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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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经济和谐是实现社会和谐的内在要求。经济和谐的基础是产业和谐，产业和谐与当前我国经济转型战略以及产业结构调整的大势相契合。本文通过运用经济和谐理论与外部性理论来阐释和完善产业和谐思想，以期为促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一种新的理论视角。

关键词：外部性经济和谐产业和谐

构建和谐社会需要以经济的和谐发展作为基础，换言之，“社会关系被嵌入经济体系中”（卡尔•波兰尼，1940），因而经济和谐与社会和谐是相统一的。产业既是“生产同类或有密切替代关系产品、服务的企业集合”，又是国民经济以某一标准划分的部分。实现经济社会的和谐就离不开产业的和谐发展。本文运用经济和谐理论与外部性理论阐释和完善产业和谐思想，旨在为促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一种新的理论视角。

经济和谐理论溯源

“和谐”一词，古时起源于音乐合奏，笙、竽、管、弦等各种乐器共同演奏同一乐章，各种声色音调，必成于和谐，败于滥调。“和谐”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是中国传统文化资源中的瑰宝。《周礼》就有“以和邦国，以统百官，以谐万民”之说。当前，“和谐”已经成为现代经济社会发展中最为关注的字眼之一。所谓和谐，是指事物发展处于协调、均衡、有序的状态。而和谐社会，即是指社会各要素处于相互依存、相互协调、相互促进的状态。建设“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和谐社会和推动建立“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已经成为当代中国发展的时代主题。简言之，我国致力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涵盖了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而要实现整个社会系统的和谐，就必须使系统内的各个子系统之间都达到和谐。按照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与经济是统一的整体，经济关系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核心。没有和谐的经济发展模式就谈不上和谐社会的建设，可以说，经济和谐是社会和谐的内在要求，也是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

西方的经济和谐理论发端于19世纪中期的资本主义社会各阶级利益和谐的理论。经济和谐术语最初出现在美国经济学家凯里的著作中，他从宇宙的和谐秩序推论出经济分配规律的和谐性，并指出资本积累是经济和谐的首要因素。而法国经济学家弗雷德里克•巴师夏在《和谐经济论》一书中对经济和谐作了更加系统的论述，并宣称“一切正当的利益彼此和谐”。当然，这些理论为当时的资本主义社会所谓的和谐大唱赞歌，实在有粉饰太平的嫌疑，难怪会被马克思所批判。之后，古典经济学家的经济和谐理论逐步摆脱了“自然和谐论”而代之以新古典经济学家“作为最大满足的和谐理论”。在马歇尔和威克塞尔看来，“和谐理论”指的就是福利经济学。此外，以欧文、圣西门、傅立叶为代表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从社会公平与正义的角度，系统地阐述了资本主义的阶级对立和矛盾，提出了许多改革措施，这些思想可以看作另一种经济和谐理论。马克思和恩格斯也认为空想社会主义的部分思想包含着很多“关于未来社会的积极主张”。当然，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则是更高层次的经济和谐思想，至今仍然对我国建立和谐的经济社会具有强大的指导作用。虽然，马克思在其经济理论中并没有直接提出经济和谐理论，但在其经济理论体系中无不闪烁着经济和谐思想的光芒。马克思理论所揭示出的商品经济的基本矛盾，即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矛盾是一切矛盾的根源。而剩余价值理论表明随着资本积累、资本有机构成不断提高，会导致无产阶级的贫困。另外，资本的循环和周转理论论述了社会再生产的条件，即只有各生产部门之间、生产与消费之间必须保持一定的比例关系，社会再生产才能顺利地实现。而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由于生产活动是分散的，这种比例关系经常遭到破坏，导致商品及其包含的剩余价值实现困难，从而引发周期性的经济危机。这是较系统地从结构的角度来讨论经济和谐。在揭露了资本主义种种不和谐现象的同时，马克思还揭示了其内在的原因，即社会化大生产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为了克服这些不和谐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未来社会提出了许多科学的构想，并描绘了人类追求和谐社会的美好蓝图。

而今，我国在经济快速发展的过程中，认真审视经济社会发展所面临的情况，提出了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战略发展目标。这是一种立足于现实并且升华了的“和谐的经济发展观”，即在经济发展的框架与动力系统中，根据经济发展的总体要求和具体环境在驱动经济发展的各要素及其组合之间进行平衡与协调，使经济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保持全面、协调与可持续发展。

产业和谐是经济和谐的基础

实现经济的和谐发展，需要综合考量各经济要素之间的协调性。经济增长理论指出，经济发展是一国从落后状态进入先进状态。我国的社会经济体制改革已经走过了30年的光辉历程，社会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市场化程度迅速提高，人民生活显著改善。有学者分析指出，我国2008年人均GDP有望达到3000美元。而根据其他国家的经验，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后，经济社会生活会出现一些新特征：经济结构上，三次产业优化升级，服务业将加快发展，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都会明显提高；消费结构上，更加注重生活质量，消费呈现多样化，社会事业将全面发展；社会结构上，生活宽裕人群将成为社会主体，社会总体收入分布形态向“橄榄型”转变。

不过，以GDP增加为导向的经济发展模式，恰如以体重增加为健康核心任务的生活方式，不断受到一些经济学家的质疑。传统的GDP测度允许将自然资源存量（像森林和渔业）的消费看成是当前收入，却不对相关自然资本财富的损失进行任何补偿，这实际上鼓励了许多发展中国家通过出售长期资本资产来实现误导性的较高增长率，而这种类型的增长是不可持续的。另外，单纯追求经济快速增长的政策和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遇到的瓶颈也为后续发展带来了诸多的不利影响和问题。我国经济在经过多年的高速发展之后，自身也积累和滋生了许多阻碍可持续发展的矛盾，如城乡环境恶化、经济增长方式粗放、能源短缺日渐严重、区域发展水平拉大、科技创新能力不足、劳动力素质（尤其是高技能劳动力）短缺等。这些现实状况表明仅仅基于经济的社会构架（GDP-basedlegitimacy）是非常脆弱的（薛立，2008），“经济增长不一定是不可避免的或永久的自然进程”（罗伯特•艾尔斯，2001），不受限制的增长是不适当的。当然，任何国家在发展经济的过程中都难免会出现外部不经济的现象和问题，比如，经济的高增长所造成的诸如公害严重、社会问题以及国际经济摩擦等不良后果在上个世纪70年代“高度成长”的日本经济中同样存在（杨治，1985）。正是应对这些发展中存在的问题，我国确立了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实现和谐发展的要求，即“转变增长方式，提高发展质量，推进节约发展、清洁发展、安全发展，实现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和谐已经成为时代的符号和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