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俄改革可持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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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中国的“渐进式”改革始于上世纪70年代末，经过二十几年的发展，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已跃居世界第七位，人均GDP突破1000美元大关，进入工业化加速发展的阶段。前苏联在上世纪90年代初解体，俄罗斯的“激进式”改革也随即开始，但整个90年代俄罗斯的状况却是通货膨胀严重，经济持续下滑。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中国改革的绩效似乎要明显好于俄罗斯。但近几年中国的进一步改革困难重重，举步维艰。这使得人们开始关注两种改革的可持续性问题，甚至进而对两种改革的绩效做重新判断。笔者将在本文中对此问题作些探讨。
一、中俄经济改革比较
在经济方面，中国改革所取得的成果是有目共睹的。1979年—1997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9.8%。产业结构不断高级化，与1978年相比，1997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中第一产业由28.4%下降为18.7%，第二产业由48.6%微升至49.2%，第三产业则由23%提高到32.1%。1978年—1997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平均每年增长6.17%，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平均每年增长8.05%，人民生活水平在20年间获得了巨大的提高。
相反，俄罗斯在经济方面的改革差强人意。从1990年到1996年，按可比价格计算，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连年下滑，1997年虽然出现0.4%的微增，但1998年又下降5%。更为严重的是通货膨胀。1992年—1996年俄罗斯消费价格指数（%）分别为2680，1008，312，231和121.8，通货膨胀率可谓惊人。与高通胀相伴随的便是居民生活水平的急剧恶化。俄罗斯官方承认，1991年—1996年居民实际生活水平下降30%—40%。
可见，不管从经济总量还是从居民生活水平来看，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就要远胜于俄罗斯。两个最主要的转型经济大国经济发展的巨大差异，一直是众多经济学家想要解开的一个谜。究其原因，笔者认为此谜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去破解之。
首先，中俄改革的起点高低不同。前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远比中国来得牢固，其深度和广度及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影响度是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所无法比拟的。到上个世纪80年代末，前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存在七十余年，而中国从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之后，计划体制的时间也不过三十余年。计划体制在前苏联已经是根深蒂固——在城市是国有企业，在农村则是集体农庄。前苏联的国有化程度相当高。而在中国，城市是国有企业，农村却还是集体经济的形式，国家对经济计划控制的程度相对较弱。这就导致中俄两国改革的起点不同，改革的难度因而也就存在差异。
其次，中国经济改革成功的一个很重要因素是增量改革，即在原有计划体制的外面培育出了一个非计划体制，允许私营经济发展。到九十年代大量外资企业的进入，这些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剂。与此相反的却是国有企业改革的艰难，迟迟未能摆脱困境，以致国企改革已成为经济发展的痼疾。与中国相比，俄罗斯不具有进行增量改革的条件。俄罗斯农业的国有化程度比中国高，又没有像中国那样拥有可回国投资办实业的华人华侨。在城市，国有企业的控制力相当强，非计划经济成分很难与其竞争，发展的空间狭小。从这一点来看，两国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就不足为奇了。
最后，两国所面临的外部环境不同。中国的改革始于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当时的日本已经从战争的创伤中恢复过来，重新步入了发达国家的行列。亚洲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已经出现，此时这些国家和地区为了经济结构的进一步升级，需要将一些传统的轻纺工业转移出去。中国的经济改革和对外开放适应了他们的要求，中国很好地利用了外资和参与国际分工来促进经济的发展。再加上地理位置相近和社会文化相似，八十年代迅速发展的东亚和东南亚地区给中国的发展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而前苏联的改革拖延到了八十年代末，当时日本及世界经济的增长已经放缓，国际政治形势正在发生巨变，前苏联和俄罗斯所面对的已不再是一个安定发展的国际环境，无法全身心地致力于国内改革。二、中国社会、政治所存在的问题
虽然从过往20年的发展历程来看，中国经济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似乎意味着中国改革比俄罗斯的改革较为成功，但如果把视角转向社会和政治方面，再深入考察一下世纪之交中国现存的社会、政治问题，笔者认为要下前面的结论可能还为时尚早。
在经济方面，20年来中国出现了大量的私营和三资企业，这些私有制的经济成分在给中国经济以推动力的同时也在慢慢改变着中国的经济形态。中国的官方对此所持有的表态一直是：“中国是以公有制为主导的社会主义国家，国有经济掌握着国民经济命脉”，但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中国的私有制成分已经超过了公有制成分。在有些经济发达地区，公有制只占所有制的百分之十几。私有制的发展并不是一件坏事，但随着私有制发展而来的剥削和资本家道德的沦丧就不是一件好事了。中国现在私营企业和三资企业的剥削程度不亚于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甚至可以和资本主义国家历史上剥削程度最严重的时期相比。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农民工的工资拖欠问题。一个普通农民工的应得工资竟然要在几年后通过特殊的机会由一国的总理去为其追讨，随后整个社会才掀起一场追讨工人工资的“大运动”。这种事例在资本主义发展早期都是罕见的。
在社会方面，中国现在最严重的社会问题莫过于贫富差距过于严重。据中国社会科学院一项调查研究表明，若把城镇居民所享受的各种社会福利考虑进去，中国城乡贫富差距是全世界最大的。不只是城乡之间，在城镇内部，在地区之间，在不同所有制之间，在不同行业之间，都存在着严重的贫富差距悬殊的问题。由此而导致的便是中国社会阶层的分化，人们之间的关系越来越不和谐。去年北京很多住宅小区发生的仇富事件（如故意砸破汽车玻璃等）为我们敲响了警钟。贫富差距扩大带来的另一个严重问题就是犯罪率上升，社会治安恶化。在经济发达地区，民工流造成的社会治安隐患有愈演愈烈之势。各种坑蒙拐骗、偷盗抢劫、贩毒等恶性犯罪事件比比皆是。这些现今中国所存在的社会问题，若不及时加以强有力的控制，终将有失控之危险。
在政治方面，中国的民主进程一直是全世界瞩目的焦点。中国的政治体制其实就是一党执政，缺乏民主监督。虽然中共一直宣称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目的是为人民服务，但在这种高度集权，权力缺乏必要约束的情况下，腐败就成为无药可救的顽症。在中国的政治体系内，买官卖官已是人人皆知，且跃跃欲试的大有人在。官场已如同商场，官员、职位等等这些由权力组成的虚拟实体已如同市场上的商品，有市场价格且在一定范围内可自由买卖，更甚者还具有保值增值的功能，此增值的程度胜于投资办实业的获利程度。因此人们更倾向于当“政治家”而非“企业家”，即使是企业家也要积极向“红顶商人”靠拢。与一党执政、无视民主相对照的就是新闻自由的缺失，后者是为前者服务的。善于对百姓所接受外部信息进行控制，，这是自封建社会以来中国历代统治阶级所惯用的伎俩。连起码的新闻自由都没有，谈何言论自由！如何推进民主，完善对执政者的约束和监督机制，这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所要解决的难题。
综上所述，中国的改革的确只是“万里长征的第一步”，不论在哪个方面，改革都极待深化，中国政府和人民所面临的任务还极其艰巨三、中俄改革的可持续性比较
中国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暂且不论政治民主有否实现，仅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否建立这一问题就值得我们深思。
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的基础是市场的完善。中国现在的大多数商品价格都由市场决定，但这并不意味着市场经济已经建立。现今中国的市场严重缺乏诚信，许多严重违反市场经济规则的企业和个人行为已是人们见怪不怪的社会存在。市场的本意是由市场来约束市场主体的行为，但中国市场经济的极不完善导致很多市场行为被扭曲，仅仅依靠市场无法约束和规正个人及企业的行为。这就不得不在市场运行的过程中加入政府的因素。政府行为的渗入必然会导致寻租和腐败，是本来就被扭曲的市场机制更加畸形化。政府本质上不能干预市场，但政府若不干预市场则市场就不能规范，更严重的是政府的干预是市场运行更加不合理。这是当前中国市场经济所存在的悖论。可以说，市场经济的目标我们还远未达到。
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但对于“社会主义”的认识和定义一直以来就没有一条准绳。从所有制来讲，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应该是以国家所有的公有制为主导，但在现今的中国，私有制成分已经超过了公有制成分。仅存的“掌握着国家经济命脉”的公有制企业其实大部分是提供公共产品或投资资本巨大的行业。而所谓的“国家所有”却蜕化成少部分人所有，即少部分人所拥有的市场垄断特权。近几年邮电、水电、铁路运输等国有垄断行业的行为越来越备受指责。中国的所谓“国有制”无非是在人民之上虚构出一个国家所有的概念，然后让少部分人和政府官员通过这一手段去垄断社会的稀缺资源。另外，社会主义的另一个重要目标是要“消灭剥削，消除两级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可现今中国的贫富差距如此悬殊，这已经背离了社会主义的本意。
中国的体制还极不完善，社会、政治、经济各个方面都如此。从目前中国体制改革的发展来看，政治体制改革是横亘在经济体制改革面前的一道障碍。经济决定政治，所有制的改变必然要求上层建筑发生变动，同时经济机制改革发展到一定程度也要求政治体制改革与之相配套才能继续前进。因此，若政治体制改革不能顺利进行，则中国体制改革的前景未卜。
反观俄罗斯，虽然十几年来经济一直处于低迷状态，但俄罗斯的体制建设走在中国前列。俄罗斯的私有化在全社会范围内已经完成，尽管其中夹杂着不公平、不合理的成分，私有制的确立促使人们的思维方式和行为规范随之而改变，自由市场经济体制在俄罗斯渐渐成熟。俄罗斯的民主进程令人欣慰，各种政治实体的出现促使政党之间的相互制约与监督，舆论媒体对政府行为的监督更为有效。总统与国家杜马都已实现直选。可见俄罗斯在体制建设方面的成果显著，各种新兴体制相互之间比较协调，不像中国因体制改革进度不同而导致体制突破的瓶颈。2000年俄罗斯经济出现了增长势头，这是对十年来体制建设成功的很好证明和嘉奖。假以时日，俄罗斯的社会、政治、经济必会有一次大飞跃。
四、结论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绩效优于俄罗斯，但在社会和政治方面，俄罗斯的体制改革胜于中国。现在中国正面临着体制冲突问题，经济进一步发展极需更方面改革齐头并进。俄罗斯的“激进式”改革使多方面体制在短期内迅速初步成形，其效用正在渐渐显露。因此，中俄改革的绩效及可持续性比较还有待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