资产阶级创造的大工业“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14页。)并进而消灭了各国各民族的特殊性,使一切国家和民族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这样,资产阶级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在这个时期,任何一个国家或民族的历史都不再可能是狭小的地域性、民族性历史,而是日益被不断发展的生产力及世界市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各个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这个发展进程中越是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88页。)马克思、恩格斯进而以实例来论证了发生在一个国家内的历史事件是如何具有了世界历史意义的,并揭示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条件下,一切国家和民族都要不可避免地走向世界历史;这种走向是由生产力与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运动决定的。一个国家或民族生产力的发展和交往形式的变革,不仅取决于本国生产力和交往形式的矛盾运动,还取决于与它相联系的其他国家内部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运动,受世界历史的制约;世界历史为无产阶级的存在和共产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及其对外扩张,扩大了国际分工和世界市场的范围,消除了狭隘的“民族历史”和经济民族化、地域化状态,越来越多的民族和国家加入到世界历史和世界经济进程中来,从世界历史整体的角度看,是符合区域性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发展的历史必然性的。所以,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的发展“既要克服民族界限和民族偏见,又要克服把自然神化的现象,克服流传下来的、在一定界限内闭关自守地满足于现有需要和重复旧生活方式的状况。资本破坏这一切并使之不断革命化,摧毁一切阻碍发展生产力、扩大需要、使生产多样化、利用和交换自然力量和精神力量的限制。”(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M],人民出版社,第1版,第393页。)历史上的资产阶级负有为未来新世界创造物质基础的使命,就是造成全人类相互依赖为基础的世界交往以及进行这种交往的工具,而资产阶级开创的世界历史和经济全球化,就为人类的相互交往提供了重要条件。马克思是站在社会历史发展的高度上来看待资本主义和世界历史的作用的,从这一点看,人类的发展一方面在不断地从民族的历史走向世界历史,另一方面,又是不断地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前者为后者提供了条件和准备,后者是前者的必然结果。所以,任何民族要发展,就必须不断走向世界历史。从这一意义上说,经济全球化也就是民族历史不断走向世界历史的过程。

众所周知,在人类历史上曾创造了辉煌文明并一度被欧洲各国奉为学习典范的中华民族,即使在17、18世纪还出现了100多年“康乾盛世”的满清帝国,为什么到19世纪40年代以后就迅速衰落了呢?站在世界历史的角度重新回顾这段历史,就不难发现答案了。其实在此时,正是欧洲乃至其他国家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革命进行得如火如荼、世界历史和经济全球化形成并日渐明显、人类历史从分散走向整体之时,但当时的中国却走着和世界历史发展进程相左的道路,对内固守传统,反对变革;对外则闭关锁国、反对开放,盲目排外,最终失去了与世界交流、走向世界历史的大好机会,也失去吸收西方近代科学技术、为经济发展提供外部刺激的机遇。

所以,从经济全球化形成发展的轨迹和不同民族发展的道路可以看出,经济全球化就是民族国家不断走向世界、参与世界经济的过程,也就是民族历史走向世界历史的过程。经济全球化越发展,就会有越来越多的民族和国家自觉或不自觉地被卷进这一进程,尽管经济全球化还存在很多问题和矛盾,但毕竟已经成为每个民族和国家都要面对的客观事实。所以,我们要应对经济全球化的挑战,走向现代化,就不能背离世界历史和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内在规律,更不能失去历史又一次给我们提供的机会,要主动地、审慎地、不失原则地融入全球化的进程中,面向世界、走向世界,获得更好的外部条件。

三、经济全球化是充满矛盾和冲突的过程

经济全球化是我们处于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曲折过渡时代的一个基本特征和客观趋势,它的发展带给人类的并非全是福音。作为由西方发达国家开创和主导的、至今众多国家都要参与的客观进程,经济全球化实际上又是一个充满矛盾和冲突的过程,这种矛盾和冲突除了表现在由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的扩张而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及各种派生矛盾扩散到世界各地外,还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世界经济发展的全球化趋势与民族化、地区化的冲突。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制定全球化的游戏规则,并大力推行经济和文化殖民主义、政治霸权主义以及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及价值观,欲使经济全球化变为“西方化”或“美国化”,这种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和推动的全球化遭到了大多数国家的抵制和反对。同时全球性的加强对民族国家的经济、军事、政治和文化以及国家主权带来严重挑战,越来越多的国家认识到,必须进一步强化国家权力,才能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不迷失方向。因此在走向全球化的同时,各个国家和民族的特殊性和独立性比以往任何时候表现得都强烈。因此全球化与民族化、本土化之间就会出现冲突,这些冲突在一定条件下还会激化。

另外,在经济全球化加速推进的同时,地区化也在迅速发展。特别是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无论在发达国家之间、发展中国家之间,还是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都出现了程度不同的区域性经济集团。但还是以北美、日本、西欧等发达国家为主的地区化,对他们而言,地区化首先是为了确保自己在这一区域内的各种利益,并依靠地区化从外部世界获取更多的利益,还可以作为讨价还价的政治工具。对发展中国家而言,他们也要借地区化保护自己的利益,更好地参与世界经济。由于立足于本地区的发展,所以一些地区性经济组织在制定协议和政策、采取行动时就具有一定的倾向性和排他性,它实际上是一种扩大了的“民族化”,难免和经济全球化以及其他地区化之间产生冲突。

第二,国际性问题日益突出,制约了全球化的发展。

从另一个方面看,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同时也就是全球性问题的扩散,全球性问题包括很多方面,如人口、资源、环境和贫富差距等,但更重要的是,如邓小平所说:“现在世界上真正大的问题,带全球性的战略问题,一个是和平问题,一个是经济问题或者说发展问题。和平问题是东西问题,发展问题是南北问题。概括起来,就是东西南北四个字。”(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M],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05页。)和平问题是政治问题,即东西问题,主要反映的是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之间的矛盾;发展问题是经济问题,即南北问题,反映的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间的矛盾。发达国家借助于经济全球化对其他国家进行掠夺和剥削,造成南北差距进一步扩大。

在经济全球化发展过程中,世界经济的两极分化和全球贫困问题引起人们的关注,特别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存在的贫富鸿沟和“数字鸿沟”即信息技术差距在不断加大。而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生态环境的恶化是不可忽视的。同时,跨国犯罪也成为困扰国际社会的一个全球性问题。总之,与经济全球化同步的两极分化、环境退化、资源匮乏、跨国犯罪等全球性问题的存在注定了全球化不会是一路赞歌的。

第三,经济全球化要求超越国家主权与国家作用加强的矛盾。

经济全球化是世界范围内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必然结果,它是以经济的市场化、贸易自由化、生产和投资跨国化为基础的、由市场力量所推动的、超越民族国家和地区界限的全球经济的发展态势。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资金、技术、劳务等各种生产要素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和配置,金融领域的自由化要求各国开放金融市场,减少对金融资本的管制,跨国公司的全球战略追求的是垄断利润,其经济决策要求不受国家边界的约束,一些国际性的经济组织大力推行自由化和私有化,这些都会对民族国家传统的经济管理和控制功能构成严重挑战,从而逐渐销蚀民族国家的权力。“在全球化的中心,各国经济、政治和社会的相互交融正无一例外地在销蚀掉每个国家的权力。国家权力受到全球和地区机构及其规则的限制。……国家权力的被迫缩小令人十分担忧,这对于发展中世界的弱小国家尤其如此。”(注:马来西亚副总理巴达维:《全球化——风险与前景》[N],参见马来西亚《新海峡时报》2000年6月7日。)但是,另一方面,单个国家在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进程中往往势单力薄,很难化解风险,加上经济和社会生活越来越复杂,要求各国必须强化政府的作用,加强对本国经济的宏观干预和国际调节的力度,这就与全球化条件下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相冲突。

第四,经济全球化的扩散与反全球化的冲突。

在经济全球化趋势加强的同时,国际社会也出现了一股反全球化的浪潮。其矛头首先指向三大世界经济组织。1999年11月,全球化的反对者们大闹在西雅图召开的世界贸易组织的千年庆典活动;同样是在11月底,世界贸易组织的部长级会议也遭到反对者的阻挠;2000年4月在华盛顿,抗议者高呼“世界不是商品”的口号,堵塞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在地的出入口;越来越多的人认为应当对世界市场上数额巨大的流动资本征税(托宾税);一些非政府组织指出全球化只有利于世界前100到200家大型跨国公司,他们批评这些公司污染环境,不创造新的就业机会,造成社会分裂以及穷国更穷,富国更富。而这些反对的声音恰恰来自极力推动经济全球化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它表明了西方资本主义的社会问题的严重性,也表明人们对资本主义全球化和由全球化导致的问题的担忧。

本来,既然称之为“全球化”,就应当涵盖所有的民族和国家,每个民族和国家在全球化中的地位都是平等的。但是,由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是全球化的推动者和现代化的先行者,这种优势地位造成了“西方中心主义”和“西方文明优势论”的盛行,在这种心态驱使下的经济全球化实际上就是发达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而资本主义本来就是一个矛盾的组合体,它的扩张使得经济全球化也成为一个充满矛盾和冲突的过程,表明由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和推动的全球化并没有也不可能代表全人类的利益,只有所有民族和国家站在全人类的立场,平等协商,共同参与,普遍受益,同步发展,这样的经济全球化,才能有效解决人类所面临的各种矛盾和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