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产业发展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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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日本著名经济学家赤松要提出雁行模式产业发展理论。后来日本及其他东亚国家的学者进一步发展这一理论，用于解释东亚国际分工和产业结构发展变化的过程，即日本为东亚产业发展的领头雁，发展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亚洲“四小”跟随其后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东盟国家及中国在“四小”之后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雁行模式形成东亚区域内产业循环和连锁变化的机制，使东亚各国产业不断向更高层次转换，带动各国经济的依次起飞和持续发展。
雁行模式基本描述了20世纪90年代以前东亚产业发展变化的情况。20世纪90年代以后，雁行模式被打乱，东亚产业出现新发展，主要原因是：
第一，日本产业升级放缓，带动东亚其他国家产业升级的领头雁作用有所削弱。日本泡沫经济破裂后，整个20世纪90年代经济增长相对停滞，产生升级步伐缓慢，高新科技产业的发展与美国差距拉大。以技术贸易为例，1993年，美国出口额达204亿美元，是最大的技术贸易出口国，日本虽然处第二位，出口额却只有39亿美元；而日本的技术贸易进口额为72亿美元，居第一位。日本技术贸易出口额超过进口额的产业部门主要是电子机械行业。（注：《走向21世纪的西方大国经济关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24页。）日本信息产业发展水平，不仅落后于美国，一些领域甚至赶不上其他东亚国家。韩国部分移动通讯技术领先日本。在信息基础设施方面，2001年，日本互联网普及率为37.1%。（注：《2001年日本信息通讯白皮书》。）日本国民互联网利用率相对较低，全国47个都、道、府、县，包括城市在内，利用率没有一个超过50%，最高的东京及周围也只有46.9%，而经济相对落后的北海道为28.8%。（注：人民网—市场报网络版，2001年7月3日。）目前日本约有70万个家庭有宽带接入，而韩国有500万户，超过其用户总数的30%；1999年底，新加坡的每个教室都通了互联网，而日本计划2003年实现这个目标。（注：《曼谷邮报》，2001年6月20日文章：《为什么日本的信息技术落后》。）
20世纪90年代日本对东亚国家的直接投资与进口东亚国家产品的增长都较20世纪80年代放缓，带动东亚国家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的能力减弱。日本占东南亚六个主要贸易国家新加坡、印尼、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文莱的进口份额，由1993年的25%逐步下降到1998年的18%，而这六个国家对日出口占其出口总额的比率从1993年的15%降到1998年的11%。1999年，日本只占东盟吸收对外直接投资额的5.4%，落后于欧盟和美国。（注：东盟秘书长2000年10月25日在东京的演讲：《投资东盟要考虑的新因素》。）目前，日本仍没有走出经济停滞和衰退的泥潭，国内经济改革步履维艰，今后两年经济增长前景仍然黯淡。虽然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实力变化不大，仍是世界第二位的经济大国，仍然具有强大的实用技术开发能力和世界一流的制造技术，但由于20世纪90年代国内经济改革和调整不力，不良债权、巨额财政赤字等问题深重，加上人口老龄化等因素，影响了日本经济复苏及长期发展前景，从而使日本现有的经济优势难以转化为带动国内产业创新与发展的力量，使日本国内产业升级及向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转移技术和产业的步伐放慢，影响日本继续扮演东亚经济发展领头雁的角色。同时，日本国内自成一体的产业结构难以继续维持，构成日本产业技术基础的部分产业，如机械加工工业的锻造、铸造、冲压等部门，竞争力已经大大削弱，被迫与其他东亚国家进行水平分工，这一趋势加速了雁行模式的改变。
第二，亚洲“四小”产业发展迅速，带动中国大陆和东盟国家的产业结构调整。20世纪80年代中期后，亚洲“四小”在钢铁、石化、汽车等领域开始与美、日竞争。20世纪90年代，台湾、韩国、新加坡在发展高科技产业方面取得成效，台湾的半导体产业、韩国的移动通讯技术都具有全球领先水平。同时，“四小”向东盟和中国大量投资，转移部分电子、化工、机械等产业，其投资总额超过日本，部分替代日本的作用，加快了中国大陆和东盟国家的产业升级。1990-1995年间，“四小”对东盟的直接投资达377亿美元，超过了日本的251亿美元。（注：《中央公论》，1996年11月号渡边利夫文章：《虚妄的中国经济大国论》。）1986-1994年间，日美合计对中国投资只有250亿美元，而“四小”对中国的投资多达2100亿美元。（注：《日本经济新闻》，1996年6月10日。）
第三，中国产业发展迅速，竞争力不断提高，并表现出进一步快速发展的潜力和趋势。中国有相对独立完整的产业体系。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各项产业均取得长足进展。中国从劳动密集型产业到部分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如纺织、服装、机电产品、家用电器、通讯设备、钟表、办公设备等都具有很强的竞争力；钢铁、石化产业发展也很快；但中国的基础机械、产业专用机械等技术装备及关键零部件的制造水平仍较低，第三产业发展也比较落后。
今后几年，中国产业升级的步伐将快于东亚其他国家。中国将加速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大力发展装备工业、高新技术产业，并积极利用新技术产业改造传统产业。机电技术装备的发展已经列为“十五”计划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重点。目前，一些国家和地区以电子通讯技术为主的高新技术产业在向中国大规模转移，从深圳到天津，中国沿海已经形成了电子通讯技术产品的生产带。据中国信息产业部估计：未来五年，中国信息产业年增率将达20%，2005年中国信息产业的规模将在2000年的基础上翻一番，位居世界信息大国之列。（注：《经济日报》，2001年6月10日。）韩国三星经济研究所预测：中国5年内将在合成纤维、数字家电、尖端机床、钢铁等领域，10年内将在信息通讯、石油化学、造船和汽车等领域与韩国并驾齐驱。2010年，除半导体外，大部分主力产业都将超过韩国。（注：《世界日报》，2001年6月29日文章《中国经济将对韩国形成威胁》。）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中国实际利用外资额每年均在400亿美元以上，（注：外经贸部网站：外资统计。）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中国将会吸引更多、技术含量更高的外资。而且，金融、保险、咨询、技术服务、风险基金等较高层次的第三产业也将会有较大的发展。
第四，亚洲金融危机沉重打击了东南亚国家经济，暂时中断部分国家的产业发展进程。金融危机已过去四年，东南亚国家经济仍在恢复过程之中。同时，金融危机引起印尼、菲律宾等国政局动荡，进一步恶化了东南亚的投资环境，外资纷纷转向东北亚。1998年东盟吸引外资额196亿美元，1999年减为169亿美元，（注：《东盟投资委员会会议联合声明》，2000年10月4日。）中国1998年实际利用外资454.62亿美元，1999年为403.18亿美元。（注：外经贸部网站：外资统计。）这表明外资向东南亚转移产业的步伐放慢。面对新技术革命的浪潮，除危机前产业发展水平相对较高、受危机较轻的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有能力继续推动高新科技产业的发展外，泰国、印尼、菲律宾高科技产业的发展则可能远远落后。而20世纪90年代以前基本没有进入东亚产业分工体系的印支国家融入体系之内的步伐仍然缓慢。
总之，20世纪90年代中，处于雁行阵势头部的日本和处于尾部的东南亚国家的国内经济或政治出现严重问题，“四小”继续发展壮大，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从而打乱了东亚经济发展的雁行模式。今后一段时期，日本为与美国等发达国家竞争，保持在东亚产业结构中的领先地位，将重点发展创造性的知识技术密集型业，继续向外转移一般资金密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中国在保持劳动密集型产业竞争力的同时，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和知识密集型产业将得到迅速发展。韩国、台湾将重点发展信息技术、生物技术与制药、精密机械与自动化等高新技术产业。中国大陆、港台地区和日韩之间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和知识密集型产业的水平性分工合作将加强。东南亚国家将积极加强与东北亚国家的产业分工与合作，新加坡将发展知识密集型产业，提出要成为全球知识驱动型产业的中心之一。马来西亚在电子机械、集成电路及部件等技术性劳动密集型产业方面优势较大，有向资本技术密集型和知识密集型产业升级的一定基础。泰国产业发展水平居于马来西亚之后，仍将主要致力于发挥其在农产品、木材家具制品、皮革、电机、成衣等方面的优势，同时谋求向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升级，而印尼、菲律宾和其他印支国家仍将主要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总体上，东亚产业发展在保持阶梯状递进特征的同时，将更多地显示出水平性分工合作的特征。同时，东北亚国家与东南亚国家产业规模和水平的差距将拉大。
二、东亚产业发展新变化的影响
一国产业的发展水平，从根本上决定了该国在国际经济中的实力和地位。东亚产业发展的新变化，对东亚国际关系和全球格局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第一，中国经济在东亚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将进一步加强，并引起中国与东亚其他国家关系的一系列变化。
中国GDP占除日本以外的东亚地区GDP的比例已经从1980年的25%上升到1999年的37%。20世纪90年代，中国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占整个东亚的40%。（注：《2001年贸易白皮书》。）中国经济已经成为东亚经济一支重要的推动力量。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中国经济有可能持续高速增长，中国的产业地位将继续上升，中国市场将进一步扩大，中国经济在东亚经济中的地位将进一步提高。其中，中国迅速发展的庞大市场在中国经济地位的上升中有特殊的重要作用。因为国际竞争的实质是市场的争夺，市场是关系到产业循环和升级能否顺利进行的关键环节。对东亚国家来说，丧失中国市场将直接影响其产业的生存与发展，从而影响其整体经济前景。东亚其他国家为了保持国际竞争力，必须与中国建立更紧密的合作关系。另一方面，中国经济在东亚产业结构的阶梯中正上升到中间位置，但中国的产业仍相对落后，离东亚产业结构的中心地位仍有相当距离。与这一产业地位相对应的是目前中国在东亚国际关系中的作用：政治影响力较大，经济影响力相对较小，在东亚国家关系中仍没有全面发挥作用。这种过渡性和不确定性又造成其他国家对中国的疑虑。同时，东亚产业分工的调整过程，既是各国加强贸易与投资等经济联系的过程，也是各国经济相互竞争的过程。虽然从根本上看，东亚各国经济日益联成一体，合作是各国关系的主流，但经济地位的升降在一定时间内会激化东亚国家间的竞争关系，特别是与上升的中国的关系。这一点目前已有相当表现，如日本有人提中国经济威胁论，最近又限制中国农产品的进口。东盟面对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和成功吸引外资亦表现出某种不安等。所有这些将对中日关系、中韩关系、中国东盟关系和大陆与台湾关系产生重要影响，使之发生新变化。
中日将形成新的合作基础，即东亚两个最大经济体之间的分工与合作。2001年上半年，在全球经济低迷的情况下，日本对西方及东亚其他国家的贸易额都下降，惟独与中国的贸易额实现13.4%增长，（注：《经济日报》，2001年8月2日，《中日双边贸易继续攀升》。）全年中日贸易额达877.5亿美元的新高。（注：《人民日报》，2002年1月11日，《去年外贸进出口突破5000亿美元》。）目前，日本是中国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是日本的第二大贸易伙伴。《日本经济新闻》的一项最新调查显示，日本制造业中49.1%的企业准备在今后3年内提高海外生产比例，其中70%的企业将中国作为投资的地主要目的地。（注：人民网，2001年8月10日，《日本制造业欲大举外迁目的主要是中国》。）面对大批企业转移中国的趋势，一些日本人士指出：“日本产业的目标应该是构筑日中都能获益的新的‘日中制造业的共存共荣’模式。”（注：《日本经济新闻》，2001年8月26日，《避免“空心化”》。）以紧密的经济联系为核心的新基础将使中日能建立较为牢固的经济合作关系。
但中日经济竞争关系也将产生一定的负面效应。日本在总体经济状况不佳，经济创新能力下降，产业结构从制造业向知识性、服务性产业调整的步伐缓慢的情况下，有可能以货币贬值的方法来延缓阻止制造业向中国转移，为中日经济合作的发展增加困难。同时，日本与美国有军事同盟关系，二战以后日本在政治和安全方面严重依赖美国，目前日本的经济困难也将进一步加深日本对美国的依赖；而且从地缘政治角度看，日本处于岛国地位，不希望亚洲大陆出现强大统一的力量，其对外政策中有联合美国制约中国的一面。日本对中国的政治、安全关系滞后于经济关系，两者之间产生较大的矛盾。鉴于中国的强大是不以任何国家或势力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趋势，以与中国一衣带水的地缘政治关系和强有力经济利益的驱动，同中国保持良好、稳定的关系是日本根本利益所在。这决定日本在亲美的同时，将注意在中美之间保持适度平衡，并在对华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之间寻求某种均衡。
中国产业与韩国产业互补性较强，韩国将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最大受惠国之一。韩国产业资源部2001年7月14日发表的预测报告认为借“奥运特需”的东风，中韩贸易额2008年将扩大到1000亿美元。在政治安全方面，韩国仍将维持大国平衡政策，既保持与美国的同盟关系又不会因此背离中国。而且韩国在与北方和解乃至统一问题上需要寻求中国的支持，中韩关系将进一步加强。
中国产业的发展，使原来与中国同处雁行阵势末尾的东南亚国家面临竞争压力，加上金融危机的打击、国内政治动荡和2001年全球经济增长放缓、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发展处于更为不利的地位。为应对地区经济发展环境的变化，东南亚国家面临长期经济发展战略的调整。2001年9月15日召开的第33届东盟经济部长会议决定建立专门国际顾问委员会进行东盟竞争力研究，帮助确定东盟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部门，并提出培育这些产业的建议。
从中长期看，中国的发展将为东南亚国家提供更多的机会，中国的庞大市场将吸收更多的东南亚国家的出口，东南亚将成为中国企业向外投资的首选地区之一，中国对东南亚经济的发展将起越来越大的推动作用。东盟秘书长塞韦里诺2001年6月在广州演讲时说：中国与东盟是竞争中的伙伴。来自中国的竞争将促使东盟加快改革和推动东盟经济一体化进程，而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友好关系也将会加强。2001年11月，在文莱举行的10+1领导人会议上，中国与东盟一致同意在10年内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这将大大推动中国与东盟的进一步合作，加深双边的相互依存关系，创造一个对中国与东盟双方都有利的“双赢”前景。中国东盟经济合作专家组在关于建立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报告中指出：中国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后，中国对东盟的出口将增加55.1%，东盟对中国的出口将增加48%，中国、东盟国内生产总值将分别增加0.3%和0.9%，而且，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将对东亚地区的和平与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无庸讳言，中国与东盟国家经济和产业联系及互补性增强，不可能完全消除双方关系中的一些障碍。中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和作为世界投资热点地位愈益突出，使中国和东盟国家对国际市场与外资的竞争愈趋剧烈。中国和一些东南亚国家之间南海主权之争将长期存在，有时还可能激化。尤其是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劲升，西方反华势力散布的“中国威胁论”在东南亚国家中仍有市场，其对华疑虑难消。近年来，东盟不少国家同美日关系增强，特别是强化同美国发展军事关系，即有针对中国的考虑。但从总体上看，双方产业结构调整推动相互经济关系的发展，有力地增强了中国和东盟国家睦邻友好和互利合作关系的主流，促进了双方关系的上升势头。
中国大陆的产业发展还将使海峡两岸的力量对比进一步向大陆倾斜。台湾信息技术制造业正在向大陆转移。目前台湾面临产业升级的压力，而岛内的混乱政治和台独政策妨碍了产业结构的调整。台湾“行政院”国科会2001年在考察大陆高科技产业后警告说，如不调整对大陆的产业政策，台湾的高科技产业将在5年后失去竞争优势。（注：台湾《中国时报》，2001年6月25日，《正视台湾高科技产业的领先优势正在丧失》。）同时，台湾经济对大陆的依赖越来越深。大陆已成为台湾主要贸易伙伴之一，是台湾贸易顺差的最大来源，近年来台湾对大陆贸易顺差年均近200亿美元。大陆对台湾经济“腹地”的作用日益突出。大陆对台湾实力优势的扩大和双方经济的深入融合，对台独势力形成愈来愈大的掣肘，愈益加固海峡两岸的关系纽带，有利于推动建立在“一国两制”基础上的祖国和平统一事业。
第二，东亚产业发展的进一步演变，将对逐渐改变东北亚政治和安全方面残留的冷战格局发挥积极影响。东北亚产业分工向水平化、网络化方向发展，迫切要求东北亚国家和地区，特别是中日韩三国加强合作关系，这是改变旧的政治和安全格局的重要动力。2000年南北朝鲜关系取得突破性进展，实现首脑会晤只是变化的开始。美国希望加强它同东北亚军事盟友的关系以确保在这个地区的霸权，联合日韩以遏制中国，阻挠南北朝鲜的和解进程。但东北亚经济融合的趋势难以阻拦，美国的分化政策将越来越难以推行。中日韩三国日益密切的经济联系将不可避免地冲击东北亚旧的政治和安全格局，中日韩合作、中日合作、朝韩和解将会在曲折中不断前进。此外，东北亚的经济发展还将推动朝鲜的开放，帮助朝鲜的开发和建设，为朝鲜带来经济发展的有利外部环境。
第三，东北亚经济融合将加快，进一步提高东亚在世界经济和政治格局中的地位。在雁行模式的时代，东亚已经初步成为与北美、西欧并列的区域经济体；随着东亚内部贸易与投资的不断扩大，其经济内部循环不断加强，东亚经济的独立性将越来越强。东亚产业的发展变化，将使中、韩等东北亚经济体发展更快，并促进包括港台地区在内的中日韩三国经济的融合，带动整个东亚的经济成长，进一步提高东亚经济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东亚经济的总量也将逐步接近和赶超北美。这是世界经济多极化进程的一个部分，它将对新世纪国际格局的演变和新的全球经济和政治秩序的形成产生深远影响。
总之，随着产业结构的演变，东亚将形成以东北亚为中心的新的经济秩序。东亚产业的新发展和中国的崛起是新世纪国际秩序变化的一个重要环节，这一切将最终改变东亚的政治和安全秩序，促进全球政治、经济多极化格局的形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