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经济增长管理
前言：本站为你精心整理了新经济增长管理范文，希望能为你的创作提供参考价值，我们的客服老师可以帮助你提供个性化的参考范文，欢迎咨询。
内容提要本文探讨美国“新经济”的经济周期问题。我们首先给出相关文献一个简要的回顾及评价，然后给出自己的分析。我们强调增长和波动的联系，通过研究增长来把握波动。我们的分析表明：如果不考虑制度的作用，那么经济表现出波动的特性，就一定包含了由消费、投资所引致的凯恩斯循环。经济会不会波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生产能力与需求之间的对比关系。如此的话，第一，经济的波动就与创新有着极大的关系。这是因为，在现代经济中，生产能力的增长一般地最终会超过需求的增长，就这一点来讲，总会有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但是创新可以创造新需求。一定程度上讲，增长就是通过创新而进行的结构调整过程。那么，为什么现实中又常有有效需求不足发生，有衰退发生？我们证明很可能不仅仅是创新能力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对可实现的创新有没有需求的问题。然而，在网络经济下，后一个问题不存在了。网络经济下的消费策略互动使得供给可以创造出对自身的需求。第二，经济的波动还与产品的耐用特性有着极大的关系，即是说，经济中耐用品的比重越高，经济的波动就应越剧烈。我们证明尽管软硬件是耐用品，尽管信息产业的比重在不断地上升，由于网络经济下的消费策略互动使得供给可以创造出对自身的需求，其比重的上升却不是增加了经济的不稳定性，而是增加了经济的稳定性。综合上述两点，美国经济这一轮的超长扩张有其必然性。至于何时终结，要看各种因素作用的净影响。现阶段美国经济的下滑，并不否定“新经济”所特有的扩张因素。我们的分析补充和完善了既有的论述。另外，我们还给出了其它一些相关的结论和启示。
关键词新经济新经济周期消费策略互动
1.引言
近十年来，美国经济状况极不一般，出现了一些在以往的经济实践中从未见过的，在正统的宏观经济学理论看来也似乎不可思议的新现象，以至有人将其称为“新经济”，并引起广泛而激烈的争论（徐长生，2000，P.48；刘树成、李实，2000，P.3-5；萧琛，2000，P.5）。争论的问题之一便是：“新经济”是否改写了经济周期的规则？对于美国经济来说，90年代究竟是一个长期繁荣的开始，还是仅仅是一个扩展了的、延长了的周期？以及扩张为何超长、会否终结、何时终结？
Roamer（1999）强调政策因素，指出：政策因素在二战后的美国经济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政策尤其是货币政策的频繁应用，一方面消除了以往可能引发经济衰退的随机干扰，使得二战后美国的经济周期中经济扩张较以往明显延长；但另一方面，政策失误的存在又为衰退增加了政策诱因，产生新的“政策引发的衰退”。在Roamer所做的消除政策冲击的模拟检验中，美国经济波动的幅度和频率都增加了。据此，Roamer认为：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经济周期。美国经济繁荣的出现主要归因于合适的政策，而不像某些“新经济”论者所主张的是信息技术革命和全球化所带来的经济结构变化的结果。一旦政策决策出现失误，美国经济就可能重新陷入衰退的泥潭。
结构论者主张：高新技术的发展使得美国的经济结构发生了实质性变化，波动性相对较弱的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上升，美国经济的稳定性增强，经济持续扩张成为可能。也就是说，信息技术革命推动了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特别是促进了第三产业的发展，增强了经济自身的稳定性（Mandel，1997；刘树成、李实，2000，P.11、55）。持相反观点的人则通过比较二战后美国三次最长的经济扩张期（60年代、80年代和90年代），得出结论：就各项经济指标而言本次经济扩张与前两次并无明显差别，结构变化说无法获得有说服力的证据支持（Zarnowitz，1999）。
供求良性互动观认为：第一，计算机与互联网的发展使商品和服务的供给和需求在时间上、空间上缩短了距离，这使买卖之间的脱节得以克服，使库存得以减少，甚或实现零库存，从而可以避免生产过剩或供给不足，有利于缩小经济的波动。第二，信息技术革命以不断创新的新产品创造了新需求，又以新需求推动了新供给，促进了社会总供求的良性互动，推动了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从而延长了经济扩张期，减小了经济波动的幅度（刘树成、李实，2000，P.11）。
还有一种观点，我们暂且叫它生产率观，篠原综一把它概括为：美国经济模式具有将信息通讯领域的新技术有机地融入到社会之中的灵活性，因此，能在世界上率先实现高生产率。生产率提高使企业利润和投资收益提高，进而诱发新的设备投资和研究开发投资，这种投资会再次使生产率提高，形成良性循环。只要能长期维持高水平的生产率上升率，美国就会迎来“新经济”时代，即：（1）潜在增长率上升；（2）失业率稳定在低水平；（3）陷入衰退的可能性极小；（4）长期内维持没有通货膨胀的经济增长。（篠原综一，1998，P.63）
Delong（1999）则举出20世纪20年代经济繁荣时期，许多人惊呼美国达到一个“新时代”（NewEra）而最终以大萧条告终的事例提醒人们，商业周期始终是客观存在的。Krugerman（1997）对某些“新经济”论者所主张的经济周期的变化持鲜明的否定态度。他指出，从历史上看，商业周期始终是周而复始地出现。对于人们普遍赞同的货币政策的作用，他认为，现阶段对政策的正确抉择并不能保证抉择者面对全新的情况时，同样可以做出正确的抉择。政策失误在所难免，经济衰退也会反复出现。
我们认为，经济现象是复杂的，是各种因素合力的结果。正因如此，上述的各种说法都有一定道理，都从某个角度揭示了问题的某个侧面，但也仅仅是揭示了问题的某个侧面。
我们同意Roamer和Krugerman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改变经济周期，但是政策并不能消除经济周期的观点。我们想补充的是，在一定意义上，造成衰退的原因正是造成增长的原因，因此，政策并不一定是通过消除引发经济衰退的随机干扰来消除衰退的，抑制经济过度增长本身可能就在消除衰退。
我们认为，反结构说仅仅根据各项经济指标的对比并不能从根本上说明问题，应该看到，经济结构确实有了某些变化，而且，不同产业的不同波动特性是客观存在的。但另一方面，结构说并没有很好地证明为什么第二产业最具波动性，而第一、第三产业却较少具波动性；更重要的是，在美国经济中，信息产业的比重也在不断地上升，而其中的软硬件、以及别的基础设备难道不正具有第二产业产品相似的特性吗？那么二者的净影响究竟是什么？在我们看来，“新经济”中最深刻的变化可能不是第三产业比重的相对上升，而是由于网络经济下的消费策略互动，新技术可以不断地创造出对自身的需求。在网络经济下，现在“萨伊定理成立了”：供给创造着对自身的需求。
供求良性互动观强调计算机与互联网的发展使商品和服务的供给和需求在时间上、空间上缩短了距离，这使买卖之间的脱节得以克服，使库存得以减少，甚或实现零库存，从而可以避免生产过剩或供给不足，有利于缩小经济的波动，这是没有问题的。然而，就它所强调的第二点（即：信息技术革命以不断创新的新产品创造了新需求，又以新需求推动了新供给，促进了社会总供求的良性互动，推动了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从而延长了经济扩张期，减小了经济波动的幅度。）来说，个中机制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说明，就是说，新产品到底是如何创造了新需求，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说明。在我们看来，可能创新并不难，难的是对新产品有需求。我们关注的是供给如何创造了对自身的需求。
至于生产率观点，即使有其合理的一面，也缺乏严格的证明。事实上，我们即将证明并不必然具有这样的逻辑，可能衰退正是源于生产率的高增长。
我们的基本看法：经济周期始终是客观存在的，但是，由于政策的作用，由于经济结构的变化，特别是由于网络经济下的消费策略互动引起的“萨伊定理的复活”，经济周期的规则也是可以发生改变的。美国经济这一轮的超长扩张有其必然性，至于何时终结，要看各种因素作用的净影响。
2.增长、波动——一种解释
按照一般的看法，增长是一个长期问题，而波动是一个短期问题。这确有一定的道理，抓住了某些本质的东西。但在我们看来，经济是一个过程，长期到底要通过短期来实现，因此，更应该强调的是增长和波动的联系，更需要的是动态分析、关于过程的分析。确实，在一定意义上，弄清了增长也就弄清了波动。
理论上对于增长的解释主要从以下三个角度给出：（a）要素投入的增长；（b）技术进步引起的生产率的提高；（c）制度的作用。我们认为，如果不考虑制度的作用，那么经济表现出波动的特性，就一定包含了由消费、投资所引致的凯恩斯循环。因为，即使说这一波的增长仅仅是由技术进步引起的生产率的提高所引致的，由于技术只会进步，不会退步，产出就不会减少，甚至其增长也不会减慢；既然经济表现出了波动的特性，增长减慢了，或者说产出减少了，那就一定是产品缺乏需求，市场饱和，厂商减少投入的结果。这样说来的话，经济会不会波动，很大程度上就取决于以下几点：第一，生产能力的增长会不会赶上或超过需求的增长？第二，在市场达到饱和之前是否有新的有需求的产品被发明投产；第三，产品的交替更新能否平稳过渡？
这里涉及对一个基本问题——究竟是什么在决定投资——的认识问题。在这一点上，我们是凯恩斯主义者，坚持有效需求决定投资的观点。储蓄只是决定投资有没有保障，只有当投资的需求大于储蓄的供给时，决定投资进而增长的才是储蓄。换句话说，储蓄只是一种约束，并不是动力，动力只能是有效需求。
那么，为什么投资减少呢？换句话说，为什么有效需求不足呢？凯恩斯从三大心理规律出发，从总量上进行了分析。三大心理规律会导致有效需求不足，这是没有问题的。问题是，收入与有效需求之间的差额能完全根据三大心理规律从总量角度给出解释吗？应该说，不能，还有更主要的原因，那就是产品的结构问题。打个比方说，过去我收入2元钱，要购买两元钱的馒头，现在，由于增长，我的收入变为5元钱，我当然不会买5元钱的馒头。不会因为我的收入由2元变为5元，过去我吃10个馒头，现在就吃25个馒头。也许，我会多吃，但至多我现在吃12个馒头。这样的话，另2.6元钱就形不成有效需求。但这是为什么呢？其实，如果有巧克力的话，我会购买2.6元的巧克力的。所以，这里的原因在于产品的结构问题，在于产品的创新问题。
在现代经济中，由于生产能力的增长一般地最终会超过需求的增长，因此无论什么原因引起的增长，最终，产出都有下降的趋势。但总产出下降是否变为现实，取决于是否产生一种相当的抵消力量。这时，如果一种新产品被发明投产，市场对该新产品的需求超过了供给，这就必然引起投资增加；同时，投资的增加引起收入的增加，收入的增加又引起对消费品的增加，这又进一步引起投资的增加；进而拉动增长，这就是一股抵消的力量。进一步，乘数作用还可能引起经济的高涨。
当然，如果资源不能平稳地转向新产品的生产，也会引起波动。
3.网络经济下的消费策略互动
再回到上文我们打过的那个比方：过去我收入2元钱，要购买两元钱的馒头。现在，由于增长，我的收入变为5元钱，但我不会买5元钱的馒头，至多我现在吃12个馒头。因此，另2.6元钱就形不成有效需求。但是如果有巧克力的话，我会购买2.6元的巧克力的。那里，我们说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在于产品的结构问题，在于产品的创新问题。如果有新产品被创造出来，就不存在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
那么，又真的是因为创新有困难吗？问题是，就算巧克力被创新出来，我完全可以不购买呀！这样，仍然存在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我们再来看电视产品，它的消费具有这样的特征，一个电视中心发送信号，众多的电视用户各自独立地接收消费。当电视中心进行了一种技术创新，使得人们现有的电视机不能更好地接收新的信号时，由于人们使用电视机的效用依赖于中心的创新，一般地，人们就会更换现有的电视机为新的适应电视中心创新技术的电视机。但如果不是这种情况，而仅仅是电视机产品本身的创新的话，比如说将普通电视机创新为画中画，人们完全可能不更换电视机，可能这就是最优的选择，这样的创新也不创造有效需求。
所以，很可能不仅仅是创新能力的问题，还有对可实现的创新有没有需求的问题。但是，在网络经济下，后一个问题不存在了，因为供给可以创造出对自身的需求。
比如计算机产品，我们购买计算机无论是上网还是进行普通的文字处理，都涉及与众多别的用户之间的交流问题，都存在所使用的软硬件与别的众多用户所使用的软硬件之间的兼容问题。这就是说，我消费自己的计算机的效用依赖于众多的别的计算机用户的选择。这种网络经济下的消费策略互动就产生了极不寻常的意义：当多数人更新计算机配置之后，我的最优选择就是更新自己的计算机配置。一般地，由于新产品可以覆盖老产品，新用户和一部分老用户会购买新产品，当多数人用新产品的时候，余下的老用户的最优选择就是更新自己的产品。当Windows98还好用的时候，我可能就去购买新的Windows2000。这样，网络经济下的消费策略互动就使得创新可以不断地创造出对自身的需求。
信息技术确实提高了生产率，加速了创新，正如刘文所称的，80年代，特别是90年代，信息技术处于一个创新的“蜂聚”时期。（刘树成、李实，2000，P.8-9）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我们还强调问题的另一面：网络经济下的消费策略互动使得创新可以不断地创造出对自身的需求。应该说，这是创新可以被不断地“创新”，从而产生“蜂聚”现象的根本原因。在经济生活中，生产能力只决定可能性，使可能变为现实的只能是需求。在网络经济下，现在“萨伊定理成立了”：供给创造着对自身的需求，这便是“新经济”之新所在。事实上，如果不这样看的话，我们就不能解释为什么在传统产业却没有这样一个创新的“蜂聚”。因为如果创新高潮仅仅是由信息技术引起生产率提高所引致的，那么传统产业也应该有一个创新的“蜂聚”，哪怕是较弱一些。把普通电视机创新为画中画，或者进一步地创新为别的什么并不是不可能，而是消费者可以不响应，至少老电视机用户可以不购买这种新产品。然而，如果你将Windows98创新为Windows2000或别的什么，那么消费者可能就不得不购买。
创新可以不断地创造出对自身的需求，这不仅意味着创新必然是大规模的，而且是持续的，这又意味着经济必然持续高速增长。
4.产品的耐用性与经济波动
既然经济的波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生产能力的增长与需求的增长之间的对比关系，那么经济的波动还与产品的耐用特性有着极大的关系。具体地说：
假设经济最初处于均衡状态，如上所述，如果一种产品被创新出来，一般地，对该产品的需求大于供给，这必然引起投资的增加，进而引起产出的增加。而且，事情至此并没完，投资的增加还引起收入的增加，收入的增加又引起消费的增加，这又进一步引起投资的增加和产出的增加。所有这些合在一起，必然引起经济的高涨。然而，在现代经济中，生产能力的增长迟早会超过需求的增长，因此产量的增长迟早会放慢，甚至绝对地减少，这必然引起投资成倍地减少，进而引起产出成倍地减少。同样，投资的减少还引起收入的减少，收入的减少又引起消费的减少，这又进一步引起投资的减少和产出的减少。所有这些合在一起，必然引起经济的衰退。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乘数—加速数原理。
在耐用品经济中，这种由消费、投资所引致的景气循环必然表现得更为剧烈。这是因为，耐用品可以使用多年，因此一定存在一个时点，超过这一时点，不仅仅是生产能力将超过需求，而且会突然地出现一个很大的缺口，这势必引起经济剧烈的波动。
这就是我们从经济史上所观察到的：当第二产业的比重上升时，经济波动的幅度会增大。
当第三产业的比重上升时，经济是否会增强稳定性呢？一般认为，第三产业以服务为主，服务的“产”与“销”基本上是同步进行的，而且一般地对服务的需求本身波动较小，所以，经济波动的幅度会减小。（刘树成、李实，2000，P.55）然而，似乎我们并不能将美国经济这一轮的稳定增长主要地归之于第三产业比重的上升，特别是服务业比重的上升。因为美国信息产业的比重也在不断地上升，特别是一些软硬件的生产，而在本质上，这些软硬件是耐用品。就一般情况而言，后者会抵消前者的稳定作用，这就很难说美国经济现在是更具稳定性还是更具不稳定性。我们感兴趣的是：软硬件这样的耐用品是否具有不同于一般耐用品的特性？其比重的上升究竟是增强了还是减弱了经济的稳定性？
上文的分析告诉我们：在网络经济下，由于消费的策略互动，供给可以不断地创造出对自身的需求。一般地，这不仅意味着不存在对可实现的创新没有需求的问题，也意味着尽管软硬件是耐用品，但却不会有供给超过需求那一刻的到来，更不用说出现供求大缺口那一刻的到来。耐用品不会被长久使用了，其比重的上升不是增加经济的不稳定性，而是增加经济的稳定性。
5.结论及其启示
根据上文的分析，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凡波动都包含了由消费、投资所引致的凯恩斯循环。所以，美国经济这一次的持续高速增长一定不只是由新技术引起生产率提高所引致，一定还有投资增加的增长作用。事实上，如果我们认为美国经济这一次的持续高速增长仅仅是由新技术引起的生产率提高所引起的，那么我们就不能解释为什么其他国家没有相似的表现。而且，正如臧文所指出的，新技术和新产品不是凭空产生的，其研究、开发和应用均要以巨额投资为基础。（藏旭恒、裴春霞，2000，P.42）生产率的提高是重要的，投资的作用也是重要的。
第二，由于经济结构的变化，特别是由于网络经济下的消费策略互动引起的“萨伊定理的复活”，经济周期的规则是可以发生改变的，美国经济这一轮的超长扩张有其必然性。然而，经济周期始终是客观存在的。这当然主要是源于我们这样的认识：经济周期是多种因素合力的结果，而这些因素的净影响是不确定的。但从另一个角度讲，即使不考虑其它因素，即使网络经济下的消费策略互动引起了“萨伊定理的复活”，毕竟经济中还有传统部门，计算机等新技术创新会引起投资，增加收入，收入的增加又会引起消费的增加，这会引致传统部门的扩张，但这种引致的增长总有到头的时候。这就是说，尽管前一种增长效应具有长期性，但是后一种增长效应却是短期的，作为净结果，经济是放慢，还是停滞，还是下滑，决定于两种效应的相对强度。至于何时终结，要看各种因素作用的净影响。
上文的分析还给我们如下启示：
第一，如果我们假定生产能力的增长快于需求的增长，那么从根本的意义上来讲，增长和波动就是一个结构的动态调整过程。增长和波动首先表现为结构问题，其次才表现为总量的平衡问题，即总供求相等的问题。这种结构的调整是通过产品创新来实现的。进一步，我们对萧条应该有一个更深刻的认识，首先，萧条的直接原因当然是有效需求不足，然而，进一步地深究，造成有效需求不足的原因可能恰好来自供给面——市场不能不断地创造出有需求的新产品。因此，为刺激经济增长，抑制萧条，进行需求管理是重要的，但更重要的却是供给管理。主要是创造一种有利于创新的环境，创造一种要素能自由流动的环境。其次，如果我们承认从根本的意义上来讲，增长和波动是一个结构的调整问题，那么对于萧条就不能只看到其消极的一面，还要看到其积极的一面，可能这正是资源从旧产品的生产领域转移向新产品的生产领域的一种必要的调整。
第二，我们看到，经济的波动正是由于生产能力超过了需求，或者说，生产能力的增长超过了需求的增长。因此，某种意义上，造成繁荣的原因可能正是造成衰退的原因，抑制经济的高增长可能本身起到了抑制萧条的作用。
第三，从美国新经济中我们究竟应学习些什么？根据我们的分析，美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源于新技术创新可以不断地创造出对自身的需求。很自然就有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别的国家不创造新技术？你的新技术也同样创造着对自身的需求呀！因此，我们真正应该研究的是美国经济如何提供了有利于创新的环境，及其给予我们的借鉴。
参考文献
李平，1992，“经济适度增长与结构动态变化”，《经济学家》（4）。
刘树成、李实，2000，“对美国‘新经济’的考察与研究”，《经济研究》（8）。
藏旭恒、裴春霞，2000，“投资增长与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美国‘新经济’对我国产业结构升级的启示”，《学术月刊》（10）。
徐长生，2000，“美国‘新经济’的理论透视”，《经济学动态》（7）。
萧琛，2000，“论美国的‘新经济’和‘新周期’”，《世界经济与政治》（4）。
陈漓高、仲黎明，2000，“周期理论：美国经济的繁荣”，《世界经济》（3）。
篠原综一，1998，“新经济论的是非考证”，《世界经济与政治》（12）。
杨培芳，2000，《网络协同经济学——第三只手的凸现》，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
汉斯·韦坎德，1999，“金融中介、均衡信贷配给与经济周期”，《契约经济学》，北京：经济了学出版社。
约瑟夫·E·斯蒂格利茨，1999，“契约理论与宏观经济波动”，《契约经济学》，北京：经济了学出版社。
《总统经济报告》，2000，第311页。
Roamer,ChristinaD.,1999,“ChangesinBusinessCycles:EvidenceandExplanations”,JournalofEconomicPerspectives,Spring.
Mandel,Micheal,1997,“HowLongCanThisLast?”BusinessWeek,May19.
Zarnowitz,Victor,1999,“TheoryandHistoryBehindBusinessCycles:Arethe1990stheOnsetofaGoldenAge?”JournalofEconomicPerspectives,Spring.
Krugerman,Paul,1997,“SeekingtheRuleoftheWaves”,ForeignAffairs,July/August.
Delong,JamesBradford,1999,“IntroductiontotheSymposiumonBusinessCycles”,JournalofEconomicPerspectives,Spring.
JeffreyD.SachsandFelipeLarrainB.,1993,MacroeconomicsintheGlobalEconomy,Prentice-Hall,Inc.,P.520-5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