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贫富增长管理

前言：本站为你精心整理了经济贫富增长管理范文，希望能为你的创作提供参考价值，我们的客服老师可以帮助你提供个性化的参考范文，欢迎咨询。

摘要本文对拉美背景下的贫困的本质进行了研究，特别谈到围绕资源禀赋和社会排斥与社会融合之间关系展开的争论。其研究方式是对一种特别的方法，即秘鲁经济学家阿道弗•菲格罗亚的社会排斥理论进行概述和评价。本文简要概述了菲格罗亚的∑社会模式对在秘鲁这样的发展中社会中持续存在的二重性、不平等和贫穷做出的解释。这种理论模式对经济学的不同寻常之处在于，它认为二重性和不平等内生于∑社会模式。这是由于秘鲁的精英群体热衷于创造地位差异和文化障碍，以保卫不平等的权力关系。∑社会模式告诫，要防止错误的乐观主义，即经济增长可以解决导致贫困和不公反复出现的结构性动态。本文除了对这一模式进行阐述之外，还认为一个比较现实的框架承认关系协商方面具有较大的灵活性，而不是认为关系是人的资源的固化职能。本文是《发展中国家的福利》一书第九章的修订稿。该书即将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编辑是伊恩•高夫和阿里斯特•迈克格雷格。关键词：秘鲁不平等贫穷排斥二重性1.引言关于发展问题的争论很大程度上都围绕人们是看重物资资源还是看重社会关系而展开，二者既是目的又是手段。当一个人或组织寻求帮助他人的时候，这些争论就特别明显。比如，有人将食品转移斥责为施惠，也有人赞扬这是社会保护，这要看和食品转移相伴随的社会和象征性妥协而定。发展问题从来没有像看起来那样简单。任何一种行为的全部意义都只能作为一个更宏大的分析框架——即贫穷和其他福利是如何在特定时间、特定地点产生的——的一部分进行评估。虽然从根本上来说，本文关注的是如何最有效地确定减少贫困行动的（公共和私人）机遇这些普遍性问题，不过在研究范围上还是比较适度的。本文首先概述一种贫困结构分析方法（比如秘鲁经济学家阿道弗•菲格罗亚的社会排斥理论），然后对这种方法提出建设性的批评。这样做是力图有助于全面认识：厘清资源禀赋存量和分析因资源禀赋的利用而导致排斥/融合的过程一样有用。拉丁美洲有一种根深蒂固的传统，即强调以物质发展为核心的关系维度的重要性，信奉依附理论、结构主义、解放神学、弗莱雷的受压迫者教育学和后发展主义理论。在一个由国际劳工组织发起的研究中，菲格罗亚、阿尔塔米拉诺、苏尔蒙特（2001）将社会排斥思想应用于秘鲁，进一步强化了这一传统。他们根据人们占有的人力、物资、政治和文化资源对其进行分类。随后他们又作了一番探索，研究社会排斥过程如何影响利用资源来获取文化、政治和经济等福利结果的方式。他们认为，文化排斥——因种族和民族语言的界线而产生——在秘鲁显得尤其重要，它为社会网络的横向/等级分层提供了基础。社会网络分层反过来增强了对那些非天生说西班牙语的人的政治排斥。这些人无法享受充分的社会保护和正规教育，而这反过来又强化了经济排斥，尤其是在劳动市场上。菲格罗亚（2001a，2002b，2003）将这种方法加以扩展，应用到一种更正式、更具普遍性的经济发展理论中。本文第二部分对该理论的其中一个模式（即∑社会模式）进行了非技术性概述，解释了持续的不平等和相对贫困陷入低水平均衡陷阱的原因。∑模式的理论创新在于证明经济二重性可以内生于一般均衡模式。该模式假定所有的行为人在追求物质利益方面都是理性而自私自利的。作为实证分析的一次运用，∑模式获得的主要实验性结论，是它不仅能够解释秘鲁，而且能够解释其他拉美国家，甚或拉美之外的其他国家持续存在严重不平等的原因。同样，这一模式反驳了大多数（尤其是西方）发展经济学家的乐观假定，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的冲击不可避免地削弱经济的二重性和其他形式的市场分割；认为可以充分地利用经济发展来独立分析社会发展。这似乎是一个相当悲观的发现，不过同样可以更积极地看待这一发现，将其视作标明经济发展和减少不公对文化和政治动员（尤其是通过鼓吹人权）的依赖程度的一种方法。这同经济学家比较普遍的假定截然相反：人权之改善更有可能是经济发展的结果而不是经济发展的前提。第三部分用更加批判性的眼光看待菲格罗亚的∑模式。该模式的部分问题是，为达到经济学家的苛刻标准，它引入了许多简化的假定来搪塞其他社会科学家。结论的展示似乎也要排除潜在的重大变革的可能性。我认为在一个更广泛、更开放的融合/排斥框架内存在重塑这一模式的空间。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表明同菲格罗亚等人最初的解释相背离。不过，本文还是运用了基于∑模式的六种评估方法。第四部分简单评价了融合/排斥方法对发展政策和发展实践的潜在意义。我认为，这一方法的比较消极和现实的特性有助于确定潜在的“压力点”和“变革动因”，二者均考虑到他人的系统利益和发展机构自身的局限性。文中展示的一个简单的图表模式，目的就是突出这些压力点。更为精确地来说，我认为∑模式，尽管存在诸多缺陷，但仍然表明，以人权为本的发展途径的智力基础不仅植根于道德哲学，而且源于冷静地分析如何应对经济发展的主要结构性障碍。2.菲格罗亚关于社会排斥的“∑经济”模式除了解释几个国家的严重不公何以持续存在之外，菲格罗亚（2001a，2002b，2003）还热衷于阐明不同国家间的人均收入缓慢聚中的原因。为实现这一目标，菲格罗亚在国家层次上构建了三种不同的资本主义模式。Ε经济拥有同质性的熟练劳动力，不过失业仍然是规制工人的一种手段（夏皮罗&斯蒂格利茨，1984）。Ω经济的特点是劳动力供应过剩，或为资本家直接雇用，或者失业，或者在获取金融服务受限制的非正规部门中自主就业。∑经济有两种类型的劳动力：Y工人是技术工人，和Ω经济一样分属于三种就业形式；而Z工人缺乏获取高生产力的工作的技术，因此只能通过自主就业获取收入，另外由于缺乏技术，Z工人往往从事比Y工人普遍低的生产活动（见表1）。那些不能在高生产力部门找到工作的Y工人或者继续失业或者选择自主就业。Z工人的生存就业完全是个别的。图表1：菲格罗亚的∑模型本文主要关注的是∑模式，因为它是三个模式中最详尽的一个。菲格罗亚认为∑模式符合秘鲁及具有相似殖民历史的国家存在持续不平等的状况。如此，两个问题随之产生。首先，是什么因素阻止Y工人获得工作技能并因此成为Y工人？换而言之，是什么因素阻止∑经济转变成Ω经济？其次，是什么因素阻止资本积累发展到全部的Y工人或者失业或者在高生产力领域就业的那个点？也就说，是什么因素在阻止Ω经济变成Ε经济？要回答这些问题，首先有必要更全面地描述∑经济模式。针对某一资产的分配和一系列目标的分类而对收入和就业进行分配和分类，被首次应用到静态均衡中，随后通过思考这种静态均衡如何同资本积累，以及各种外来冲击发生（比如货币供应量增加，贸易自由化程度提高）一致性变化来研究经济发展的动态性。∑经济包括四大利益相关者：资本家、政治家、Y工人（技术劳动力）和Z工人（非技术劳动力）。资本家追逐利润。因此，只要不面临可能被逐出资本家阶级的巨大失败，他们为此甘冒风险。政治家追求政治权力的最大化。工人的效用同收入正相关而同劳动的繁琐和乏味呈负相关。资本家，自主就业的Y工人和自主就业的Z工人都生产了一种标准产品：B。换句话说，∑经济模式忽视了生产的具体规格。有三种类型的经济资产：物质资本，技术型人力资本，非技术型人力资本；两种类型的社会资产：政治资本和文化资本。政治资本由对政府的征税、开支和监管等权力施加的影响组成。文化资本主要由等级社会网络构成——可以通过这一网络动员、保护和利用政治资本。文化资本同民族、种族和语言这些随时间而改变的个体属性紧密相联。毫无疑问，这些属性既无法对换，也不能转让给他人。最初秉承的社会和政治资产被视作历史的或基础的冲击的结果，典型的是殖民特质（沿种族界线）融入全球资本主义。资本家拥有最多的物质资本，并从利润中获得他们的大部分收入。资本家还拥有丰富的政治和文化资本。Y工人虽然只有很少的物质资本，不过都具一定技能。Y工人的政治和文化资本禀赋少于资本家，不过却多于Z工人——其拥有的人力资本、物质资本、政治资本和文化资本都是最少的。可以分两个阶段来研究每组利益相关者在静态均衡中位置。首先，菲格罗亚对他所称的劳动、资本和保险这些基本市场进行评述。其次，他对准市场——权力市场做一番思考，政治家在这一市场中扮演其他利益相关者之间的权力掮客。在劳动市场上，培训Z工人的个人边际成本超过了资本家获得的个人边际收益。结果，Z工人被排除在工资就业之外，而只能在相对低的生产力水平上自主就业。这样，Y工人面临三种可能性，这一点我们已经简单讨论并以图表标示过。他们的第一选择是按照效率工资W为资本家工作。W的设定要高于可能排除Y工人市场的工资。第二，Y工人可以自主就业，获取与其边际产出相等的收入。Y工人获取资本的能力有限，同时受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的制约。第三，他们可以选择失业不过仍然有资本家提供的工作可做。在Y工人市场实现均衡的条件，是W乘以获取工资的概率必须等于Y工人自主就业获取的边际产出。Z工人自主就业并生产出B，不过生产效率不高，而且同样受边际收益递减规律的支配。Z工人之所以不能转变为Y工人主要是缺乏教育（见表2），另一个原因是受到排斥，无法在资本主义部门和Y工人的小企业内部获得利用就业边做边学的机会。迁移，正如哈里斯—托达罗增长模式所定论的那样，伴随着农村—城市间和部门—部门间的流动。不过，∑模式中的二重性主要是社会性的而不是地域性的。Z工人可以大规模地流向城市，从农业流向服务业，不过，他们仍然面临获取技能型工作的巨大障碍——这些准入壁垒可能在Y工人建立起来的同时就为Z工人所摧毁[②]。现在转到资本市场。受雇于小企业的Y和Z工人获得信贷的可能性非常低，因为相对于向他们提供信贷的固定成本而言，他们的还本付息的能力不足。这就大大降低了私人部门供应商获得的风险调整后的净收益。Y工人和Z工人也没有多少攒钱的手段和机会。正式的保险市场的分割也是极其重要的。资本家有足够的财富和收入至少可以部分购买保险来防范风险投资的失败。结果，资本家不仅投资较多，而且能够向高风险、高回报的项目投资。相反，自主就业的工人，其风险投资的能力有限，他们担心失去所拥有的为数不多的物质资本。无力获取金融服务有助于解释，为什么自主就业的产出比资本家的工资就业的产出少。缺乏物质资本和技能低下可以部分解释Z工人的生产力低的原因。倘若被排除在资本家控制的信贷和保险市场之外，Y工人和Z工人都寻求其个人的、非正式、相互联系的信贷和保障形式。由于无法获得其他机构的帮助，这些互惠机构就成为集体社会保护的一种有效形式，不过“互惠和再分配”的规则限制了个人资本积累的空间（菲格罗亚，2001b）。金融的这种二重性，其本质是复杂的，它因文化资产的分配而增强。所有这些都使Z工人深陷于由非市场交换规则所主导的微观经济中，而对Y工人的某种庇护深化了这些规则。Y工人的文化资本使其既能够获得相互的社会保护，又能获得资本家和政府的施惠[③]。为什么政府没有提高对富人的税收，以应对上文所确认的市场失灵？一个简单（实质性）的解释是，可能因为对底层群体的种族偏见而被压制。然而，菲格罗亚还热衷于根据理性的利己主义来阐释这样一个结论。有三大政策建议可以考虑。第一，政府提供免费教育，将没有技术的工人培训成有技术的工人。第二，政府提供金融服务援助。第三，政府提供社会保护系统。图表2首先是从每个利益相关者的角度观察其中的每项政策建议的。图表2：从利益相关者角度分析降低经济排斥的政策选择提供免费教育提供金融服务援助提供社会保护

Z工人在每一种情况下，Z工人都会是主要的受益人。不过，菲格罗亚强调Z工人无力将数量优势转变成政治资本。这至少是基于两个原因。首先，除了满足即时的物质需要之外，贫困限制了他们从事其他工作的动力（马斯洛，1970）。其次，他们面临普遍的集体行动问题：不为获取资源而发起斗争，打便车是一种理性行为（利奇巴齐，1998；奥尔森，1965）。

Y工人基于财政费用而持反对态度。另外担心自己的就业机会受到削弱（劳工贵族论）就可能提高他们的自主就业前景和低水平的资本积累的意义上持支持态度。不过，对于那些福利可能超过财政费用的补偿的人来说则持反对态度。

资本家就存在技术短缺、增加技术工人的供应从而降低工资的意义上来说持支持态度。从自主就业能力的增强提高劳动力的机会成本，进而提高工资，降低利润的意义上来说持反对态度。对于某些资本家来说，这还可能破坏他们的庇护权力。

Z工人应该得益于对每种市场的政治干预。然而，菲格罗亚指出，Z工人鼓动大众支持向政治家施压的能力削弱了，原因是任何个人都专注于物质需求而没有动力领导这样一场运动。在提供免费教育的情形中，Z工人还面临Y工人发起的反对活动。这些Y工人最有可能因为作为技术岗位的准入壁垒的教育逐渐削弱而面临竞争。在提供金融服务和社会保护的情形下，反对活动是由资本家领导的，他们担心这种政策会随之导致技术工人的机会成本上升，因此导致工资上涨。资本家和Y工人这两大群体拥有比Z工人更多的政治和文化资源来保证政治家对其诉求做出反应。假如这种政策代表工人利益索取过多的话，国际资本家可能还以撤资相威胁。这些观点表明政府解决经济和社会排斥的任何计划都可能遭遇难以应付的政治障碍。菲格罗亚从比较静态的分析转向动态分析，他假定资本家的利润在下一个时期全部重新投入，而且有充分的能力抵消资本折旧。投入到高生产力活动的资本存量的增加可能由于技术进步而进一步增强。由此带来的经济增长对Z工人没有产生任何影响，不过Y工人从工资就业的增加中获益。随着过剩的技术工人被吸纳，Y工人的工资也会上涨，而且技术进步还可能提高效益工资的溢价。不过，这种影响可能因为自主就业的Y工人的替代而延迟（理查德的机器效应）。对收入不公的总体影响是不确定的，它有赖于对Y工人的收入产生的“致富和扩散效应”是否超过Z工人下降的收入。不对某一背景进行比较详尽的说明和分析，就无法预测收入分配的这些变化带来的政治反应。不过，甚至这一简单的分析也说明，任何一种收入的相对变化都给当前的社会秩序带来威胁。这种论断造成一个潜在的恶性循环：资本主义的发展打乱收入分配，收入分配变化扰乱政治秩序、降低资本家的投资信心，因而资本积累逐渐停止。接下来的一个关键问题是，政府能否通过降低收入分配变化带来的失稳效应继续维持经济增长。还有一个需要深深地追问：为什么某些国家的政治精英能够成功地建立减少不公的政治制度，而其他国家常常诉诸暴力镇压（巴丹2001；伍德&高夫，2004；诺斯，1990；鲍威尔逊，1997）。这一观点同比较普遍的假定——经济增长创造新的工作岗位，因而资本主义的发展肯定具有稳定效应——相反。对这种观点的一个可行的解释是，许多工人认为自己被排斥而无法获得那些新的工作岗位。赫希曼（1973）的“隧道效应”理论（即只要人们认为转机即将到来，他们会暂时容忍不公）不起丝毫作用。另一方面，作为回应，政府可以有某种程度的自由改变财政和开支政策。资本家应该接受更高的税收，来为降低对Z工人的文化和政治排斥，进而降低经济排斥所采取的行动买单——如果这样可以减少政治不稳定和技术工人短缺的话。不过，假如Y工人支持不断的资本积累和工作创造的代价，是促成一个削弱自身的文化、政治和劳动市场优势的政策体制的话，那么他们最终会撤消这种支持。这是一种微妙的平衡。针对政治家是否有能力维持这种微妙的平衡提出的质疑，菲格罗亚提出一种新的政治经济的解释。菲格罗亚说，在富裕社会中，对社会和经济排斥的反应是一种确立普遍权利的政治过程。不过，对于∑经济模式中的政治家而言，这并非一定是一种有效的方式，因为他们的目的是权力的最大化。权力的政治家而言，首先，没有人信任那些授权者，因为严格地来说，权利是一种天然赋权，而不是赠与的礼物。其次，普遍权利条款使庇护权力受到限制。第三，权利不能随意被撤销。其他策略包括限制有关政府行政过程（隐藏费用）和镇压的知情权[④]。总而言之，∑经济模式对一种与国内主要行为体的自私行为相一致的不平等发展路径做出了非常悲观的分析。Z工人和资本家都可能从劳动市场一体化中获益。不过，由于彼此孤立——而且即使双方组成一个不大可能的联盟——在面对Y工人和政府的抵抗时，他们仍然缺少推动一体化向前的政治资源。菲格罗亚质疑发展机构是否可以帮助克服这些集体行动问题。他暗示，假如主要问题是收入或者资产再分配，那么这可能是事实。不过，考虑到在拉丁美洲借助转换∑经济的失败历史，他认为关键的战斗必须在敏感的文化和政治领域打响，因为在这两个领域可能存在反生产性的外部支持力量。当然，也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即如何调动居间的发展机构的积极性。3.对∑经济模式理论的评价对于经济学家来说，∑模式的理论创新在于证明经济二重性可以内生于一般均衡模式，该模式假定所有的行为人在追求物质利益方面都是理性而自私自利的。作为实证分析的一次运用，∑模式获得的主要实验性结论符合几个拉美国家严重不公持续存在的现实。同样，该模式同大多数（尤其西方）发展经济学家的思想倾向向左。而且，这一模式反驳了大多数（尤其是西方）发展经济学家的乐观假定——认为资本主义的冲击不可避免地削弱经济的二重性和其他形式的市场分割；由此肇始的经济发展过程可以摆脱文化和政治关系及各种变化，独立进行有效的分析。假如劳动市场的二重性主要是地域性和部门性的（正如费景汉和拉尼斯以来的大多数经济发展理论所认为的那样），那么这种二重性就可能因为人口迁移和投资改善交通运输而减弱。最初有人力图构建一个更详尽地阐释“永恒的经济二重性”（伯克，1942）的框架，不过却遭到破坏，原因是有批评者提出他们的努力完全依赖质疑传统部门中非资本主义价值的适应力的经验性证据（希金斯，1965）。相反，菲格罗亚的永恒二重性模式则依赖普遍利用方法论个人主义（即理性追求个人效用）的正统经济假说。历史上产生的严重不公的资本主义社会是∑模式不可或缺的条件。不过，二重性的持续存在是内源性的，即它是排斥的结果而不是排斥的主要决定因素[⑤]。因此，菲格罗亚在帮助填补坎布尔和麦金托什留下的空白。他们二人注意到“有许多非二重性的经济发展模式存在，不过并没有任何模式假定因素不可移动性和不对称性是内生的，因而没有任何模式分析二重性路径本身。很明显这是一个需要深入研究的重要领域。”菲格罗亚的经济模式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金融和劳动市场的）市场分割同不同社会群体间的政治权力的根源性不平等存在联系。不同社会群体的成员均积极地致力于建立地位差异和文化障碍，以捍卫这些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因此，社会发展，比如推动善治或者发动支持社会和经济权利扩大的社会运动，就成为经济发展的前提，而不是某种相似却不相同的发展政策议程的一部分。相反，经济学家倾向于反向论证：经济发展（特别是创造就业岗位）是社会发展的前提条件。菲格罗亚暗示这种经济模式的低水平均衡陷阱只有通过政治斗争才能被打破，随后他用“理性选择”的政治经济观点来解释为什么他认为这是不可能的。虽然菲格罗亚用清晰而严谨的∑经济模式对社会排斥理论的详细解释，使这一理论更容易为经济理论家所理解和深思，不过同时它还有疏远其他社会科学家和发展实践者之虞。比如，有人强调，刺激不同群体采取集体行动的方式的变化使得文化、政治和经济的二重性永远持续下去，进而批评这种模式没有注意到，个人可以通过边做边学和非正规的平行发展网络获得向上流动的机会[⑥]。这等于提醒，持续的人口增长成为一种补充Z工人数量的机制，资本主义部门中资本高度密集型企业的增长限制对劳动力的吸收，某种程度上在阻止∑模式转变成Ω模式，并最终阻止其转变成Ε模式。不过就生产能力而言，社会关系可能是比经济因素（比如教育、工作前景，给孩子带来的潜在回报）更重要的因素——社会（特别是性别）关系并非像经济因素那样内生于菲格罗亚的理论。有一种方法可以反复强调菲格罗亚理论中社会排斥思想的潜在的更广泛的意义，而同时却并不降低相对于物质资源的关系的重要性，既可以将其社会排斥思想仅仅看作是，在比较宏大而独特的思考发展问题的排斥—融合方法框架下，一次相对狭小的理论发展。本节最后一部分提出了6种观点支持采取这种立场。这些对菲格罗亚的一般理论提出的建设性批评，某种程度上可以回溯至他与人合写的有关社会排斥的最初文稿中。不过，本文同样可能因为过于狭隘地讨论如何再造不平等地获取多重资源的手段而备受批评。支持广泛的社会融合/排斥框架的第一种观点，部分是而不全部是语义上的。严格地说，排斥一些人必然导致对另一些人的特别眷顾：一方是商业精英团体，以及由政治家和劳工贵族组成的抽租联盟，一方是地方的、低成本的自然资源管理形式和互惠的社会保护形式。虽然大多数人都被迫效力于一个或另一个“俱乐部”，不过其他人同样可以利用自己承继的资源禀赋大力打造他们确立中间地位的能力，维持多样文化表现的能力，以及在不同团体间居间调停的能力。第二个，也是比较重要的一个是，“社会排斥”一词暗示融合总是好的，而排斥自然可能是坏的，满是剥削味儿。应对这种批评的一个方法是，强调经济领域的强迫性融合之所以产生，正是因为它以排斥的形式植根于政治和文化领域。因此，一个更广泛的融合—排斥框架可以轻松地应对“逆向融合”以及对社会排斥理论的其他批评。这些批评主要来自于南亚，不过在早期关于拉美内部殖民主义和融合性依附的讨论中也附和者甚多。同样，以庇护人—被庇护人关系形式存在的政治融合深植于地位不平等（文化排斥）和/或经济不平等（经济不平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可能是有害的。第三，与植根于∑模式中的融合—排斥框架相比，扩大的融合—排斥框架可以轻松地对社会身份和社会网络加以全面而流畅的分析。语言不过是种族和阶级分立的指标之一，它旨在保护不同程度和交叉的市场准入、政治影响和社会保护（阿尔塔米拉诺，科佩斯塔克，菲格罗亚&怀特，2004）。例如，很明显，安第斯地区并非同等的贫困，在地区内部也不是所有农民都一贫如洗（巴炳顿，1997）。一个更宏大的框架还考虑通过边做边学获取技术，进而在劳动市场上实现某种程度的向上流动。接下来的一个关键的问题是，这种流动对相对工资，进而对不平等的影响是否足以抵消人口增长、持续建立并巩固的市场壁垒。第四，虽然菲格罗亚认为，下层群体的集体行动、尤其是政治行动的活动空间有限是在告诫民众主义莫要痴心妄想，不过很明显这种思想也有其很大的局限性，很容易受到挑战。其中一个原因是，要适应拉丁美洲的土著人运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外部联盟和占有话语权激发的——越来越强大的现实，它足以吸引《经济学家》杂志（2004）的关注。一般而言，用过于狭隘的理性选择方法分析政治和国家，可能低估领导力、文化、大众反抗，以及政治过程和结果中的意外事件带来的影响，制度经济学家诺斯（1990）和鲍威尔逊（1997）[⑦]对此坦然承认。第五种观点关注的是幸福的本质。和马克思与大多数经济学家一样，菲格罗亚的经济模式强调物质财富第一[⑧]。∑模式突出文化和政治关系，并将其看作是改善物质关系，进而改善物质成果的手段。然而正如本书其他章节所详细论述的那样，∑模式难以扩展分析框架来考虑物质、文化和政治关系的工具性和固有价值。框架扩展的支撑力量来自于构建普遍幸福理论的各种努力。因此，对于多亚尔和高夫（1991）来说，首要的普遍需要既是物质的（生产力），又是关系的（自主性）。同样，自决理论不仅强调能力，而且强调两种关系变量——相关性和自主性（赖安&萨普，2007）[⑨]。支持更广泛框架的第六种观点是，不能含混地对各种活动进行分类，将其归属于界限分明的文化领域、政治领域和经济领域。更确切地说，多数活动同时产生这三种影响。确实，将活动划入不同领域是一种潜在的危险，因为这似乎认可狭隘的学科分析可以凌驾于综合分析之上。比如，为获取信贷而加入乡村银行必然会卷入一个复杂的社会关系网。比如，通过提供食品援助介入物质领域而同时并不评估这一行为的政治和文化影响，就可能产生许多出乎意料的，潜在的反生产效应。这些可能的确非常有害，足以使人认为如此考虑不周的介入是极不负责任的。因此，比较可靠的分析框架是强调任何活动在三个领域都有影响。从这一点来说，质问社会排斥思想尚存什么东西并无不当之处？因为它并没有被其他思想框架所吸纳——其他思想框架吸纳的是发展思想的关系维度的词汇，比如“社会资本”，“文化资源”和“政治资源”。社会排斥思想和其他思想框架的区别或许主要在于是语义上的，不过“资本”甚至“资源”这个词都暗指诸多可以积累和交易的东西，而“融合”和“排斥”则强调的是社会关系，即互动过程。资源不能被孤立地使用：资源对其他方面具有不可避免的影响。尽管∑模式的假定存在局限性，但仍然强烈地暗示：个体的资产禀赋存量不过是分析贫困问题的起点，只有当全部挖掘出从与其他各方的互动中产生的变革机遇和变革障碍之后，这种强烈的暗示效应才会消隐。更为重要的是，可以自由地对社会资产是否以充分地、可预见性地进行交易展开自由辩论，以使社会资产的评估变得可行或可用。4.对发展政策和发展实践的意义发展组织面临着一种持续、联合地行动（与对它们目前行为的普遍理解相一致）和灵活地行动（对局部了解做出反应）[⑩]相对峙的紧张态势。如果这些发展组织对它们力图获得的东西有清楚、普遍而可测的指征，那么它们通常更能够高效、持续和更大规模地运作。同时，正是对可测目标的详细描述可能严重限制这些发展组织的活动范围，包括边做边学和对地方优先事务和需要做出回应。某种程度上来说，发展工业的历史可以被视作对确定目标和手段的不同框架的爱憎变化。比如，《千年发展目标》体现着对福利和基本需求的多维度的理解（根据生产力理论可知）。这在某种程度上推迟了对GDP增长和收入的全部关注（根据现代化理论可知）。同时，世界银行的《全面发展框架》意味着视角的转变，即从多元角度看待公共组织、私营组织和公民社会组织在不同背景下推动发展的各自作用。展望未来，当前的学术争论指向一个崭新的思想框架，即更加看重发展的个人维度（包括关系的质量）而不是曾经的事实——个人维度既是目标又是手段。影响越来越大、以权利为基础的方法可以被视为这一框架的一部分，而发展也越来越关注参与、过程和灵活性。新的思考和运作方法有助于推动潜在的范式转换，其中的一种努力就是由ESRC资助的《发展中国家的福利》研究。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本研究计划的灵感并不主要是来自社会排斥思想。这是因为这一思想的贡献主要是分析而不是有目的的描述。如果社会排斥思想的核心目标是解释不平等和相对贫困持续存在的原因，那么分析有效的发展干预空间时持悲观态度就决不是偶然的。∑模式从形式上把不平等的再生产过程看作是低水平的均衡陷阱，进一步增添了这种悲观论调。然而，∑模式部分程度上有价值的，正是因为它反对由发展机构构建并为其服务的乐观的分析框架，反对过分强调机遇大于阻碍。如果一种方法能够为更精确地确定积极干预的可能范围以及如何适应更大的政治图景提供比较现实的分析基础，那么这种看起来比较消极的方法同样可能是建设性的。∑模式提出了不公平何以持续存在的综合理论，从而鼓励实践者确定可能受到挑战的局限性假设。这应和了当前的潮流，即更有战略、更有选择地确定发展的“变革动因”或“压力点”。对于发展机构来说，将融合—排斥思想吸收到发展实践中的一个适当步骤是，把发展机构自己和其他行为体纳入分析框架。图表3[11]对此给予了全面的展示。这已经超越了本文目前讨论的范围，因为它明确承认这对一切行为在象征、物质和社会维度的发展的重要性。各发展发机构（包括居间开发机构）是根据其价值观念，关系和资源进行定位的。这些价值观念不仅包括正式的目标，而且包括对不同国家和角色的潜在意义。关系既可能是积极的（比如战略网络和联盟的成员身份）又可能是敌对的。资源包括对物质资产，自然资产，人力资产，以及个人能力的主张。这些因素共同影响不同的机构随着时间的流逝如何采取行动和进行互动，有了这些（象征性的，关系的，物质的）结果就可以反过来改变这些因素的状态[12]。如果发展机构什么也不干，那么行动周期、结果和其他因素被改变的状态即使没有发展机构的存在也继续存在。不过，向下的虚线提醒我们，仅仅发展机构的存在可以影响其他机构看待自身和自身表现的方式。而向上的虚线则提醒我们，发展机构如何看待其他机构同样可以决定发展机构的价值观念、关系和资源。图表3：发展干预的灵活评估框架本文探索的融合—排斥理论为这种分析提供了一些最初的意见。发展机构的存在增强了某些价值观念和潜在关系却削弱了其他的价值观念和潜在关系。这些象征效果和关系效果通过语言选择，员工招募，以及咨询与合作形式得到了增强。因此，发展机构不可避免地增强或削弱总体的社会阶层，以及对不同群体的相对政治影响。这些象征性和关系效果可能比预想的物质效果（在对幸福的直接和间接影响方面）更加重要，然而它们仍然常常被忽略或不予重视。如果一个群体利用其资源和关系作手段来达到给其他群体增加资源和关系的话，那么就依然有很大的空间可以提高我们对负面和正面影响的分析。（作者系英国巴斯大学经济学经济学和国际发展系教授。译者：郭存海）

--------------------------------------------------------------------------------

[①]本文得益于对早期草稿的无数批评，特别是阿里斯特·迈克格雷格的批评，尽管我并不能对所有这些批评做出公正的评判。[②]即使Z工人成功地进行自我教育和提高个人技能，Y工人仍然会通过更高层次的自我教育抬高准入壁垒。因此，这种模式解释相对贫穷的再生产比解释绝对贫困的再生产更有效力。[③]Y工人符合伍德（2003）所称的穷人的“浮士德式交易”（浮士德是欧洲中世纪传说中的人物,他为获得知识和权力,向魔鬼出卖自己的灵魂。该词最早由美国科学家艾尔文•温伯格提出，狭义常指“以良心换取富贵和权力”，现在常用来泛指“牺牲长远利益以获得近期利益”。——译者注），即以牺牲自主权换取安全。[④]此处提出的观点忽视了外部力量在塑造政治文化方面（积极和消极）的重要性。不过，这种观点的要义，不能单单依赖刺激地方经济来降低不平等。[⑤]这并没有否认，在拉美和其他地区，种族是发展的核心问题。关键是，不仅文化惰性，而且资源分配与每个群体习惯性的物资自利行为的结合，使得种族和民族差异（当然也有性别差异）永远存在。这种理论的一大长处是，甚至当种民族界线变化不定之时，仍然可以解释不平等持续存在的原因。[⑥]这同理查德“梯子理论”的动态比较优势非常相似。当然，某些社会群体（国家）成功地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有能力从事高生产力活动。不过，它们的这种成功并不能促使这些形式的就业（部门）变得更具竞争力，并因而获得更高的报酬。与此同时，高地位群体（富国）已经渐渐地涉足能够获得更高回报的新领域。因此，绝对增长是可能的，不过不平等状况继续存在。[⑦]巴兰特斯和伊吉尼斯（2004：145）也指出：……菲格罗亚对减少社会排斥的政治可能性非常悲观。尽管如此，仍有必要研究被排斥群体的特征及其藉以补救自身处境的手段。[⑧]反过来，财富不仅带来收入，而且带来自由（比如免于强迫雇佣劳动的自由）。[⑨]尽管自主权仅被狭隘地定义为免于强迫，但自主权的普遍性，特别是其在集体主义意识比较强烈的文化中的意义，仍然是一个争论的话题。争论的部分问题或许可以归因于这一西方传统：借助于对个体行为的社会认可，归属感（即相关性）得到象征性的确认，而这种认可要求个体拥有自主权。个体自主权并不是这一注释争论的核心，因为它只是力求强调关系（是否自主或建立在归属感之上）和资源的独立的重要性。[⑩]迈克格雷格（2004）探讨局部或普遍性的理解的思想，特别集中于贫穷的概念，而科佩斯塔克（2005）则更全面地探讨发展实践中连贯性和灵活性之间的紧张关系。[11]这个图表不同于迈克格雷格（2004）的福利发展概念框架但完全与该分析框架相容。迈克格雷格的概念框架更热衷于“安排秩序思想”而不是“信息行动”。[12]见贝文（2004b）对时间维度的全面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