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价值应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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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我国理论界正在深入广泛地讨论社会主义社会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无论是在目前这场讨论中，还是在长期以来中外学者的研究中，对劳动价值论都提出了一系列的质疑和难题。其中有些难题在马克思著作中并无现成答案，应用传统理论也难以作出令人信服的解释。这就使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面临着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也孕育着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我们应该抓住机遇，迎接挑战，把劳动价值论研究进一步引向深入，把创立了一百多年但至今未获应有发展的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从各方面加以丰富和发展。为此，本文冒昧提出几个新理论和新公式，并尝试应用这些理论和公式，分析和破解关系到劳动价值论兴废存亡的几个问题。

一、几个公式

（一）价值决定公式——价值规律公式之一

马克思关于价值决定的基本观点是：“只是社会必要劳动量，或生产使用价值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该使用价值的价值量。”“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5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马克思关于价值决定的这个观点是价值规律的首要内容。马克思在这里所说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就是理论界通常所说的第一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以下用个量t[，1]及其总量T[，1]表示）。对于t[，1]参与价值决定，在承认劳动价值论的学者中是没有争议的。但也许正因为没有争议，人们对t[，1]的认识一般也就没有深化、细化和量化。其实，根据马克思的论述和社会实践，t[，1]包含着丰富的内涵和外延，有必要在认识上加以深化、细化和量化。

从内涵来说，马克思所说的t[，1]至少包含着三个重要的规定：一是劳动时间，并且是有效劳动时间，是制造某种使用价值的劳动时间；二是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三是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基本上也就是社会平均的或中等的生产条件。后两个规定结合在一起，也就是社会平均的或中等的劳动生产率和劳动生产力（在这里，这两个概念完全一致，可以通用）。这样，商品的价值量（W）就是劳动时间（t）和劳动生产率或劳动生产力（N）的函数，即：

W＝f（N，t）

在这里，N又是由多种情况和要素决定的。正如马克思所说：“劳动生产力是由多种情况决定的，其中包括：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以及自然条件。”（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5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在这多种情况中的每一种，都是一种或一类生产要素，每种要素又都包含着许多方面和因素。具体说：

第一，工人的平均熟练程度可以说是劳动力要素（r），其中包括劳动者的德、智、体素质，这又取决于先天的体质和智力遗传因素、后天的教育和环境因素，特别是本人的主观努力以及这种努力的方向和程度等等。

第二，科学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工艺上应用的程度可以说是科学技术要素（e），其中包括科学技术发展水平和应用程度，相关知识、信息的获取、传递、加工、贮存、应用水平，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所承载的科学、技术、知识、信息种类和含量等等。

第三，生产过程的社会结合可以说是管理要素（g），其中包括微观的经营管理，宏观的经济、文化、教育、社会、政治管理，相关的法律、法规、纪律、制度、政策、措施、分工、协作，以及由此形成的生产力系统。

第四，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可以说是资本要素（c），其中包括资本的积累、积聚、集中、筹措、运作，生产资料的获取、配置、利用、更新改造等等。

第五，自然条件主要是土地要素（d），完整地说应该包括人类自身的自然（已列入劳动力要素之中）和人类外部的自然，后者又包括土地、水源、森林、矿藏、日照、气候、其他动植物、生态环境等等。

所有这些要素，都是劳动生产力的决定性因素，从而都是商品价值量的决定性因素。仅以上述五项要素列入价值决定的关系式，可得出以下公式：

W＝f（r，e，g，c，d，t）

以上因素都影响到价值决定，其中有的是加和关系，有的是比例关系，有的是非加和性、非线性的关系。

从外延来说，无论在中国在世界都存在着多层次的生产力，存在着多种不同的生产条件和劳动力条件。同一规格质量的产品都可能有多个不同的生产者向市场提供；这些生产者有的是个体，有的是企业；企业中有独资的，有合资的，有股份制的，有国有的。不同生产者会有不同的生产条件、劳动力条件和由此决定的不同的劳动生产率。这些生产者各自的个别劳动生产率（N）可能分别等于、大于或小于社会平均的劳动生产率（N[，1]），从而N与N[，1]的比值n（我们把n叫做相对劳动生产率或劳动生产率指数）可能分别等于1，大于1或小于1.即N＝N[，1]，N＞N[，1]，N＜N[，1]，亦即n＝1，n＞1，n＜1.但无论个别劳动生产率N和个别劳动时间t怎样不同，同一规格质量的产品投放到同一市场上价格都相同，从而社会价值W都相同。因而n值越高，在相同劳动时间t里产品产量越大，产品总价值也越大。于是就存在以下的数量关系和价值决定公式：

W＝t[，1]＝nt

当n不变或相同时，W与t成正比；当t不变或相同时，W与n成正比，即与N成正比，与N[，1]成反比；当W不变或相同时，t与n成反比。这就是说，当劳动生产率不变或相同时，商品价值量与劳动时间成正比；当劳动时间不变或相同时，商品价值量与相对劳动生产率即劳动生产率指数成正比，或者说与个别劳动生产率成正比，与社会劳动生产率成反比；当商品价值量不变或相同时，也就是在等质等量商品中，包括单位商品中，所凝结的劳动时间与劳动生产率成反比，劳动生产率越高，所需劳动时间越少，反之则相反。因此，我们应该区别不同情况、不同概念的劳动生产率，来全面认识劳动时间、劳动生产率与商品价值量三者关系；否则就会在这三者关系上纠缠不清，争论不休。

在计算同类商品总量、部门商品总量、社会商品总量时，由于社会（平均）劳动生产率总是根据所有个别劳动生产率的加权平均数计算的，因而这时n＝1，从而，W＝nT＝1T＝T.其中总劳动时间T＝∑t＝∑t[，1]＝T[，1].所以，无论是同类产品、部门产品还是社会总产品的总价值量总是等于耗费在产品中的总劳动时间。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论述了商品的价值量决定于生产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之后，又在《资本论》第三卷进一步指出：“事实上价值规律所影响的不是个别商品或物品，而总是各个特殊的因分工而互相独立的社会生产领域的总产品；因此，不仅在每个商品上只使用必要的劳动时间，而且在社会总劳动时间中，也只把必要的比例量使用在不同类的商品上。”（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5卷，71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马克思这里所说的必要的劳动时间，也就是理论界通常所说的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以下用总量T[，2]和个量t[，2]表示）。显然，作为完整意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不仅对社会生产、对生产部门、对社会供给来说是必要的，而且对社会需求、对消费者及其购买力来说也是必要的；不仅要具有劳动耗费上的社会平均性，而且要具有劳动效果上的社会必需性，即具有两种含义上的社会必要性，也就是必须由两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共同决定商品的社会价值。这就是说：“价值不是由某个生产者个人生产一定量商品或某个商品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决定，而是由社会必要的劳动时间，由当时社会平均生产条件下生产市场上这种商品的社会必需总量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决定”。（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5卷，72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然后再根据从这样决定的商品总价值中所分摊到的部分决定单个商品的价值，即由“所生产的总价值除以产品数，决定个别产品的价值，而且个别产品只有作为总价值的这种相应部分才成为商品。”（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6卷（Ⅱ），12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因而，完整意义的社会价值，是由社会平均生产条件下生产某种商品社会必需总量（B）所必要的劳动时间（T[，2]＝Bt[，1]）决定该种商品实际生产总量（A）的实际总价值（W），并由从这个总价值中所分摊到的部分决定单个商品的实际市场价值（w），即由两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t[，1]、T[，2]）共同决定商品的社会价值（包括总量价值W和单位商品价值w）。用计算公式表示，即：

W＝T[，2]＝Bt[，1]＝B（T[，1]／A）＝（B／A）T[，1]＝b[，T]

w＝W／A＝T[，2]／A＝Bt[，1]／A＝bt[，1]＝bnt

其中，T[，1]＝T，为生产A量商品实际耗费的总劳动时间，t为单位商品个别劳动时间，n为相对劳动生产率或劳动生产率指数，b＝B／A为供求系数或产品需求率或产品稀缺率。

上述公式把产品需求率b列为价值决定的一个重要变量，从而把供求关系列入了价值决定。而市场供求是复杂多变的，因此，“价值量不以交换者的意志、设想和活动为转移而不断地变动着。”（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9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这样，供求变动就决定了价值变动，进而决定了价格变动。从这种新观点来看，商品价格随着供求变动而上下波动，并不是商品价格与价值偏离，而正是有规律地必然地向价值接近，与价值相一致。

再从供求变动趋势来看，“如果供求决定市场价格，那么另一方面，市场价格，并且进一步分析也就是市场价值，又决定供求。”（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5卷，21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这种供求与价格的相互作用，供求的价格弹性，会把供求、从而也把价值和价格拉向一个均衡点。这样，虽然在任何一定的场合供求都是不一致的，但是“就一个或长或短的时期的整体来看，供求总是一致的；不过这种一致只是作为过去的变动的平均，并且只是作为它们的矛盾的不断运动的结果”。（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5卷，21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这时，A＝B即b＝1，因此，就一定时期整体来看，价值决定公式仍然应该是：

W＝bT＝T

w＝bt[，1]＝t[，1]

这个公式里，似乎b可以消失，不再发生作用，实际上这个公式成立的条件是b＝1即A＝B，亦即供求平衡，实际上供求在这里仍然是起作用的，而在其他任何一定的场合，供求都是不一致的，也就是A≠B，b≠1，从而b都不能消失，供求都起作用。

总之，在以上价值决定公式中，既包含了实际劳动时间（t和T），又包含了两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t[，1]和T[，2]）。在第一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中，既包含了劳动时间，又包含了劳动生产率因素。其中也就隐含了决定劳动生产率并进而决定劳动生产力的多种情况和多种生产要素，如劳动力、科学技术、经营管理、资本、土地等等要素。在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中，既包含了劳动时间，又包含了供求因素，既包含了生产过程、产品供给和劳动耗费因素，又包含了交换过程、产品需求和劳动效用因素，而在产品需求中也就隐含着产品的效用因素。因为没有效用也就不可能有需求，没有使用价值就不可能有价值；而且效用越大，越普遍，需求量也就越大，两者总是成正比。因此，这一公式既保留了劳动价值论的基本内核，又融合了效用论、供求论、生产要素论、生产费用论、积累劳动论的合理内核，从而这个公式是一个既坚持了劳动价值论基本观点、又综合了各种价值论合理因素的价值决定公式，它适用于产品个量价值和总量价值的计算，经得起生产和交换实践的检验。以这一公式为结合点和切入点，我们可以通过吸纳各种价值论的合理因素而使劳动价值论得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并可以进一步探讨各种价值论（和以价值论为基础的经济学）的沟通和综合。

（二）价格决定公式——价值规律公式之二

马克思关于价格与价值关系的基本观点是：价格是价值的货币表现，是物化在商品内的劳动的货币名称。（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11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货币作为价值尺度，是商品内在的价值尺度即劳动时间的必然表现形式。（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11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由此可见，商品内在的价值尺度是劳动时间，计量单位是时、分、秒；外在的价值尺度是货币、计量单位（以我国现行纸币来说）是元、角、分。商品的价格应该以商品的价值为基础，实行等价交换。马克思关于价格的这个观点，是价值规律的又一重要内容。有人由此认为，理论价格就等于价值，诸如1小时劳动＝10元之类的等式，在一些文章中时有所见，其实这些等式是不成立的。在这里，至少要加入一个单位劳动时间所创造的价值的货币转换系数h，才能使两边相等：如只有当h＝10元／小时劳动，才能使10元／小时劳动×1小时劳动＝10元。我们设商品价格为G，商品价值为W，货币系数为h，以上关系式可通化为价格决定公式：

G＝hW＝hbt[，1]

这里的价格只是一般理论价格，实际市场价格与这个价格还会有或多或少、或正或负的差价，这些差价有的是由不同地点、不同流通环节商品中包含着某些追加劳动、从而商品价值变动引起的，有的是由自然条件变化（如季节、气候变化）、市场竞争因素、国家政策因素、消费心理因素、社会时尚变化，以及种种偶然因素引起的（供求因素已被列入价值决定的内生变量，在此可不再列入）。其中由劳动量变动即价值变动引起的差价可纳入W之中，其余因素引起的价格变动和差价可用△G表示，列入价格决定的一个子项，从而上式可完善为：

G＝hW＋△G

其中△G可大可小，可正可负，从社会总产品来看在一定时期可作为正负值互相抵销，也就是∑△G＝0.从而使社会产品总价格仍然等于总价值、即总劳动时间乘上货币系数，即∑G＝∑hW＝h∑W＝h∑T.

由此，h＝∑G／∑W＝∑G／∑T

就一个国家一定时期（一般以一年计算）来说，G应该用全年全国劳动者国内生产净值计算，W或T应该用全年平均劳动者人数乘劳动者全年平均劳动时间计算。由于目前统计指标和数据上的局限性，G可以近似地用全年全国国内生产总值（GDP）计算，W或T可以近似地用全年平均从业人数（R）乘从业人员平均劳动时间（T）计算，即：

h＝GDP／RT

通过不同年份的不同h值，可以计算出h值的年变化率h′。用计算公式表示，即：

h′＝（h[，j]＋1）／h[，j]（其中j为基期年份）

根据以上公式和有关统计资料，我们可以大体计算出一国h值和h′值。以我国近几年为例，可通过测算列出表1：

表1中国h值测算表

GDPRThh''''一年定期居民消费

（亿元）（万人）（小时）（元/小时）（%）储蓄利率物价指数

（%）（上年=100）

1990185316390924401.19

1992266526555424401.67121.97.56106.4

1994467596719922403.11145.310.98124.1

1996678856885020244.87126.89.18108.3

1998783456995720245.53104.54.7799.2

2000894047115020006.28108.12.25100.4

说明：T根据我国从1994年实行每周5.5天工作制、从1995年实行每周5天工作制、从1999年节日假由7天延长至10天计算。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摘要（2001）》，《中国统计年鉴（1998）》。

以上测算结果表明，h、h′都是客观存在、可以计算的，h值实际上是以货币计算的社会平均劳动生产率，h′部分地反映着社会平均劳动生产率的变化，部分地反映着货币币值的变化，h′值与物价指数和利率水平都存在着正比例或正相关关系。h′值变化表明，同量劳动在不同年份会对象化为不同的货币量，其货币量一般会逐年增加；反之，同量货币在不同年份会代表着不同劳动量，其劳动量（从而价值量）会逐年减少。由此可见，一定量货币、投资额会发生有形无形贬值，给予适当利息补偿是必要的、合理的。

以上的价格决定公式，也就是价格与价值的关系式。这个公式表明，价格与价值并不直接等同而有明显区别，同时又有密切联系，具有正比例或正相关的关系，归根到底，价格是现象，价值是本质，价格是形式，价值是内容。正如列宁所说：“价格是价值规律的表现。价值是价格的规律，即价格现象的概括表现。”（注：《列宁全集》，中文版，第20卷，19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但在传统理论上总是把供求关系排除在价值决定之外，把投资利息排除在价值构成之外，这样就使价格与价值越来越远，使价值越来越成为不可捉摸的东西，使等价交换只能成为偶然现象，使价值规律不具有客观性、普遍性、稳定性、重复性，也就不成其规律；相反，不等价交换才具有客观性、普遍性、稳定性、重复性，从而具有规律性。现在我们通过以上价值决定和价格决定的理论和公式的确立和推导，价格与价值、理论与实践就能无限接近，趋向一致，价值范畴就能从价格形式上经常得到反映，使价值真正成为价格的规律，使价格真正成为价值规律的表现，使劳动价值论具有广泛的解释力和说服力。

（三）劳动价值论视域的利息理论和利息率公式

马克思关于利息和利息率的基本观点是：利息是资本的单纯所有权所提供的剩余价值，是剩余价值的一部分，是平均利润的一部分。（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5卷，42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利息率不能由任何规律决定，而是由供求关系决定的，这种决定是偶然的，纯粹经验的，其最高界限是平均利润率，最低界限则完全无法规定。（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5卷，406～40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西方经济学在利息理论上则有时间偏好论、节欲论、迂回生产论、投资和储蓄论、资本的边际生产力论、由资本供求决定的均衡价格论等等。我国学者对利息的存在一般是从资本的贡献、资本的稀缺性、激励投资的必要性等方面来解释的，而利息的来源仍然是剩余价值或社会纯收入。所有这些理论都没有从劳动价值论上对利息和利息率作出科学的说明。

其实，利息和利息率完全可以从劳动价值论视域来认识和说明。事实上，合理的利息并不是剩余价值的一部分，更不是瓜分剩余价值的剥削收入，也不是由资本的单纯所有权所提供的。利息率的决定，不只是有一个平均利润率的界限，也不只是由供求关系决定，也不是纯粹偶然、纯粹经验、没有规律地决定的，而是由客观规律决定的，是由投资贬值、投资费用、投资风险、供求关系等客观因素共同决定的。首先，资本额或投资额都表现为一定的货币量，代表着投资者提供的积累下来的一定劳动量和价值量，但同一价值量随着时间的推移会表现为不同的货币量，通常是由于通货膨胀而发生货币贬值，这是投资的有形贬值，理应得到补偿。其次，“撇开一切偶然的干扰不说，现有资本的一大部分，会不断在再生产过程的进行中或多或少地贬值，因为商品的价值不是由生产商品原来所耗费的劳动时间决定，而是由再生产商品所耗费的劳动时间决定，并且这种时间由于劳动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不断减少。因此，在社会生产率的较高的发展阶段上，一切现有的资本不是表现为资本积累的长期过程的结果，而是表现为相对地说非常短的再生产时间的结果。”（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5卷，44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这是投资的无形贬值。而劳动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主要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离不开必要的投资额以及由此形成的生产资料的规模和效能，离不开作为过去劳动积累的资本的一份贡献。因此资本的无形贬值可以而且应该在资本对提高劳动生产率贡献的限度内得到补偿。例如，从以上表1可知，同样1小时劳动，如将劳动复杂程度变化忽略不计，其价值量是相等的，但却表现在逐年变化的货币量上，1990年是1.19元，1995年是3.84元，2000年是6.28元，1995年是1990年的3.2倍，2000年是1990年的5.2倍。这里有货币贬值、劳动生产率提高等因素。如果撇开其他因素不算，那么在1990年投资1.19万元，至2000年就应获得本利和6.28万元，其中获得的5.09万元利息，是投资者投资有形无形贬值的应有补偿，是投资者投资所代表的劳动量和价值量的回收，其中并没有占有任何人的劳动和剩余价值。再次，由于自然的和社会的、经济的和政治的种种原因和变故，投资会有部分乃至全部丧失的风险，股市有风险，银行贷款有风险，其他法人、自然人投资也有风险，因此，适当的风险补偿也是必要的。最后，投资者在投资过程中都或多或少要付出劳动和费用，如1999年我国银行系统职工人数已达205万人，（注：《中国统计摘要（2001）》，77、90及82、164～165、40及19页，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1.）要付出大量劳动、工资和费用；股民需要关注股市行情。把自己长期劳动积累的资金投放到某个项目上，对谁都不是一种小事，都是一种极其重要极其复杂的劳动。资本的成功运用和运作所要求的知识、洞察力和判断力，以及为此需要付出的劳动和努力，决不比其他劳动来得差。（注：晏智杰：《劳动价值学说新探》，序第7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由于这一切原因，合理的利息是投资有形无形贬值、投资风险、投资费用必要的补偿，是对过去积累的劳动和正在进行的投资劳动的必要的补偿，是劳动耗费的一部分，是产品成本的一部分，是一种间接成本和隐性成本。此外，资本供求率始终是市场利息率的决定因素之一。这样，理论利息率的决定和计算就有了客观依据，可以用公式表示如下：

理论利息率＝（通货膨胀率＋劳动生产率增长率×资本贡献率＋投资风险率＋投资费用率）×资本供求率。

（四）劳动力价值公式

马克思关于劳动力价值的基本观点是：同任何其他商品的价值一样，劳动力的价值也是由生产从而再生产这种独特物品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决定的。因此，劳动力的价值，就是维持劳动力所有者及其子女所必要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同时还要包括必要的教育训练费用，（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193～19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以及必要的医疗保健费用（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6卷（Ⅰ），15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资本家用来购买劳动力的可变资本，也就是支付给雇用工人的工资，是劳动力价值或价格的转化形式。（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58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因为工人阶级是挣一文吃一文的，（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4卷，49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因此，雇佣工人所得的工资将全部用于生活消费而没有分文剩余，其结果，资本主义再生产不仅是物质资料的再生产，同时也是劳动力和工人阶级的再生产，是资本家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再生产。（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4卷，43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马克思的这些观点符合他当时所面对和研究的情况，而我们今天所面对的情况与一百多年前已有很大不同，我们必须研究新情况，作出新概括，提出新理论。

第一，今天的工人阶级和工薪阶层，无论在中国还是在外国，就绝大多数人来说已经不再是挣一文吃一文而无分文积累，都或多或少有自己的个人积累和私有财产。至2000年，中国个人储蓄、股票、债券等金融资产已达10万亿元以上，加上个人经营投资和住房投资已达20万亿元以上，股民已达5800万户。（注：《中国统计摘要（2001）》，77、90及82、164～165、40及19页，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1.）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和工薪阶层个人积累和私有财产更远远高于中国。这些新情况是传统的劳动力价值理论、工资理论和积累理论解释不了的。因此，现代工人阶级的劳动力价值已经不仅仅包括马克思所说的生活资料价值和教育医疗费用，而应该包括更多的项目。

第二，既然同任何其他商品的价值一样，劳动力的价值也是由生产它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决定的，而其他商品的价值都包括物化劳动转移的价值和活劳动创造的价值两部分，那么劳动者所必要的生活资料价值和教育医疗费用，充其量也只是物化劳动转移的价值部分，仅有这一部分还不足以生产和再生产、培养和造就出现代劳动力，这里必须付出两种不可或缺的活劳动，这就是家务劳动和求学劳动。

第三，家务劳动是劳动力再生产中完全必要的活劳动，是劳动力价值的重要组成部分。现在保姆等人的家政服务已经成为商品，具有价值和使用价值，由于反作用，家庭成员从事的这种服务在家庭内部也应该视同商品，承认其价值和使用价值，尽管这种价值很快被家人消费了，但家务劳动者仍然是创造价值的。这种劳动完全是生产劳动力的必要活劳动和必经工序；否则，婴儿甚至无法长大成人，更谈不上再生产劳动力。再则，按照传统理论，同样两个劳动力，如果一个使用保姆，一个不使用保姆，由于有无保姆费用的不同，两者的劳动力价值就不同，工资也应不同，这在理论上与实践上都是讲不通的。美国经济学家贝克尔指出：“对每个国家的经济来说，家庭内的生产都是相当重要的一环。”“家庭和其他居民户，事实上都可视为小型的工厂。即使是最先进的国家，这些地方也都可以生产出极有价值的商品及服务。”“现在的确是把家务劳动也算在GDP里面的时候了。”根据一位教授的统计，“美国从40年代中期到80年代初为止，家庭内的生产值，超过了GDP的20％以上，而联合国最近公布的人力开发研究报告显示，家庭内的生产值占全球生产值的比例，竟然高过40％。”（注：加里·贝克（贝克尔）：《生活中的经济学》，中文版，140～142页，北京，华夏出版社，2001.）

第四，求学劳动是现代劳动力再生产中极其重要的活劳动，是劳动力价值中的又一重要组成部分。在劳动力培养和劳动力价值中，人们往往只重视教师劳动和教育费用，求学劳动往往被忽略不计。其实，学生和成人的求学劳动是劳动量更大、更为重要的一部分劳动。俄国教育家乌申斯基说过：“学习是劳动，并且应当永远是劳动，是充满了思想的劳动。”（注：乌申斯基：《教学法原理》，中文版，125页。转引自王涵等：《名人名言录》，232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事实上，同样的生活资料和教育费用，同样的家庭、学校和社会环境，培养出的劳动力的素质可能有很大不同，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各人自己的学习和努力不同。教是外因，学是内因，学生的劳动比教师的劳动更重要。人是主体，物是客体，人格化、人才化劳动比物化劳动更重要。当今世界，经济是知识经济，教育是终身教育，社会是学习社会，社会组织是学习组织，求学劳动更为长期，更为艰巨，更为重要。据统计，至2000年，我国各级学校在校学生数已达2.2亿人，占全国人口17.4％，约占6－60岁人口22％。（注：《中国统计摘要（2001）》，77、90及82、164～165、40及19页，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2001.）据我国学者王琪延研究，中国城市男女居民在终生总时间中，有45％属于生活必需时间。29％属于闲暇时间，10.5％属于工作时间，8.5％属于家务劳动时间，7％属于学习时间。（注：王琪延：《中国城市居民生活时间分配分析》，载《社会学研究》，2000（4），第93页。）在工作、学习和家务劳动三项劳动时间中，工作时间占40.4％，学习时间占26.9％，家务劳动时间占32.7％。可见，学习时间加上家务劳动时间已经大大超过了工作时间。因此，我们研究劳动价值论，应该研究家务劳动和求学劳动创造的价值（这是一种凝结于劳动力价值中的潜在价值，这里不去多说）；我们研究劳动力价值，应该包括家务劳动和求学劳动等劳动力生产中所必要的活劳动所形成的价值。

由此可见，劳动力价值（以V表示）应该包括三个组成部分：其一是劳动力生产和再生产中所需要的生活资料价值、教育培训费用和医疗保健费用（以V[，1]表示），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劳动力价值的构成部分；其二是劳动力生产和再生产中所付出的家务劳动形成的价值（以V[，2]表示）；其三是劳动力生产和再生产中所付出的求学劳动价值（以V[，3]表示）。这样我们就得到了一个新的较为完整的劳动力价值公式，即：

V＝V[，1]＋V[，2]＋V[，3]

这个公式更符合现代劳动力生产和再生产的客观实际，能合理解释劳动者个人积累和私有财产的价值源泉。

（五）成本新论及其公式

马克思关于成本理论的基本观点是：产品成本（K）包括生产资料耗费即物化劳动转移的价值（C，其中包括劳动资料价值C[，1]和劳动对象价值C[，2]）和工资即劳动力价值（V）这两项。从现代社会化全球化生产过程和社会分工协作关系看，产品成本中除了包括各种物化劳动转移的价值（C[，1]＋C[，2]）外，还应该包括各种非物化劳动有偿转移的价值（C[，3]），如各种外购服务产品和知识产品转移的价值。同时，除了这些企业成本、直接成本、显性成本外，还应该包括各种社会成本、间接成本、隐性成本。

其一是宏观管理和公共产品分摊的费用。这些公共产品包括社会公共需要的社会制度、社会管理、社会规范、社会秩序、社会环境等等。这种公共需要是从人类共同的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中产生的。现在随着生产社会化、全球化、电子化、信息化、知识化、智能化的发展，不仅一个企业内部需要严格的科学管理，而且一个地区、一个国家、乃至全球，都需要加强宏观的科学管理。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来说，一切政治上的劳动都是间接的生产手段，都是整个社会劳动中必要的组成部分。恩格斯说过：国家权力对于经济发展具有促进和阻碍两种不同的反作用。（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中文第2版，第4卷，70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邹东涛教授以日本明治维新、中国改革开放促进了经济和社会的巨大发展为例，论证了制度是更内核的第一生产力的重要观点。（注：邹东涛：《制度是更内核的第一生产力》，载《理论动态》，第1522期。）我国近50年来的历史经验从正反两方面充分证明了这些观点的正确性。而优越的社会制度等公共产品的提供，需要公务人员付出艰巨复杂、优质高效的公务劳动。这些公务劳动所形成的价值一般是间接融合和实现在其他各种社会产品中，是通过税收等形式实现补偿和再生产的。因此，国家税收并不完全是剩余价值的一部分，税收中用于经济、社会、行政管理和国防的费用，用于科技教育卫生事业和环境保护的费用，并不是剩余价值的一部分，而是社会成本、间接成本、隐性成本的一部分。

其二是投资利息，如上所述，这也是一种间接的劳动耗费和劳动补偿，是一种间接成本和隐性成本。

其三是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和环境保护成本，包括为了开发利用土地、水源、森林、矿藏、生物等自然资源，保护生态环境，实现可持续发展，在产前、产中和产后付出的或追加的劳动和支付的费用，这也是一种间接成本和隐性成本。以土地资源来说，传统理论认为，土地是自然资源，地租是剩余价值的一部分。实际上，开垦了的土地不只是自然资源，也有人类劳动凝结在其中，也有价值，合理的地租不是剩余价值的一部分，而是一种劳动报酬，一种间接成本。

由此可见，传统上所说的成本只是企业成本、直接成本、显性成本，只是部分成本而不是完全成本，完全成本还应该包括社会成本、间接成本、隐性成本。由此我们可以得到一个新的成本公式，即：

K＝C＋V＋S＝C[，1]＋C[，2]＋C[，3]＋V[，1]＋V[，2]＋V[，3]＋S[，1]＋S[，2]＋S[，3]

其中，S为社会成本、间接成本、隐性成本，S[，1]为宏观管理和公共产品分摊的费用，S[，2]为投资利息，S[，3]为自然资源开发利用和环境保护成本。

（六）剩余价值新论及其公式

马克思关于剩余价值理论的基本观点是：剩余价值是雇佣工人创造的被资本家无偿占有的超过劳动力价值的那一部分价值，是劳动力创造的价值与劳动力价值的差额，也是商品价值与成本价格的差额；剩余价值来源于雇佣工人的剩余劳动，是剩余劳动时间的凝结，反映着资本家对雇佣工人的剥削关系，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特有的经济范畴。（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23卷，235～24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对这一传统理论，我们需要结合新的实际，从以下几方面进行再认识：

第一，剩余价值始终是商品价值的构成部分，因而剩余价值范畴与价值范畴一样，是商品经济所固有、并与商品经济共生共灭、始终并存的历史范畴，它适用于一切存在商品经济的社会，从而既适用于资本主义社会，也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但在不同社会，剩余价值有不同归宿，反映不同经济关系：在资本主义社会归资本家所有，反映着资本家剥削雇佣工人的关系；在社会主义社会归社会公众所有，反映着劳动者共同推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关系。剩余价值只有通过社会许多成员的共同活动，而且归根到底只有通过社会全体成员的共同活动，才能被创造出来，因此不是一种个人力量的产物，而是一种社会力量的产物，理应归社会公众所有，为社会公众造福，为社会进步服务。这正是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更合理、更进步、更优越的真谛所在，也是社会主义必将取代资本主义的坚实理论基础。科学社会主义应该以此为起点，以此为中心发展起来。

第二，传统理论把利息、地租和全部税金都看作是剩余价值的一部分，实际上，合理的利息和地租以及部分的税金并不是剩余价值的一部分，而是产品社会成本、间接成本和隐性成本。我们应该把这些成本从剩余价值中剔除出去，较为确切地计算剩余价值量和剩余价值率。其计算公式为：

M＝W－C－V－S

第三，传统理论把剩余价值看作只是雇佣工人剩余劳动时间的凝结，只是活劳动创造的价值的一部分。而现代化社会化全球化的大生产大流通表明，剩余价值及其转化形式：利润不只是来自于生产工人，也来自于科学技术人员和经营管理人员，而且不只是来自于生产工人或总体工人的剩余劳动，还越来越多地来自于科学技术成果潜在价值的转化和实现，来自于生产力巨系统中的系统效应。因此，剩余价值的来源决不只是一个而至少有三个：一是来自劳动者（包括生产工人、科学技术人员和经营管理人员等总体工人）活劳动中剩余劳动创造的价值（M[，1]）；二是来自无偿利用的他人和前人的科学技术成果的潜在价值转化而来的剩余价值，也可以叫知识剩余价值或技术溢出价值（M[，2]）；三是来自生产力系统中系统效应形成的剩余价值，也可以叫社会剩余价值或系统剩余价值（M[，3]）。

根据以上认识，我们可以把不属于剩余价值的社会成本从剩余价值中剔除出去，又把剩余价值的来源从一个扩展为三个，从而就能较为准确地计算出剩余价值量和剩余价值率，以及活劳动剩余价值量和剩余价值率。其中计算剩余价值量的公式是：

M＝W－C－V－S＝M[，1]＋M[，2]＋M[，3]

以上公式在简化形式上只是加减法，而实际上要复杂得多，要应用现代数学和现代系统科学。

（七）价值构成新论及其公式

马克思关于价值构成理论的基本观点是：商品的价值由物化劳动转移的价值（C）和活劳动创造的价值（V＋M）两部分构成，从而W＝C＋V＋M.

然而，经过一百多年来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现代化生产力已经不只是由两个或三个简单要素构成，而是一个由多层次、多因素、多变量有机结合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