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财富增长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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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科技革命促进了民间财富增长，从民间财富增长与否影响社会稳定的正反两个方面，说明了加强民间财富建设的重要性，得出了民间财富增长是协调发展的稳定器的结论。探讨了加强民间财富建设的途径。

关键词科技革命经济增长民间财富增长协调发展

1科技革命促进了民间财富增长

1.1生产力大发展

工业革命开始后，英国主要工业相继以机器生产代替手工劳动，以工厂取代作坊制和手工工场制。结果，这些部门的生产量和劳动生产力均有较快的提高。以纺织业为例，1785～1850年，英国全国棉织品由4000万t增至20亿t，增加49倍。尤其重要的是，原料投入与成品产出的增长是以劳动生产力的提高为前提的。据埃利森计算，到1812年，一个纺织工人生产的棉纱数量相当于珍妮机发明前200个纺织工人在相同时间里所生产棉纱数量的总和；另外，纺织品生产力的提高还表现在成本的降低。据埃利森等人估算，19世纪20～40年代，纺纱和织布业的单位产量成本分别减少一半以上。

1.2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

有人曾经谈论工人阶级的贫困化，这只是相对于资产阶级而言的。然而，历史证据显示，在工业革命时期，工人的收入在稳步增长。1830年，英国工人的平均工资比1780年提高了50%，1790～1805年间，就广大城市和工业工人来说，工人的工资额提高约40％。有资料记载，在19世纪80年代以前的半个世纪当中，穷人的人数略有减少，而那些处于贫困状态的人平均收入比50年前多了两倍。城市为民众提供了种种公共物品，其中包括医疗和公共卫生设施，人们的寿命在延长，人口数量急剧增长，数目空前增多的一代代的孩子不仅没有死亡，反而吃的、穿的比以前更好，也有工作可做。

1.3社会结构和观念发生变化

随着国民经济日益商品化，封建社会的封闭状态被打破，近代社会的结构特点开始显现。首先，英国社会日益具有开放性和流动性。社会的各阶层，随着经济的变动而比较自由地流动于各个经济部门，从而使得各社会阶层，特别是社会上层彼此开放。社会结构上的这种开放性和流动性促使工商业活动的全面展开，加快了生产资料和资本的积累和流动，从而使得经济更加活跃起来。其次，在开放性和流动性发展过程中，工业社会的三层结构开始显露出来。在上层贵族和下层人民之间，中产阶级日益成长和壮大起来，成为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一股重要的社会力量，发明家和革新家大部分来自中产阶级。再次，在农村，由地主、租地农场主和农业雇工所组成的三层结构开始出现，这种结构加快了农业的近代化和资本主义化，促进了农村社会的深刻变化。同时，社会日益形成重商、务实、敢于冒险、敢于进取的风气，许多人从事实业活动，渴望赚钱，潜心追求利润。

2民间财富增长的社会稳定功能

2.1民间财富增长带来了社会的稳定与发展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各项改革措施适应了新科技革命的需要，经济呈现良好的发展势头。20多年来，我国GDP平均每年以9.5％的速度增长，人均GDP平均每年增长8.1％，人民生活进入初步小康。

广大城乡居民的生活水平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特别是近5年来，各级政府相继出台了增加就业、提高离退休人员生活补贴、提高企业最低工资标准、加速民营企业发展的优惠政策等多项措施，使民众的“钱袋”逐渐鼓了起来。各项改革措施特别是市场经济的建设，打破了传统意义上的苏联工业化模式，适应了新科技革命的需要，加快了新科技革命成果的转化力度，使我国的经济连续多年以一个较快的速度发展，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稳步增加。以南京为例，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982年以前的不足500元发展到1995年的5000元左右，以后每年以500～1000元不等的速度持续增长，农村人均纯收入从1980年前后的300元左右发展到2002年的4579元，增长速度非常快。

民间财富增长使得广大人民群众安居乐业，自觉维护社会的安定团结，促进了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这与期间的动荡局面形成鲜明对比，时期以阶级斗争为纲，一切致富的道路都当作“资本主义的尾巴”割掉了，广大人民群众生活在一个较低的生活水平当中，吃不饱穿不暖，日用商品供应紧张，社会动荡不安。可以说是民间财富增长保障了改革开放20多年的稳定和发展，而稳定和发展进一步促进经济发展和民间财富增长，这样就形成了一个良性的循环。

2.2没有财富增长，社会不稳定

没有财富增长，民众对政府和社会失去信心，对个人前途失去信心。他们可能采取各种行动来抵触甚至破坏现有的社会经济结构，最终导致社会的不稳定，苏联解体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战后，由于苏联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不能适应新科技革命那种快速、灵活、多样的变化，从而使得科技革命转化不畅的问题日益突出。由于不能及时采用科技革命的新成果来改善工农业生产，致使苏联经济开始走下坡路（见附表）。

从附表可以看出，原苏联的各项经济指标都是呈下降趋势的，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后期各项指标的增长率几乎为0，甚至为负。传统的苏联工业化模式，以计划经济作为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实行高度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国家对科技的投资主要集中在与国防和军事有关部门或项目，但与国计民生息息相关的工农业部门的研究、开发、转化工作的经费很少。虽然在国防及重点工业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一般的工业技术及农业技术却十分落后，科技革命不能转化了生产力。日用品物资匮乏，物价高涨，人民生活不但没有得到改善反而连年下降，民心逐渐丧失。经济的崩溃和民心的丧失，最终导致了苏联的瓦解。

总体上说，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所取得的成功，是由于各项改革措施适应了新科技革命的需要，经济高速发展，民间财富稳步增长。而苏联解体的根本原因是经济发展没有适应新科技革命的需要，使得科技不能转化为生产力，经济得不到发展，民间财富没有增长，最终导致民心不稳、社会动荡。

3重构协调发展的稳定器

3.1缩小城乡收入差距，发展教育，减少贫困

改变农村经济落后的面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首要问题就是要解决好农民增收的问题。当前，农民增收存在三个方面的突出问题：农业人口多、粮食价格低、土地流转难。在农业结构调整中，一些养殖大户希望扩大经营规模，需要成片开发或搭建临时生产用房等，但审批手续繁琐、土地流转困难。

其次，要发展教育尤其是农村地区的教育。当前，我国农村中农民平均受教育年限不足7年。4.8亿农村劳动力中，小学文化程度和文盲、半文盲占40.31％，初中文化程度占48.07％，高中以上文化程度仅占11.62％，大专以上的只有0.5％。懂得如何使用农药的农民不足1/3。在农村向现代化农业转型的过程中，依靠这样素质的农民群体来完成产业结构调整的重任是很困难的。要让土地的使用和农业的经营更有效率，按照市场规律生产和改善农产品，让农民从专业化、大规模的农业经营生产活动中获得更高的收入，让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尽快成为熟练的产业工人和技术人才，把我国从“人口大国”变为“人力资源”大国，加快农业现代化进程以及推动工业化进程等等，无一不与农村人口素质有关。因而，大力发展农村教育是发展教育的重中之重。

再次，应把城市和农村这两个群体放在统一的整体中通盘考虑，实行城乡平等待遇的就业政策，把缩小两者之间的差距作为重要内容来抓。只有这样才能使得城乡之间、不同地区之间、经济和社会之间保持更加和谐的气氛。

3.2放手发展民营经济

发展民营经济是加快发展的最根本、最直接的途径。要积极鼓励民众投资，使得广大民众形成敢于冒险、敢于进取的社会风气，形成投资创业的风气。政府要成为民营经济发展的催化剂，要使围绕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各项方针政策不断得到延伸，解决民营经济发展中的融资难、规模小、竞争能力不强等现实问题，通过发展非国有银行、为中小企业服务的金融机构，解决民营企业发展过程中存在的困难，促进其发展速度的提升、规模的扩大和层次的提高。鼓励民营企业走出国门，加速其国际化进程。

3.3改变就业结构，实现充分就业

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一个沉重的话题摆在人们的面前，这就是就业。扩大就业、降低失业率应成为提高居民收入的关键因素之一。只有具有劳动能力的人能就业，才能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才有可能缩小与高收入者之间的差距。要通过产业结构调整，千方百计增加就业岗位。充分发挥劳动密集型产业、中小企业和非公有经济对扩大就业的作用，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拓展旅游、教育环保、医疗保健和社区、家政服务、社会管理等就业岗位,支持多种就业形式，还可以采取扩大闲暇劳动时间为更多的人提供就业机会等，鼓励灵活就业和自主创业。此外，对有条件的行业或企业，推行弹性就业、阶段性就业。完善就业服务体系，健全再就业援助体制，加强对下岗和失业职工的技能培训、职业介绍和就业指导。进一步做好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安置好复员转业军人。

3.4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加快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速度

当前，不论是城市还是农村，都面临着就业、养老、医疗等一系列社会保障问题，使城乡居民的生活风险加大。城乡居民后顾之忧的增加，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即期生活质量的改善，因此要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出发，实施多渠道、多层次、范围不断扩大、水平不断提高的社会保障体系，尤其是做好下岗失业人员的社会保险关系的继续服务，帮助解决弱势群体在医疗、住房、子女入学、水电气等方面遇到的困难。

3.5调整相关税制

首先要进一步改革个人所得税税制，在适度提高起征点的同时，减少级次、扩大级距、降低税率，特别是5000～8000元这一区间内的收入应采取低税率政策，因为这一收入区间是中等收入阶层的收入界限，税率过高会影响消费者收入的增加，抑制消费的扩张，反过来削弱经济增长。其次要逐步实现增值税由生产型向消费型转变，全面落实出口退税改革的各项措施。在房产税方面，可考虑在把房产分类的基础上，把中高档私人住房纳入征税范围。当然，这要以进一步规范房产交易、清除不合理收费为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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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H.J.哈巴库克，M.M.波斯坦.剑桥欧洲经济史(第六卷)[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