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美经济社会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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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以来，拉美国家与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几乎同时步入发展主义轨道。虽然在工业化初期，这些国家的经济建设大都取得了不俗的业绩，但几十年过去之后，结果却大相径庭：前者继续保持了较好的发展态势，而后者却在贫富分化的危机中停滞不前。总的来讲，这可以归结为在农业国向工业国转型过程中是否实现了社会协调发展，尤其是工业化造成的农村剩余人口能否被现代社会重新吸纳。在这些方面，拉美国家的教训值得深思。

一、现代化进程中频繁出现的社会危机

曾几何时，拉美地区由于经济高速增长而成为发展中国家的一个样板；而如今，拉美化却成了世界上所有国家避之唯恐不及的一种社会现象。个中原委极为复杂，既有理论与实践的问题，也涉及历史与现实的问题。

(一)发展理论在依附论与放任论闻摇摆。长期以来，拉美国家并没有形成符合自己国情的现代化建设理论。如果说有的话，也就是二战以来，由拉美学者提出的依附理论、边缘化理论、内部殖民主义理论等。然而，这些理论大都是作为批判武器，而不是以建设理论的形式出现的，而且还隐含着某种封闭的发展观。事实上，虽然拉美国家在1950～1980年期间经历了军人干政、政权更迭和社会动荡，但经济却维持了近30年的持续增长，这主要得益于其普遍采用了“进口替代”的内向型模式。然而，就在东亚地区于1960年代转到“出口导向”的外向型发展时，拉美国家却抱着陈旧观念不放，从而导致十年(1980～1990)发展机遇的丧失。应该说，这与依附论等理论有莫大关系，但更重要的是已形成了一批不愿改变现状、却能影响政府决策的既得利益集团。因此，在1980年代拉美国家陷入债务危机而一筹莫展时，就将“华盛顿共识”的新自由主义改革方案全盘接受下来。然而，这种“放任论”并非灵丹妙药，在使经济稍有起色的同时，却导致了更加扩大的贫富悬殊和社会不公。近年来，在民众强烈不满的情绪中，拉美国家“政治左转”的集体“变天”，就说明了“新自由主义”发展观的某种失效。或许说，拉美国家在两种极端发展观的摇摆中，还要面对更为严重的社会危机。

(二)政治权力在不满与失望中频繁变更。拉美历史上有军人独裁统治的传统，而军人当政、政权更迭在1960年代更是风靡这一地区。亨廷顿把这种政治化的社会称为普力夺社会，主要特征是：各种社会势力“很少或压根儿就不将他们的私人利益和公众利益联系起来”；利益取得的方式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富人行贿，学生造反，工人罢工，暴民示威，军人就搞政变”。因此，社会权力是支离破碎的，而公共利益也是一个模糊的概念，这使得“军人寡头统治能延续几个世纪，中产阶级体制能延续几十年，群众政体通常只能延续几年”。拉美地区的政局不稳，在经历1980年代的债务危机、1990年代的金融危机，以及新自由主义发展模式挫折后，如今政坛再起风云。自1998年查韦斯当选委内瑞拉总统以来，左翼领导人已经在拉美3／4的国家上台。然而，美国迈阿密大学政治系教授琼·德里尔却认为：“这有些像阴阳的理论。有时候势态趋向某个方向，但到达一定的程度时就又朝反方向发展了。拉美国家过去有着中间或者中右翼执政的政府，他们当时存在很多问题。因此，中左翼政府就当选了。我不认为拉美国家这些中左翼领导人之间是团结一致的。我认为，最终拉美国家还是要遇到麻烦的，因此，到时候那里的潮流又会朝另一个方向变了。”

(三)经济增长在腐败与犯罪下艰难运行。拉美国家经济结构的显著特点除了新自由主义政策造成的过分依赖外资以外，就是伴随着经济增长而滋生的腐败与等犯罪经济。首先，官员腐败严重。1990年以来，拉美各国政府腐败丑闻接连不断，上至总统，下至执法部门，都陷入腐败泥淖；腐败如同瘟疫；腐蚀着拉美各国的政治机构。如巴西总统科洛尔因腐败而遭罢免并受到审判；委内瑞拉总统洛斯·安德烈斯·佩雷斯因被指控非法挪用公共资金而被迫下台；墨西哥警察与犯罪分子勾结敲诈勒索和拦路抢劫现象司空见惯。其次，泛滥成灾。“20世纪70年代以来非法交易产业的惊人增长确实转化了拉丁美洲的经济与政治结构。”现在，拉美已是世界上三大产地之一，而秘鲁、玻利维亚、哥伦比亚和墨西哥是大麻、可卡因和海洛因的种植中心；“美元”已成为一些拉美国家重要的经济来源。最后，恐怖活动猖獗。早在1970年和1980年，拉美地区的犯罪率就属于世界最高之列，每10万人中平均每年发生凶杀案8起；1990年代增加到13起，是除非洲以外凶杀案发生率最高的地区。腐败、和其他各种犯罪经济纠缠在一起，严重腐蚀了拉美地区的经济结构，使合法经济的成长步履艰难。

(四)利益集团在贫穷与富贵间形成断裂。在拉美地区，10％最富有的人口占有人口总收入的40％～47％；而20％最贫穷的人口却只占有人口总收入的2％～4％；有1．25亿人无法获得饮用水；2亿人不能享受必要的卫生设施；1／7的人口用不上电。因此，尽管拉美社会的不公正与不平等可以追溯到欧洲殖民时代，但在其步入现代化轨道之后也没有多少改善；况且近15年来，在新自由主义政策导向下还有恶化的趋势。同时，拉美国家的公共政策始终没有跟上去，造成在政府官员大面积腐败的情况下，贫困人口的相对数和绝对数都在增长，这就反过来促使犯罪流行，加剧了社会冲突和动荡。对于拉美这种贫富严重分化的效应，R·维斯科夫评论道：“在任何情况下，不公正程序都能带来不稳定的政府，因为收入上的差距在不同的经济利益(集团)中创造出了鸿沟，而这些利益集团难以在民主中求得妥协。大多数人会用一种充满敌意的眼光注视着仅仅有利于某一特权社会团体的经济政策；如果经济政策变得有利于大多数人，这一特权社会团体也会用一种充满敌意的眼光注视这种政策。”这就是说，长期严重的贫富分化已经彻底摧毁了拉美社会集团之间达成信任、共识与合作的基础。

(五)社会局势在冲突与动荡中危机四伏。自20世纪60年代至20世纪末以来，拉美地区的一个突出现象就是频繁发生危机，别的不说，波及整个地区的危机就有三次：第一次是20世纪60年代初至70年代中期的社会一政治危机；第二次是20世纪80年代初爆发的债务危机，也称“结构性发展危机”；第三次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连续的金融危机。这三次危机看似起因不同，实际上根子只有一个，这就是由于贫富差距持续扩大引发的社会严重分化。反映在经济方面，就是由于大多数人的贫困，特别是从农村转移出来的剩余人口没能融入现代社会，导致市场得不到相应的扩大和升级。而这时政府又没能及时转变“进口替代”的发展模式，使得国外市场没有开发，而国内市场狭小又限制了经济增长空间，以致于到期外债无法偿还，发生债务危机也就无法避免。至于1990年代的金融危机，只不过是1980年代债务危机的变种，根源都在于贫富分化导致的国内经济体系的脆弱。在政治和社会方面，长期贫富分化导致了社会集团间的严重对立，结果只能是在走投无路时由对立派执掌大权。然而，由于隐患并未消除，这一派也未必能长久稳定大局，最终是走马灯式的政权更迭，社会也总是会在这种冲突和动荡中危机四伏。这就是拉美国家频繁发生危机的演绎逻辑。二、大多数人被边缘化的城市化发展

不能说拉美国家没有成绩，但发展成果大都被少数权贵所吞没。对于大多数人特别是被农业剥离出来、而大量涌入城市的剩余农村人口来讲，其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都在恶化。

(一)理论照搬导致实践上的尴尬。拉美国家长期存在一种认知倾向，即农业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例越低，农业产值占总产值的比重越小，现代化程度就越高。而且，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型也为这种认识提供了某种佐证，因为这个模型用西方现代化作背景，以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为视角，为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提供了两条路径：一是实现劳动力的产业转移，完成工业化过程；二是实现了农村人口向城市的聚集或地域转移，完成城市化过程。当农村剩余劳动力全部被城市吸收时，劳动力无限供给状态就会消失，在农业和工业、农村与城市之间也就形成合理配置，现代化就基本实现了。问题是，刘易斯模型暗含的、以发达国家现代化为依据而设立的三个假设前题却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至少是在短期内无法做到的。其一，劳动力的产业转移不存在任何素质和制度等方面的阻碍；其二，城市在各方面都有能力完全接纳这些人口，并使他们融入现代生活；其三，农村人口的自然增长率不会过快。事实上，发展中国家现代化步履艰难的症结不是反映在实现途径上，而是恰好出现在这三个重要前提上。因此，拉美国家这种简单模仿发达国家的倾向显然是认识上的一个误区，而且以这种理论为导向制定的发展政策在实践中也造成了难以扭转的严重后果。这就是大量流入城市的农村人口不仅难以找到适合的工作，而且给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社会福利带来巨大压力，同时也加剧了城市的环境污染，降低了人们生活的质量，引发了一系列棘手的社会问题。

(二)土地的垄断造成农民的分化。造成拉美城市“无序化”局面的重要原因就是由于大量土地和其他农业资源被少数人垄断，这大大压缩了中、小农户的发展空间，致使他们只有成群结队拥入城市谋求生存和发展。拉美在历史上就形成了高度集中的土地占有制度，而大地产主集团历来就是拉美各国统治阶级的重要组成部分，享有很大的政治权力，能够对政府的决策施加影响，即便到近些年也是如此。这就决定了这些国家不会通过社会变革来调整农业资源的配置，而是在基本保持现状的情况下，通过缓慢的技术变革来进行。当然，在20世纪50～70年代，部分拉美国家也进行过程度不同的，但除了古巴在1959年和1963年进行的两次，消灭了农村的大庄园制度和富农经济外，其他改革都是局部性的。在这种情况下，拉美地区农村土地占有权越来越集中于大型农场，而“小型生产单位的数目在七八十年代大规模减少了，这一衰减趋势到90年代更加剧烈”。少数人不仅对土地进行垄断，而且还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压力集团，攫取了大量有关农产品的政策优惠，使大多数农民的生存和发展受到威胁，这也使得拉美农村社会的严重分化在所难免。此外，拉美各国几乎又都把向城市移民视为缓解农村社会冲突的“排气阀”，因此，大规模自发移民潮的出现无法避免。数据显示，1950～1960年期间，拉美农村人口的增长部分中，42％流入了城市；1960～1970年期间，这一比例提高到58％。20世纪50年代初，每年流入城市的农村人口不到100万，70年代每年超过200万。由此可见，农村经济制度的不合理是使拉美城市化陷入尴尬局面的总根源。

(三)城市的排斥形成大量贫民窟。虽然拉美地区在历史上有人口偏好向城市特别是首都聚集的传统，但在1955～1980年期间显然是加速了这一进程，这25年城市人口由占总人口的40％提高到60％。然而，大量农村人口拥入城市不但就业困难，而且还处处受到排斥。从需求讲，首先，“进口替代”模式出现偏差，结果经济增长创造的就业机会越来越少；其次，私有化改革牺牲了社会公正，使城市失业变得更加突出；最后，拉美国家经济增长滑坡，带动就业的能力在减弱。从供给看，农村流入人口素质低，无法适应现代工业的需求，而且，在1980～1990年，拉美地区人口增长率处于历史高峰期。因此，一方面，由大量迁移农民形成了城市的主要贫困人口，他们在城乡结合部抢占地皮，搭建简陋住所；另一方面，由于城市地价及生活费用的上涨，数量越来越多的低收入阶层，也从原来靠近市中心的住所向城市周边地带转移，这样就逐渐形成了环绕城市的大片贫民区，从而造成“贫民窟包围城市”的尴尬局面。一些大城市(如墨西哥城、里约热内卢等)都被大片贫民窟包围，那里通常没有正规道路或街道，水电供应也往往是从城市供水、供电系统“偷”来的；在文化层面上，贫民窟居民与所在城市更是难以融合；而且，这里还往往是法律管不到的地方，黑社会势力横行，非法枪支泛滥，各类犯罪活动猖獗，因而形成“一个城市，两个世界”的奇怪景象。

(四)一种病态的城市化发展模式。2000年，拉美地区有3.8亿人居住在城市，城市化率达75％，城市化水平居发展中国家首位，而且，这一地区有52个人口超过100万的城市。到2004年，墨西哥城(1640万人)、布宜诺斯艾利斯(1387万人)、圣保罗(1300万人)、里约热内卢(1000万人)都已跻身于世界最大城市的行列。然而，这又说明了什么呢?是终于实现了少数人梦寐以求的现代化，还是实现了将大多数人排斥在外的城市化呢?一般来说，城市化是以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和集中为特征的一种历史进程；其不仅表现在人的地理位置转移和职业改变，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生活方式、消费行为的变化，而且还伴随着精神、文化、观念的转变。但是，拉美国家却把这种发展趋势简单化和片面化了，造成了更难应对和无法挽回的严重后果，这从下面一组数据大致可以得到说明。上世纪90年代末，拉美地区每lO个贫困人口就有6个住在城市；1980～1990年，农业劳动者的收入下降了17％；2002年，贫困人口比1977年增加了2000万人，总数为2.27亿人，占总人口的44％，而占人口10％的富人占有总收入的60％；1995年。公开失业率为7.3％，失业和从事非正规职业者约占全部劳动力的50％；2003年，失业人数净增70万人，城市公开失业率创10.7％的历史新高，城市失业总人数达到1670万人。这样的现代化和城市化，恐怕与拉美人民当初的憧憬是大相径庭的。三、社会剧烈分化中的强迫性政策变革

拉美发展模式作为一个典型的负面案例，说明贫富的严重分化倘若得不到有效遏制，就必然会出现社会动荡与危机。易言之，人们的愤怒情绪如果得不到化解，总是要通过极端方式对社会发泄不满或进行报复；或许说。就是要对社会进行强迫性的政策变革。近年来，中国掀起了一股拉美研究热潮，这决非空穴来风，而是与当前我国在社会发展中遇到的诸多疑难问题有莫大关系；同时，也说明拉美国家的许多教训确实有值得我们吸取的地方。

(一)应以大多数人受益为改革价值导向。以拉美现代化历程为鉴来审视我国社会结构在改革过程中所凸现的裂痕，理当引起我们对改革与发展的价值导向进行再思考。一方面，应正确理解和及时转换过去的价值观。在一个思维僵化的社会里，提倡“效率优先”可以催人奋进；而在社会步入正常运转的轨道之后，公平和公正的原则才真正具备合法性与正当性。这是因为：只有在公平和公正的基础上建构的效率，才是可持续增长的效率。另一方面，应弘扬和强化为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理念。改革的过程就是利益再分配的过程，其间当然会形成受益集团和受损集团。如果发展的成果由大数人分享，社会自然就会处于健康与和谐状态；倘若改革只是使少数权贵受益，则会引发人们对改革的不满，降低对改革的预期。而且，由少数权贵构成的利益集团一旦羽翼丰满，形成气候，就会不顾大局而坚定地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从而加剧社会的两极分化，滋生公众的不满与愤怒情绪，进而使社会出现危机。在这一点上，拉美国家的贫富分化与政局不稳就是明证。因此，如果说拉美国家在这方面已是“病入膏肓”，那我们则是“千里大堤”可能“溃于蚁穴”。以史为鉴，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对于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只有百利而无一害。

(二)应整合城乡社会日益分化态势。拉美社会转型的结构性特征并不是体现在农民作为一个群体的集体衰落，而是表现为由农村社会内部的巨大分化而引发的城市移民潮，这主要是由于拉美国家普遍没有经历彻底的社会变革而形成的。

在我国，改革开放前长期实行“以农补工”和城乡分治政策。虽然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这是适宜的，但客观上也是导致“兰农”发展滞后的原因之一。改革开放初期，“三农”在集中释放了多年压抑积累的能量之后，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又终归陷入困境。总的说来，目前我国的城乡分化主要表现在：相较于其他社会群体而言农民群体的集体衰落。这主要应归结于社会转型中市场机制的负面效应，也就是说，这是由于农业的弱质性促使资源的“去农业化”，从而导致农业的经济地位逐渐衰落，进而使得农民的政治权力和社会地位随之衰微而产生的。亨廷顿认为，尽管农民的目标就是改善眼前的物质生活和劳动条件，但是农村主导集团所起的作用实系决定政府稳定或脆弱的关键因素。换言之，要求得工业化所必须的、稳定的社会环境，农民问题是不容忽视的。因此，从全面的视角出发，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各方面，提高国家政策供给的综合效应，反哺农业，建设新农村，就成为整合我国城乡分化态势的重要举措。

(三)应推进城镇化健康、有序发展。从拉美国家遭遇城市化困境的情况看：农村迁移人口素质与工业化要求不匹配、现代化进程被极大压缩以及农村人口增长过快是其主要的客观原因；而人口过度集中于大城市而导致的尴尬局面则与其主观因素有莫大的关系。以此为鉴，在我国，大量农村人口全部流入大城市肯定是不可取的，那么只能走大中城市与中小城镇并举的道路；然而，近些年，中小城镇发展并不理想，原因就在于这些地区缺乏经济活力，最主要的就是没有产业集群支撑。其深层原因，恐怕与地方政府在产业发展上贪大求全以求政绩的思想有关。从吸收就业的角度讲，众所周知，大企业远远不如小企业，许多国家把扶持中小企业不是看作一项经济政策，而是作为一项重要的社会发展政策，目的就在于此。因此，在我国要推进城镇化的健康、有序发展，关键问题是要将就业率，特别是提高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业水平，作为考核地方政府政绩的一项重要指标；同时，出台相关配套措施，在政策上大力扶持中小企业，给中小企业提供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特别是吸引大中城市产业层次较低的企业到中小城镇落户，以利人口素质与产业层次的对接。在这样的基础上谋划我国的城镇化发展，才会更加健康而持续。

(四)应加强农村迁移人口就业管理。在城市化进程中，仅仅实现农村迁移人口的地域转移是远远不够的，重要的是应使他们同时实现产业转移。拉美国家在这方面采取了完全放任的态度，以为农村人口迁移到了城市，使得农业人口所占的比重下降，这样就实现城市化了，结果造成了无法挽回的严重后果。从劳动力供给的角度看，根据我国特点，应充分重视农民工的培训和管理工作。农民工是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出现的一个特殊群体，如同候鸟，在农村与城市之间来回迁移；但从长远看，这个群体中的绝大多数人终归是要在城市定居的；因此，未雨绸缪，占据主动，总是不会错。首先，应加大对农民工的培训力度，提高他们的文化与技能水平，以更好地实现素质与产业的对接。其次，破除不合理的制度和政策，给予农民工公平的社会关怀，使他们能够尽快融入城市生活。最后，农民工大都从事城市的非正式职业，不但不能享受附着在正式职业上的福利，而且基本权益也时常受到侵害。因此，加强对农民工的管理与服务，保障他们的合法权益，不仅是一个维护社会公正问题，同时也是一个实践社会伦理问题。

(五)稳定联产承包制适度推进规模经营。拉美城市病的起因就是农业部门的专业化与两极化发展。也就是说，农业现代化是通过大地产者对土地的高度集中和新技术的吸纳来实施的。这样就导致了两种结果：一是使农业就业大幅减少，许多农民流离失所；二是使小生产者的经营停滞不前或陷入困境。因此，大量农民陷入贫困和极端贫困，只好涌入城市寻找生机，从而形成移民城市的潮流。由此来看，在我国，实行以家庭经营为基础的联产承包制，不仅具有调动农民生产积极性的经济功能，而且还具备稳定农民的政治和社会功能，因而需要保持一贯性并长期坚持下去。然而，一家一户小块土地的经营模式与现代化大生产的理念是格格不入的；机械化难有用武之地，成本降不下来，技术引入也缺乏特别的动力，规模效益更是无从谈起。因此，在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维护公平与追求效率、实现稳定与激发活力之间，确实需要有更大的智慧、更高的谋略与持久的恒心。一方面，既要创造条件，又要综合平衡，以引导农村剩余劳动力有序转移，尽可能地减少农村人口；另一方面，还要促进土地向农业能手集中，根据实际情况适度推进土地规模经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