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直接投资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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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当今世界是开放的世界，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因此，在大力吸引外资的同时，我国还应该主动地走向世界，加快对外直接投资的步伐，以主动抓住发展经济的机遇。在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过程中，必须注意四个方面的问题：首先，我国实施对外直接投资是为了更好的为发展经济服务，这就需要我国对外投资的地区和产业具有战略性。其次，投资风险十分严峻，对此我国应该坚持积极、审慎的态度，合理安排风险化解措施，实施有所为、有所不为、有进有退的投资战略。第三，在未来较长一段时间内，我国对外投资仍将持续较快增长，规模将高于发展中大国的平均水平，并且成为全球重要的对外投资母国。第四，对外投资是一个循序渐进的探索过程，是一个道路崎岖的开拓过程。在短期内，东部沿海省市对外投资将继续保持领先地位。但是，随着我国开放水平的进一步提高、民营经济的迅速发展以及对民营经济鼓励政策的出台，我国将有更多的民营企业走出国门，开始开拓国际市场。

关键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投资战略投资风险投资前景投资阶段

一、投资战略问题

现阶段，我国加快对外直接投资的力度既有内部发展的动力，也有跨越外部障碍、缓解外部压力的原因。这就决定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必须要有“战略性”。总体来说，这种“战略性”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投资目的战略性，即对外直接投资的目的是跨越贸易壁垒还是寻求资源和技术的。二是投资地区战略性，即根据当地的经济发展以及资源禀赋的实际情况，决定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类型和数量。三是投资手段战略性，即根据投资目的的不同，从绿地投资、跨国并购、合资以及股权收购等方式中选择合适的投资手段。四是投资产业战略性，即根据不同的投资目的，选择不同的产业。其实，在实际的投资过程中，这四者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即根据投资的目的，以最佳的投资手段在最佳的投资地区投资最佳的产业，以求取得最佳的投资效果。

目前，根据经济发展的现状和需求，也为了促进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有效、有序、协调、健康发展，我国政府鼓励国内企业境外投资重点投向以下四个方面：一是鼓励有利于缓解经济发展瓶颈的境外资源类投资，拓宽这方面投资合作的渠道和领域；二是鼓励有助于国内产业结构优化升级，能够带动国内产品、设备和技术等出口和劳务输出的境外生产型设施和基础设施投资，并有助于提高中国企业的国际化经营水平；三是鼓励能够通过境外投资获得国际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和专业人才的境外研发中心投资，提高中国企业的创新能力；四是鼓励中国的优势企业到境外从事贸易分销、银行、电子信息、物流航运等业务，增强服务业的国际竞争能力。

因此，具体来说，根据我国的现实情况，投资战略应该遵循以下原则：

（一）基础资源寻求型的对外投资地区：发展中国家

虽然中国在劳动力要素上具有一定的相对成本优势，但在某些自然资源(包括石油、天然气、矿产、森林和土地资源等)上却显得缺乏。要使相关行业保持稳定的增长，国内现有的已开发资源，从质量和数量来看都远远不能满足要求。从国家的角度来看，建立稳定的国际资源市场渠道是实现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条件。因此，进行海外投资，开发资源就显得十分必要。

投资的重点地区应该是：第一类，部分亚洲国家。例如，东南亚的森林资源，西亚、中亚的石油、铁、钾盐等都对我国有着巨大的吸引力。而且我国在这些地区投资具有地缘政治、经济、文化等有利因素。第二类，拉美、非洲、中东欧等国家。例如，拉美的巴西、墨西哥、智利、委内瑞拉、秘鲁等国的石油、铁、铜和森林资源丰富，投资基础良好；利比亚、尼日利亚、南非、扎伊尔、赞比亚等国的石油、铜、铬、铁等矿产资源和森林资源丰富，都是我国紧缺的自然资源。

根据这些产业的类型，投资手段最好选择与当地企业合资开发，或者是增资入股，跨国并购或者绿地投资的可能性比较小、难度比较大。

（二）边际产业转移型的对外投资地区：发展中国家

根据国际经验，对于我国的成熟产业，特别是劳动密集型产业，要想转移出去，大部分也必然集中在邻近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一方面因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较小，实力不足，只有在地理位置毗邻，交通、通讯、信息传递等比较便利的地区才能显出比较优势。这就是中国企业多向东南亚国家投资的主要原因。另一方面，我国企业将适用技术和成熟产业转移到市场潜力更大的其他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在这些国家从事加工贸易、建立生产制造装配企业，可以较大地满足东道国扩大就业和产业结构调整的需要，做到互惠互利，使投资顺利进行。这就可以把我国的夕阳产业转移出去，既可以缓解环境污染问题，又可以为我国承接新一轮的国际产业转移做好准备。

投资的重点地区应该是：亚洲、拉美、非洲、中东欧等国家。这些地区的部分国家是我国纺织品、化工产品、机电产品、拖拉机、小型农具、自行车、玩具、鞋帽、手工艺品等商品的出口大国。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消费结构及消费水平同我国具有相似性及承接性，而且人口众多，市场规模及潜力巨大。另外，这类产业基本上都是劳动密集型，劳工素质也无需太高、很容易就地转化，同时创造大量就业机会，颇受当地政府欢迎。

这些国家和地区投资环境较好，而且为吸引外资制定了一系列优惠政策。所以，我国企业在投资时可以选择在国外直接投资建厂或者合资等形式。

（三）核心技术寻求型的对外投资地区：美日欧等发达国家

目前，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以租赁和商业服务、批发零售为主，这些项目的投资从短期来看具有营利性，但是却没有长远的战略意义。目前，我国正在从贸易大国向贸易强国、从经济大国向经济强国转变，转变成功与否以及速度快慢，主要取决于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而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归根到底还是要取决于技术水平的提高以及拥有核心技术的知识产权。目前，国际分工已经从产品分工发展到了要素分工，技术特别是高端核心技术的研发主要集中于美日欧等国家大型跨国公司的母公司，而中国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主要还是处于加工、组装和制造等低端的价值链端点上，这就导致我国想通过利用外资提高技术水平比较困难。那么，怎么办？一是通过自主创新研发技术，二是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到技术研发中心获得技术。目前国家已经大力提倡自主创新，但是还没有重视通过到国外投资主动地获得技术。

从现实情况来看，我国应该以吸取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紧跟世界潮流为目的，有战略、有步骤、有实效、有重点地发展对美日欧等发达国家的投资。投资的方式可以跨国并购或者自己设立研发中心为主。目前，一些企业已经实施这种战略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例如，上海复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在美国、日本等地设立高技术合资企业，并将先进技术转移到国内，加速国内产品的更新换代；华为集团分别在美国的硅谷、达拉斯、瑞典、印度、俄罗斯成立了实验室；海尔在美国设立了研发机构；长虹与东芝合作在日本设立研究与设计机构；联想在香港和美国设立了研发和技术信息中心，并进一步并购了IBM的个人电脑业务。

有一个问题特别值得注意。目前，外包是跨国公司增强国际竞争力的重要手段。因此，我国企业在对外投资时，也可以通过外包的方式，让国外专业性的企业为我国企业作代工，通过同时购并核心业务和剥离非核心业务进行业务整合，提高和培养企业对全球资源配置、整合、计划和协调的能力。在技术研发和关键性零部件生产方面尤其如此。目前，已经开始出现“国内企业做品牌，海外企业做代工”的新现象。例如，国内品牌的笔记本电脑和手机都在大量利用海外以及中国台湾地区的企业做代工。2002年，联想公司的所有笔记本电脑中70%到80%的PDA以及40%的母板产品均由台湾地区的厂商负责生产。另外，美国和欧盟一直是对我国反倾销最多的国家和地区，中国也应通过强化投资绕过各种贸易壁垒，将贸易摩擦变成跨国公司内部的交易，缓解贸易摩擦。

二、投资风险问题

总体而言，目前我国企业走出去主要面临以下风险：一是政治风险。例如，2005年，中海油斥资185亿美元收购美国第八大石油公司尤尼科，因美国国会的阻挠而失败。联想收购美国IBM公司的个人计算机业务后，美国国会议员理查德·达马托向国会提议审核联想计算机的信息安全，这使联想的业务发展受到制约。二是政策风险。例如，委内瑞拉政府宣布，把外资控股或独资的石油、能源类企业收归国有，外资方不能控股。因此，在委内瑞拉投资石油、能源的外国公司损失巨大。俄罗斯2006年年底出台了关于整顿批发零售市场经济秩序、规范外来移民就业等有关法规，使十万华商受到损失。三是社会风险。2004年的西班牙烧鞋事件给中国商人带来巨大损失。四是治安风险。2004年我国两名工程技术人员在巴基斯坦被绑架；2005年1月，8名中国人在伊拉克被绑架。有关数据表明，2005年外交部参与处理的各类中国人海外安全事件为2.9万件，2006年超过3万件。五是市场风险。例如，TCL收购法国汤姆森电视机业务，由于市场变化快，导致销售下滑、市场份额萎缩、亏损严重。

从具体地区来看，以非洲地区的尼日利亚为例，尼日利亚是中国企业开展业务较多的非洲国家，也是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最具代表性的国家，自然条件优越、石油资源丰富、市场规模较大；但是，投资的风险也比较大，主要表现为：首先，种族宗教问题错综交织，频繁引发暴力冲突；其次，有组织持械犯罪猖獗，严重威胁社会安全；第三，劳资关系、失业问题和贫富差距极易引发社会动荡；第四，贪污腐败根深蒂固，制约政府管治水平。目前，尼日利亚以抢劫、绑架等恶性犯罪为主要特征的社会安全问题已经非常突出。2007年1月，先后有5名和9名中国工人在尼日利亚南部的尼日尔河三角洲地区遭到武装分子劫持。据粗略统计，2006年全年至少有178名外国人在尼日利亚遭到武装分子绑架。

任何事情都是有利有弊、机遇与风险并存的。我国企业“走出去”也是如此。我国企业既不能因噎废食，因为有风险就持消极的态度，也不能视风险而不见，盲目走出去，而是要坚持积极、审慎的态度，时刻树立风险规避意识，有效设置风险控制环节，稳妥落实风险防范工作，合理安排风险化解措施，实施有所为、有所不为、有进有退的投资战略。

从企业方面来说，企业应该从内部完善风险管理制度，做好前期的市场调研工作，充分认识、深入了解当地市场，审慎选择交易方，尽量降低可能面临的风险。准确定位和综合权衡面临的风险与机遇，结合企业发展目标，确定风险偏好，选择承担与预期收益和自身实力相匹配的风险。在风险发生时，企业可以通过分包和转包的方式转嫁一部分风险，或者在某些风险确定发生后终止合同，撤走设备，及时减少损失。

从政府方面来说，政府应该为企业对外投资做好保驾护航工作。可以通过出口信用保险公司的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险手段、进出口银行的政策性融资手段、开发银行的政策性支持手段、行业协会的信息咨询等支持中国企业向海外投资，在出口融资、信息咨询和应收账款管理等方面为企业提供高效服务，为企业开拓海外市场提供安全保障。当风险发生时，如果有必要，政府可以出面帮助企业缓解风险和减少损失。

三、投资前景问题

从全球对外直接投资的情况来看，《世界投资报告》显示，2005年来自发展中经济体和转型期经济体的外国直接投资为1330亿美元，大约是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流出量的17%，而2006年则达到了1930亿美元，占全球流出量的16%。2005年来自发展中经济体和转型期经济体的外国直接投资存量大约为1.4万亿美元，占全球总量的13%。1990年，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超过50亿美元的只有六个发展中经济体和转型期经济体，到2005年已有25个发展中经济体和转型期经济体超过了这个目标。虽然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在全球外国直接投资中占据主要地位，但是来自发展中经济体和转型期经济体的私有企业和国有企业正逐渐成为国际舞台上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可见，发展中国家发展对外投资已经成为经济全球化发展进程中的一种新趋势。

从中国对外投资的实际情况来看，我国对外投资累计已达733亿美元，全球排名已由2005年第17位上升到2006年的第13位，一些企业的跨国经营能力逐步提高，也形成了一批具有比较优势的产品和产业。但是，我国对外投资累计规模仅为全球外商直接投资总规模的1%，约为外商对华投资累计规模的1/10。在未来较长一段时期内，我国对外投资仍将持续较快增长，这是我国经济发展和对外开放到了一个新阶段后必然出现的趋势。目前，我国人均GDP已超过2000美元，这是一个标志性指标。日本1971年人均GDP超过2000美元时，经济发展和对外经贸关系随之出现许多新特点，其中一个方面就是对外投资迅速增长。另外，国家政府各部门都在加大对企业境外投资的扶持力度，从外交、外汇、税收、海关、信贷、保险以及多双边合作等多个方面给予支持。可见，我国企业“走出去”才是刚刚开始。

今后几年，如果国内市场竞争压力进一步增加、人民币继续升值、国际贸易摩擦持续加剧，企业对外投资的积极性将明显提高，再加上有大量的外汇储备作为投资保障。因此，我国对外投资的速度将大大提高，规模将高于发展中大国的平均水平。有关专家预测：“十一五”时期，我国年均对外投资额可能达到150亿美元以上，到2010年，对外投资额可能达到200亿美元以上，五年合计对外投资额可能达到800亿美元以上。如果国内经济增长速度有所放缓，生产能力过剩问题进一步加剧，人民币继续升值，对外投资规模可能更大。到2010年，中国将成为全球重要的对外投资母国，对外投资额在发展中国家排名进入前三位。

我国已经开始朝对外投资的大国方向迈进，对外投资加速增长。这意味着我国将从以吸引外资为主的阶段转向吸引外资和对外投资并重的阶段，我国企业将更多地“走出去”，利用国外的各种资源提高自己的竞争力，这对于促进产业升级与经济平衡快速增长都有重要意义。

四、投资阶段问题

任何战略、政策或事情都有一个阶段性，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时代内涵。例如，我国利用外资的政策已经从千方百计吸引外资的阶段发展到了选资的阶段。同样，我国企业“走出去”也应该是一个广义、动态的概念，在不同的时代背景下应该具有不同的含义。不管是从经典的投资理论来看，还是从现实的世界情况来看，一个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情况与这个国家的经济基础、企业经营能力紧密相关。

根据中国目前的现状以及未来发展趋势判断，可以把我国对外直接投资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形式所迫，被迫走出去。由于国内经济发展的需要或者国外经济的制约，为了保持本国经济发展或缓和国家间的经济矛盾，国家政府积极鼓励本国企业走出去。目前，我国绝大部分对外投资都处于这个阶段，我国对外投资就是去寻找资源、寻找市场、寻找技术以及跨越贸易壁垒。

第二阶段：开拓国际市场，积累经验。在被动走出国门之后，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被动走出国门的压力基本被缓和，企业也积累了一定的经验。在此基础上，这些企业按照市场经济的原则继续开拓国际市场，提高在国际上经营的能力。另外，国内的一些企业特别是具有竞争力的大企业也逐渐走出国门，争取在国际市场上的份额。当然，这个阶段还是处于艰苦的开拓阶段。目前，我国少数企业已经处于这种阶段。例如，海尔集团在美国南卡州建厂，中兴通讯和华为集团在国外拓展业务等。

第三阶段：主动走出国门，全球配置资源。在经历第二阶段以后，很多企业已具备很强的国际经营能力和丰富的经验，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配置全球资源的能力。从经营业绩来看，已经开始赢利。此时，经过多年打拼的企业就开始积极主动地走出国门。在这个阶段，由于企业已经具备国际经营的能力和实力，我国企业对外投资的形式就不仅仅是单一的绿地投资，可以通过外包、加工贸易等形式把非核心业务或者把所有的生产环节在世界各地进行最优化组合。目前，我国处于这个阶段的企业几乎没有。

在这三个阶段里，第一阶段是由于国家特殊的内部和外部压力导致的，所以，这个阶段不是每个对外投资企业必经的阶段。但是，第二、第三阶段是任何一个企业的跨国经营行为都必须经过的两个阶段，而跨国经营行为却是企业内在利益驱动的外在表现，是其在成长过程中对自身资源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优化配置的自然结果。在这三个阶段的发展过程中，企业可能会经历亏损→微利→可观利润、无品牌→自主品牌的过程。

目前，我国对外投资的企业一般都是国内大型企业，这就决定了大型企业较多的经济发达地区对外投资的数量比较大。2005年，在我国前500家大型企业集团中，有387家集中在东部地区，占企业总数的77.4%，中部地区59家，占企业总数的11.8%，西部地区54家，占企业总数的10.8%。可见，在短期内东部沿海省市对外投资将继续保持领先地位。但是，随着我国开放水平的进一步提高、民营经济的迅速发展以及对民营经济鼓励政策的出台，我国将有更多的企业走出国门，开始开拓国际市场。

但是，要清醒地认识到我国对外投资企业面临全球商业革命的巨大挑战。20世纪末发生了全球商业革命。此次商业革命具有三大特征：一是在跨国公司重组并购浪潮中所形成的高度产业集中，二是由核心公司，或者说是“系统集成者”对其所在价值链进行的“系统集成”的管理手段，三是在系统集成过程中所产生的对价值链各个层面的巨大集约压力，即所谓的“瀑布效应”。在各个产业部门，拥有强大技术和市场营销能力的系统集成者们在其众多的供应商中积极物色佼佼者，通过“产业计划”的形式选择可以和他们在全球范围内协作的联盟供应商，因此出现了“瀑布效应”，即给全球系统集成者提供商品和服务的一级供应商受到来自系统集成者的压力，进行购并，发展其在全球价值链中的领先地位。这些一级供应商同时通过同样的产业计划方式将这种变革的压力传递给他们自己的供应商网络。瀑布效应的结果是在全球范围内，在各个层次和领域给系统集成者提供商品和服务的诸多产业都出现了高速的集中过程。结果就是全球价值链中高附加值的部分也正被源于发达国家的公司所占领。这意味着我国对外投资企业所面临的挑战比表面看来的更艰难，他们不仅面临着要赶超系统集成者的巨大困难，而且要赶超供应链中每个层面的强大供应商。

总之，对外投资是一个循序渐进的探索过程，是一个道路崎岖的开拓过程。在知识时代，要想取得成功就必须特别重视技术研发和自主品牌问题。企业对外投资成功与否，既与企业自身的选择和决策有关，又与政府的政策和扶持有关。这就需要双方紧密合作，共同进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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