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周期性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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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周期这个曾经被视为只有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才存在的经济现象，已经成为社会主义经济运行中不可否认的基本事实和宏观经济调控中不容忽略的重要因素。正确认识和科学把握中国经济波动的规律，对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至关重要。
一、中国的经济周期波动状况
经济周期是国民经济扩张与收缩、波峰与波谷不断交替的运动，具体包括复苏、繁荣、衰退和萧条四个阶段，用以反映国民经济在动态的增长中运行的起伏状态。它通常分为古典型周期和增长型周期两类。古典型周期是指经济总量水平的周期波动，也就是产量绝对值指标的波动；而增长型周期是指依经济增长率上升或下降而定义的经济周期波动，表现为增长态势下速度的加快与放慢。
经济周期按时间长度可分为四种类型：（1）短周期，即基钦周期，平均长度约40个月（3－5年）。（2）中周期，即朱格拉周期，平均长度8－10年。（3）中长周期，即库兹涅茨周期，平均长度15－25年。（4）长周期，即康德拉耶夫周期，平均长度50年左右。
新中国建立以后，1949－1952年为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真正大规模的经济建设是自1953年开始的，因此我们在这里仅对1953年以来我国国民经济发展实际情况进行分析，详见表1.
表11953—2000年中国经济增长率（％）
年份增长率年份增长率年份增长率年份增长率年份增长率
195314196310.719738.3198310.9199313.5
19545.8196416.519741.1198415.2199412.6
19556.4196517.019758.3198513.5199510.2
195614.1196617.01976-2.719868.819969.6
19574.51967-7.219777.8198711.619978.8
195822.01968-6.5197811.7198811.319987.8
19598.2196919.319797.619894.119997.1
1960-1.4197023.219807.819903.820008.0
1961-29.719717.019815.219919.2
1962-6.519722.919829.1199214.2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93）》、《中国统计年鉴（2000）》整理
根据表1数据，用动态曲线来表示，有如下图1：
附图
图1改革前后经济发展波动状态的比较
从图1可以看出，建国以来我国的经济周期波动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从1953年到1976年，第二阶段从1977年到2000年。下面对改革前后这两个阶段我国经济周期波动的状态进行对比分析：
第一，从波动的深度看，改革前五个周期波动以古典型为主，波谷平均值为－6.4％，总的呈现为古典型；改革后四个周期的深度平均为6.2％，波动转变为增长型。谷位的上升表明，我国经济的增长增强了抗衰退力。
第二，从波动的高度看，改革前各周期以高峰型为主，波峰平均值达16.9％，总的呈现为高峰型（波峰年份经济增长率大于或等于15％即为高峰型）；改革后波峰平均值为13.2％，总的呈现为中峰型（10％－15％）。峰位的下降表明，我国经济的增长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扩张的盲目性。
第三，从波动的幅度看，改革前各周期平均波动幅度为23.4％，为强幅型；改革后平均振幅是6.95％为中幅型。波峰的显著下降表明，我国经济增长的稳定性在增强。
第四，从波动的平均位势看，改革前波位平均为5.8％，属中位型；改革后平均波位是9.3％，属高位型。波位的上升表明我国经济在克服“大起大落”中，总体增长水平有了显著提高。
第五，从波动的扩张长度看，改革前各周期的扩张长度平均为2.2年，改革后为2.5年，表明我国经济的增长在扩张期有了更强的持续性。
根据以上定量分析与比较，可把改革前波动状态的特征概括为：谷位深、峰位高、振幅大、平均位势低、扩张长度短，即“大起大落”；而改革后则可概括为：谷位上升、峰位下降、振幅减小、平均位势提高、扩张长度延长，即在增长中逐步走向稳定。改革前后的变化可以总概为：由“大起大落”型转向“高位—平缓”型，这就充分表明，我国经济的周期波动在改革后已进入了一个新阶段。［1］
二、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原因分析
在西方经济理论中，关于经济周期的解释多种多样，它们从不同方面对经济周期性波动的原因做出了说明。传统的经济周期理论认为经济中存在引起波动的内在力量；实际的经济周期理论认为波动不过是随机的和未预期到大冲击的结果；货币主义者和新古典经济学家把波动主要归结为错误导向的货币政策的结果；而新凯恩斯主义者把波动看作来源于经济内部和外部的各种原因，不过他们认为现代经济的内在特征扩大了一些这样的干扰，并使其作用持续存在。［2］
应该说，经济周期的形成是各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单纯地强调起源动力而忽略系统影响，强调冲击因素而忽略传导机制，是无助于正确理解经济周期波动的。因此，我们必须把经济周期波动的因素区分为内生和外生两种，从内在传导机制和外在冲击两方面进行系统分析。
内在传导机制是指经济系统内部结构特性所导致的对冲击的反应。这是一种内部缓冲机制或自我调节机制，反映了经济周期的“内生性”。一般来看，经济周期波动是大工业生产与大规模投资相互推动机制和供求约束机制这两种互为因果、相互作用的过程。大工业的巨大扩张能力是形成经济周期波动的物质前提，它与大规模投资紧密相连。一方面，它既为大规模投资的进行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其建立与发展又反映了大规模投资的结果；另一方面，大规模投资所产生的巨大需求又是引起大工业生产急剧扩张的重要动因。因此，大工业生产和大规模投资两者的相互作用，是形成经济周期波动的首要原因。同时，经济周期波动还与大工业的扩张力所遇阻力密切相关，这种阻力是由供求平衡状况形成的，或来自市场需求约束方面，或来自资源供给约束方面。因此，供求平衡约束是形成经济周期波动的另一个物质性的原因。
外在冲击机制，是指系统外的冲击通过系统内部传导而发生的经济活动，对来源于外生变量的自发性变化，可以是随机的或是周期的。外在冲击主要包括：货币供给性冲击；以投资和消费、财政和货币需求性的实际需求冲击；由于农业重大自然灾害或石油供应等而导致的实际供给冲击；体制变动冲击；国际政治和经济冲击等。
外在冲击是经济周期波动的初始原因，内在传导则是系统内部对冲击的自我响应和调整。几乎所有的外在冲击都要通过内在机制而最终对经济过程产生影响，因此，引起经济周期的基本原因来自于经济体系内所特有的推动力和抑制力。内在传导机制决定着经济波动的周期性和持续性，决定着经济周期的基本形态，而外在冲击只是通过内在传导机制对其产生叠加影响，使基本波型发生变形。经济的周期波动是经济内在的传导机制和外在冲击共同发生作用的结果。
我国经济发展水平落后，农业成分比重大，长期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因此，我国经济周期波动有其特殊原因及传导机制。
1、固定资产投资的周期波动是造成国民经济周期波动最直接的内在原因之一。从周期波动看，我国的固定资产投资波动与经济波动有显著的相关性。投资波动决定着经济波动，并大于经济波动幅度。固定资产投资对经济波动的作用主要是通过乘数——加速数机制而形成，同时又受供求机制约束。在扩张期投资的急剧扩张带动着工业生产的急剧扩张，引起需求的急剧膨胀，带动社会各种需求连锁地旺盛起来，从而进一步带动工业生产以及整个社会生产的急剧扩张。经济扩张最终会受到供求约束，从而依照扩张时的传导链条，相应导致直接需求和间接需求的萎缩，国民经济增长也就出现了波动。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经济增长基本上是粗放式的，固定资产投资成为决定投资波动的主要方面，一直是政府调控宏观经济的主要工具。而政府部门的投资直接服从于政治目标，往往会作出扩张经济和投资规模的决策。因此，政府投资的波动一直是我国经济波动的主要震源。随着政府调控政策工具的增多以及决策的科学化，波动周期明显变长，波动幅度相应减小，这就反映了我国经济增长方式正在转变。
2、农业波动是经济周期波动的基础。这是由我国农业经济占很大比重和二元经济结构的现状决定的，农业对经济波动虽不构成最直接和最显著的影响，但却对经济增长具有最根本性的影响。工业波动是最易觉察也最易被认可的波动，但它仅是一种表层的波动。既然国民经济各部门是有机联系的，经济发展由农业而至工业是其一般规律，那么，农业就不可能独立于经济循环之外，它离工业波动愈远，对经济波动的影响就愈深刻，从而也就愈难以纠正。我国农业生产，尤其是粮食产量增长率的波动，往往导致随后的经济增长波动。它的波动幅度虽然没有社会总产值波动大，但它往往是后者波动的先导，有着明显的“超前性”和“扩张性”，比后者先行1—3年。农业波动对国民经济周期波动作用的传导机制是：农业波动影响投资波动，投资波动影响工业波动进而对国民经济波动构成影响。农业波动对投资及工业的影响是通过粮食、原材料、劳动力、市场这四条渠道进行传递的：粮食可储存性较强，对投资的当期影响较小，滞后期一般为1—2年；原材料对投资的影响，虽不象粮食那样直接，但对以农产品为原材料的轻工业部门构成威胁；当农业景气时，农民会自动将资金和劳动力转移至工业或其他非农产业部门，从而促进经济繁荣，反之，作用则相反；农业波动将直接影响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业人口的收入水平，从而影响到消费品市场，特别是工业品市场的购买力。
3、产业结构的变化是经济周期波动的重要因素。第一、二、三次产业增长率的波动，构成整个经济增长率的波动。一定时期内各次产业在整个经济中的比重变化，决定着该时期经济周期波动的基本状态特征。一般来说，第一产业波动幅度较小，但易受自然条件影响，很不稳定；第二产业波动幅度较大，经济的周期波动本来就源于现代机器大工业；第三产业波动幅度较小，又不易受自然条件影响，较为稳定。我国产业结构的独特性表现为：农业基础脆弱，后劲不足；工业结构向加工工业倾斜，生产能力大量闲置，而基础工业发展缓慢；第三产业严重滞后。产业结构的不合理加大了供求约束的作用，结果造成经济波动的扩张期不能持久，很快就因“瓶颈”部门制约而进入收缩阶段。
4、外贸依存度的变化。外贸对宏观经济的影响往往是与大规模投资和生产的扩张相互发生作用。由于中国的经济扩张主要不是受需求约束，而是受供给约束，因此，当投资需求大大提高，生产迅速扩张导致社会总供给不足时，短期内最有效缓解“瓶颈”产品短缺的办法就是进口，从而相应延长了经济波动的扩张期。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进出口规模显著扩大，外贸依存度显著上升，使我国调节经济波动的能力有所增强，从而使经济波动有所减缓。可以预见，随着加入WTO后我国外贸依存度的进一步上升，世界经济周期波动将更直接影响我国的进出口变动，从而进一步影响到我国的经济波动。
5、人为因素对经济波动的影响。这里主要指经济政策、经济体制等因素。与市场经济国家相比，中国经济周期性波动受政府方面影响更大，因而，与其说是一种经济周期，不如说是一种政治周期。改革前，我国宏观调控的指导思想是，不断地追求和推动经济的粗放型、外延型的超高速扩张，势必人为地造成“大起大落”；改革后宏观调控指导思想发生了转变，加强了“逆周期”调节，从而使经济波动趋于平缓。
三、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宏观调控
依据引起经济波动的不同因素，周期理论将经济周期的生成原因分为外生理论和内生理论。按照这种划分，所有关于非经济的原因都属于外生原因，如自然条件、科技进步等；所有与经济运行本身相关的原因都属于内生原因，如供求对比，结构矛盾等。然而，这种划分又不是绝对的，很多因素是介于二者之间的，因而具有双重意义，如货币供给，信用扩张等，它们既可以作为外生变量影响经济过程，又可以作为经济运行的结果而表现为内生变量。［3］
经济的周期性波动，是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它是超越经济制度和体制的。因而，对经济周期波动的调控并不等于能够根本消除它。一定的经济政策只能影响周期波动，即放大或缩小其波动幅度，减缓周期频率，抑制周期波动的“负效应”，保证经济稳定增长。但我们如果依照人为因素影响的大小，将经济波动区分为非自然波动和自然波动，则经济波动不可消除的意义在于由非自然波动向自然波动的转移，通过有弹性的宏观经济政策和体制调整而抑制大起大落的经济震荡和非自然的经济波动，以减少它对社会经济活动发生的灾害性影响。［4］
“十五”期间，为保证缓升缓降新态势的实现，宏观调控应着重把握以下几个方面的关系，或者说应做到以下几个方面的结合：
1、整个周期内的财政、货币政策与年度间的微调政策相结合。“十五”计划规定：近期要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这是针对国民经济在2000年虽然出现了重要转机，但经济发展中还存在一些制约因素，经济回升的基础还不牢固这一实际情况的。一是社会有效需求持续增长的机制尚未形成，致使需求不足的矛盾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二是对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需要政府发挥积极的作用，如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扶持贫困地区发展、提高公共服务水平等，都需要国家的财力支持；三是国际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增强，保持充足的国内需求是保持经济持续增长的必然选择。在各年度之间，根据经济波动的客观态势，需要相应地进行一些微调。特别是扩张初期，要避免采取“一哄而上”和“一刀切”的全面放松政策。
2、控制需求面政策与改善供给面政策相结合，或者说，总量控制政策与结构调整政策相结合，短期调控政策与中长期发展政策相结合。这也是世界上各主要国家自70年代以来政府宏观调控政策的发展趋向。控制需求面的政策，也就是控制需求总量的政策，这主要是为了平抑经济波动而实行的一种短期性调控政策。改善供给面的政策，是调整与优化产业结构、提高经济增长实力的政策，这主要是属于经济的中长期发展政策。只有将这两种政策相互衔接、协调与结合，才有利于经济的高效与稳定的运行。
产业结构的调整有两种类型：一种是适应性调整，另一种是根本性调整。所谓“适应性调整”是指，在经济周期波动的收缩阶段，由于压缩了总需求，而使农业、交通运输、能源、重要原材料等“瓶颈”部门的制约有所缓解。这种适应性调整只具有暂时性的、短期性的意义。而一到下一轮经济周期的扩张阶段，这些部门就又会显现出“瓶颈”状态而使整个经济的扩张难以为继。所谓“根本性调整”是指，经过持续的努力，从根本上彻底改变这些部门所处的“瓶颈”状况，使它们不再成为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硬制约。目前，经过几年来经济增长率的回落而出现的交通运输、能源、重要原材料等“瓶颈”制约的有所缓解，只是一种适应性调整。而过去，每当适应性调整取得一定成效时，往往就认为产业结构调整差不多了，可以放松一下了，可以把力量用到“全面大干快上”了。岂不知，这种调整只是短期性的适应性调整。在新一轮经济周期到来时，我们一定要抓住产业结构的根本性调整不放。
3、保持经济的稳定增长与有效的价格政策相结合。虽然价格政策总体上属于微观政策，但当发生通货膨胀或通货紧缩时，政府管理的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其涨落方向的价格总水平也有一定的影响。“九五”期间，价格政策在配合财政、货币政策抑制通货膨胀和遏制通货紧缩方面都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十五”期间，要根据价格总水平的变动，灵活调整价格政策方向。适当放慢服务价格调整的节奏，注意监控区域性价格过高上涨，警惕和防止通货膨胀。继续采取降价促销的价格政策，通过降低部分政府管理的商品和服务价格，促进需求增长。调整价格结构，疏导价格矛盾，促进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
4、宏观改革政策与微观改革政策相结合。近几年来，宏观方面的改革取得了较大的进展，而国有企业微观方面的改革却相对滞后。国有企业的活力问题还没有得到明显的解决。国有企业这一重要的微观基础不稳、不活，将会严重影响整个经济的稳定与增长。［5］
“十五”期间是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重要时期，恰当地把握宏观调控政策的力度，并根据宏观经济的运行态势，进行适时适度的调节，对于保持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十分重要。从国内来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后，市场在配置资源方面将发挥更为明显的基础性作用，经济的市场化程度会进一步提高；从国际来看，世界经济发展的进程中仍存在许多不确定性因素，特别是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对外开放将进入新的阶段，国内经济进一步融入国际经济之中。在这种形势下，国内外经济市场环境的变化对我国经济的影响程度会进一步加深。因此为保持经济稳定发展，宏观经济政策必须根据各方面的情况，适时灵活地调整。这也是近些年国家宏观调控实践得出的基本经验。从其他国家经济发展的经验看，依据经济运行态势和市场环境的变化，适时适度地调整经济政策的取向和力度，也是政府调控经济的一般要求。
【参考文献】
［1］韩秀云。宏观经济分析［M］。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8.
［2］［美］杰弗里·萨克斯。全球视角的宏观经济学［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750—787.
［3］孙可娜。中国经济周期波动问题研究［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368.
［4］肖灼基。中国经济概论［M］。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2.123—124.
［5］刘树成。中国经济周期波动的新阶段［M］。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239—2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