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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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从2002年开始，经济发展速度明显加快。经历了2004年的宏观调控，发展速度有所抑制但仍在不断走高。2007年，虽然政府各部门出台了多种调控措施，但仍没有减缓的迹象。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判断及其原因的分析，经济界正在热烈讨论。

一、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基本判断

2007年上半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超过25％，工业增加值增速超过18％M1增速超过20％，CPI上涨率超过3％向4％、5％以上攀升，贸易顺差超过上年全年的63％。对这种情况如何认识，理论界意见渐趋一致，即有向经济过热发展的趋势。此种情况早已引起中央政府的重视，及时祭起宏观调控这杆大旗。1－8月，央行5次提高存款准备金率，4次提高存贷款利率，通过增发央行票据和其他公开市场业务操作大量回收货币；财税部门多次调整进出口关税税率和降低出口退税率，将利息税税率从20％降到5％，股票交易印花税税率从0．1％提高到0．3％；物价管理部门也极力控制地方政府出台提价措施等等。但效果却不十分明显，增长速度没有明显下降，物价却在节节攀升，作为经济晴雨表的股市经过短期回调后，一跃上了5000点大关。

最终消费特别是居民消费也出现加快增长趋势。首先，全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近几年逐步加速，2003年只有9．1％，2004年和2005年年均超过13％，2006年提高到13．7％，2007年以来的增速持续超过1979－2006年14．9％的年均水平，上半年增长15．5％。经济过热的苗头已经显现出来，但引起过热的原因和控制经济过热的措施尚在探索过程中。

探索过热引起的原因可追溯到13年前。1993年的治理整顿持续了四年，治理了严重的通货膨胀，但也使经济进入了低谷。1998年，为了确保8％的经济增长率，各级政府使出了浑身解数，但也只达到7．8％。1999年，经济增长回落到7．1％。为了使经济走出通货紧缩的阴影，连续6年，我们采取财政货币双宽松政策，增加货币投放。中央政府发行国债，增加投资。地方政府不失时机地大上基础设施项目，高速公路、港口、楼堂馆所不停地上。经济犹如比人高的水缸，不停地往里灌水，老是装不满，等你发现装满时，水已经溢了出来。2002年，我们迎来了久别已久的经济复苏，告别了挥之不去的通货紧缩，经济发展走上了快车道。因此，可以设想，除了国际“热钱”进入国内投机的因素之外，长时期的货币投放是经济增长过快的主要原因。

从2002年到2007年（预计），GDP总规模接近翻一番，从12万亿元扩大到24万亿元左右，年均增长10．5％；2003年货币供应量M1、M2和信贷以及投资、工业、外贸和GDP的增长都在上一年回升基础上出现了加速势头。2004年一季度，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速超过47％和金融机构贷款余额增速超过20％，一、二季度工业增加值增速连续超过17％，6、7、8、9月份CPI上涨率连续超过5％，政府及时出台财政货币政策措施，较大幅度地调整进出口关税税率，银行实行自1994年以来的首次加息，提高信贷门槛等等。2004年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作出暂停农用地转用审批半年的决策，土地政策全面参与宏观调控；严格土地政策管理，不仅对遏制工业用地低成本过度扩张，严格控制农用地转为建设用地的总量和速度，保护农业用地、减少耕地浪费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而且对经济总量平衡和结构调整也有支持作用。应该说，土地调控达到了预期的效果，到该年下半年，这些指标均拉回到合理区间内，防止了局部过热的蔓延，避免了一次大的起伏波动。但金融调控的效果不佳，货币投放并没有有效抑制。

2004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正式提出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货币政策适度从紧，控制货币投放，逐步提高银行利率，防止经济由偏快向过热转化。本届政府的稳健货币政策的操作比较注意松紧弹性和灵活性，在年度货币信贷目标总的约束下，年内各月各周的随机性操作有较大的弹性，不同时点的松紧度不一样，通过随机弹性操作来控制加速趋势，以防止经济出现大起大落。

2006年上半年，信贷、投资、工业、净出口增长再度加速，金融市场流动性出现过剩，经济出现由“偏快”向“过热”转化的势头。

投资快速增长带来了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的提高。2002－2006年，城镇居民人均实际收入增长在8．5％－10．5％之间，2007年上半年超过了15％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长从4％－7．5％提高到13％左右。城乡居民实际收入增长加快了，消费能力提高了。人们发现越来越有钱了，几年前还不敢想的买车买房，在银行的协助下很多人都将其变成了现实，居民将越来越多的家庭开支用于购买汽车和住房。居民汽车拥有量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长，购房需求快速增长推高了房价，带来了未购房者或无力购房者的强烈不满。

苗头已经很明显，也用不着讨论经济是否已经“过热”，问题是能否保持长时间的繁荣，这种趋势会不会引发通货膨胀或者经济过剩，从而引发经济危机？倘若引起通货膨胀或经济过剩，我们采取什么有效措施进行应对，传统的宏观调控手段是否还会有效？

二、我国宏观调控的背景分析

我国从上世纪90年代初即进行体制转轨，即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轨。经过长达15年的艰难转型，经济基础发生了巨大的甚至是根本性的变化，由以政府配置资源为主向以市场主体配置资源为主，多元化的投资主体调动经济资源向不同方向流动。对经济形势的判断也不再依据一个途径或一个管道，对宏观调控的耐受性也不再一致。这就是本轮经济增长和本轮宏观调控所面对的宏观背景。

市场经济时期的宏观调控和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宏观调控应有根本的不同。计划经济的投资主体是各级政府，投资的资金主要来源于财政，所以政府发文件就非常见效，只要堵住资金的源头，增长速度就会很快掉下来，经济增长的基本特征是大起大落。那时，工资报酬的调整并不根据发展速度的快慢和经济效益的高低，商品价格也是几十年不变，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是固定资产投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大了，经济增长速度就快，就出现商品短缺，物资就紧张。把固定资产投资规模降下来，经济发展速度很快就降下来了。现在不同了，决策者想把经济速度搞上去，但增长速度却上不去。决策者想把速度降下来，却怎么也降不下来。这种情况并不说明宏观调控的水平低，而是说明市场经济的复杂性成倍地增大，宏观调控的难度也成倍地加大了。经济过热的依据不再只是速度快了还是慢了，还要看物价是在不断走高还是在不断走低，资金流通速度是在加快还是在减慢，社会上的资金是多了还是少了，企业的相互拖欠是增加还是减少，多数企业的利润在提高还是降低。这些都是苗头，市场经济发展有一定的惯性，因此是有苗头可抓的。判断经济形势要抓苗头，抓住了苗头，才能抓住宏观调控的主动权。

既然是市场经济，就一定符合市场经济规律。马克思主义经典名著《资本论》阐述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一般规律，实质上也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马克思主义认为：市场经济发展有一定的周期性，即萧条——复苏——繁荣——危机，共同构成一个经济周期。凯恩斯主义将政府宏观调控引入了市场经济，缓解了大危机带来的大破坏，使资本主义避免了或曰延缓了覆灭的命运。社会主义国家引入市场经济体制，不可能只把经济活力引进来，而把经济周期甩出去。因此，也必须将宏观调控手段和方法引进来，避免出现经济大危机，最好也不出现经济危机。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和计划经济的宏观调控完全不同，因为计划经济的危机是短缺性的危机，市场经济的危机是过剩性的危机。宏观调控过度会引起通货膨胀或加快经济过剩时期的到来，因此存在巨大的风险。不是想怎么调控就怎么调控，不仅应掌握尽可能多的调控工具和手段，而且，还要掌握调控的艺术。

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还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调控主体发生了分化。过去作为调控主体一部分的地方政府、专业银行、国有企业等已由调控主体不同程度地变成调控对象。尤其是地方政府过去是中央政府的延伸，对中央的调控决策往往具有放大效应，中央要从紧，地方政府会层层加码，以至于让企业透不过气来，“适度从紧”往往搞成“过度从紧”或“失度从紧”。市场经济条件下，尤其是在现行财政体制下，增长或曰发展意味着财政收入的增长，意味着政绩，意味着社会稳定和社会福利，地方政府认识到“发展才是硬道理”，往往以“你热我不热”为借口，或明着“从紧”，暗地放松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2004年对土地的严格控制，虽然起到了抑制经济过热促进集约利用土地的作用，但地方政府并不心甘情愿，所以一旦放松，积蓄的能量便很快迸发出来。两级调控变成一级调控，说严重一点，很多地方政府在反调控，或者说想方设法钻宏观调控的空子。这种情况下，宏观调控政策如果不“一刀切”就几乎没有什么效果，而“一刀切”往往会受到社会各界尤其是理论界的指责，因为各地情况是不一样的。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各地经济发展的差距不断扩大，这对较为落后的中西部地区来说是一个严峻的挑战。为了缩小差距和分享大国崛起的成果，后发地区的发展热情极大地增强，各地在强化“发展是第一要务”理念的基础上，全面实施追赶战略，有的地方甚至不惜一切代价地加速工业化。这种如饥似渴的发展热情和现行地方财政体制相结合，使地区之间的经济竞争愈演愈烈。我不是在指责地方政府，我认为这是体制造成的，是现行的财政体制和干部考核制度驱使地方政府采取的合理对策。所以地方政府已经成为宏观调控的对象，不应再把其作为宏观调控的主体。

计划经济条件下，各专业银行也是宏观调控主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央发文件，银行不折不扣照办，通过各种金融工具贯彻中央的宏观调控政策。专业银行商业化之后，各大银行成为彻头彻尾的利益主体，仍把其作为宏观调控主体当然就大错特错了。调控经济首先要调控银行，银行调不动经济就调不动。近两年，把调控的重点放到银行，确实起到一定作用，但还是没有找准“穴位”。在加入WTO的压力下，银行业改革不断加快，既要提高竞争力，又要防范信贷风险，还要提高经济效益，消化计划经济遗留下来的“不良资产”。这些压力都传递到行长头上，行长们承担了不堪承受之重。譬如说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最需要资金支持，中小企业最需要扶持，但都蕴含着较大的风险，银行却不能“雪中送炭”，房地产行业“一花独放”，银行却在“锦上添花”。我认为，这怪不得银行，也怪不得银行行长，这是市场行为，不这样，就要承担更大的风险，就难以发展壮大，就会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败下阵来。

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企业作为以利润为目标的利益主体，会自动因应经济形势的变化，当商品价格上升时，会自动增加产量，维持供给和需求的平衡，使经济处于“水多加面，面多加水”的状态，一般不会出现商品短缺的情况。但如果国际国内经济形势发生剧烈变化，导致资金链断裂，就可能出现商品过剩、支付困难、相互拖欠、生产难以为继的局面。

三、加强经济宏观调控的对策建议

如何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地向前发展，如何既能避免恶性通货膨胀，又能够避免因通货紧缩带来的经济过剩的危机或长期的大萧条，是宏观调控要实现的目标。采用什么样的手段能实现这一目标呢？传统的行政手段已很难奏效，使用多年的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和存贷款利率事实证明也是治标不治本。当前，面临的主要矛盾是“热钱”太多，不仅有境外的“热钱”，也有境内的“热钱”，当务之急是将“横冲直撞”的“热钱”收入笼中或使其无机可乘。因此，需要探索新的既能治标又能治本的宏观调控之策。笔者提出几条不成熟的建议供参考。

（一）大量释出国有流通股，并尽快让社保入市资金逐步退出

股市不断上涨，既是一种好现象，也蕴含着很大的风险。因为，股票市场已没有多少投资价值，投入的资金已具有投机的性质，一旦泡沫破裂，受到损失的是刚刚入市的普通民众，政府不能陶醉于资本市场一片大好，应该采取一定的调控手段。调控的目的不是将股市砸下来，而是不要使其上升太快。上市公司股改完成之后，国有股已全部成为流通股，可把其作为调控股市的工具。建议向各控股公司发出指令，分期分批释出一部分，并将变现资金全部纳入社保基金。这样做可收到“一石二鸟”的效果，一是平抑股市，防止出现大起大落；二是回笼资金。此外，社保资金入市的部分应令其逐步退出，在股市不出现大幅波动的情况下，不准再次入市，其目的是借此回笼市场中过量的资金。

（二）逐步放开股票一级市场，为广大投资者开辟更为广泛的投资渠道，改善资本市场结构

中国居民的储蓄存款已超过16万亿元，把如此多的资金寄托于为数不多的银行，在给了银行行长巨大权力的同时，也压给他们难以承受之重。目前，股票市值已超20万亿元，但上市公司真的值20万亿吗？这是不用证明和回答的问题。把一个发展中大国的资本市场寄托于两家证券交易所，也是令人不可理解。股市长期低迷，给中国经济带来不可估量的损失。股市暴涨，同样会带来不可估量的风险。我建议借股市上升之机，逐步放开股票一级市场。让一些经营业绩比较好的未上市的股份公司在一定区域范围内增发股票，并允许经营状况好并且比较规范的企业在改造成为股份公司后，按照面值在当地发行股票。使老百姓能够买到有投资价值的股票，既能够使一批企业筹集到生产所需资金，又能够分流一部分在二级市场上热炒的资金。企业在当地公开募集股份，既能改善其资产负债结构，减少其财务费用和偿债压力，也可大大降低银行的风险。由于企业受到当地股民的就近监督，有利于改善公司治理结构。股民不仅可用脚投票，而且可用手投票，有利于改变目前上市公司的股民只用脚投票，而无人用手投票，处于事实上的内部人控制状态。在公开募股的基础上，可在股份公司所在城市建立柜台交易市场，允许非上市公司的股票挂牌交易。

三实施财政紧缩政策，停止新建大型公共设施

近十年来，各级政府建设了大量公共设施，有效地改善了基础设施薄弱的状况。尤其是高速公路从无到有，已形成遍布全国的交通网。城市基础设施也有很大改善。面对经济过热的趋势或苗头，减少财政公共设施投资，也许是最容易做到的。虽然财政投资占的比重不大，但可起到引导、警示和釜底抽薪的作用。一些项目可以缓建，尤其是楼堂馆所应统统缓建。缓建并不等于不建，如出现通货紧缩或经济过剩的情况，还可迅速恢复建设，成为拉动需求的工具或手段。各级财政都应采取增收节支措施，扩大财政结余，最大限度地减少货币投放。

（四）继续发挥市场调控手段作用，但应时刻注意调整调控方向和调控效应

市场手段的优势是具有弹性，缺点是传导环节多，见效比较慢。如能做好预测，科学确定调控方向和调控力度，其效果也是比较明显的。适时调整调控方向十分重要，如从近期看，我国经济存在通货膨胀的风险，从远期看，又存在经济过剩的风险。如不能适时调整方向，调控就会过头，通货膨胀变成通货紧缩，造成长时间的经济低迷。市场手段包括存款准备金率、利率、汇率和税率。其中，利率又是最重要的工具和手段。

我国利率市场化进程从1993年开始，2004年央行放开了商业银行贷款利率上限和存款利率下限，而且其他各类利率也已全部实现浮动。但到目前为止，利率市场化程度仍然不高。利率未能反映市场对资金的真实供求关系，未能体现市场对价格走势的预期，也未能充分反映风险贴现。利率的弹性也不强，企业对利率的敏感度较低，提高利率难以及时有效地调控企业行为，调控效果也不理想。

2003年以来开始运用这些经济杠杆对经济进行宏观调控，但都采用微调的方式，单次调整幅度都很小，存款准备金率每次上调0．5个百分点，存款利率每次上调0．27个百分点，而贷款利率有时只上调0．8个百分点。今后，应更多采用组合措施，调整的方向、力度、措施组合和节奏的选择，以经济周期的阶段性变化特征为依据，并要注意超前性。既要把握调控的方向，又要把握调控的力度。调控力度是指经济杠杆如税率、利率、汇率的调整幅度。确定调控力度有点像中医下药，药量小了治不了病，药量大了会伤了元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