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西部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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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西部大开发在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强国的过程中，确实起到了非常巨大的作用。我国在改革开放20年后，在综合国力有了很大提高的情况下，确立了西部大开发的战略。虽然中国和美国都是国土广袤的大国，同样是在东部经济、社会发展强于西部的情况下开始了西部大开发，但是我们应该看到中美两国的西部大开发在国际环境、国内环境、人与自然的关系、开发主体和社会心理等方面都存在很大的不同，通过对这些不同之处的认识，可以使我国在制定西部大开发的法律、法规、政策时具有更多的理性成分，从而可以少走弯路，减少不必要的浪费。

一、中美西部开发的国际经济环境比较

“美国人没有强邻，所以不用担心大战、金融危机、入侵和被人征服，不必有巨额的税收、庞大的军队和伟大的将军，几乎不会为一种比这些灾难加在一起还要对共和制度有害而可怕的祸害及军事的荣誉而受累。”（注：[法]托克维尔著：《论美国的民主》上卷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321页，第467页，第470页，第471页，第481页。）这是托克维尔描述的1830年代美国的国际政治环境。由于东边的大西洋阻隔，欧洲大陆远离美洲大陆，西边的太平洋阻隔使亚洲大陆离美洲更远，以当时的航海条件，来自其他大陆的军事力量（主要是欧洲）很难对美国形成实质性的威胁，这使得美国可以专心于自己的国内建设。由于“和平与发展”是当代国际社会的两大主题，因此中国目前的国际政治环境虽然存在诸多不利因素，如台湾问题、西藏问题等，但总体上来说，我国发展的国际政治环境还是稳定的。

中美西部开发的国际环境的区别主要在于国际经济环境大不相同。美国西部开发之初，正是以英国为代表的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向全世界扩张的时期，欧洲以外的其他地方都处于前资本主义状态，因而国际市场整个就是一片待开发的处女地。在北美洲，英裔美国人建立了一个资本主义国家，按照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运作方式开始了他们的社会生活。面对着待开发的国际市场以及已经繁荣起来的欧洲市场，美国人经济才能有了发挥的巨大空间，“联邦的一些产品，现已成为我们之所需，因为我们的土地完全不出产这些东西，或者只能用很高的成本去生产它们。美国人只能消费这些产品中的一小部分，而将其余的卖给我们。因此，欧洲是美国的市场，犹如美国是欧洲的市场。”（注：[法]托克维尔著：《论美国的民主》上卷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321页，第467页，第470页，第471页，第481页。）“美国的商船从波士顿出发，到中国去购买茶叶。船到广州后，停留数日便起航回国，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船便航行了相等于绕地球一圈的距离，而且往复在途中只各靠岸一次。”（注：[法]托克维尔著：《论美国的民主》上卷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321页，第467页，第470页，第471页，第481页。）当时的国际经济环境对美欧的资产阶级来说真是太有利了，“资产阶级，由于一切生产工具的迅速改进；由于交通的极其便利，把一切民族甚至是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他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它迫使他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的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注：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6页。）

当资产阶级感到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这门“重炮”不灵的时候，它们就会用真正的坚船利炮为自己的商品开道，英国1840～1842年对中国发动的鸦片战争就是最好的例证。战争的结果是中国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从此中国的大门对英国的商品是大开了。值此期间，美国于1844年7月3日由专使顾盛胁迫清朝两广总督耆英在澳门附近的望厦村签订《中美五口贸易章程》，共34款，附有《海关税则》。该条约使美国除享有英国在《南京条约》中所取得的各项有关特权外，还攫取了几项新的特权：（1）扩大领事裁判权的范围，美国人在中国与中国人或其他各国人之间发生一切诉讼，均由美国领事审理；（2）进一步加强协定关税权，规定中国日后变更关税税则，“须与合众国领事等官议允”；（3）美国兵船可以到中国沿海各港口“巡查贸易”等。（注：张传凯、宗楼主编：《大学政治理论课词典》，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504页。）不仅是对中国，美国也将载有利炮的坚船开到日本逼迫它“开国”，这样，美、英等国实际上将其他前资本主义国家变成了他们的原料基地和商品销售市场，从而获得了最有利的国际经济环境。

我国当前的西部开发是在改革开放20年后提出来的，实际上改革开放过程中西部也一直在开发和发展之中，只不过现在党和国家将西部开发提到了战略高度。我国的西部开发现在不得不面对“入世”的大环境，因此，中国所处的国际经济环境绝对没有美国当时的便利了。

如果说改革开放是我国自主地向世界敞开大门，表现为主动开放，即我国对外开放步骤的安排、开放时序的把握、开放程度的控制，都是由我们自己决定的，采取的是“梯度开放”的战略，走的是一条渐进的道路。那么加入WTO以后，我国作为WTO的正式成员国，必须遵循WTO为国际贸易所制定的、为各成员国普遍接受的规则，如自由竞争、关税减让、非歧视性、取消数量限制、公平贸易、协商、透明度等规则，即按照多边自由贸易框架的规定开放市场。现在我国已成为WTO的成员国，就必须遵守WTO的“游戏规则”，受到WTO多边自由贸易体制框架的约束，开放的“时间表”必须按规则推进，已经不掌握在我国的手里了。当然，我国也可以按照发展中国家应该享受的优惠待遇，遵循权利与义务平衡原则，对国内产业提供适度保护，但这也只能在WTO的框架内进行而不能自行其是，这就表现为“被动开放”。（注：童星、严新明：《“入世”过程中进一步实践邓小平开放理论》，《南京社会科学》2001年第7期。）在我国自主开放的过程中，只开放了局部的、有限的领域，如劳动密集型加工制造业就是我国开放最早的领域。加入WTO以后，我国农产品市场、服务行业也要开放，从而使我国对外开放呈现农业、工业、服务性产业全局性开放的局面。我国以往的开放具有明显的政策性开放的特点。一是地区政策倾斜，如经济特区的创办、沿海港口城市的开放，中央政府无不给予特殊的经济政策和优惠条件；二是采取减免税收、降低地价等各种优惠措施鼓励外商来华投资，给予外资企业以“超国民待遇”。WTO规则的实质是市场经济规则在世界范围内的运用和发展，旨在倡导公平、公正、公开的竞争秩序和竞争环境。（注：张二震：《加入WTO与我国对外开放战略的转变》，《南京大学学报》2000年第3期。）因此，加入WTO以后，我国的对外开放必须由政策性开放向体制性开放转变，加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设，清理、完善有关经济法律、法规和政策，以符合WTO规则的规定。这样，摆在我们面前亟待完成的任务就是，尽快建立既适应WTO运作机制要求，又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特点的政府运作机制和企业运作机制，创造内外资企业公平、公正、公开竞争的市场环境。这样外资企业进入中国西部将更容易，摩托罗拉、西门子、丰田、宝洁相继进入西部市场，截止2000年初，美国摩托罗拉公司已经在四川投资3亿多美元，公司高级副总裁赖炳荣表示：“中国西部市场潜力巨大，跨国公司不会放弃这里的市场和诱人的投资回报。”已经有近40家跨国公司在四川省投资设厂，这个省外资企业数量增长很快。（注：曹宇：《向西、向西、向西》，《北京青年周刊》2000年第12期。）这样，我国的西部开发就不得不按照WTO规则来进行，在西部与发达国家、其他发展中国家同台竞争。

加入WTO实质上是我国融入了全球化的过程，所谓全球化虽然是一种客观趋势，但他也是一种思潮，发达国家和跨国公司把全球化当作它们无限扩张的合理依据。当落后国家试图加入这个世界棋局的时候，不能不痛切地感到这个棋局中的游戏规则、利益关系、是非标准，甚至话语系统，都是高度“中心化”的，都是发达国家牢牢控制住的，是他们设好的一个“局”。落后国家要么被拉进来受挤压，要么被排斥在外受打压。总而言之，落后国家所处的时空是已经被建构了的，是紧缩和挤压的结构。（注：景天魁：《中国社会发展的时空结构》，《社会学研究》1999年第6期。）这也就是我国西部开发的国际经济环境的真实描述。当然，我国积极加入WTO，是变“受打压”为“受挤压”，通过“与狼共舞”来不断提高自身的竞争力，达到强国的目的，那么进入这种国际经济环境就是我们的主动选择了。

二、中美西部开发的国内经济环境比较

从1763年开始，经过美国独立战争到19世纪50年代，是以土地开发为中心的西部开发阶段。由于土地政策的不断放宽和改进，西进运动迅速推进。据统计，1815～1830年间仅移入西北部的人就有50万之多，而到1860年这一地区的人口已猛增到690多万。（注：张小路：《美国的西进运动及其西部开发模式》，《社会科学战线》2002年第2期。）1825年连接哈得逊河、大西洋与五大湖的伊利运河通航，美国东北部地区开始出现农业衰退的迹象，加上其他方面的原因，成千上万的新英格兰的农场主以及中部各州的拓荒者，抱着改变命运的强烈愿望前往印第安那和伊利诺伊北部、密歇根和威斯康星的南部地区。1832年在威斯康星和伊利诺伊，以黑鹰为首的印第安人为保卫自己的家园进行反抗白人的战争，最后惨遭失败。之后，印第安人被迫从大湖平原的最后一部分土地上撤走，前往西部的“保留地”。这样，美国的西部开发就有了得天独厚的优势，在它的西部有着非常辽阔的尚未开发的“自由土地”。早在邦联时期，美国就已形成了处理西部土地的两大原则：第一，西部土地实行国有化；第二，通过分块出售的办法将国有土地变为私有。对于独立后一下子获得的大片新土地，许多土地投机商，退役军人和缺少自己土地的农民都表现出强烈的要求。1785年的土地法令规定对土地首先进行测量，以640英亩为最小单位进行出售，每英亩价格为1美元，必须在1个月内交款。这种出售方法有利于土地投机者而不利于普通农民，因为普通农民很少有人拿得出640美元来购买土地。法令之所以作这样的规定，主要是由于邦联国会想以出卖公地的收入来解决政府的财政困难。从19世纪40年代起，美国劳动人民就开始要求实行《宅地法》。1863年1月1日，该法正式生效，《宅地法》规定：凡年满21岁的美国公民或申请入籍而没有使用武装反抗过美国的人，只要付出10美元的登记费，就可以登记领取160英亩的土地，登记人在该土地上耕种5年后，该土地就完全归其所有。《宅地法》部分地解决了农民的土地问题。在大量处理公有土地的时期，国会还通过了一些更为宽大的立法，鼓励人民去西部定居。1873年的造林法规定，在某些地区允许每一户居民还能免费得到160英亩土地，条件是要在其中的40英亩土地上植树造林。1878年又把造林面积降低到10英亩。在1877年的干旱土地法中，政府向那些愿意在这些土地上修筑一部分灌溉沟渠的人，以每英亩0.25美元的低价出售640英亩土地，而且可以在3年内付清。1878年的木材石料法允许把不宜农耕，但有出产木材和石料价值的土地以每亩2.5美元的价格出售，每人限购160英亩。（注：石岩、陈毓：《西部开发：美国历史的重要篇章》，《学习时报》2000年8月28日。）这一时期，美国西部经过开发，建立了大量的家庭农场、家庭牧场，它加速了西部开发，促进了工业品市场的扩大，从而也有利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

从19世纪50年代到20世纪二战结束之前，是以工业开发为主的西部开发阶段。该阶段有两个重要标志：一个是1848年加利福尼亚发现金矿，引发了矿业开发热；一个是西部特别是中西部、远西部大批城市的兴起。1848年，金矿的发现曾吸引了成千上万的人到加利福尼亚去，来自美国国内、欧洲乃至世界各国的人们开始冲向加州，使该地区的人口7年内由1.5万猛增到30万。在1858～1864年间，在西部各州发现多处金矿，许多人蜂拥而来。例如，1859年内华达山脉东坡靠近塔霍湖处发现金矿，而且矿藏丰富。1861年内华达成为领地，3年后建州，这个州当时完全依赖于采矿，它最初10年的历史就是开矿的历史，该矿在20年间共出产了价值3.06亿美元的黄金和白银。

从地区上看，美国工业化的进程是从殖民时期形成的东北部老工业区的加速发展开始，然后向全国，首先是向西部扩散的。19世纪60年代以前，制造业绝大部分集中在新英格兰、中部各州，中心在宾西法尼亚州中部，那里集中着全美制造业工厂数的52.7%，产值的67.4%，60年代起中心逐渐西移，1890年已移到离原中心200多英里的俄亥俄州中部，1900年，新英格兰和大西洋中部9个州的工业产值已降到52.4%。（注：石岩、陈毓：《西部开发：美国历史的重要篇章》，《学习时报》2000年8月28日。）正是经过这个阶段，美国的工业中心从东北部转移到了中西部，并在中西部建立了重工业中心，最终实现了工业化。这种结果的形成，主要得益于美国国内的经济环境。美国西部工业化的起步，只是在时间上迟于东部，由于东部的技术水平还不太高，因而西部起步时完全可以与东部在技术上保持一致。当时美国东部还没有完整的工业体系，更重要的是西部开发中采矿机械，农业机械的需求都来自西部，因而西部的资本家可以更敏锐地抓住商机，开发新产品来占领市场，拥有了“近水楼台”的便利。19世纪，国际市场以及美国国内市场都呈卖方市场态势，生产出来的商品都能卖出去，这也极大地刺激了西部的资本家大干快上，很快地赶上了东部，并最终使美国成为全面发达的、标准的世界经济大国、强国。

纵观美国的西部开发，好像是在一张白纸上随意勾画美好的蓝图，而我国国内环境与美国相比就有了很大的不同。中华文明发端于黄河河源地区，与美国的“自由土地”不同，我国西部广袤的土地自有文明以来就是有主人的，最早的主人就是夏、商、周朝的统治者，“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可以说一部中华民族的文明史就是一部华夏大地更换主人的历史，“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就是很好的写照，主人从嬴政到刘邦，从李渊到赵匡胤，从朱元璋到努尔哈赤，最后一个尝试成为主人的是袁世凯。到新中国建立，华夏大地最终属于“人民”所有，“人民”也就成了主人，国家代表“人民”占有、支配着中华大地及其地上、地下的各种资源，国家给每个农民分配了最长为30年承包权的“一亩三分地”，农民基本上只能是在这块土地上讨生活，地下的矿产资源根据《矿产资源法》第三条规定：“矿产资源属于国家所有，由国务院行使国家对矿产资源的所有权。”因此，农民即使在拥有矿产资源的“自己”的土地上，也是不具有开采权、受益权的，而且，“因为他们与自己生存的土地下埋藏的东西没有任何关系”，在承包的土地受开采者破坏生存环境和经营权时都很难获得赔偿。2000年12月23日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就报道了陕北的几个农民因为石油的开采破坏了他们的耕地、水源、空气等生活和环境资源而“告天天高，告地地厚”的生活处境。（注：强世功：《科斯定理与陕北故事》，《读书》2001年第8期。）

与千百年来生活于美国土地上的以采集野果、捕鱼、狩猎为生，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印第安人不同，中华儿女是勤劳、勇敢、智慧的一群人，我们的祖先很早就建立了农耕文明。人们开垦荒地，扩大农业生产，向大自然索取财富，以赡养更多的人口，这种单向的，无补偿的开发会导致森林消耗、水土流失、生态失衡，使大地成为光山秃岭或浩瀚沙漠，使人们难以继续栖息和生存下去。黄河在历史上曾经灾祸频发，近代以来，由于宁夏和河套灌区农田扩大，引水过多，导致水土流失，下游经常断流，不但无水灌溉，一些地区甚至连饮水都很困难。长江以前是一条无灾害的大河，长江上游一直是历代中央政权大型工程取用木材的基地，杜牧《阿房宫赋》中“蜀山兀，阿房出”，可能便是见于记载的最早的大规模取用了。（注：蓝勇：《长江上游森林砍伐与保护的历史思考》，《光明日报》1999年7月30日。）随着清朝以来中上游的人口激增，四川的山林尽辟为农田，森林消失，土壤流失；湖北、湖南、江西大规模围湖造田，与水争地，使原有的湖泊面积日益缩小，一旦洪水暴涨，无所消泄，便会使这些地方顿成泽国。青海柴达木盆地原有固沙植被3000万亩，由于过度樵采，植被受损，已有1/3的土地被沙化。内蒙古自治区由于超量放牧及滥挖发菜，使2亿亩草原遭到严重破坏，已有6000万亩草原沙漠化。（注：戴逸：《近代开发西部的历史足迹——读〈西部开发历史回顾〉》，《求是》2002年第9期。）所以，我国的西部开发必须面对这样的自然环境。

虽然中华文明发端于西北部，但随着历史进程的推移，文明的中心不断向东转移。新中国成立后，根据我国是农业大国、工业基础薄弱，生产力水平低且地区分布不平衡的基本国情，把实现工业化和生产力布局平衡作为一个重要目标，在经济发展的战略选择上提出了区域经济均衡发展的构想。从1953年开始，新中国着手进行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国家将156项重点工程的1/2放在西部地区，从而对中国西部进行了第一次大规模的开发。20世纪60年代，我国面临的国际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周边地区受到外国势力的严重威胁。正是在这种形势下，作出了加强“三线”建设的决策。“三线”建设的大规模启动始于1965年，在其后的十几年里，在“好人好马上三线”口号下，数以百万计的优秀建设者、工程技术人员、建筑安装队伍和企业职工从全国各地浩浩荡荡开向西部，各种各样的建设物资源源不断地运进西部，国家共投入资金2050亿元，使西部地区的面貌有了新的变化。（注：刘鹏：《新中国成立后的两次西部大开发》，《长白学刊》2002年第2期。）

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我国对包括西部地区在内的内地共投资3418亿元从事基本建设，占投资总额的60%，但国内生产总值只获得了年均5.7%的增长速度，每百元基建投资新增国内生产总值42元，而沿海地区以40%的投资却获得了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6.6%的速度，每百元投资新增国内生产总值68元。（注：苏少之：《50～70年代中国沿海地区与内地经济布局的演变》，《当代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4期。）由于当时的西部开发是采用计划经济模式运作的，经济资源严格地在体制内循环，自身效率不高，对企业所在地的经济、社会发展的辐射和带动作用十分有限。处于山沟里的“三线”企业在制造“高、精、尖”的产品，而山边上的农民还在过着刀耕火种的生活，这种情况实际上是普遍存在的，改革开放后，西部的劣势逐渐呈现出来了。

开改革开放风气之先，东部地区的市场化程度高，集体、私营、外资等非国有经济发展迅速；西部地区的市场化改革进程相对较慢，国有经济比重一直较高。而东西部地区经济增长速度的差异主要是非国有经济发展不平衡造成的，这种差异在1978年以来的每次经济高涨期表现更加突出。有关资料显示：在经济高涨期东西部国有工业发展速度的差异并不大，而非国有工业发展的差异却非常显著。在20世纪90年代经济高速增长时期，东部非国有工业的增长率高于国有工业25.85个百分点，而西部仅高出15.1个百分点。（注：陈耀：《西部开发大战略与新思路》，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0年版，第74页。）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主要得益于东部的私营、外资以及部分国有企业的共同努力，我国很快地由“短缺”经济转变为“过剩”经济，这是我国目前西部开发时必须面对的国内经济环境。

同土地和矿产资源归国家所有一样，建国后我国由政府投资形成了数以万亿计的国有资产，在实际的运作过程中，就由国有单位的“内部人”控制。虽然国有资产有时会出现责任人缺位的情况，但其所有权在理论上却是十分明确的，即全体人民拥有所有权。因此，我国目前的西部大开发只能在现有的所有权关系结构中来展开，或者可以进行制度创新，对现有关系结构进行调整，以利于西部的开发，这也是我国西部大开发理论研究中的一种主导观点。

三、中美西部开发主体之比较

“美国人居住在一个令人感到奇妙的国土上，它们周围的一切都在不停地变化，每一变动都象征着进步。因此，新的思想在他们的头脑里总是与良好的思想密切结合。人的努力，好像到处均无天然的止境。在他们看来，没有什么办不到的事情，而是有志者事竟成。”“这种运气好坏的经常反复，这种推动美国人一直向前的感情冲动，这种公共财富和私人财富的变化莫测的起落，全部汇合在一起，就使人们的精神完全处于一种奋发图强和不甘人后的狂热状态。对于一个美国人来说，人的一生就像一场赌博，就像一次革命，就像一个战役。这些同样的原因在对每一个人发生作用的同时，也给国民性打下了不可遏制的冲动的烙印。因此，美国人随时随地都必然是热心于追求、勇于进取、敢于冒险，特别善于创新的人。这种精神都真实地体现在他们的一切工作当中。它们把这种精神带进了他们的政治条例、带进了他们的宗教教义，带进了他们的社会经济学说，带进了他们的个人事业活动。他们带着这种精神到处去创业，不管是荒山老林，还是到热闹繁华的城市，莫不如此。”（注：[法]托克维尔著：《论美国的民主》上卷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321页，第467页，第470页，第471页，第481页。）

与上述托克维尔的美国人“冒险精神”说不同，韦伯认为新教的人世禁欲主义观念产生了一种合理的经济伦理即“资本主义精神”，在这种精神气质或生活态度的约束下，形成了一种合理的经济行动，正是这种普遍合理的经济行动促进了理性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也就是产生了“资本主义扩张动力”。（注：汪和建：《超越纯粹经济理论——韦伯经济社会学探索的思想历程与现代意义》，《社会学研究》2002年第2期。）不管是托克维尔的“冒险精神”说，还是韦伯的“新教伦理”说在美国人身上起了作用，“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美国人以个人利益为动力，任凭个人去发挥自己的力量和智慧，而不予以限制。”（注：[法]托克维尔著：《论美国的民主》上卷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321页，第467页，第470页，第471页，第481页。）在向大草原移民的运动中，最后也是最具戏剧性的一幕发生在俄克拉何马，时间是1889年4月22日。这一天大约几万人拥挤在该地200万英亩不归任何印第安人部落所有的三角地带边界上等待前进的信号，一声枪响，大家蜂拥而去，有的骑马，有的赶着大车飞跑……，当尘土消散，已有6万名拓荒者将自己的命运同俄克拉何马连在一起了。就这样，200万英亩的土地在几个小时之内被占领完毕。历史上称这一事件是“最野蛮的移民”。（注：张小路：《美国的西进运动及其西部开发模式》，《社会科学战线》2002年第2期。）美国的西部开发呈现的是一幅动态的画卷，在1880～1970年的90年间，人口重心年均西移4.8公里，体现出一种有系统的、持续的开发性偏移，（注：童星：《世纪末的挑战——当代中国社会问题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71页。）这种偏移是作为开发主体的美国人不断向西开拓、进取的结果。

美国的自由企业制度也使企业成为了开发的主体。美国作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其基本经济制度是建立在市场经济之上的，市场机制发挥巨大作用，经济活动以市场的价值规律为准则，这在西部开发中有明显的表现。美国政府并无关于西部开发系统的、一贯的计划，西部开发是一个自由、开放、投资多元化、充满投机性的过程。美国的西部开发较好地发挥了州及地方政府的积极性，而且自由、自发、开放式的开发使私人、企业的作用得到了较好的发挥，这是美国西部开放取得成功的最大保障。如美国为了在西部发展铁路，在铁路沿线两侧拨出10英里的土地带赠与修建该铁路的铁路公司，被赠与方可以采用出租、出售土地的方式自由处理土地，使之转化为资本，铁路公司的投机大大促进了铁路建设的进程。到19世纪末，美国已建成了横贯北美大陆东西的北、中、南三条大铁路，铁路总里程达到30万英里，超过除美国以外其他国家的总和。（注：石岩、陈毓：《西部开发：美国历史的重要篇章》，《学习时报》2000年8月28日。）

美国联邦政府绝不是对西部开发置身事外，美国西部开发前后跨越200年，经历了很明显的、合理的产业升级过程，对美国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没有政府的参与是难以想象的。事实上，联邦政府除了以宪法和法律为西部开发创造一个自由、公平竞争的环境外，还从政策上给予了支持。这方面不仅包括公共土地政策，还包括豁免关税，支持银行业发展；为开发筹措资金等。道格拉斯·诺斯在《制度变革与美国经济增长》中认为：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社会的发展和进化（总称为变革）一定表明该社会产权制度越来越能有效地调动个人的积极性，从而把有限的资源和精力用到对社会最有益的活动中，而不是相反。（注：林光彬：《社会等级制度与“三农”问题》，《读书》2002年第2期。）

传统中国是在农耕文明基础上形成的乡土社会，乡土社会的基本单位是村落，聚村而居的农民则是乡土社会的基本成员，或按费孝通先生所说，“是中国社会的基层”。（注：周晓虹：《传统与变迁——江浙农民的社会心理及其近代以来的嬗变》，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39页。）在乡土社会中，农民的“命根子”是土地，而在这些以土地为生的农民的日常生活中占主导地位的则是家族势力和传统礼俗。千百年来农民都渴望着有一块属于自己的土地，新中国成立后，农民终于有了这一天——以“人民”的名义从整体上占有了全国的土地，每个农民又从中分得了一份地。这样我国的农耕文明就有了延续的最广大而且坚实的基础。建国后，为了割断农民与传统礼俗的联系，曾发起过数次大的运动，如“破四旧”等运动。但一直到现在，我们都可以看到传统礼俗对农民依然产生着强烈的影响，这种情况在西部尤甚。传统社会中职业排序为“士、农、工、商”，成为“士”是不容易的，“工、商”业又被认为是不高尚的职业，那么最好的就是老实本分地从事农业，做个农民。即使清贫一些，那种“老婆、孩子、热炕头”的生活也是其乐融融。在职业观方面，我国国民与美国人是很不相同的。在美国，从事服务行业的人决不认为自己低人一等，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是在劳动，而且看到周围的人无不劳动。在美国，各种职业都是比较辛苦的，也是比较容易赚钱的，但从无高低之别，所有的正当职业都是高尚的。（注：[法]托克维尔著：《论美国的民主》下卷，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688页。）因此，我国西部开发过程中可能还要注意改变社会心理中对职业的观念，尤其是对一些正当职业的偏见。

我国西部农民发展意识严重不足，曾有扶贫工作组考察了某贫困地区适合发展养羊业，就给每个农户配备了种羊，等到年末去检查时，却发现羊已经没有了，农民说：“你们的羊有的死了，有的被吃了。”由此可见，西部农民还没把自己当作开发主体，可能更多的是在等着各级政府直接给钱、给物来帮助他们脱贫致富。这种情况可能是农民在建国后生产都是受组织和动员来进行的，“大量动员农业劳动力仍然是提高农业生产的主要方法，这种动员同时还培养起更大的协调能力和接受上级控制的习惯，”（注：[美）吉尔伯特·罗兹曼等：《中国的现代化》，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549页。）长期以来农民的主体性就不足了。改革开放后，部分西部农民也有了商品经济意识，有的也到城里打工、求发展，由于户籍制度等有形或无形的城乡壁垒，使得农民进入城市后只能进入非正规就业市场，劳动的条件差、时间长、待遇低而且没有保障，这严重地挫伤了农民的发展积极性，直接的结果是使大多数的农民经过理性思考后，还是选择留在自己的承包地上耕作、生活。曾经以晋商闻名的山西，现在先辈的那种优秀的商业开拓精神荡然无存了。晋商成功于勤奋（“腿长”），一曲悲凉的《走西口》也唱出了先辈的开拓精神。如今呢？山西人在外打工的最少，再苦再穷也舍不得离开那一亩三分地。妹妹们不用含着眼泪送哥哥了，哥哥妹妹只好穷在一起了，直至今天山西仍是全国人均收入最低的省份。（注：梁小民：《探求晋商衰败之谜》，《读书》2002年第5期。）西部开发过程中有些领域的开发对农民是限制的，如前文所述的地下的矿藏归国家所有，农民是无缘插手的，从已报道的插手“开发”事件，较多的是农民非法开采或偷原油、焦炭。即使参与了开发，如到开采资源的企业去打工，那也只不过是成为了西部开发过程中的生产要素，这与美国的人人都是开发主体还是有很大区别的。

按照我国建国初期的构想，城市人应该是以工人为主，因此是具有先进性的，但几十年的计划经济运作下来，西部城市人对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的依赖情况十分严重，面对着西部开发的新形势，西部许多城市里的下岗工人可能还在不断地向政府施压，要给他们以“说法”。看来，要想使“下岗”工人变为西部开发主体还需要一个过程，而且可能是一个相当痛苦的过程。

与“下岗”工人相联系，就有了另外一个西部开发主体——国有企业。地区所有制结构状况对经济的增长有很大的影响，国有经济比重大的地区受传统体制的束缚比较严重，往往增长速度较慢；相反，非国有经济比重大的地区，由于企业机制相对灵活，市场适应能力较强，增长速度相对较快。1999年9月末，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盈亏相抵后利润总额比上年增加292亿元，其中东部地区增加168亿元，占全国的56%，西部地区增加32亿元，仅占全国的11%，西部地区的亏损面高达58%，比东部高13个百分点。这说明西部地区的整体经济环境还没有明显改善，本身存在的优势和潜力没有有效挖掘，投资利润率较低，风险相对较高。因此，国有企业如想成为西部开发主体的话，还必须在经营机制的转变上加大力度。

从其他类型企业看，东西部的差距，就更加明显。1999年东部其他类型中的外商投资企业数为9166个，西部仅有520个，东部是西部的17.6倍。东部有股份有限公司2104个，占全国的46.96%；西部仅有893个，占全国的19.9%，东部是西部的2.35倍。（注：雷敏、底瑜：《试论我国东西部差距的成因》，《社会科学研究》2002年第2期。）因此，在东部发展中表现得生机勃勃的非国有企业在西部无论是企业数量还是总体实力都与东部存在明显差距，这不能不说是西部开发主体中的一点不足之处。

新中国成立后的两次西部开发都是在国家作为惟一开发主体的情况下进行的，而数以百万计的参与开发的“好人好马”实际上是作为生产要素同其他生产资料一起由国家进行配置的。由于活的要素——人在开发过程中没有自主性和选择性，而国家只注重战略目标的实现，因此，前两次西部开发中出现了只注重经济数量与速度的增长，而忽视了经济效益与质量；存在重内地、轻沿海、重生产、轻生活的共同局限；片面强调发展以重工业为主的工业生产，忽视了经济结构的平衡；只注意资源开发，忽视了环境保护等问题。由于这些问题产生的终极根源在于国家，在实际工作中也就没有了第二种能够平衡或者纠正这些问题的力量。

目前，正在进行的西部开发，国家已经意识到必须发挥计划和市场两种机制在配置资源中的作用，在西部地区优先布局一些建设项目。对国家新安排的西部地区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其投资主要由中央财政性建设资金、其他各项建设资金、银行贷款和利用外资以及企业自筹资金解决，不留资金缺口，地方政府在土地使用、收费减免等方面积极配合。要集中力量建设一批关系西部开发全局的重大工程，如“西气东输”、“西电东送”、青藏铁路、南水北调等。（注：国务院西部开发办：《关于西部大开发苦干政策措施的实施意见》，《西部社会》2002年第2期。）虽然拟议中的南水北调工程将有一半资金借助市场的手段来获取，但据出席九届人大四次会议的铁道部副部长孙永福透露，兴建青藏铁路的巨额投资全部由中央政府承担。（注：王岩：《四大工程的四大悬念及四大解决方案》，《北京青年报》2001年3月19日。）由此可见，目前我国政府还是集公共政策制定者、开发者甚至经营者于一身的。

四、简短的结论

虽然中美西部开发起步的时间相隔大约150年左右，但通过以上几个方面的比较，我们可以得到以下启示：

第一，虽然我国目前的西部开发已经不能像美国当时那样利用坚船利炮来为自己开创一个非常好的国际经济环境了，但我们可以利用商品的低廉价格和WTO条款中的发展中国家保护幼稚产业的规定来为我国西部开发营造一个较好的国际经济环境。应该说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在WTO（GATT）外的发展是很好地利用了国际经济环境的，那么现在我国已成为WTO成员国，我们完全可以在西部开发过程中更好地利用国际经济环境。

第二，在同样的国际经济环境中，有的发展中国家能够发展得较好，而有的则相反，这主要是看一国国内的社会环境是否能够促进经济的发展。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产权不清却成了我国进一步发展的“瓶颈”。如《宪法》第十条规定：“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集体所有；宅基地和自留地、自留山，也属于集体所有。”这样农民可能有意在宜林宜草的荒山、荒地造林种草，却由于没有产权而难以成行。为解决此问题，按《宪法》规定：“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国务院西部开发办发文指出：“国有荒山、荒地等未利用地依法出让给单位和个人进行造林、种草等生态建设的，可以减免土地出让金，实行土地使用权50年不变；达到出让合同约定的投资金额并符合生态建设条件的，土地使用权可以依法转让、出租、抵押；土地使用权期限届满后，可以申请续期。”农村集体所有的荒山、荒地也有类似的规定。《宪法》第九条规定矿藏等自然资源属于国家或集体所有，但也对矿产的采矿权等作出了新的规定：积极培育矿产权市场，促进探矿权、采矿权依法出让和转让。（注：国务院西部开发办：《关于西部大开发苦干政策措施的实施意见》，《西部社会》2002年第2期。）这些规定实际上是在《宪法》框架内开发主体产权缺位的情况下，进行制度创新，用土地使用权、矿藏开采权等权利来为“产权”作了最大程度的替代。对于国有资产的产权人缺位这一情况，理论界比较常见的观点是对存量资产进行改制，增量部分完全按新的经营机制运作，明确产权人。只有进行制度创新，国内经济环境才会改善，西部开发主体才会大量涌现。

第三，大力培育西部开发主体。从第二点中可以看出，国家正在转变自身作为惟一开发主体这一角色，国家将拥有所有权的土地、矿藏等的使用权、开采权出让、转让出去，这样就改变了是所有权人却不是开发主体的状况（对那些宜林宜草的荒地、荒山尤其如此），同时培育了新的、有活力的开发主体。前述国务院开发办文件中规定了“实行税收优惠政策”、“加大金融信贷支持”、“大力改善投资软环境”、“扩大外商投资领域”、“拓展利用外资渠道”、“放宽利用外资有关条件”。积极引导西部地区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加快发展，鼓励东、中部企业和个人到西部地区投资，除法律有特殊规定外，凡对外商开放的投资领域，国内各种所有制企业均可进入。鼓励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主体以投资、合资、合作、特许权等多种方式进行投资。（注：国务院西部开发办：《关于西部大开发苦干政策措施的实施意见》，《西部社会》2002年第2期。）随着西部开发的推进，开发的氛围越来越浓，西部人的发展意识也日益增强，开发主体越来越多，并且越来越有活力，那么，政府就可以从具体的开发和经营中抽出身来，转变政府职能，专注于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良好的制度环境，这才是我国西部开发的希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