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货币支撑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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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经验看，一个国家货币演变成为国际货币需要具备一些重要的条件，经历过一个曲折的过程。大致来说，共性因素包括：强大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发达而开放的金融体系，信誉良好而坚挺的货币，庞大的贸易盈余和对外投资，广泛的文化政治影响，等等。在客观条件具备的情况下，新旧国际货币的交替往往还要有坚定的国家意志，并经历一番激烈的政治经济外交斗争。

一、强大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

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是一国货币能否成为国际货币的最根本的决定因素，但经济实力与国际货币之间的关系却呈现出许多令人深思的特征。

(一)国际货币的经济实力门槛。国家经济实力可以从总量、人均和份额等多个角度加以衡量。从全球历史统计数据中可以发现，国际货币背后的经济实力门槛有如下共同之处。

1、经济总量在全球前10位以内。先看英镑。英镑是19世纪最重要的国际货币。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济学家麦迪森的估算，1820年，英国经济规模达到362亿元(单位为1990年国际元，下同)，居全球第4位。经济总量排在前位的其他经济体分别是：中国(2286亿元)、印度(1114亿元)、法国(384亿元)。当时中国和印度的经济总量都很大，但都是封闭性、内需主导型经济，而且中国和印度都处于东方，地理上文化上与欧洲差异较大，因此，为国际贸易和投资服务的国际货币，主要是英镑、法郎等。到1870年，英国经济总量达到1002亿元，在西方国家中位居第一，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英国的经济实力都名列前茅，这是英镑一直占据国际货币首要地位的经济基础。再看美元。美元是20世纪(特别是后半期)最重要的国际货币。从经济实力看，早在19世纪末美国的经济总量就已经上升到世界第一位。1950年，美国经济规模为14559亿元，远高于排在后面的英国(3478亿元)和德国(2653亿元)。这时，美元的国际地位与美国的经济实力高度一致。到1973年，国际经济格局又有新的变化，经济总量排在前位的国家是：美国(35366亿元)、日本(12429亿元)、德国(9447亿元)。这时，除了美国和美元仍居首位外，日本和德国的经济实力跨越式上升，这与在此前后德国马克和日元分别成为重要的国际货币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一般来说，经济总量在世界前10位之外的国家的货币罕有成为国际货币的。

2、人均经济总量多在全球前10位以内。人均经济总量大小也是经济实力的重要指标，对于一国货币成为国际货币也有重要影响。19世纪英镑的国际地位最高。1870年，全球人均GDP排在前位的国家是：英国3191元、荷兰2753元、比利时2697元、美国2445元、瑞士2205元。这时，英镑的国际地位与英国经济总量和人均水平都处于世界顶端，是非常一致的。1950年，全球人均GDP排在前位的国家是：美国9561元、瑞士9064元、丹麦6946元、英国6907元、瑞典6738元。在这里，除了美元的国际地位与美国人均GDP高度一致外，还可以发现瑞士的人均GDP水平仅次于美国，而瑞士法郎也是公认的、国际社会比较普遍接受的国际货币。瑞士法郎可能是唯一的母国经济规模很小的国际货币。到了1973年，人均CDP的位次发生新的重要变化，排在前10位的国家是：瑞士18204元、美国16689元、丹麦13945元、瑞典13493元、法国13123元、荷兰13082元、比利时12170元、英国12022元、德国11966元、日本11439元。此时，除了美元外，英镑、马克、日元、瑞士法郎也已成为国际货币或蓄势待发。当然，与经济总量的国际地位相比，人均GDP水平的影响明显要小，这也是为什么丹麦、瑞典、荷兰、比利时等国家的人均GDP很高，但其货币不是国际货币(或无足轻重)的原因。

3、经济总量在全球经济总量中的份额在5％左右或更大。从历史数据看，要成为有较大影响的国际货币，一个国家的经济总量在全球经济总量中的比例应当在5％左右，而要成为主导性的国际货币，其母国经济总量占全球经济总量的比例似应在10％左右或更大。从英国和英镑的情况看，据估算，1600年和1700年时英国GDP占全球的份额分别为1.8％和2.9％，到1820年上升到5.2％，1870年进一步达到9.1％，这既是英国经济的顶峰时期，也是英镑国际地位的顶峰时期。从美国和美元的情况看，1950年时美国经济占全球经济总量的比例达到27.3％，超越了历史上其他西方国家曾经达到的份额，而这一时期美元作为国际货币也达到登峰造极的地位。到1973年，在全球经济中美国仍居首位，但日本和德国正迎头赶上，3个国家占全球经济的份额分别为22％、7.7％和5.9％，国际货币格局中除了美元外，德国马克和日元也开始占有一定的位置，这种变化决不是偶然的，而是一个国家的经济地位与货币地位之间内在联系的重要表现。

(二)国际货币地位与国际经济地位的时间错位。国际货币的形成往往滞后于一国国际地位的上升，这从历史上看是一个相当普遍的现象。就是说，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经济的发展，一国经济实力可能首先达到较高的水平、占据较大的份额，但其货币的国际地位却很低。18世纪是英国经济实力迅速跃升的时期，1700—1820年，英国的经济总量占全球的份额从2.9％上升到5.2％。1780年，英国的商船总吨位已经达到约10万吨，超过荷兰，居世界第一。可以说18世纪末、19世纪初，英国的总体经济实力已经是世界最强，但其货币地位并不特别突出。只是到了1870年前后，在英国经济实力连续几十年稳居世界首位之后，英镑才成为最主要的国际贸易结算货币，英国成为世界金融中心。美元的情况也类似。早在1870年，美国的经济总量就已经十分接近英国，此后很快超过英国，到1913年时，美国经济总量占全球的比例达到19.1％，远远超过英国的8.3％，但在1870—1913年期间，国际货币以英镑为主导，美元的地位并不显著。如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尾声时召开的1944年布雷顿森林会议作为美元国际地位正式确立的时间，那么这是在美国经济实力居世界首位的几十年之后。由此得出的一个粗略判断是，一个国家从经济实力跃居世界第一到本国货币成为主导性国际货币的时滞有可能在50年以上。

(三)国际货币地位与国际经济地位的不对称性。从全球的角度看，各国GDP的加总就是世界GDP总量，每一个国家都或多或少总会占有一定的份额。但是，国际货币却是极其有限的，绝大多数国家的货币在国际货币格局中基本上不占有任何份额、没有任何地位。例如，韩国、印度、巴西、墨西哥等国在世界经济总量中都有相当的地位，但其货币却没有国际地位，或者说在国际货币中的份额为零，其他小国更不必说。即使同为国际货币，其母国的经济地位与该货币在国际上的地位也是不对称、不对等、不均衡的。例如，美元、欧元、英镑、日元、瑞士法郎是当代主要的国际储备货币，2007年在国际储备中所占份额分别为64.2％、26.1％、4.5％、3.1％、0.2％，而同年美国、欧元区、英国、日本、瑞士的GDP在世界GDP总量中的份额分别为25.4％、22.3％、5％、8.1％、0.8％。这一结构表明，当前国际货币的首位度(排在第一位的国际货币所占比例)很高。处于前两位的国际货币美元和欧元在国际储备中所占份额大大高于货币母国的GDP份额，而处于后三位的国际货币英镑、日元和瑞士法郎在国际储备货币中的份额明显低于其GDP份额，这是国际货币格局所独有的特征。

二、发达而开放的金融体系

经济实力是国际货币的基础，金融市场的发育状况则是国际货币的重要条件。英镑和美元等国际货币的崛起无不印证了这一道理。就英镑而言，在19世纪前期，英国和法国在经济规模上大体相当，如1820年英国GDP占全球的5.2％，而法国占5.5％。但从金融业或金融市场的发展情况看，英国远远超出法国。一些重要的事实是：(1)英格兰银行建立于1694年，而法兰西银行建立于1800年。(2)英国财政革命(利用政府信用发行国债)发生于1688—1740年，法国财政革命在1789年后发生。(3)银行券18世纪在英国广泛使用，而在法国是19世纪以后的事情。(4)银行存款于1826年开始在英国普及，1850年后迅速普及，法国则在1875年后慢慢普及。(5)1855年英格兰和威尔士有409家银行、1185家银行营业所，而1863年时法国3/4的地方没有银行，1881年只有115个可设银行的地方。(6)伦敦票据交换所建立于1772年，而巴黎票据交换所建立于1872年。(7)15世纪末汇票在英国已成陈规，法国在1700年前很少使用汇票，18世纪才盛行。(8)1725年伦敦《每日邮报》上有14只证券报价，1740年有20只，而1815年巴黎证券交易所才有4只挂牌证券。(9)英格兰的第一家保险公司创建于1680年，1720年得到迅速扩展，法国的火灾和人寿保险在拿破仑战争(1804—1815年)后才开始持续进行。(6)在17世纪末财政革命后，英国为应付战争等的支出需要，大量发行国债，特别是在1815—1880年期间许多年份的发债额曾达到约8亿英镑，其规模远远超过其他国家，这是英国金融市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以上这些表明，英国金融市场的发展，无论在产品创新上、产品品种的多样性上，还是在金融市场的规模上，都处于当时的世界前列，超过其他国家，这就为英国成为世界金融中心、英镑成为国际货币创造了金融市场和体制条件。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上升与美国金融市场的长足发展是分不开的。尽管美国的经济规模在19世纪末已经超过英国居世界首位，但英国在此后相当长的时间内还是世界主要金融中心，在大萧条发生的1929年，伦敦和纽约的金融中心地位不相上下，甚至在国际金融方面伦敦还有一定优势。但经过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国际金融市场的格局发生了重大调整，美国金融市场的深度和广度都超过了其他国家。(1)国债。1950年，美国国债余额达到2574亿美元，是英国的3，6倍，法国的21.8倍，德国的148倍，日本的167倍。同时，美国积累了大量的黄金和外?正储备，1950年达到242.7亿美元，是英国的7倍，法国的30.7倍，日本的40倍，德国的128倍。(2)股票。从国际证券发行额看，1955—1962年，纽约市场共发行41.71亿美元，相当于伦敦的3.9倍，苏黎世的4.7倍，布鲁塞尔的10.6倍，表明纽约上升为首要的国际金融中心。(3)银行。美洲银行总资产在1953年达到70.22亿美元，比英国最大的巴克莱银行多近10亿美元。到1960年，美洲银行总资产达到112亿美元，比巴克莱银行多37亿美元。无论在资产规模还是发展速度上，美国大银行都超过了英国的大银行。其他国家的银行更无法和美国相比。从以上一些指标可以看出，到20世纪中叶，美国金融业和金融市场的发展已经全面超过了包括英国在内的其他国家，美元作为主导性国际货币拥有了雄厚的金融市场基础。

三、信誉良好而坚挺的货币

一种货币要成为国际货币，应具备良好的品质。货币的品质可以从几个方面来衡量：一是兑换性；二是稳定性。而稳定性又可以分为对内稳定和对外稳定。对内稳定是指通货膨胀率不高，货币的国内购买力比较稳定；对外稳定是指货币对外比较坚挺，对其他货币的汇率相对稳定甚至升值。

(一)货币的可兑换性。长期而稳定的可兑换性是货币信誉的重要指标。在金本位时代，货币的可兑换性要看一种货币与黄金之间，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是否能够始终按照规定的比例(黄金比价)保持稳定的可兑换性。在固定汇率时代，货币的可兑换性要看一种货币与另一种货币之间，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是否能够按照规定的汇率保持稳定的可兑换性。要做到这一点，其实是相当困难的，需要庞大的国力和发达的金融市场作支撑。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巴黎和伦敦在金融方面一直是竞争对手，巴黎在19世纪50年代也发展成为国际金融中心、国际清算中心。但由于1870年法兰西银行在普法战争期间中止了黄金的兑换权，巴黎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很快又丧失了。此后，“现金支付的……全部债务都甩给了英格兰银行”。从那以后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英国支配了世界金融体系，这一体系为主要用英镑支付的国际贸易提供资金，英国作为金融中心和英镑作为国际货币的地位得到确立和加强。美元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国际金融动荡和大萧条期间，也曾经面临贬值等方面的压力和冲击，但在20世纪60年代之前不曾发生真正的兑换危机。

(二)货币的对外稳定性。汇率的长期稳定和持续升值是货币坚挺和信誉良好的重要表现。历史经验表明，一个国际货币在其发育成长过程中，往往伴随着该货币对其他货币汇率的持续升值。当然，汇率的短期波动可能是难以避免的，但关键是从长期的、历史的角度看问题。从英镑来说，在19世纪的金本位时代，各国货币与黄金的比价、进而各国货币之间的汇率本应是固定的。但实践中由于一些国家黄金储量不足、经济危机和兑换困难等，也曾多次出现黄金比价和货币汇率的调整。从1780年到1913年和1920年这样的时期内，英镑对法郎、马克的汇率是升值的。其中，英镑与法郎的汇率由1780年的1:23.8，演变为1800—1913年的1:25.22和1920年的1:52.27。在这一时期，英镑和法郎是国际上两种特别重要的货币，而英镑显然更加坚挺和信誉卓著，这也是英镑作为主导性国际货币的重要特征。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镑的国际货币地位逐步下降，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逐步上升。从一战结束到二战结束，甚至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元演变成为主要国际货币并达到如日中天的程度，这与美元汇率逐步升值的轨迹是一致的，不是巧合。从19世纪到20世纪30年代，美元与英镑的汇率大约在1美元兑0.2—0.27英镑，到1950年升至0.36英镑，1972年后再升至0.4英镑以上。美元对法郎的比价关系同样如此，由1800—1913年期间的大约1美元兑5.18法郎，演变为1920年的14.3法郎，1930年的25.52法郎、1938年的34.79法郎，1950年的352.42法郎，美元的强劲势头更加明显。在这些时期，国际上实行黄金本位和固定汇率制，理论上讲汇率不会变化，但事实上却在变化，原因是，对于走下坡路的国家和货币来讲，最初确定的黄金比价和固定汇率关系在实践中变得越来越难以承受，黄金比价和汇率关系的调整是客观需要、在所难免。这种调整不是浮动汇率制下那种连续的调整，而是间断的特定时点上的调整，或者说是客观现实的发展超越原有黄金比价或汇率关系可承受临界点的调整。在此调整的背后，存在着各国之间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实力此消彼长的变化，有许多鲜活的、可歌可泣的故事。(三)货币的对内稳定性。如果一国通货膨胀率过高，货币的对内购买力急剧下降或处于剧烈波动状态，那么这种货币就缺乏成为国际货币的重要品质。可以说，货币对内购买力的长期相对稳定是成为国际货币的必要条件之一。在19世纪初期到20世纪初期的百余年中，根据通货膨胀情况来测算，英镑对内购买力的变化幅度与其他货币比起来相对较小。如以1914—1924年平均值与1815—1913年平均值相比，英镑实际购买力下降约4l％，而法郎下降60％，马克下降67％，瑞士法郎下降50％。表明这一时期英镑的购买力实际上更加稳定，而这一时期也正是英镑国际地位较高的时期。随后，在一战结束到二战结束的一段时期内，美元的购买力稳定与英镑等货币的购买力在波动中下降形成了对比，这时正是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形成和上升的时期。1914—1949年间，美元的实际购买力仅下降15％，而英镑的购买力先上升、后下降，1938—1949年平均值与1925—1938年平均值相比，英镑购买力下降22％，法郎购买力则更是直线下降，二战结束时的购买力大体是一战结束时的1/10。二战结束后的很长时间内，美元购买力的稳定性继续高于英镑和法郎。而马克、瑞士法郎和日元的购买力则相对而言更加稳定。1995—2004年平均值与1950—1964年平均值相比，英镑的购买力下降14/15，法郎下降9/10，美元只下降6/7，而马克、瑞士法郎、日元下降得更少，分别为3/4、3/4和4/5。货币购买力的这种变化态势，与二战后美元处于主导性国际货币地位，英镑和法郎的国际地位下降，马克、日元、瑞士法郎的国际地位上升，具有较高的一致性。

四、庞大的贸易盈余和对外投资

国际货币的基本职能是为国际经济活动作交易媒介。一国货币要想成为国际货币，该国的对外经济活动必须有足够大的规模。对外贸易是最传统的对外经济活动，因此一国的进出口规模与该国货币是否能够成为国际货币关系密切。但持续进口和不断扩大贸易逆差对一个国家来说通常是难以持续的，而扩大出口和贸易顺差对一个国家来说往往成为一种有效的发展模式，具有更大的可持续性。从历史经验看，出口和顺差扩大，是一个国家经济竞争力增强的重要标志。另一方面，随着出口和贸易顺差扩大，国家黄金和外汇储备必然增加。但黄金和外汇储备如果只是放在金库中，就不能增值，就没有意义。因此，在进口不能相应增加的情况下，一国黄金和外汇储备的增加必然导致对外投资和贷款的增加。这就容易形成一个良性循环：扩大出口→扩大贸易顺差→扩大对外投资和贷款＝贸易或经常项目顺差＋资本和金融项目逆差＝国际收支平衡。但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循环、简单的平衡，在这一循环过程中，该国成为贸易顺差国、资本输出国和债权国。在这一循环过程中，该国对外经济活动的规模将急剧扩大，国家主权货币则借势逐步成为国际货币。英国在19世纪是最大的贸易大国、贸易顺差大国。在19世纪中期，英国已经成为“世界工厂”。并大力倡导自由贸易，采取了废除谷物法、主动降低进口关税等措施，这与英国在国际贸易中强大的竞争力是分不开的。1820年，英国㈩口总额约为11.25亿美元(1990年美元)，而法国只有4.87亿美元，意大利3.39亿美元，美国2.51亿美元。到1870年，英国出口额扩大到122.37亿美元，占欧洲出口总额的40％，这时法国为35.12亿美元，意大利为17.88亿美元，美国为24.95亿美元。即使到1913年，英国仍是世界第一，达到393.48亿美元，而法国为112.92亿美元，意大利46.21亿美元，美国191.96亿美元，这时德国也已经达到382亿美元。特别是，英国在国际贸易中出现连续多年的贸易顺差。1855—1924年英国制造品贸易顺差从77.4亿英镑增加到344.4亿英镑，充分显示了英国的强大竞争力和对国际贸易的主导地位，也为英镑的国际地位奠定了坚实基础。随着进出口规模和贸易顺差扩大，英国在19世纪也成为全球最大的对外投资国。从1825年到1913年，英国的对外投资额从5亿美元增加到195亿美元，远远超过欧洲其他国家和美国，在大约一个世纪的时间内一直是世界最大的对外投资国。英国在对外贸易和对外投资这两种最基本的对外经济活动中的强大地位，为英镑作为国际货币的地位提供了极其有力的支撑。

从19世纪中后期起，美国的出口规模持续较快增加，且一直保持贸易顺差约百年时间。到20世纪，国际贸易和对外投资的形势和格局发生了新的巨大变化，美国逐步替代英国成为最大的国际贸易国和资本输出国。1790—1868年期间，美国商品贸易处于逆差状态，此后美国进入贸易顺差时期，其中，186％—1878年平均每年商品贸易顺差5270万美元，1879—1888年达到1.324亿美元，188％—1899年为2.408亿美元，1900年6.4亿美元，1901—1913年为5.702亿美元。此后国际政治经济环境跌宕起伏，先后经历了一战、大萧条、二战，期间美国的国际贸易地位继续上升。在这一过程中，美国成为自由贸易的倡导者，贸易保护主义的反对者，与19世纪中期英国的态度和做法何其相似。1929年，美国出口421亿美元，进口374亿美元，顺差47亿美元。1946年出口690亿美元，进口420亿美元，顺差270亿美元。到1948年，美国的商品出口占世界总㈩口额的21.8％，而进口占世界的11.3％，美国贸易大国和顺差大国的地位达到了极高的程度，为美元的国际货币地位奠定了强有力的基础。

美国的资本输出形势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发生转折。美国从诞生之日起就是净债务国，在整个19世纪积累了大量的债务，这与当时美国经济快速增长过程中巨大的资金需求有关，但到19世纪末期开始转为资本出口。1898—1905年连续8年出现资本净流出，有的年份净流出量在3亿美元左右。但是，与当时的对外资产与过去一个世纪积累起来的债务相比是不匹配的。战争转换了这种地位。一战期间，各交战方纷纷到美国市场发债借款筹资，美国的海外负债从1914年夏季的50亿美元下降到1919年末的20亿美元，海外投资组合则超过70亿美元。一战结束后美国对外贷款仍保持在很高的水平，并在欧洲重建和战后恢复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大萧条时期美元贬值导致资本大量流入美国。随后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发挥了和一战相似的作用，它不仅增强了美国作为资本输出国的地位，而且曾强了美国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1941年3月到1946年9月美国向同盟国资助了380亿美元，相当于一战时提供的3倍多。战后通过马歇尔计划等，美国向欧洲提供了巨额的援助。1947—1955年，美国对西欧的军事援助达115.34亿美元，其他援助235.11亿美元。同时，美国的私人对外投资也大量增加。1950年，美国海外投资的市场价值达到726亿美元，大大超过外国在美国投资的价值208.51亿美元。美国的对外投资在国际上遥遥领先，并成为世界最大的债权国。在对外援助和对外投资过程中，多数是直接用美元来进行的，美元作为国际货币的地位顷势而升。

五、广泛的文化政治影响

一国货币成为国际货币，除了直接的经济金融因素外，其他一些非经济非金融因素的影响也不容忽视，宁可说，国际货币的发育和成长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

从英镑成为国际货币的影响因素看，可以再指出以下几点：(1)英国是工业革命的发源地和领导者。从18世纪60年代到19世纪三、四十年代，英国进行了一场对世界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产生重大影响的工业革命。英国是当时世界先进生产力的代表，在技术、经济和社会等的发展趋势方面，都占有先机。而法国、德国、美国等则在18世纪末、19世纪初才开始工业革命，许多方面都在“模仿”英国，跟在英国的后面。英国革命的巨大影响自然也使英镑的国际地位受益。(2)英国曾经拥有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海外殖民地。殖民地是人类发展史上不光彩的一页。从客观影响来看，英国对广大殖民地的长期统治，使得英国经济社会的各方面影响潜移默化，扩散到殖民地国家，其中也包括英镑的影响。从1826年到1913年，英国的殖民地面积从900万平方公里扩大到3286万平方公里，殖民地人口从1.9亿增加到3.9亿，一直是世界最大的宗主国。英镑在这些殖民地国家对外经济活动中具有重要的交易中介作用，可以看作是殖民统治的副产品或伴生产品。(3)英国移民大量增加。在19世纪中后期，英国迁往美国、巴西、澳大利亚等国的移民迅速增加，如1870—1913年的40多年迁往美国的移民达到1500多万，迁往巴西的达到220万。这些移民多数分布在西方国家，他们对母国的货币和文化等自然存在一种特殊的纽带和感情。因此，移民人数越多，分布范围越广，其母国货币的影响自然也越容易扩散、容易接受。(4)英国曾是世界航运能力最大的国家。1780年，英国的航运能力就达到100万吨，相当于全球的1/4；1820年，英国航运能力发展到243.6万吨，相当于全球的41.6％。此后到1913年，英国的航运能力达到460万吨，占全球的比重仍在27％。由于航运发达，航船遍及世界各地，其货币和文化等方面的影响也容易传播到五洲四海。美元成为国际货币，也在一定程度上得益于美国的文化政治影响力。(1)美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西方盟国中事实上的领袖。二战中美国财大气粗、兵强马壮，对于盟国作战给予了很大的物质援助和支撑，特别是美国参战对于二战形势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不仅成为经济大国，而且成为政治大国和军事大国，成为综合实力最为强大的国家。美元的国际地位与此相匹配，也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2)美国是个最大的移民国家。据统计，1790—1920年海外移民占美国总人口增长中约25％的份额。1819—1920年间，约3370万移民从国外来到美国。1920年，约63％的美国人的最早血统来自北欧和西欧(41％来自英国和北爱尔兰)，27％来自中欧和东欧(祖先在德国的占16.3％)，4.5％来自南欧。这些移民与其祖国之间总是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和感情上的纽带，这种特殊联系也容易把美元的影响带到千里万里之外的祖国，而在他们之间的经济交往中，也都更容易接受美元。(3)英语是应用最广泛的国际语言。随着英国和美国先后成为世界第一强国，英语在国际上的地位大为提高。目前英语是除汉语之外母语人口最多的语言，但从国际语言的角度说，英语是世界上应用最多、最广的语言。这种状况并非自今日始，而是在二战结束前后(甚至更早)就已经形成，这对于英镑和美元先后成为主要国际货币也有很大的积极作用。也可以说，这是国际语言对国际货币地位的；正“外部性”效应。

根据以上因素分析，可以说国际货币的诞生及其地位，从根本上是由许多客观条件决定的，只有当客观条件具备时，国际货币或货币国际化才能水到渠成、瓜熟蒂落。当然，主观上的努力也是需要的，国际货币也必然是国家意志和经济外交的结果。

六、坚定的国家意志和精明的经济外交

在国际货币形成过程中，客观条件与主观因素的有机结合、有效配合很重要。理论上讲有两种情形：一是当客观条件具备时，如果缺乏国家意志，不愿意推动本国货币成为国际货币，那么就可能错失机会，或者拖延一国货币成为国际货币的时间。二是当客观条件不具备时，主观上硬性推动本国货币成为国际货币，这样做的结果可能是“强扭的瓜不甜”，不是主观努力无功而返，就是做成“夹生饭”，难以成长为影响广泛的国际货币。最佳效果应当是，当客观条件具备时，积极实施有效的策略，开展精明的经济外交，使得本国货币成为国际货币的潜力不失时机、最大限度地发挥出来，在增强货币的国际地位过程中促进本国和世界经济发展。从历史上看，各国在维护和提高本国货币国际地位上的努力是不同的，成败得失也各有不同。

(一)英镑的国家意志和经济外交。英镑的国际地位是和金本位制联系在一起的，甚至可以说，金本位制本质上是英镑本位制，因为在国际贸易中主要采用英镑，英格兰银行以自己为中心在世界范围内控制和操作金本位制的运行。但与布雷顿森林会议建立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相比，英镑的国际地位并没有一个正式的国际协议安排，宁可说，英镑是靠自己的信誉和创新来赢得国际地位的。早在1717年，英镑就按黄金固定了价格，并一直延续到1931年。一般认为，正式的金本位制始于19世纪20年代，由英国率先实行。此后，德国、荷兰、瑞士、美国、俄罗斯等纷纷改为采用金本位。到1900年，金本位制在全球范围内扩展。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英国的领导和示范作用，但其中没有国际规则或协议的约束。在维护金本位制的过程中，英国主要在初期和末期进行过经济外交或国际关系上的努力：一是19世纪前期英格兰银行与欧洲大陆银行在黄金紧急援助上的合作。1825年英格兰银行面临挤兑危机，法兰西银行加以救助。1836年和1839年，法兰西银行和汉堡银行贷款给英格兰银行，以应对金融危机。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金本位制在英国的运转是比较平稳顺畅的。二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即1919—1939年，主要特征是英国等西方国家恢复金本位制的尝试失败。1918年1月，在一战还未结束、结局不甚明朗的时候，英国政府就任命专门的委员会研究按照旧汇率恢复英镑同黄金的可兑换性问题(这与二战结束前美国、英国就专门研究制定战后国际货币金融体系何其相似)。在1920年举行的布鲁塞尔国际金融会议、1922年举行的热那亚多国会议上，讨论了国际金融体系和恢复金本位制问题，英国在会上都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会议都没有产生实际的结果。在经过长时间的争论后，英国于1925年5月恢复金本位制，在此前后，欧洲其他国家也先后恢复金本位制。但是，两次大战之间的金本位制没能像以前那样平稳顺畅地运转，而是跌跌撞撞，没过几年就瓦解了，其中英国在1931年9月放弃金本位制是一个重要的标志。从英国来说，被迫放弃金本位制的原因：一是当时各国经济实力格局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英国的经济实力已经难以支撑英镑以往的地位。二是在恢复金本位制时英国沿用了战前的黄金平价，这实际上高估了英镑的价值，致使后来陷入被动。三是国际货币协调缺乏机制保障，极其困难和无效。但要承认，当时英国恢复金本位制和维护英镑国际地位的国家意志是很明确的。正如丘吉尔(时任英国财政部长)在支持恢复英镑的黄金平价时说：“我们不仅是世界的金融中心，我们也是一个广阔的帝国的中心”，“如果英镑不是每个人都知道和可以信赖的，每个国家每个人都理解并可以信任的本位，那么，不仅大英帝国的经济，而且欧洲的经济，可能都得运用美元而不是运用英镑，我以为那将是一大不幸”。但这种结局不幸而言中。这也表明，与主观愿望和主观努力相比，货币的国际地位主要还是由经济实力等客观因素决定的。

(二)美元的国家意志和经济外交。对于20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和国际货币“群龙无首”的混乱状况，美国经济史学家金德尔伯格认为当时是“美国无意而英国无力”充当世界经济霸主，但实际上更准确概括的是“美国和英国都有意但都无力成为世界经济霸主”。到了二战期间和结束之后，美国则是“既有意也有力”来实现其国际经济金融霸权了。战后国际货币体系和美元国际地位的塑造可以说是国家意志和经济外交相结合的经典范例。早在1941年12月珍珠港事件爆发不久，美国财政部就着手设计一项“盟国间平准基金”计划，“旨在战争期间用于援助潜在的以及实在的盟友并牵制敌人的货币计划，提供一种战后‘国际货币’”。1942年初，美国提出了战后国际货币体系的“怀特计划”(怀特是美国财政部特别助理)，而在1941年7月英国就提出了关于同一主题的“凯恩斯计划”。两个方案的目标不谋而合，都是要通过建立一个国际金融机构来管理和稳定战后国际货币市场，确保国际间正常的经济往来和贸易稳定。两个计划都有其合理之处，但也都体现了美英两个不同的利益关系，经过艰苦复杂的经济外交斗争和合作，最终以英国不断退缩、让步、屈从而告结束。这表现在许多方面：首先，美国对凯恩斯计划消极应付，不作为平等的方案加以正式讨论，而以自己的怀特计划作为双边和多边会议讨论的基础。其次，英国希望与美国共同主宰战后国际货币体系，坚持双边主义，但美国则在多边主义的幌子下行独霸之实。第三，国际货币基金运作的原则最终采纳了美国提出的认缴份额原则，抛弃了凯恩斯计划提出的透支原则(逆差国可以借款)和贸易逆差国(如英国)与贸易顺美国(如美国)共同承担国际收支平衡责任的思想。第四，英国期望战后成立的国际货币基金和世界银行的总部至少一个设在伦敦，但结果是两个总部都在华盛顿。这种一边倒的结果，客观上在于当时美国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已经强大到别的国家难以比拟的程度，而美国的经济外交也很精明，达到了顺势而为、最大限度实现国家利益的效果。以上历史经验和思考，对于我们推进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可能会有所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