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约型经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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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发展生产力，从根本上说是要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它与积极的环境保护是内在一致的。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中心任务是实现经济的生态化，生态化的具体目标应当是建一个“节约型”经济系统，而不是“循环型”经济系统。

[关键词]中国21世纪议程；可持续发展战略；节约型经济系统

1987年，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题为《我们共同的未来》的报告中提出了“可持续发展”概念。1992年，在里约热内卢“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上，可持续发展战略作为《21世纪议程》的主导思想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可。1994年，中国政府发表了《中国21世纪议程

——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1]，中国政府的这个行动被国际社会誉为落实联合国《21世纪议程》的“NumberOne”（一号）。十年来，中国政府在可持续发展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令国际社会瞩目的成就，在此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可持续发展国家报告》（2002）等文献已做了详尽阐述。本文试对十年来在可持续发展战略实施过程中出现的新的认识问题进行探讨，这些问题不仅是经济问题，而且是哲学问题；不仅是理论问题，更重要的还在于它们是关系到我们国家下一步的发展、如何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现实问题。其中有的方面过去曾提到过，但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后来在实践中问题又发生了新的演变，这些问题如果得不到解决，势必对未来产生不利的影响。尤其是在当前强调树立科学发展观的背景下，这个方面的讨论就显得更加有必要。

一、“发展是硬道理”是不是针对环境保护而言的？

1992年1~2月，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中提出了“发展才是硬道理”的思想，这个思想对于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发挥了关键性的指导作用。这一年6月，联合国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环境与发展大会”，会议发表的《里约环境与发展宣言》和通过的《21世纪议程》[2]，把“可持续发展”正式提上了国际社会的议程。1972年6月，联合国曾经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了“人类环境会议”，这次会议是在发达国家的公害问题接连恶性爆发、民间生态运动大规模兴起的背景下召开的。斯德哥尔摩会议的最大功绩在于唤起了世人的环境觉醒，所以《斯德哥尔摩宣言》被称为“第二个人权宣言”。但是，在这次会议上，西方国家仅就污染谈环境问题，没有把环境问题的解决同经济和社会发展联系起来，南北国家的立场出现了高度的对立。20年后，世界各国都深化了对环境问题的认识，183个国家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坐到了一起，所以里约会议被称为“地球峰会”。会议通过的《21世纪议程》是一个广泛的行动计划，它提供了一个从当时起到21世纪的行动蓝图，涉及与地球可持续发展相关的所有领域。在通过这个文件并签署了其他关于环境的公约之后，中国政府总理李鹏郑重表示：“中国政府是一个负责任的政府，我们签署了公约，就要覆行公约规定的义务。”里约大会一结束，中国政府就立即着手组织编写《中国21世纪议程》，并于1994年5月正式公布。

《中国21世纪议程》根据联合国《21世纪议程》的精神并从中国实际出发，提出了中国人口、经济、社会、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政策和行动框架，具有综合性、指导性和可操作性，是一个全面协调发展的纲领性文件，但是这个文件的贯彻执行并非一帆风顺，一个重大的认识问题就是把环境保护与发展对立起来，认为“发展是硬道理”这句话是针对环境保护而言的。于是，经济建设和环境保护在不少地方就始终处于两个层面（俗称“两张皮”），有些地方领导干部甚至不惜以破坏环境为代价，大搞所谓“政绩工程”。一般说来，环境破坏可分为刚性破坏和柔性破坏两类，排放污物、滥伐森林、猎杀野物等属于前者，而浪费型的消费则属于后者。目前的情况是刚性破坏由于地方保护主义的庇护而屡禁不止，虽然制止这种破坏执行起来十分棘手，但毕竟有法可依，应该说还不是最难的；而柔性破坏是在谋求发展的旗号下进行的，所以显得不仅合理合法，而且理直气壮，这就很难对付，后者往往又是前者的动力。环境问题是一个综合性问题，其解决要牵涉思想、体制、资金、技术等多方面的因素，但思想认识问题显然是首要因素。例如，对大气环境、水环境、土地环境、矿藏资源都影响很大的家用轿车问题，既是一个经济问题，也包含着消费观念等问题。如果深究下去，许多问题的产生都有相同或相似的机制。这类问题似乎是正当行为下附着的不当行为问题，在很多场合下人们还很不情愿正视它是什么问题，或者说它属于不是问题的问题，但实际上它又是危害很大的问题。因此，要实现协调发展，必须从根本上澄清认识。

“发展是硬道理”这句话是针对僵化保守的观念而言的。邓小平讲这句话的背景是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国内外特殊的政治形势。当时摆在中国面前的有三种选择：一是回到以前的老路；二是步苏联东欧国家的后尘；再就是排除“左”、右干扰，继续前进。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拒绝了前两条道路，选择了既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又坚持改革开放的正确道路。在这个前提下，邓小平提出了经济建设的紧迫性问题。他说：“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现在，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比我们快，如果我们不发展或发展得太慢，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了。所以，能发展就不要阻挡，有条件的地方要尽可能搞快点，只是要讲效益，讲质量，搞外向型经济，就没有什么可以担心的。低速度就等于停步，甚至等于后退。”“要注意经济稳定、协调地发展，但稳定和协调也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发展才是硬道理。这个问题要搞清楚。如果分析不当，造成误解，就会变得谨小慎微，不敢解放思想，不敢放开手脚，结果是丧失时机，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经济发展得快一点，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3](P377)

根据自组织理论，任何有活力的系统都必须具备四个条件才能维持与进化：第一，系统必须开放，通过与外界交换物质和能量，引入负熵流来抵消自身的熵增加；第二，系统必须远离那种不随时间变化的热力学平衡态；第三，系统内部各个要素之间存在着非线性的相互作用，通过这种作用使各要素之间产生协同作用和相干效应；第四，系统中某个变量和行为对平均值发生偏移，使系统脱离原先的状态。因此，所谓发展，就是系统进化，即从旧的稳定状态跃迁到新的稳定状态。这是邓小平讲话的精神实质。实际上，只有突破旧的稳定，才能实现真正的稳定。在当时背景下，如果中国社会不抓住机遇加速发展，人民的生活状况得不到改善，那么社会矛盾就会激化。当社会的安定、甚至国家的主权都不能得到保障的时候，自然环境绝不可能得到有效保护。而且，我们已经看到，邓小平强调把效益和发展作为加快发展的前提，同时把加快发展的希望寄托于科技和教育，强调科学地而不是粗放地发展，这与积极的环境保护思想是内在一致的。

1990年，邓小平在《善于利用时机解决发展问题》一文中谈到：“核电站我们还是要发展，油气田开发、铁路公路建设、自然环境保护，都很重要。”[3](P363)1992年10月党的十四大报告明确指出：“当前，要紧紧抓住有利时机，加快发展，有条件能搞快一些的就快一些，只要是质量高、效益好、适应国内外市场需求变化的，就应当鼓励发展。要坚持从实际出发，注意量力而行，搞好综合平衡，不要一讲加快发展，就一哄而起，走到过去那种忽视效益，片面追求产值，争相攀比，盲目上新项目，一味扩大基建规模的老路上去。要真抓实干，大胆而又细致地工作，齐心协力办好几件大事，走出一条既有较高速度又有较好效益的国民经济发展的路子。”[4]龚育之在回顾总结党的十四大前后这一段历史时，提出邓小平南方谈话有五个理论贡献，其中第四个贡献是：“强调发展是硬道理，在发展中生产力是根本，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还要讲综合国力、两个文明、全面发展。”[5]

1995年9月，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公报进一步提出实行两个具有全局意义的根本性转变的任务：一是经济体制从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二是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在党的历史上，这是第一次以中央全会公报的形式把资源利用方式问题列入全局工作。在两个转变中，后者是生产力发展的本质，前者则是后者的体制保证。环境问题的本质是由于对自然资源的不当利用，或者是资源的消耗速度超过了资源的更新能力，或者是资源未得到充分利用而以废弃物的形式向环境排放，如果按照真实的生产成本进行核算，许多生产的所谓“效益”是完全虚假的，所以，粗放型的生产就是低效益的生产，也就是环境危害型生产。积极的环境保护并不是要去遏制生产，而是要设法改进资源的利用方式，既能使人们的正当需求得到满足，又能使资源得到可持续利用，这就是集约型生产。所以，把“发展是硬道理”与环境保护对立起来，完全是一种曲解。这是对两个不同层次问题的回答，前者回答的是“要不要发展”的问题，后者回答的是“如何发展”的问题。

有一种错误认识，认为环境问题是改革开放造成的。其实，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由于人们的主人翁地位被严重扭曲，社会早已陷入经济贫困——人口膨胀——环境破坏的泥淖，著名的宁夏“西（吉）、海（原）、固（原）”地区就是这样的典型。改革开放以后的许多问题是由历史积淀造成的，而历史造成的许多问题也是在改革开放以后才得到高度重视并被治理。解决中国的环境问题，只有以积极的姿态，通过提高资源的开发能力才有可能。正确的道路应当是，首先通过改革经济体制，调动人们的生产积极性，使物质生活状况得到改善，加大对教育（包括环境教育）和科研的投入，使人的素质得到提高、开发手段得到增强，同时推进积极的人口、资源和环境政策，才有可能使人口、资源、环境进入良性循环。所以，“发展是硬道理”，不仅不与环境保护相矛盾，而且是解决环境问题的惟一正确思路。当然，市场经济有其内在缺陷，这种缺陷也会导致资源环境破坏，而且破坏的力度甚至会超过僵硬的计划经济。两相权衡，停滞和倒退的结果是绝对的破坏；而前进虽然充满了风险，但毕竟存在着走出困境的可能。明智的抉择只能是前者，这就需要正确的思维、高超的技巧，特别是要利用特定的社会机制来驾驭经济的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社会主义因素，应当在此发挥重要作用。

二、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在哪里？

可持续发展是一个内涵非常深刻的概念，可持续发展战略涉及社会的方方面面，《中国21世纪议程》是一个内容相当广泛的纲领。如何落实这个议程，十年来我们开展了大量的工作。然而，从实践来看，整个工作应当有一个中心，否则在千头万绪的日常工作中，很容易使可持续发展流于口号。自组织理论中的协同学指出，一个系统所包含的子系统数目是一个十分庞大的数字，协同学通过对不同参数的不同作用的分析，发现从无序到有序转化的临界过程中，不同参数的相对变化快慢是不同的，而且往往还差到几个数量级。因此，在临界过程中按照衰减的快慢，可将参数分为快变量和慢变量两大类，慢变量就是主宰系统最终结构和功能的有序度的序参量。协同学在解包含有快变量和慢变量的方程、且快慢变量的阻尼参数相差悬殊时，经常采用消去快变量的方法，使方程变得简单可解。这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抓主要矛盾的方法。说过：“学会‘弹钢琴’。弹钢琴要十个指头都动作，不能有的动，有的不动。但是，十个指头同时都按下去，那也不成调子。要产生好的音乐，十个指头的动作要有节奏，要互相配合。党委要抓紧中心工作，又要围绕中心工作而同时开展其他方面的工作。”[6]要使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有更大的成效，必须抓主要矛盾，用“弹钢琴”的思想方法开展工作。

可持续发展的实质是什么？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是人的发展，应该说，这种说法已经捕捉到了问题的根本，因为任何工作、任何战略、任何事业，归根结底都是要依靠人来运作的。如果人的素质低下，人际关系不融洽，社会运行有障碍，都会造成基础性的困难。十年来，我们在政策、法制、教育、科技、文化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其意都在促进人的发展。这些努力是卓有成效的，不少成绩得到国际社会的赞誉，但是其中很多工作与可持续发展并不搭界或不完全搭界，有的工作甚至与可持续发展的宗旨背道而驰。例如，在较长时期内，对干部的考核内容以传统的经济增长指标为主导；教育和文化活动确有空前发展，但在可持续发展方面却有着大片的盲区；工程项目都有民意支撑，但在论证中环境保护部门的声音最小。于是，一方面，到处都在提人的发展；另一方面，人的生存危机又在不断加重，因为人的利益有真正利益与虚假利益、长远利益与现实利益、全局利益与局部利益之分，它们的关系并没有得到正确的处理。事实告诉我们，如果没有明确的依托，人的发展只是飘渺、空洞的概念。

马克思在《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提出了著名的关于人的个体发展的“三阶段论”，他说：“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态，在这种形态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窄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7]综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论述，关于人的全面发展，主要包括三层含义：第一，人能参与全面的活动，能适应不同的劳动需求，使自己的一切天赋（潜能）得到充分发挥，由此产生极大的创造力；第二，全体社会成员的才能都能得到充分发挥；第三，人的个体发展和社会的整体发展相互协调。更深入地看，人的全面发展思想与人的自由和解放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为了实现人的自由和解放，需要三个条件：摆脱对必然性认识的盲目性，实现意识的自由；摆脱自然界中盲目力量的统治，实现对自然的自由；摆脱人与人关系的束缚，实现对社会的自由。意识的自由是前提，对自然的自由是基础，对社会的自由是条件和手段。

在意识、自然、社会三者中，对自然的自由是根本点，因为说到底，其他两方面的自由都是为实现对自然的自由服务的。人的自然存在和社会存在相互依存、相互制约，但自然存在毕竟是第一性的因素，只有这样认识问题，才能真正把握问题的关键。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撇开了在自然界中争取自由这个基本任务，抽象地谈提高人的思想境界、抽象地调整社会关系，最后完全违背初衷，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把工作重心转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这才使社会恢复到正常状态从而产生了活力。可持续发展战略是社会发展的新模式，但同样必须遵循以上规律，把经济建设生态化作为全部工作的中心。所谓生态化就是把生态学的原则渗透到人类的全部活动范围中，用人和自然协调发展的观点去思考问题，并根据社会和自然的具体可能性，最优地处理人和自然的关系。所谓“生态化”，实际上是生态学化。只有紧紧把握这个中心，才能理顺可持续发展战略各个方面的关系，产生纲举目张的整体效应。

从经济社会形态发展的角度来看，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说过：共产主义是人和自然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8]后来在《资本论》中，他又进一步指出：“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少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9]显然，在这里是把合理调节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作为共产主义的标志来看待的，这个境界也就是我们前面所说的三个自由的境界。要达到这个境界，必须经过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得到确立的阶段，这个阶段就是市场经济阶段，否则就不能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能力的体系。

经过多年的痛苦摸索，我们终于明白了，社会规律和自然规律同样是不可违背的。当然，如何走过第二阶段，我们可以有自己的选择。从表面上看，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都可以采取大体相同的经济运作方式，但社会主义国家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在逻辑上就应当有意识地把合理调节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作为奋斗目标。笔者早在1992年就提出，从技术社会形态的角度看，迄今为止人类的历史可划分为采猎业社会—农业社会—工业社会三个阶段，按照生产劳动的本质首先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这个观点，未来的技术社会形态是“生态产业社会”而不是“信息社会”。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经过二百多年的发展，特别是经过20世纪中下叶的公害冲击之后，生态产业革命的步伐明显加快，而中国则面临着工业革命和生态产业革命并存的双重任务，所以，正确的选择就是走集约化增长的道路，即新型工业化道路，可以说，这是当代中国经济发展的中心任务。社会主义能否比资本主义具有更多的优越性，在新型工业化面前将得到严格的检验。

当代中国社会正处于激烈的变革之中，社会矛盾错综复杂。不管工作如何千头万绪，中心问题还是要解决经济增长的问题，但经济的增长应该是集约式的增长，而不能是粗放式的增长。由于中国社会已转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所以经济增长方式的变化必定影响政治思想，而政治思想的变化又会深刻影响社会各个领域。新型工业化道路代表着国家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同时也需要进行不懈的努力才可能奏效，这种发展观与片面追求政绩的发展观是完全对立的。按照新型工业化的要求，干部必须树立科学的自然观、社会观、价值观，要具备生态经济学的知识，从而必须接受生态文明的熏陶，这有助于从根本上荡涤灵魂、提高素质。从古今中外社会管理的经验教训看，法制手段是必要的，但法制手段毕竟是外在性手段，最根本之点还是要激励正气，形成高尚的情操氛围，而这恰恰是马克思主义的优势所在。过去讲思想教育，往往只重视社会观的教育，实际上，马克思主义的社会观与自然观是不可分离的整体，科学的自然观的教育不等于一般科学技术知识的普及，而是哲学思想的灌输，只有这样，才能产生切实而持久的动力。

新型工业化道路客观上要求开发优化的资源利用技术，更有效的技术能使低品位的资源甚至废物得到利用，能使贮量更丰富的资源替代行将耗竭的资源。这样，不仅资源环境状况将得到改善，而且由于生产的集约化可以使生产成本下降、产品质量上升，还由于资源开发范围的拓展，可以创造大量的就业岗位。在中国，经济贫困问题突出，根源在于资源的利用效益低下，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切实提高人的素质，促使经济增长方式发生转变，从而使国家的财力得到切实增强，这就为解决其他困难创造了先决性条件。目前面临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失调、城乡发展失调、区域发展失调的问题，都可以在人与自然的失调问题上找到根源，因为毁灭性开发的本质是社会失范。只要纵容毁灭性开发，就可能导致道德沦丧、罪恶丛生，结果是社会的大多数人尤其是弱势群体受到伤害。正如国家工作重心向经济建设的转轨激活了全局一样，经济建设的健康运行也将带动全局工作的健康运行。

三、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经济系统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

目前，关于发展“循环经济”的问题已经在学术界引起越来越大的关注。所谓循环经济，按普遍的说法，其核心是一个“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闭路循环过程，其基本思想是，遵循生态学规律，合理利用自然资源和环境容量，通过物质的不断循环利用来发展经济，使经济系统和谐地纳入自然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过程中，实现经济活动的生态化。应该说，这个设想的出发点是正确的，这就是要达到生态化，然而要达到生态化，“循环”这种表述是不准确的。如果作为一种模式推广，可能会在现实生活中产生歧义、甚至误导。

经济活动生态化，即建立一个与生态系统和谐共处的经济系统。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是生态系统的两大基本功能。根据耗散结构理论，任何生态系统都是一个远离平衡态的开放系统，它要不断与周围的环境进行物质和能量的交换，从而使自身的熵增为零甚至为负，即保持有序程度不变甚至使有序程度上升，其结构就是所谓“耗散结构”。任何经济系统都必须以一定的生态系统为支撑，人类生态系统是由天然生态系统和经济系统相互交织、耦合而形成的复合系统，技术是这两个系统的中介。人类利用技术手段可以强化生态系统内物质和能量的流动，同时，还可创造出原生自然界中本不存在的物质流和能量流。这样一个复合系统的结构也是一个耗散结构，必须不断与外界进行物质和能量的交换，而且，由这种交换产生的负熵流要足以抵消系统内部熵的产生，才能维持或提高系统的有序状态。与天然生态系统不同的是，人类生态系统内部的熵增不仅受到物理学的熵增原理的支配，而且还受到人的需求力量的驱动，所以熵增速度远大于天然生态系统，因而物质和能量的消耗也远大于天然生态系统。

在自然界已经知道的100多种元素中，有30～40种是生物所需要的，其中有一些元素是大量需要的，另外部分则是少量的甚至于微量的。人不仅在生理活动中需要40种基本元素，而且在复杂的文化活动中，几乎用完了所有其他的元素，还有一部分被利用的元素是人造元素。在天然生态系统中，存在着生物小循环和地球化学大循环，各种元素能沿着一些特定的路线进行周而复始的运动。在此运动中，不同的循环路线将把各种元素引入生物体内，而后又由生物体引向环境。即使如此，循环也不能总是有规律地进行，还会出现停滞的状况，例如当某一环节上有机物大量堆积时，则此堆积物中的元素就很可能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驻留。对于人类生态系统来说，元素的利用则不仅有生物性利用，而且还有非生物性利用。由于人的作用，元素出现了从未有过的反常分布，产生了严重的循环障碍。

从根本上说，无论是对天然生态系统还是人类生态系统而言，在元素的利用中重要的还不在于元素本身，而在于元素的组织形式，即依靠低熵物质的输入和高熵物质的输出来抵御系统的衰退及实现进化。在输出的高熵物质中，有一部分通过自然力的转化可以再度进入低熵状态，而有一部分在自然状态下则很难进入低熵状态，尤其在自然资源大规模开发、合成材料大规模产生的背景下尤其如此。作为理想化的设定，似乎可以通过人工的推动来实现物质材料的完全循环从而保证低熵物质不致枯竭，但人工的推动难免要增加能量的消耗。这又从另一个方面加快了环境的熵增。同时，即使增加能源消耗，由于技术和经济条件的约束，也很难让所有的物质材料完全得到循环利用；而且，能够进入循环的，很多也不得不降格使用。根据能量转化和守恒定律（热力学第一定律），自然界的能量应当是不灭的，但根据热力学第二定律，能量的传递又是有方向性的。在地球上，被转化的能量最终都会以热的形式向太空散射。至于散射到太空去的热能否重新聚集起来为人类所用，在可见的历史时期内恐怕很难有明确的答案。因此，要建立“循环经济”，无论从理论上看还是从实践上看，目前尚很难成立。

随着核技术的进步，核能尤其是热核聚变能的大规模开发已经越来越有希望；随着空间技术的进步，地外资源的利用也提上了议事日程，它们似乎展示了永远摆脱资源约束的前景。但是这些瞻望即使得以实现，另外一个问题也会应运而生，这就是严重的废热污染问题，它将带来气候严重变异的灾难。当气候变异到不适合于人的生存时，一切资源的开发都将变得毫无意义。当然，人们总会继续寻找解决新问题的技术，尽管技术进步总是滞后于问题的产生，这是所谓“车到山前必有路”的信念使然。该信念的危险在于：当问题严重到技术一时难以解决时，崩溃性的后果是否会出现？这是值得深思的。单纯的技术进步不能解决一切问题，如果人过分贪婪，那么往往是用技术手段解决了一个问题，又有可能引发新的更大的问题。应当认识到，地球能满足人的正当需要，但不能填满人的欲壑。事实上，人类对自然秩序的每一个扰动都有相应的代价付出。自然界没有“免费的午餐”，如果大规模扰动自然，就必然遭致大规模的报复。我们能做的，只能是把扰动尽量控制在一个容许的范围内。这样，在可见的历史时期内，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是能够得到实现的。

比较明智而现实的做法是，积极开发能源节约技术和可再生能源利用技术。所谓可再生能源，并不是可循环再生的能源，而是在可见的历史时期内不会枯竭的能源，主要是太阳能（包括由太阳能衍生的各种可再生能源）和地热能、潮汐能等。与一般矿物能源和核能源相比，这些能源除了可持续供给之外，还有低污染或无污染的优势。特别是太阳能，它的直接利用是无污染的，因为无论被利用与否，其最终结局都是变为分散的热能，使地球和太空之间的热平衡维持在一个合适的水平上；只要采取适当措施，太阳能新型间接利用的环境影响也会不大。通过能源技术的变革，推动物质材料最大限度地合理利用，这种经济可称为“节约型经济”[2]，它含有生产的集约化即资源充分利用、再生利用的意义，同时还有适度、明智地消费的意义；它在一定程度上包含着资源循环，但又不完全等同于循环。节约型经济的建立，必须以人口数量的控制和人口素质的提高尤其是人口素质的提高为基点，因为许多资源环境问题明显是人为因素所致，如果没有这一保障，再先进的技术恐怕也无济于事。

市场经济的基本特点是追求经济效益的最大化，从理论上说，在这种机制的推动下，经济活动的主体必然尽量提高资源的利用率，使资源尽可能多地转化为产品，尽可能少地以废物的形式排放。同时，市场竞争还会使经济效益高（按说生态效益也应当高）的生态主体对资源的支配力度将日益上升，这就有利于资源的合理配置，也就有利于环境保护，但实际上事态的发展并非如此、或并非完全如此。这是因为：第一，要使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一改，就必须要使资源价值得到充分体现，然而这个前提至今尚未得到确立；第二，即使资源价值得到确立，也还有一个矛盾，这就从是生产个体自身看来是节约的，但从社会总体看来却可能是浪费的。于是，便出现了一个二律悖反：不建立市场经济便只能陷于贫困，而在贫困条件下，资源环境最终是难以得到保护的；建立市场经济，资源环境也难以得到保护。

以上悖论早已在西方国家出现，只是它们将矛盾尽可能向国外转移而使其在国内弱化下来。对此，我们没有条件也不应当仿效，因为上述行为不管有多少借口，其实质只有一个，那就是“生态侵略”。其实，损人也不一定就利己，因为全球环境是一个有机整体，只要全球环境恶化，任何“绿洲”都会荡然无存。真正值得仿效的，倒是西方公众在许多方面的环境意识和环境行为。整体上破坏、局域上保护，这本身就是一个矛盾，可惜我们看到的往往只是高消费的一面。于是，我们一方面对资源的利用率低下，另一方面又不切实际地鼓动奢侈性消费，加上长期小农经济养成的盲目攀比心理烘托，这就造成了不少灾难性的后果。因此，我国要建立节约型经济系统，必须专门研究相应的社会机制。

要建立节约型的经济，首先要使自然资源的真实价值得到体现，这个问题目前在理论上尚有很大困难，有的经济学家甚至认为这个问题是世界性的难题。毫无疑问，应积极推进这方面的工作，以改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但同时也不能把它的作用绝对化。至于大众消费的取向，除了少数违法犯罪的行为之外，更不能用行政手段去加以解决。特别应当注意的是，国家行为取向对可持续发展有强烈的影响。国家的作用可分为正面的引导作用和负面截止作用，相比之下，前者更为重要，“亡羊补牢”固然必须，然而往往损失过大。以土地资源为例，之所以出现大面积的失控，这与对城市化的片面理解和少数特大城市的示范效应直接相关。如果我们在宏观上不做深刻反省，那么可能还会出现更多的难以挽回的局面。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围绕经济体制的转变做了大量的工作，到现在，无论从理论还是从现实来看，工作重点都应当放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上来。第一个转变当然要继续深化，但它归根结底只是实现第二个转变的条件和手段。为此，必须尽快把建立节约型经济系统作为中心任务，这实际上是科学发展观的重要内容。

[参考文献]

[1]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Z].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4.

[2]中国环境报社编译.迈向21世纪——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文献汇编[Z].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2.

[3]邓小平文选（第3卷）[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4].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夺取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21.

[5]龚育之.党史札记[C].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2.13.

[6]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442.

[7]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104.

[8]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77.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926-9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