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经济收入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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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2006年2月出版的《亚太经济杂志》刊登了日本学者奥岛真一郎与内村铃木的文章《经济改革对中国城市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文章对1978年经济改革以来中国城市收入不平等的状况进行了总结，并着重对影响城市收入不平等的因素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自1995年以来，教育日渐显著地成为加剧社会不平等的重要因素。教育机会不均等将成为一个影响中国发展的问题。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一、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与收入不平等问题的日益凸显

中国近来高速的经济发展引起了世界关注。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年均经济增长率达到了9％。伴随着经济高速增长同时出现的是收入不平等的显著增大，这是中国当前的一个重大问题。根据基尼系数标准，中国的收入不平等程度在1998年达到了0.403，并呈继续增长的趋势。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加剧困扰着中国人民，并被中国政府视为一个严重问题。

改革优先考虑宏观经济的增长，尽管这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收入分配和机会的均等。这一观点在邓小平的先富理论中阐述得很清楚，他说：“允许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这一区分出致富先后次序的理论按帕累托标准来看是合理的，因为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低收入人群也同样会从经济的发展中受益。然而，同一国家内收入差距过大会加重低收入人群（他们占国家人口中的大多数）心理上的失衡，甚至可能引发政治上的不稳定。要解决这一问题，中国面临着诸多挑战。

二、中国的相关策略演变及本文的方法与依据

中国的城市问题已经变得日益显著。政府已经开始实施一系列影响城市的政策，如城市化政策、户籍制度改革以及鼓励农村人口进城务工。这些政策旨在解决农村问题，但其结果也许只会将问题转移给城市，导致城市农民工人数的急剧增加。这也将进一步加剧一直以来随着经济改革进程而不断发展的中国城市收入不平等的严重性。

为推进经济改革进程，中国政府自20世纪90年代就实施了重大的工资与用工制度的改革。这些改革措施使影响城市职工收入的决定性因素发生了改变，从而导致了收入不平等结构的变化。换句话说，职工的自身特点，如年龄、受教育程度等因素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已经因改革而发生了变化。

这些情况的出现要求研究者重点从城市职工自身的特点出发，对收入不平等的结构进行分析，以深入考察当前中国的各种不平等问题。然而，对中国不平等问题的研究主要关注农村不平等问题以及区域性不平等问题。

本文在分析中采用中国1988年和1995年的微观数据。这些数据建立在大量的家庭调查基础之上，这些调查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在1989年和1996年进行的。尽管对中国收入分配问题的研究相当重要，但由于数据的局限，这一研究的进展一直受到限制，对收入分配进行详细分析的研究相对较少。出于对这种情况的回应，此项调查的目的是提供涵盖中国大部分地区的可靠数据。这些数据源自国家统计局提取的大量样本（大约包括6.5万户农村家庭，3.5万户城市家庭）。

由于此项研究旨在分析城市职工的个体特征与收入不平等的直接联系，因此本研究以城市个体职工为分析单位，包括自主就业者，但不包括退休人员和学生。此项研究中的所有变量也是以个人为标准单位，包括各种个人特征，如年龄、性别以及职业。数据来自中国10个省份的城市，代表着不同区域及大小的城市。代表北部地区的省份为辽宁和陕西，代表东部沿海地区的省份为江苏和广东，内陆地区则以安徽、河南以及湖北为代表，西部为甘肃和云南，北京则是直辖市的代表。

数据中的城市样本数量1988年为17459个，1995年为9227个，1988年调查中的问题与1995年的并不完全一致，但1995年的调查涵盖了1988年的绝大多数问题。我们所提供的1988年和1995年的数据既具备一致性，又具备可比性。

三、各省之间以及省内收入不平等的特点与发展趋势

根据1988年和1995年6城市变化的洛伦兹曲线（曲线越高，不平等程度越高），1988年的曲线完全处于1995年的曲线之下。因此，1988年的收入分配要比1995年的平等得多（即1988年的分配优于1995年的分配）。

1988年，除了广东，各省之间的相对收入水平没有巨大差距。然而，各省份间的差距在1995年显著扩大。广东省的相对收入在1988年就已经很高，1995年又进一步增加。但是，大部分在1988年相对收入水平就低于城市平均收入水平的省份在1995年的地位进一步削弱。这就意味着，从1988年到1995年，那些相对收入在1988年就很高的省份的城市其收入要比全国平均城市收入增长得快。而且，绝大多数在1988年相对收入就低的省份在这段时期内发展有所停滞。这不仅意味着省份间的收入差距加大了，它还意味着各省份之间的贫富格局已经固定下来。

1988年的省内与省份间的收入分配要比1995年更平等。先富理论鼓励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一理论的贯彻实施为中国带来了高速的经济增长，但与此同时，也加速了省内与省份间收入差距的扩大。更明显的是，一些省份不仅率先致富，而且其在经济方面的优势地位也已逐渐固定下来。这一时期的转变不仅显示了各省份在致富次序方面的先后差异性，还预示着各省之间经济等级地位的固定化。

四、城市收入不平等的结构特点分析

本文的这部分采用新回归解析法对1988年和1995年城市职工的收入不平等结构进行分析。分析中所研究的影响收入不平等的潜在因素分为两大类：职工的个体特征以及工作的性质。个体特征包括年龄、性别、受教育程度以及政治面貌（是否是共产党员）。对年龄、性别和受教育程度的研究被用来考察人口或个人的具体特征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它们通常是决定收入的重要因素。政治面貌则被用来考察政治影响的重要性，这是中国社会的特点之一。工作性质包含企业所有制、所在行业以及从事的职业这几个方面。所有制反映了中国经济体制的性质。

对行业的考察则为了探究不同产业部门之间的报酬差异。同样，研究职业是否对收入不平等有重大影响也在考察范围之内，因为它代表着某一工作的地位或职责。

（一）影响1988年和1995年收入不平等的因素

我们评估了1988年和1995年的收入函数。在影响1988年和1995年收入不平等的因素中，年龄是导致整个不平等的最重要的因素，其次是所有制形式。在大部分省份，性别是影响最小的因素。此外，通过对各个省份进行测量而得出的结果有一个显著的特点，那就是1988年的调查结果所显示出来的各省份的不平等结构非常相似，导致不平等的决定性因素也大致相同，主要是年龄因素。到1995年，这一特点已经转变了，导致各省份不平等的决定性因素已趋于多样化。性别因素的影响在1995年有所增强，而在1988年它几乎不起任何作用。更重要的是，教育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以处于经济改革前沿的广东省为例，教育在1995年对收入的不平等产生了重大影响。与之形成对比的是，教育对不平等的影响在地处改革步伐相对缓慢的内陆地区的安徽省则相对较小。

经济改革以前，工作分配由政府（根据统一的工作分配制度）进行调控，工资标准也由中央在统一的工资标准等级基础上制定。工资等级主要由年龄决定，与劳动生产力不挂钩。因此，在中国的历史背景下，年龄对收入起着决定性影响似乎是其特征。改革以后，政府着手改变这种用工制度和工资制度，例如提升劳动力的流动性，鼓励企业自主制定薪金制度。但是，这些改革，特别是用工制度改革采取的是渐进方式。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劳动力市场”一词在中国经常被提及，但它仅限于帮助人们找工作。直到90年代以后，政府明确设立了旨在创造和扩大劳动力市场的劳动用工制度改革目标。因此，尽管工资和用工制度方面的某些改革已经开始，1988年的收入分配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受此前一元化体制的影响。在1988年，导致不平等的决定因素的一致性与以年龄为基础的分配制度反映了中国经济的特征。到1995年，年龄对不平等的影响降低了，而教育的影响则上升了。从1988年到1995年的变化反映了劳动力市场化的结果。

（二）导致1988年至1995年不平等性发生变化的因素分析

我们对这段时期内各种因素对不平等程度变化所产生的影响进行了量化研究，其结果显示，从1988年到1995年，在城市以及绝大多数省份里，年龄对不平等的影响减少，性别对不平等的影响加大。我们的调查结果显示，各个省份间的这些特征相似。另一个与众不同的结果是：在这一时期，教育对不平等程度的加大产生了重要影响。在作为经济改革先锋的广东省，教育是导致不平等程度加大的突出因素。总的来说，随着基于年龄的分配体制的稳步改进，年龄因素对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影响逐渐减少。然而，教育因素却在这一时期不平等程度的加大过程中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

1992年邓小平发表南巡讲话以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中国得到正式认可，提升市场机制也得到了确认。自此以后，经济改革加快了步伐。正如前面所提到的，发展速度起初较慢的用工制度改革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朝市场化方向前进。更确切地说，1992年成为经济改革以来的第二个转折点。本文所分析的1988年和1995年正处在1992年之前和之后。因此，在这一时期，年龄因素对不平等程度影响的日渐减少与教育对其产生的加剧作用正反映了改革的这一进程。

五、导致不平等程度的决定性因素：教育

本部分详细探讨教育因素的影响，因为在1988年至1995年期间，教育因素对不平等程度的变化起着重大作用。本部分的研究重点是不同的受教育人群在总人口中所占的份额及其相对收入，以及同一受教育人群内部的不平等程度。

首先，我们考察受教育程度在组成结构上的变化。在1988年和1995年，具有高中学历和具有初中学历的人的总和都占到了全部受教育人口的一半，但具有初中学历的人口所占的比重在1995年有所下降。具有大学或大学以上、民办学院或职业学院以及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学历的人口在全部受教育人口中所占的比重在1995年有所上升。所有省份具有一个共同特征，那就是其拥有级别高于民办学院或职业学院以及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学历的人口所占的比例增加了，而其学历在初中以下的人口所占的比例减少了，这就意味着中国城市职工的受教育程度大大提升了。

学历为初中以及学历为小学或小学以下的人群相对收入降低，而受过民办学院或职业学校教育的人群的相对收入增加，这一变化是显著的。具有民办学院或职业学校学历的人群的相对收入在1995年明显高于具有中等职业技能学校学历的人群。这反映了1995年受教育程度与相对收入的紧密联系。

我们的研究还表明，在受教育程度的等级与不平等程度的等级之间存在着一种反比关系，这种关系在1995年变得更为明显。1988年，在大部分省份，在那些受教育水平高于中等职业技术教育的群体中，其不平等程度比整个不平等的水平要低，而在那些受教育程度为初中以及小学或小学以下的群体中，其不平等程度比整个不平等程度要高。在1995年，这两个群体中存在的不平等的情况与1988年一致。这一结果表明，一个受过平均水平教育的人的收入会相对较高且分配平均，而受教育水平低于这一级别的人获得的相对收入较少且分配不均。

由舒尔茨、贝克尔和明舍尔提出的人力资本理论被看作是解释收入与教育这二者之间关系的最重要的理论之一。在这一理论中，教育被看作是人力资本的一项投资，因为职工可以通过受教育所得到的知识提升才干和技能，以此增加收入。从这个观点来看，教育是引发收入不平等的一个重要因素。正如前面提到过的，中国城市收入分配的变化可以被认为是通过新兴劳动力市场来反映和区分职工才干和技能的分配变化。因此，这就使得人力资本理论更适用于解释中国经济领域中教育与收入的关系。

然而，就此得出中国城市收入差距是由精英阶层造成的结论未免显得过于草率。尽管人力资本理论认为每个人在教育方面的投资额是个人所作的理性决定，然而在中国人们能否自由并理性地自主选择教育投资额是一个问题。这就引起了对中国受教育机会问题的关注。在中国，各地区以及各社会阶层在受教育机会方面存在严重的不平等。特别是获取高等教育的机会极其有限且分配不均，而高等教育的背景则更有可能带来高收入。此外，实证研究显示，在中国，家庭背景与教育程度之间存在着紧密联系。学者对1992年武汉的情况所做的分析和对1997年天津的情况所做的分析都显示出家庭背景，如家庭的社会地位或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对孩子的受教育程度产生了重大影响。这些结果表明，在中国，收入分配随着受教育机会的不均等而日益变得不平等。这一问题亟待解决。

六、中国城市收入不平等程度加剧的影响

收入不平等程度的快速增加意味着中国人民正被划分成一大部分的低收入人群和一小部分的高收入人群。

低收入人口占中国人口的绝大多数，他们倾向注重平等分配的政策。从他们自身利益来考虑，这是合情合理的。然而，实际政策似乎没有充分考虑到这一点，这是因为中国政府将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改革作为经济发展的首要任务。

考虑到这些问题，中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中国政府有必要像20世纪的许多国家那样，确立一种再分配政策，并且在新的市场经济体制下重建社会保障体制，以进一步提高人民的机会均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