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服务外包产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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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30年，中国在参与经济全球化、承接国际制造业转移、加速工业化的进程中，已经发展成为世界制造中心，带动了全社会就业规模的扩大。面对当前全球金融危机下严峻的经济形势，转变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和加速经济结构调整，扩大劳动力需求已经刻不容缓。

外包并不是新生事物，上世纪50年代，它就广泛存在于农业、建筑业、制造业、金融业、物流业以及公共服务等领域，只不过随着全球经济向服务业的转型和信息通信技术革命的深入发展，发包—接包的对象从物品或货物(goods)转向服务或劳务(service)，发包—接包的关系从在岸向离岸方向发展。被称为“下一次经济革命”(nexteconomicrevolution)的国际服务外包，正日益成为结构转型和扩大就业的关注点。

一、发展国际服务外包，消化产业转型成本

按照牛津大学赛义德管理学院经济专家MariSako(2005)的说法，尽管服务外包是一个企业战略管理问题，但是，它显然是与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增长方式联系在一起的。就国内经济活动而言，它的指向是深化国内的劳动分工，并由此通过增加海外直接投资和贸易，在海外建立自己的商业存在(commercialpresence)，推进离岸外包；或者通过增强国内供应商与国际供应商之间的资源匹配性，诱导间接的国际贸易，推进国际服务外包，最终实现经济结构调整的目的。

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一国经济增长方式的成功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们能否对国际环境的变化保持高度敏感性，以及面对世界经济的诸多变化总能迅速而成功地做出调整，有效地化解产业转型成本。经济增长过程必须有效地克服产业转型成本，这些成本包括：

一是预付进入新产业所需要的设备、要素组织和协调、基础设施等方面的投资而发生的前置成本，以及消化停留在原产业中无法在新产业中发挥作用的设备、技术等沉淀成本。如果沉淀成本转化为前置成本的比例越高，那么产业转型就越顺利。二是产业转型的机会成本，在特定经济增长模式主导下，进入一个产业就意味着蒙受未进入另一种产业的机会成本，但是在大国经济模式中，由于大国扩大某类产品的供应，往往会降低这种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从而陷入“报酬递减的诅咒”(decliningreturn’scurse)，因而大国产业布局往往呈现出均一特点，不同区域的产业也可能惊人地雷同。在很大程度上，这种产业选择和进入的机会成本就会转变成为产业转型的沉淀成本。三是产业转型的社会成本，这些成本涉及到文化和价值观念、社会偏好以及信任等因素，由于产业转型必定造成一定范围的裁员，从而导致社会生活水平和货币工资水平的变化，以及在职人员需要承担一定的学习成本。降低社会成本对产业转型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影响，其必要条件是增加政府补贴，但是，充分条件却是一定时期整个社会必须具有“长痛不如短痛”的社会价值观念，以抵消唱衰经济增长和转型的社会压力和怨言。

发包—接包关系可以有效地重塑接包方企业的组织结构，使得企业消化因为产业转型所承担的沉淀成本，利用当地的比较优势、培训本地的劳动者技能，将自身纳入国际性生产网络，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开拓本地市场。与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加工贸易不同的是，发包—接包关系并不影响双方各自的定位，无法改变发包方的最终产出，双方也不形成产业组织类型中的水平一体化和垂直一体化关系，更不存在相互之间的股权关系，它不是产业间的分工，而是基于产品的分工。鉴于服务本身的特殊性，特别是服务的有形性和无形性、服务供给与消费的不可分离性以及服务的不可库存性和产出质量的不确定性和缺乏标准化等方面的特性，使得服务消费与服务供给之间具有高度的信息不对称性，服务外包相比于制造外包而言，更需要借助于中介机构的参与，从而使产业转型过程中的交易成本和学习成本等，可以通过发包方和接包方共同承担，实现双方共赢。

依据国际收支账户和WTO服务贸易总协定对服务贸易的定义，卢锋(2007)认为，一国企业与具有非居民身份的外国企业发生外包交易属于国际服务外包，外商直接投资建立企业作为东道国(thehostcountry)居民与外国非居民企业发生外包交易属于国际服务外包，某些具有同一国家居民身份企业之间的FATS(ForeignAffiliatesTradeinServices)活动也具有国际服务外包性质。考虑到WTO服务贸易总协定的要求，外商直接投资在东道国的商业存在以及居民与非居民之间的区分，国际服务外包显然超越了产品分工，而导致了区域经济分工的效果。这一效果增强了不同地区之间要素的互补性，可以实现不同区域之间比较优势的组合，有助于消化特定国家和地区的产业转型社会成本，从经济发展战略的角度看，它可以使得一个地区具有内生的“秋千效应”(seesaweffect)。

二、发展国际服务外包，应对“人口红利”衰减

不同国家的人力资本禀赋存在差异，人力成本套利是国际服务外包发展的基本动因。人力成本是服务过程的主要投入，由于不同国家不同类型人力资源的相对价格和相对供给存在差异，对于发包方而言，将服务过程细分并将其不同环节外包到人力成本相对较低的不同国家中完成，能够赚取比较优势效益。这就是实践中发包方大多是相对工资水平较高的发达国家，而接包方则大多是相对工资水平较低的发展中国家的根本原因。例如，在美国，呼叫中心的普通岗位每小时工资20美元，而在印度每小时才1美元，美国将呼叫中心外包到印度，能够极大地降低服务成本。同时，接包国从事服务外包的岗位属于本国典型的高收入工作，劳动者素质中包含较高人力资本，能够创造更高的劳动生产率。

国际服务外包带来的工作岗位转移和流动，影响着全球劳动力市场，引发就业格局的全球性调整。尽管表面上，国际服务外包导致发包国就业岗位的流失，但是实证研究却得出相反的结论。Hanson、Mataloni和Slaughter(2003)对美国的实证检验发现，国际服务外包中发包国和接包国之间并不存在明显的劳动力替代关系。Amiti和Wei(2005a)对英国的实证检验发现，部门水平上的就业增长并非与国际服务外包呈负相关。Amiti和Wei(2005b)对美国的实证检验发现，国际服务外包对发包国就业的消极影响是非常小的。Mankiw和Swagel(2006)也发现，国际服务业外包对失业的影响非常小。但是，对于接包国而言，承接国际服务外包可以快速地带来就业机会。江小涓(2006)认为，由于国际服务外包合约是人力资本市场合约与劳务活动企业市场合约的统一，这种合约形式为接包国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相比制造外包而言，服务外包就业吸纳弹性更大，同样的经济增长速度可以吸纳更多的就业。此外，由于服务外包具有信息通信技术承载度高、附加值大等特点，吸纳高素质劳动力的能力更强，这对于缓解当前中国面临的大学生就业压力的意义重大。过去30年，中国在参与经济全球化、承接国际制造业转移、加速工业化的进程中，已经发展成为世界制造中心，带动了全社会就业规模的扩大。面对当前全球金融危机下严峻的经济形势，转变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和加速经济结构调整，扩大劳动力需求已经刻不容缓。外包并不是新生事物，上世纪50年代，它就广泛存在于农业、建筑业、制造业、金融业、物流业以及公共服务等领域，只不过随着全球经济向服务业的转型和信息通信技术革命的深入发展，发包—接包的对象从物品或货物(goods)转向服务或劳务(service)，发包—接包的关系从在岸向离岸方向发展。被称为“下一次经济革命”(nexteconomicrevolution)的国际服务外包，正日益成为结构转型和扩大就业的关注点。

一、发展国际服务外包，消化产业转型成本

按照牛津大学赛义德管理学院经济专家MariSako(2005)的说法，尽管服务外包是一个企业战略管理问题，但是，它显然是与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战略和经济增长方式联系在一起的。就国内经济活动而言，它的指向是深化国内的劳动分工，并由此通过增加海外直接投资和贸易，在海外建立自己的商业存在(commercialpresence)，推进离岸外包；或者通过增强国内供应商与国际供应商之间的资源匹配性，诱导间接的国际贸易，推进国际服务外包，最终实现经济结构调整的目的。

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一国经济增长方式的成功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们能否对国际环境的变化保持高度敏感性，以及面对世界经济的诸多变化总能迅速而成功地做出调整，有效地化解产业转型成本。经济增长过程必须有效地克服产业转型成本，这些成本包括：

一是预付进入新产业所需要的设备、要素组织和协调、基础设施等方面的投资而发生的前置成本，以及消化停留在原产业中无法在新产业中发挥作用的设备、技术等沉淀成本。如果沉淀成本转化为前置成本的比例越高，那么产业转型就越顺利。二是产业转型的机会成本，在特定经济增长模式主导下，进入一个产业就意味着蒙受未进入另一种产业的机会成本，但是在大国经济模式中，由于大国扩大某类产品的供应，往往会降低这种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价格，从而陷入“报酬递减的诅咒”(decliningreturn''''scurse)，因而大国产业布局往往呈现出均一特点，不同区域的产业也可能惊人地雷同。在很大程度上，这种产业选择和进入的机会成本就会转变成为产业转型的沉淀成本。三是产业转型的社会成本，这些成本涉及到文化和价值观念、社会偏好以及信任等因素，由于产业转型必定造成一定范围的裁员，从而导致社会生活水平和货币工资水平的变化，以及在职人员需要承担一定的学习成本。降低社会成本对产业转型和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影响，其必要条件是增加政府补贴，但是，充分条件却是一定时期整个社会必须具有“长痛不如短痛”的社会价值观念，以抵消唱衰经济增长和转型的社会压力和怨言。

发包—接包关系可以有效地重塑接包方企业的组织结构，使得企业消化因为产业转型所承担的沉淀成本，利用当地的比较优势、培训本地的劳动者技能，将自身纳入国际性生产网络，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开拓本地市场。与20世纪60年代兴起的加工贸易不同的是，发包—接包关系并不影响双方各自的定位，无法改变发包方的最终产出，双方也不形成产业组织类型中的水平一体化和垂直一体化关系，更不存在相互之间的股权关系，它不是产业间的分工，而是基于产品的分工。鉴于服务本身的特殊性，特别是服务的有形性和无形性、服务供给与消费的不可分离性以及服务的不可库存性和产出质量的不确定性和缺乏标准化等方面的特性，使得服务消费与服务供给之间具有高度的信息不对称性，服务外包相比于制造外包而言，更需要借助于中介机构的参与，从而使产业转型过程中的交易成本和学习成本等，可以通过发包方和接包方共同承担，实现双方共赢。

依据国际收支账户和WTO服务贸易总协定对服务贸易的定义，卢锋(2007)认为，一国企业与具有非居民身份的外国企业发生外包交易属于国际服务外包，外商直接投资建立企业作为东道国(thehostcountry)居民与外国非居民企业发生外包交易属于国际服务外包，某些具有同一国家居民身份企业之间的FATS(ForeignAffiliatesTradeinServices)活动也具有国际服务外包性质。考虑到WTO服务贸易总协定的要求，外商直接投资在东道国的商业存在以及居民与非居民之间的区分，国际服务外包显然超越了产品分工，而导致了区域经济分工的效果。这一效果增强了不同地区之间要素的互补性，可以实现不同区域之间比较优势的组合，有助于消化特定国家和地区的产业转型社会成本，从经济发展战略的角度看，它可以使得一个地区具有内生的“秋千效应”(seesaweffect)。

二、发展国际服务外包，应对“人口红利”衰减

不同国家的人力资本禀赋存在差异，人力成本套利是国际服务外包发展的基本动因。人力成本是服务过程的主要投入，由于不同国家不同类型人力资源的相对价格和相对供给存在差异，对于发包方而言，将服务过程细分并将其不同环节外包到人力成本相对较低的不同国家中完成，能够赚取比较优势效益。这就是实践中发包方大多是相对工资水平较高的发达国家，而接包方则大多是相对工资水平较低的发展中国家的根本原因。例如，在美国，呼叫中心的普通岗位每小时工资20美元，而在印度每小时才1美元，美国将呼叫中心外包到印度，能够极大地降低服务成本。同时，接包国从事服务外包的岗位属于本国典型的高收入工作，劳动者素质中包含较高人力资本，能够创造更高的劳动生产率。

国际服务外包带来的工作岗位转移和流动，影响着全球劳动力市场，引发就业格局的全球性调整。尽管表面上，国际服务外包导致发包国就业岗位的流失，但是实证研究却得出相反的结论。Hanson、Mataloni和Slaughter(2003)对美国的实证检验发现，国际服务外包中发包国和接包国之间并不存在明显的劳动力替代关系。Amiti和Wei(2005a)对英国的实证检验发现，部门水平上的就业增长并非与国际服务外包呈负相关。Amiti和Wei(2005b)对美国的实证检验发现，国际服务外包对发包国就业的消极影响是非常小的。Mankiw和Swagel(2006)也发现，国际服务业外包对失业的影响非常小。但是，对于接包国而言，承接国际服务外包可以快速地带来就业机会。江小涓(2006)认为，由于国际服务外包合约是人力资本市场合约与劳务活动企业市场合约的统一，这种合约形式为接包国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相比制造外包而言，服务外包就业吸纳弹性更大，同样的经济增长速度可以吸纳更多的就业。此外，由于服务外包具有信息通信技术承载度高、附加值大等特点，吸纳高素质劳动力的能力更强，这对于缓解当前中国面临的大学生就业压力的意义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