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备制造业竞争力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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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德国纺机业发展历程回顾与基本现状

在第一次工业革命浪潮中，英国毫无争议地成为了世界纺机业的霸主。德国纺机业的全面起步开始于19世纪中期，主要集中在莱茵河低地和Swabian地区的Saxony-Thuringen。受当时的工业基础和技术水平的限制，民族纺机工业还主要依靠英国和法国等纺机强国的技术输出。20世纪初，英法等纺机强国逐渐感到了来自德国的竞争压力，开始有意识地控制向德国输出先进的纺机制造技术。在这种情况下，德国开始寻找模仿基础上的自主创新之路，并形成了以原东德的德累斯顿地区为中心的纺机生产基地。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德国纺机业的国际竞争力已经显著提高，可以和英国、法国等纺机强国进行面对面的较量。由于德国在劳动力、工业基础、制造业体系等方面具有一定的竞争优势，因此，德国生产的纺机设备开始在国际市场上崭露头角，到30年代后期，全国45%左右的纺机设备出口到世界各地。

战后初期，受到战争重创的德国纺机业又不得不面临东、西德分离的困境，英、法、美等老牌纺机强国重新登上了国际纺机市场的领先位置。与原东德相比，战后初期的西德纺机业基础十分薄弱。不过，值得庆幸的是，原东德累斯顿地区的工程师、技术骨干和熟练工陆续来到纺机业基础薄弱的原西德创业。新建设的纺机企业主要集中在老工业基地鲁尔地区的杜塞尔多夫、斯图加特等地。仅仅过了十余年，德国（此指原西德）纺机业就在60年代重新崛起，并夺回了原有的国际市场份额，此后一直稳居国际纺机业的排头兵位置。

德国纺机业能够在战后很短的时间内恢复元气并迅速提升其国际竞争力，除了纺机业自身的努力因素外，还有一些重要的外部原因不可忽视：一是在战后欧洲经济重建和世界经济长期景气的大背景下，纺织服装业市场需求（德国、欧洲乃至全球市场）持续旺盛，纺机订单不断，客观上为德国纺机制造业提供了良好外部空间；二是德国马克与美元等国际通货相比处于比较明显的“竞争优势”地位，长期坚挺的美元也使得美国纺机业饱受来自德国、意大利等低汇率国家纺机制造业的挑战；三是与纺机业紧密相关的制造业如化学、电子、钢铁、机械等部门在战后初期的迅速成长壮大，客观上也为纺机业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产业配套环境；四是英国和法国等老牌纺机强国的制造业在战争中受到重创，使得战后初期主要纺机制造国基本上处在同一个起跑线上；五是以艾哈德为核心的战后第一届政府在国民经济恢复、重建，以及建立竞争性市场经济体制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从时间上看，德国纺机业的恢复与成长与德国国民经济的快速崛起基本上是同步的。

目前，无论是从产值、市场份额还是从技术、品种和质量水平上看，德国纺机业都站在全球纺机业的最前沿。自1957年德国以纺机出口占世界市场份额24%的成绩超过英国而首次登上世界纺机业霸主地位以来，一直稳坐世界纺机业的头把交椅。特别是1968年以来，德国纺机业始终以占全球贸易额30%以上的业绩领先主要竞争对手。今天，全德国130多家主要纺机设备制造商（大多为德国机械制造商协会VDMA纺机分会的会员）雇佣了约36800员工，年产值约39亿欧元，出口37亿欧元，占总产值比重高达94%。2000年德国纺机设备的主要出口市场为欧洲、亚洲和北美，分别销售了15亿欧元、11.5亿欧元和4.9亿欧元，增速分别为21.5%、29.7%和下降1.3%，亚洲成为增长最快的区域市场。从出口国别和地区来看，美国、土耳其、意大利、中国等国家和地区是最主要的出口市场（参见图）。从出口设备类别来看，零部件占29.8%，纺纱机占21.7%，针织、织袜机和簇绒机占18.7%，后整理设备占16.3%，织机占13.5%。

二、德国纺机业竞争力形成与提升的基本经验

纺织机械制造业是典型的装备制造业，也是德国竞争力最强的制造业门类之一。应该说，战后德国纺机业的迅速崛起并长期保持极强的国际竞争力是一系列主客观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总的来看，德国纺机业的强盛得益于以下一系列重要经验。

第一，开放与竞争性的市场体制。这是一个极易被忽视的因素。如果说创新是德国纺机业的灵魂，那么，开放与竞争性的市场体制则是德国纺机业的基石。历史和现实地看，德国纺机业的兴起、发展壮大和竞争力提升都是在开放和竞争的市场体制环境下完成的。没有高昂的进入门槛，没有行政性垄断、区域性垄断和经济性垄断，没有严格的贸易和投资保护，没有政府的财政补贴，没有价格歧视和价格联盟，没有混乱的竞争秩序，这些因素的综合效应就是德国纺机业的长盛不衰。实际上，不仅仅是德国，世界上其它纺机业发达的国家，如瑞士、意大利、日本、比利时、荷兰等国家，其纺机业竞争力的形成和持续莫不是市场良性竞争的结果。

第二，不断提升的技术创新能力。强大的技术创新能力是德国纺机业核心竞争力之所在。同中国纺机业一样，德国纺机业也是从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开始起步的。所不同的是，德国纺机业能够成功地发展出一整套有效的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和创新体系，而不是陷入“引进——落后——再引进”的低水平“技术引进陷阱”。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德国纺机业的技术创新体系是在开放与竞争的体制环境下形成的，而不是靠政府提供贸易与投资保护形成的。在竞争性的市场体制下，德国纺机企业不仅要面对国外强劲竞争对手的竞争，还要面对国内竞争对手的挑战，只有不断地创新，增加技术创新投入力度（德国纺机企业研发投入强度通常高达20%甚至更高），形成独特的“技术高地”，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生存和壮大。在技术进步过程中，企业始终是创新主体和驱动力，而政府的作用则十分有限。今天，德国纺机业已经广泛使用了“虚拟现实技术”来提高研发和生产效率，大大降低了研发和制造业的周期、成本和风险。

第三，高度专业化和协作化的生产组织方式。从技术经济角度看，纺机制造业与汽车制造业不同，它的产品线更宽，产品类别和技术需求千差万别，以织机为例，包括无梭、有梭、喷气、喷水、箭杆等许多细分产品，而每一种产品又有几十种型号，这些细分产品由于工作原理和核心技术差别很大，通常很难共享一个或若干研发和制造平台。因此，每一个纺机企业实际上很难形成覆盖面很广的产品线，只能专注于一个或几个最具竞争力的细分产品的生产和研发，这就是为什么德国纺机企业通常呈现出很高的专业化水平，而不像我国的中纺机集团和太平洋集团那样能够提供全系列的成套产品（这并不意味着德国纺机企业不能生产成套产品，实际上，产品的成套化可由用户提出具体技术需求和技术参数后，由专业化的工程公司将不同纺机企业生产的产品进行成套组装）。实践证明，在纺机制造领域，“小而精”比“大而全”更有竞争力。如德国赐来福在全自动高速气流纺纱机、特吕茨勒公司在长绒棉纺纱、多尼尔公司在喷气织机、巴马格公司在高速卷绕机、纽马格公司和吉玛公司在短纤维生产线等领域，都是专业领域内的翘楚。此外，德国纺机企业在坚持高水平专业化生产的基础上，还注重高水平的外部协作与产业配套，除了体现本企业核心技术的关键件外，其它能够标准化生产和外部配套的产品则尽可能地通过市场化采购来解决，这样不仅可以最大限度地分散市场风险，而且可以集中企业优势资源进行关键技术的研发。从全球制造业来看，传统的“纵向一体化”模式已经不能适应目前技术进步速率更快、知识和资产专业化程度更深、生产灵活性更强的发展趋势，“业务外包”（Outsourcing）正在成为一种重要的供应链管理模式。

第四，全球化和本土化并举的产业发展道路。不能否认，德国纺机业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当时本国纺织业（纺机业的下游产业）的旺盛需求。然而，真正使德国纺机业维持长期兴盛的根本动力却来自于德国本土以外的市场需求。实际上，不仅是德国纺机业，世界许多装备制造业强国都面临着本国市场的增长空间受限，而下游产品的市场重心向低制造成本国家和地区转移的大趋势（如德国的烟机制造业和印刷机械制造业，瑞典的森工机械制造业，瑞士的纺机制造业和美国的发电、配电设备制造业）。德国纺机业的经验告诉我们，解决本国市场狭小和市场重心转移的根本出路在于走全球化和本土化相结合的道路。全球化(globalization)意味着在全球范围内配置资源，包括生产的全球化、采购全球化、研发的全球化、管理的全球化、营销的全球化和人力资源的全球化。而与全球化相适应的另一个重要趋势就是本土化（localization），它意味着企业只有在最靠近目标市场的地方组织现地生产、现地销售、现地服务和现地研发，才能在当地市场上取得竞争优势。实际上，德国纺机业近年来已经顺应全球化趋势，特别是纺织服装业的重心向亚太地区转移的大趋势，先后在中国、印度、巴基斯坦等国家和地区设立生产基地和销售、服务机构。

第五，产业集群式发展，形成技术扩散与互动的良性机制。产业集群是世界许多制造业强国形成和保持竞争力的一种重要的产业组织方式。正如著名学者迈克尔·波特所言，“当产业集群形成时，一个国家无论在最终产品、生产设备、上流供应及售后服务等方面都会有国际竞争的实力”（参见迈克尔·波特（1990）《国家竞争优势》，中文版2002年，华夏出版社）。德国纺机业之所以长期保持强有力的竞争实力，不能不说与产业集群式发展的组织模式密切相关。德国纺机业19世纪中期的兴起主要集中在莱茵河低地和Swabian的Saxony-Thuringen地区，而战后的勃兴则主要依靠杜塞尔多夫、斯图加特、法兰克福等地纺机业的快速发展。今天，德国纺机企业基本上形成了以杜塞尔多夫、科隆、斯图加特、法兰克福、德累斯顿和慕尼黑为核心的五大产业密集区，集中了全国70~80%的纺机企业。产业集群式发展的好处是很多的，其中一个重要益处就是技术与知识的扩散。纺机企业密切地分布在同一个或相邻的地区，便于改进技术和产品，促进技术交流和信息沟通，便于以技术人员流动为载体的技术扩散，便于客户需求的传播，也便于纺机企业在竞争压力下更好地为客户提供最有效的解决方案。

第六，装备制造业的强有力支撑。德国纺机业保持长盛不衰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即德国具有雄厚的装备制造业基础。它主要体现在：其一，德国具有完整和高水准的制造业配套体系，无论是从模具制造、数控机床，还是到动力装置和机械传动，德国制造业都始终保持着世界领先的水平，因此，从总体上讲，德国纺机业基本上不存在某个关键部件和制造环节的核心技术受制或落后于人的问题。其二，德国具有雄厚的制造技术传统与人才优势。德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制造传统的国度，可以说是一个“工程师的国度”。德国的工程技术人员的素质在全世界屈指可数，而这又与其高等教育的专业设置、企业培训体制、代际间的经验扩散密切相关。其三，德国装备制造业的研发投入强度始终在世界上名列前茅。德国制造企业拥有的专利数量多年来一直稳居世界前列，如德国制造业巨人西门子公司1999年申请专利数量达到1348项，位居全球首位。其四，德国装备制造业普遍实现了精益化、信息化和柔性化生产，其技术水平、生产效率以及市场适应能力等方面在全球始终处于领先地位。

三、对我国装备制造业竞争力提升的几点启示

中国装备制造业国际竞争力不强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当全世界都在关注“中国制造”的时候，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谁来装备中国”并不是危言耸听。纺织服装业可谓是中国比较优势体现最充分、国际竞争力最强的制造业部门。但是，中国有一半以上的纺机产品来自于国外。2002年，我国从53个国家和地区进口了纺织机械产品，其中日本、意大利、中国台湾、韩国、瑞士和比利时等国家和地区对中国（大陆）出口纺织机械产品都超过了1亿美元（参见“我国主要纺织机械进口来源比较及分析”，摘自“锦桥纺织网”）。而2003年上半年共进口纺织机械及零件7.4亿美元，同比增长1.4倍（参见“国产纺机技术滞后进口量不断攀升”，摘自“国家机械网”，2003年9月19日）。从总量上看，中国无疑是纺机生产大国，也是纺机进口大国。更为重要的是，从产品竞争力上讲，中国还不是纺机强国。

中国纺机制造业面临的问题是今天中国装备制造业的一个缩影。如何提升中国装备制造业已经刻不容缓地摆在我们面前。德国纺机业是一面镜子，不仅映射出我国装备制造业的不足，而更具现实意义的是，它也映射出我国装备制造业调整和发展的方向。德国纺机业的经验表明，中国装备制造业核心竞争力的提升至少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第一，让开放和竞争性的市场体制充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消除一切阻断市场机制的制度性障碍。相对于其它制造业部门来说，我国装备制造业的国有经济比重还很高，东北地区等传统装备制造业基地正处于痛苦的转型期。尽管国内市场需求持续旺盛，但是新增制造业投资还是更多地转向了进口装备和流水线，特别是在数控机床、柔性流水线等高端产品市场，中国本土企业生产的生产设备在性能、加工精度、可靠性、数控化和模块化等方面都存在很大差距。一个重要原因就是长期以来国内装备市场竞争尚不充分，一方面是国内贸易与投资保护政策限制了外国资本的进入，另一方面是国内过多的行政性干预、地方性垄断、行政性垄断和“灰色交易”阻断了竞争性市场机制的形成。长期占据国内装备市场的国有装备制造企业，尽管有政策“保护伞”的庇护，有国有金融机构的低成本融资和大规模的政府采购，但却没有能够发展和演化出适应现代市场经济竞争所需要的体制和机制。

加入WTO后，中国装备制造业面临着新的竞争形势，同时，也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要在同装备制造业强国的竞争中赢得一席之地，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必须建立一个开放的、透明的、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消除各种非市场因素的限制，让所有的战略投资者拥有平等的市场准入机会，毕竟产业竞争力是在充分竞争的市场体制环境下形成的。

第二，必须形成可持续的自主创新机制和能力。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相比，我国的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还处于较低的水平，主要行业的技术水平与世界先进水平相差大约20年，而技术进步对经济的贡献率也只有30％左右（而发达国家一般超过60％，新兴工业化国家为40~55％）。我国企业技术装备达到国际水平的只有20％。机械行业的技术装备水平比发达国家落后15到20年，主要机械产品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比重只有5％左右(参见周喜安、蔡萍“着力完善科技创新政策体系”，刊于2003年2月13日“经济日报”)。

自主创新的能力和可持续性是衡量一个国家装备制造业水平的根本标志。中国在装备制造领域是一个“后来者”和“追赶者”，技术引进和模仿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过程，也是“后发优势”的充分体现。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家在经济起飞初期也主要依靠技术引进和消化吸收来完成技术的升级和经济赶超的任务。计划经济时期，中国依托前苏联强大的装备制造业实力建立了完整的装备制造体系和技术体系，并形成了一定的自主创新能力。在经济转型阶段，我们还没有真正走出“引进——落后——再引进”的“怪圈”。提高我国技术创新的能力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不仅需要增加科技投入力度，还必须改革现行技术创新的管理体制和机制；对能够从整体上带动我国装备制造技术升级的技术引进、技术成果转化、技术改造和技术转让等项目，国家应给予倾斜性的财税扶持政策；促进产、学、研的密切结合和科技成果的现实转化率；发挥政府在基础性研究、共用性强的应用技术研究、重大技术研究和风险较大的技术研究等领域的支撑作用；鼓励引进国外先进的装备制造技术，并将工作重点放到引进技术的消化、管理、人才培养和再创新上来；鼓励跨国公司在华投资装备制造业，并建立面向中国、面向全球的装备制造技术研发基地，鼓励外资研发机构与国内装备制造企业和研发机构进行联合开发。

第三，在加快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基础上，彻底改变目前我国多数装备制造企业“大而全”、“小而全”的产业组织形态，推动装备企业在市场竞争和自由选择原则下形成高度专业化和协作化的生产组织体系。要鼓励外资和民营的装备制造企业参与国有装备制造企业的改组改造，特别要注重利用资本市场在兼并、重组和联合过程中的杠杆作用。政府要为装备企业特别是国有大型装备制造企业的业务重组、产业链重构和组织体系重整提供保障，尤其是在企业“瘦身”过程中社保体系的建立，以及大量冗员的身份转换和再就业问题上，政府应发挥主导作用。

第四，改善投资环境，积极融入全球化体系，鼓励跨国公司的本土化生产。资本的自由进出、法律法规的透明度和可预见性、政府行政程序的合法性和行政效率、公民的守法意识、政府与社会的诚信度、融资渠道与成本、创新的体制和机制、社会中介的自组织能力、产业配套体系、基础设施完善程度、商务成本高低等等，这些是任何一个产业快速成长并保持活力和竞争力的重要保证。与上述要求相比，我国目前装备制造业的投资环境还急待改善。在全球经济一体化趋势日益明显的今天，能否迅速融入全球化生产和服务体系当中，将决定未来相当长的一个时期产业发展的前景，而这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投资环境的好坏。在全球制造业加速向中国转移的大趋势下，改善投资环境，鼓励跨国公司本地化生产的政策显得非常重要。

中国加入WTO后，由于执行“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TRIMs），投资项目中的技术要求条款和国产化比例等限制性政策将被禁止使用。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应放松对跨国公司战略性投资的限制，允许跨国制造企业在华设立独资企业（实际上，这也是它们能否将核心技术转移到中国来的一个重要考虑因素）；鼓励跨国公司在华设立研发机构，并与国内装备制造业进行共用技术和先端技术的联合研发；鼓励跨国公司兼并、重组与联合国内装备制造业，将国内装备制造企业纳入其全球化体系当中。

第五，为产业集群式发展创造宽松的外部条件。集群式发展已经被实践证明其对于一个产业的发展和竞争力提升具有特别重要的作用。在我国东部沿海地区，一些已经形成一定规模和竞争实力的装备制造业（如辽宁的交通运输设备制造、机床制造，苏南的棉纺机制造，浙江台州的模具制造业等），大多形成了集群化发展的产业格局。但是从总体上看，我国装备制造业的集群式发展还处于初期阶段，这与我国许多低技术含量的日用消费品制造业（如纺织服装、打火机、鞋类、箱包、皮革、丝绸、玩具）的产业集群化发展比较成熟相比，还存在较大落差。为推动产业集群化发展，政府应该从软、硬两个方面着手：在“硬件”建设方面，政府在工业园区建设、交通基础设施投入、土地使用、专业市场建设等方面，应该充分发挥主导作用；在“软件”建设方面，政府的作用更多地体现在创造宽松的竞争环境和市场秩序，特别是要为关键性“龙头企业”安家落户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充分发挥其为配套企业的战略性投资所起到的“示范作用”；保护知识产权，推动共用技术的研发和成果扩散，规范竞争秩序，这是吸引高技术含量的装备制造企业区域性集中的重要条件；创造良好的人才流动和激励机制，实践已经证明，人才的正常流动是技术扩散的有效载体，是产业集群发展的技术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