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商直接投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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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研究回顾

作为国际资本流动的主要方式，FDI对东道国经济的影响作用已日益为国内外研究者所关注。早期研究FDI对东道国经济，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经济的作用传导机制主要以发展经济学为理论基础，强调吸引外商直接投资对东道国经济的资本积累作用，如Rostow首先提出发展中国家通过利用外资可以改善在经济“起飞”阶段所面临的资本短缺约束；依据新古典增长理论的哈罗德—多马模型，Chenery&Strout进一步提出了“双缺口”模型。然而，双缺口模型一个无法解释的事实是，对于像中国这种储蓄缺口并不明显的发展中国家而言，该如何解释流入这些国家的FDI仍然不断增加的现象呢？而且FDI的资本积累效应也难以解释近年来发达国家之间双向直接投资增多的事实。

在技术进步内生化的新增长理论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研究工作开始集中于探讨被传统的双缺口模型所忽视的FDI技术外溢效应(TechnologySpillover)。许多研究发现流入发达国家的FDI对东道国企业存在着技术外溢效应，如Nadiri(1991)、Globerman(1994)、Imbriani&Reganati(1997)等。然而，FDI在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外溢效应假设检验结果则要复杂得多。Blomstrom&Persson(1983)、Blomstrom(1986)、Blomstrom&Wolff(1989)、Kokko(1994)、Kokko&Zejan(1994)、Sjoholm(1999)等人分别发现FDI技术外溢效应假设在乌拉圭、印度尼西亚、墨西哥等国成立。但是Blomstrom(1989)、Haddad&Harrison(1993)、Aitken&Harrison(1993)、Goldar(1994)、Haksar(1995)、Kokko(1996)对委内瑞拉、墨西哥、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的检验结果却不支持FDI技术外溢假设，或者发现FDI的技术外溢效应只在一定条件下成立。采用的理论模型、计量经济分析方法、数据选取的差异必然会影响最后的实证结果。例如，同样是研究印度外商企业的技术外溢效应，Goldar(1994)采用计量分析方法，Basant&Fikkert(1993)、Haksar(1995)、Kathak(1989)则选用生产函数方法，得到的结果也各有差异：Basant&Fikkert(1993)发现FDI的确促进了本国技术进步；Kathak发现FDI的技术外溢效应只存在于科技含量高的行业；考虑到FDI对东道国技术外溢的时滞期，Goldar研究则表明FDI的技术外溢只在较长时期内存在；Haksar(1995)则表明FDI的技术外溢作用远远不及本国研发。

然而，除了研究方法的差异以外，对FDI技术外溢效应检验出现不一致结果的深层次原因在于以上研究仅仅从外资企业的角度来考虑FDI对东道国国内技术进步的作用机理，实际上，东道国国内企业到底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吸收FDI的技术外溢反过来也必然影响到FDI的技术外溢效果，即东道国的吸收能力。对发达国家的实证检验发现存在着普遍的技术外溢效应，然而对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外溢效应假设检验却难以得到一般性的结论，因此一个可能的解释就是各国吸收能力的差异导致了不同的技术外溢效果。

Borenszteinetal(1998)首次运用人力资本作为吸收能力的指标将东道国的吸收能力具体量化，Borenszteinetal的研究结果表明FDI正是与东道国的人力资本存量结合起来对经济增长起着显著的推动作用，而且这一作用要远远大于单纯的资本积累作用。同时，FDI的技术外溢作用存在“临界水平”，即只有当东道国人力资本存量足够丰裕时，东道国经济才能吸收FDI的技术外溢。Borenszteinetal的研究工作揭示了这一核心思想：单纯的FDI流入并不直接导致技术外溢效应，FDI是否能促进东道国经济的技术进步，从而最终推动经济增长还取决于东道国的吸收能力如何。沿着Borenszteinetal开创的研究思路，一些学者从其它角度来解释东道国经济对FDI的“吸收能力”。Olfsdotter(1998)认为不仅东道国的人力资本存量决定了吸收能力的大小，而且像经济开放度、政府政策(Henleyetal1999)、人口增长率、基础设施状况(Stern1991)乃至行政效率、知识产权保护度(Tortensson1994;Mauro1995)这类因素同样起着重要作用，从而大大拓宽了吸收能力所涵盖的概念范围。Alfaroetal(2000)则认为东道国的金融市场效率是影响其吸收能力的关键因素，由于东道国内具有企业家精神的创业者必须要为利用外资企业的先进技术支付一大笔初始的固定成本（包括学习费用、谈判成本、购买关键技术以及设备的费用等），因此东道国内金融市场的运作效率将决定创业者是否能在有效时期内获得贷款以支付这笔固定成本。Markusen&Vanables(1998)用具有技术优势的外资企业与东道国内部门的链接效应(LinkageEffect)来考察东道国的吸收能力，如FDI带来的国内企业的规模经济、互补性技术的发展等等。Goldsmith&Sporleder(1999)则在Markusenetal研究基础上进一步从“前向链接(ForwardLinkages)”和“后向链接(BackwardLinkages)”来考察FDI对国内经济部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Kinoshita(2000)将研发的作用分为两部分：一是研发的创新作用；二是研发的学习效应，即东道国国内研发的增加将提高国内企业对FDI技术的吸收效果。Kinoshita对捷克制造业的研究表明国内研发的学习、增进吸收能力的作用要远远大于其创新作用，但对于合资企业而言当地企业并没有从其国外合作伙伴处获益。

迄今为止国内在该领域的相关研究为数不多。汤文仙、韩福荣(2000)提出了“技术缺口”这一概念，指出传统的双缺口模型并不适宜中国外资引进的实证研究，但其构造的“三缺口模型”对于如何测标、度量“技术缺口”这一核心的问题却缺乏应有的解释。秦晓钟(1998)对中国FDI的技术外溢效应进行了9种行业的横截面回归分析；张诚等(2001)定性探讨了FDI的技术溢出效应及其制约因素；借鉴Feder(1982)的模型，何洁把生产部门分为国内生产部门与外商企业部门，用生产函数方法测算了我国工业部门外商直接投资的外溢效应。本文以Borenszteinetal(1998)的模型为基础，首次测算并比较了我国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吸收能力。

二、基于人力资本的FDI吸收能力测算

Borenszteinetal(1998)提出了一个衡量FDI技术外溢效应的模型。在新增长理论中，技术进步往往被视为“资本深化”(CapitalDeepening)的结果，而后者又是以资本品种类数的增加为表示形式的(Romer1990,Grossman&Helpman1991,Barro&Sala-i-Martin1995)。Borenszteinetal考察的重点是资本品，尤其是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有如下的消费品生产函数：

Y[,t]=AH[α,t]K[1-α,t](1)

其中H代表人力资本，K代表物质资本，从上式可以看出资本积累实质上是资本品种类的扩张。其次，Borenszteinetal假定国内企业吸收FDI的技术外溢效应必须支付吸收成本F。F取决于下面两个因素：①东道国外资企业数n[*]与其企业总数N之比n[*]/N，②东道国企业总数N与投资国内生产资本品的企业数N[*]之比N/N[*]。这两个比值近似代表了初始的技术缺口，而技术缺口又决定了吸收成本F。因此，我们有：

F=F(n[*]/N,N/N[*])(2)

且，即n/N[*]比值小，说明目前到该国投资的外资企业少，国内由于缺乏向技术先进的外资企业学习机会而导致初始的技术缺口很大，因此国内企业也越有可能利用外资的技术外溢效应。

假定国内市场对于内、外资企业都是自由进入的，引入拉姆齐模型的跨时消费效用决策方程式，由跨时消费效用最大化Borenszteinetal构建了如下增长方程式：

附图

其中g是经济实际增长率，初始的技术缺口由n/N、N/N[*]这两个比值来度量。此外，A、H分别代表东道国的技术产出率及人力资本存量，σ、ρ是与跨时消费决策有关的两个指数。

以Borenszteinetal的理论模型为基础，我们发现，如果用FDI来表示上式的n[*]/N[*]，FDI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实质上体现在两方面：首先，FDI度量了新的资本品被引入的数量，即资本积累效应；其次，从上式我们不难看出，FDI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是与东道国的人力资本存量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东道国内人力资本存量越丰富（H值越大），FDI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就越显著，即FDI的技术外溢效应越明显。

为了比较流入中国FDI的资本积累效应与技术外溢效应，我们建立了如下的回归方程式：

g=C[,0]+c[,1]FDI+C[,2]FDI×H+C[,3]Y[,0]+C[,4]A(4)

其中Y[,0]代表初始人均产值，A代表影响经济增长的其它变量。利用中国经济1980年～1999年共20年的统计数据，我们对FDI的资本积累效应与技术外溢效应进行实际测算比较。为了消除初始水平对计算结果的影响，在计算过程中我们均以1980年的数据值作为基期对以后年份的统计值进行了处理。

回归结果如表1。

表1回归结果

附图

注：统计数据由各年《统计年鉴》整理而得。括号内数值均为回归系数的t值，[*]代表为5%的显著性水平，[**]代表1%的显著性水平。SP、CP、EE分别表示用中学生入学率、大学生入学率和政府教育投入来代表人力资本。

方程1表明单独考虑FDI的资本积累效应时，回归系数为正，但这一作用并不显著(0.0319)，而且回归方程的R[2]与值也偏小，同时较小的DW值也说明回归有明显的正向序列相关现象。方程2、3、4分别运用中学生入学率(SP)、大学生入学率(CP)及政府财政的教育投入(EE)来代表人力资本存量进行回归，对比回归方程式1与2、3、4，我们发现尽管三个回归方程的人力资本的指标各不相同，但其回归结果却共同表明了以下三点结论：

1.FDI的技术外溢效应对经济增长具有较为显著的正向推动作用。检验结果表明FDI的确更多的是与人力资本相结合而作用于经济增长，即流入我国的FDI对国民经济的推动作用较少地反映在资本积累效益(FDI)上，而是更多地体现在技术外溢效应(FDI×H)方面。

2.当把FDI的技术外溢效应和资本积累效应综合考虑时，我们发现后者的系数变为负数，但这一系数绝对值不大。这说明在我国目前储蓄总额居高不下的情况下，如果再引入外资的目的仅仅只是为了利用外部资金的话，反而会因为导致负的资本积累效应而阻碍投资总量的增加，即FDI的引入对国内投资存在着“挤出效应”(Crowd-outEffect)。

3.在选取人力资本存量的指标时，中学生入学率(CP)要优于大学生入学率(SP)。这一点可从回归方程式5看出：

Y=2.53-0.425FDI+0.417FDI×SP

-0.004FDI×CP(5)

回归结果表明FDI与人力资本相结合更多的是意味着与具有初、高中教育水平的劳动者结合在一起，而FDI与具有大学程度教育水平的劳动者共同作用与前者相比几乎可以忽略，从统计意义上讲近似于零的t统计值(-0.252)也表明这一项在回归方程式里几乎不起作用。这一回归结果反映了我国利用外资的现状，即流入我国的FDI投资分布的一个显著特点是以加工贸易业为主。加工贸易业多属劳动密集型行业，对劳动者教育程度要求不高，因此具有中学教育程度的劳动者反而比具有大学教育程度者能够较好地与FDI结合在一起，其中一个原因就在于前者有着后者所不具备的相对“廉价劳动力”优势。

三、FDI吸收能力的进一步研究

前述文献Olfsdotter等人的研究结果所表明，除人力资本之外，其它如政府引资政策、经济开放度、政府研发支出、基础设施建设等因素也影响了吸收能力的大小。本文以下部分进一步研究其他因素对吸收能力的影响。

1992年以后，我国对FDI的限制放宽，并且制订了一系列方针、政策来吸引外来投资，投资环境也比较稳定。同时，我国明确了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大方针，使得国际上的跨国公司对我国的信心大增，从而引起外商投资量的急剧上升。我们在回归方程式中加入虚拟变量来反映政府引资政策变化对吸收能力的影响：

附图

其中对外开放度(Open)是用出口依存度，即出口贸易额与GDP之比来衡量的；RD代表政府用于支持研发的财政支出；基础设施建设用电信业务量(Tele)代替。

上述回归结果进一步支持前述结论，即FDI的技术外溢效应要远比资本积累效应重要。但与前述回归不同的是，人力资本存量以外的其他变量也影响着我国FDI的吸收能力。

1.政府引资政策对吸收能力的影响

回归结果中Dummy一项回归系数为正，且数值高达40.55，虽然由于不同回归系数相互之间并不存在可比性，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FDI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是与Dummy变量所代表的政府政策作用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改革开放以来政府引资政策的变化对外资流入量有着深刻的影响。大致来讲我国引资过程可分为4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79年～1983年的引资初始阶段，1979年7月，国务院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同时批准设立了深圳等四个经济特区；第二个阶段是1984年至1991年，1986年10月《关于鼓励外商投资的规定》标志着中国的引资步伐向前迈了一大步。第三阶段是1992年～1995年，邓小平南巡谈话给中国经济注入了新的活力，中国对外开放进入了一个由沿海向内地再向全国扩展的新时期；1995年至今为第四阶段，政府政策由地区优惠向产业优惠过渡，如1995年6月，国务院颁布了《指导外商投资方向暂行规定》以及《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虽然在我们回归方程式中Dummy变量的取值只反映了1992年这一引资变化的转折点，但从中可以看出政府政策不仅是影响FDI本身波动变化的关键因素，而且也深刻地影响了FDI对我国经济增长的作用效果。同时，正如我国引资政策本身由引资总量向地区、产业差异这一变动趋势所表明的，政府政策在不同经济区域、不同产业、行业的倾斜将进一步影响到外资对我国经济增长的深层作用。

附图

图1中国引资情况图

2.经济开放度与外资吸收能力的关系

在衡量我国的经济开放度时，我们选用出口依存度作为代替指标，原因在于验证流入我国的FDI与贸易之间究竟存在着替代效应(Substitute)还是互补效应(Complement)。按照以芒德尔的“完全替代”模型为代表的传统对外直接投资理论认为国际直接投资实际是在有贸易壁垒的情况下对初始的贸易关系的替代。然而，以小岛清为首的学者们认为，FDI同样可以在投资国与东道国之间创造新的贸易，使贸易在更大规模上进行。小岛清的投资与贸易互补效应学说的关键在于把直接投资看作是资本技术、经营管理知识的综合体由投资国向东道国的同一产业部门的特定转移，因此FDI所带来的先进的生产函数将通过员工、经营管理者的培训、以及诱发当地企业参与竞争等形式固定下来，这也是小岛清提出的FDI“生产函数改变后的比较优势”概念。在我国的外资企业大多是出口导向型的，尤其是近十年来（1989年至今）外商投资企业日益活跃的贸易活动成为我国对外贸易的主要增长点。这说明我国的FDI与贸易可能存在着如小岛清所说的互补关系。

表2我国外资企业出口情况表（单位：亿美元）

年份全国总出口额外资企业出口额占全国总出

口额比重(%)

1980年164.80.0080.05

1985年273.53.0001.08

1990年620.978.10012.58

1995年1487.8468.80031.51

1998年1838.1809.62044.10

1999年1949.3886.28045.50

资料来源：根据各年《中国统计年鉴》整理所得。

回归结果中FDI×Open一项回归系数为正，支持了前面我们关于流入我国的FDI具有顺贸易性质的设想，这与Wang(1990)以及Batiz(1991)等人关于对外开放的规模与FDI的技术外溢效应之间存在正相关关系的结论相一致。进一步分析我国出口贸易结构与外资企业投资产业分布可见：一方面，20世纪80年代末期我国基本完成了出口商品结构由初级产品向工业制成品为主的转变，进入90年代以来，工业制成品所占比重稳步攀升，到1997年已达70%以上。另一方面，我国出口贸易结构的飞速转变及优化时期，也正是FDI迅猛增长的时期。从全国外商投资企业的产业分布表可看出，截至1997年底，我国共引进FDI协议金额5203.93亿美元，其中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升幅不大，而投向第二产业即加工制造业的FDI占了61.6%。流入我国的FDI这种顺贸易现象进一步验证了FDI的技术外溢效应大于资本积累效应。FDI不仅仅是绕开贸易壁垒的结果，而且还正因为FDI通过技术转移、扩散等途径提高了东道国的生产能力，带来了小岛清所说的“生产函数改变后的比较优势”。

表3全国外商直接投资产业分布表（截止1997年底）

项目个数比重合同外资金比重

（个）(%)额（亿美元）(%)

第一产业78962.5981.511.57

第二产业23152875.963205.7061.60

第三产业6539721.451916.7136.83

总计304821100.005203.93100.0

资料来源：《中国外商投资企业协会会讯》1998年。

3.政府研发支出对吸收能力的双重效应

Jammes(1999)指出，东道国自身的技术水平对于FDI的技术外溢效果也有重要影响，随着东道国自身技术水平的提高，一方面对外资带来的先进技术的吸收、消化能力增强，但另一方面根据经济增长的收敛效应，本国技术水平的提高意味着本国技术水平和外国技术水平之间差距的缩小，从而本国利用FDI的技术外溢效应来推动经济增长的可能性变小。因此，本国技术进步对FDI吸收能力的影响是双重的。本文采用政府研发支出来衡量本国技术进步的投入。政府研发支出会因为提高本国企业的技术研发能力而有利于国内企业更快地吸收外资的技术外溢，即减少国内企业吸收技术扩散的成本。但随着国内企业自主研发能力的加强，缩小了国内企业与外资企业之间的技术缺口，反而会弱化FDI的技术外溢效应。从回归结果来看，政府研发支出系数为负值(-0.0176)，说明政府研发支出对FDI吸收能力的综合影响为负，但较小的系数绝对值表明政府研发的最终作用很小。

4.基础设施对吸收能力的影响

基础设施建设变量是影响吸收能力的另一项重要因素。完善的基础设施不仅是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一个重要因素，而且为本国对FDI技术外溢的吸收提供了必要的条件。虽然回归结果表明FDI与电信业务量乘积项的回归系数并不显著(0.000846)，但这一正系数说明基础设施状况的改善的确增强了我国对FDI的吸收能力。

5.吸收能力的综合分析

由(6)式求导可得到：

附图

由式(7)可以发现，影响对FDI的吸收能力的关键因素是人力资本一项。虽然出口依存度、基础设施状况等因素的确如我们所预料的能够增强FDI的吸收能力，但这些因素对吸收能力的影响并不像人力资本一样直接作用于技术传播、扩散方面，因此其影响作用也不如人力资本那么显著。但同时，也必须注意到由于当前我国人力资本的积累仍处于初始阶段，虽然目前较低的人力资本存量能够与以劳动力密集型的外商直接投资较好地相结合共同促进经济增长，但从长远来看较低的人力资本又束缚了我国进一步提升外商直接投资的产业结构调整。

四、结语

在开放经济条件下经济增长速度将最终取决于本国内部资源和外部因素的共同作用，尤其是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各国经济依赖度日益加强的背景下外部因素对经济增长的推动力越发重要，对外开放政策的实施、贸易量的扩大、外资的涌入给中国经济带来的巨大作用已被数十年的改革开放历程所证明。但是，外部因素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如何充分利用外部条件来发展本国经济又比封闭经济条件下的经济增长要远为复杂。一方面，外资毕竟是外国投资者的目的性产物，不可避免地受到外商投资者本身市场规划及其全球经营策略的制约，因此在投资者的投资目标、动机与东道国的引资需求之间必然有巨大的差距和分歧；另一方面，本国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消化、吸收外部资源决定了该国在开放经济条件下的经济增长速度。而且后一点在解释为什么一些国家实行相同的开放政策却导致不同的经济增长速度方面至关重要。因此，本文研究对我国引资政策的制订有以下两点启示：

(1)通过引导外商企业投资产业投向来促进本国技术进步。一国技术进步一般有三种模式：美国和英国是第一类模式的代表，依靠自身基础研究和技术创新能力来推动技术进步；日本和韩国是第二类模式的代表，侧重于对国外先进技术的引进、消化、吸收和二次创新；中国和东盟国家基本属于第三种模式，其技术进步主要不是依赖本国创新活动，也不完全是对引进技术的改进和模仿，而是通过吸引大规模的外商直接投资来吸收外资所带来的前沿技术。从长期来看一国产业国际竞争力的提高必须以本国技术自主研发能力为基础，但现阶段如何充分利用外商企业的技术外溢效应来提高本国技术水平是今后引资政策的调整重点。

(2)本文研究表明我国国内所具有的人力资源丰裕程度决定了对外资技术外溢效应的吸收程度，从而最终决定了外资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由于目前我国人力资本存量仍然处于相对较低的初始水平，虽然现阶段较低水平的人力资本能够较好地吸收以劳动力密集型为主的外商直接投资技术外溢，但今后我国外商直接投资产业结构的提升必然要求较高的人力资本增长速度。因此，加强教育投资，注重人力资本的积累是增强我国对外商直接投资吸收能力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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