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衍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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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立和宣传重商救国的经济思想
陈衍诞生于一个传统士大夫家庭。从孩童时代开始，他就懂得为第二次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的战乱所忧虑，他深知，国穷就要挨打，民贫必会动乱。早在年轻时，陈衍重视居家理财的思想就已露出端倪，在22岁这一年（1877年）所写的《咏史三十八首》诗中有一首道：“史称诸葛公，炉灶见经术。又言陶桓公，运甓无虚日。竹头与木屑，检点及纤悉。又言谢太傅，履屐位不失。可知天下才，钜细事秩秩。经云居家理，岂以徒抱膝”。他认为“大丈夫”应象诸葛亮、陶侃、谢安那样有经济头脑，“钜细事秩秩”，而不能做“徒抱膝”的书呆子。
陈衍于1886年、1890年和1898年先后入台湾巡抚刘铭传、上海制造局刘麒祥和湖广总督张之洞的幕府。当时，他目睹了中法马江海战和中日甲午战争等奇耻大辱，因此明确了这样一种思想：只有重视商业，发展经济，才能救国家于积弱之中。他挥笔疾呼，应该抛弃几千年重农抑商的旧思想，确立重视经济的思想观念：
长国家而务财用者，必自小人，此大一统之世之言也。今不能与列强闭关绝约，人富强，己贫弱，犹为此言，非騃则狂易耳。中国土大夫讳言财用，见之洞用财如粪土，从而百端诟疾之，然其家固不名一钱也。三十年经营财用，与外国理财家较，挈短长去之尚远。而中国居高位者，遂未有其人。
为什么要一反几千年的传统而重商呢？原因是“人富强，己贫弱”，而人富己贫的后果就是被动挨打。这种理论是马江海战、甲午战争冤死的生命和惨痛的鲜血证明了的。但是，即使如此，在当时的中国，要确立重商富国的理论思想，却并不是一项简单之举。举起这面旗帜的，不论是封疆大吏如张之洞、刘铭传等人还是陈衍这样一批士人，都必须面对昏庸的顽固派的攻击。陈衍挥笔刺向顽固派也是有力而尖锐的：“非骏则狂易耳”。
重商才能救国，是中国近代一大批觉醒的知识分子的共识，他们与旧式的士大夫乃至顽固派们的思想分界线之一就是对农商关系的不同看法。有译界泰斗之称的严复，在翻译《天演论》之后又续译《原富》，他倡导西方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目的同样是救国家于贫弱之中。报界领袖梁启超对《原富》进行了广泛的宣传，使该书在中国知识界引起了极大的关注和兴趣。应该说，陈衍与梁启超、严复等人是英雄所见略同。他和严复两人翻译西方经济著作的时间也几乎是同时，严复译《原富》始于1896年，出版于1901年，陈衍与河濑合译9部商业经济学的著作则始于1899年，面世于1899年至1904年。早在1897年7月在上海的刘麒祥幕中，陈衍就通过主笔《求是报》，大力鼓吹“务财、训农、通商、兴工、敬教、劝学、使贤、任能各要务”，这些论述虽然未脱离“经邦济国”传统思想的痕迹，但已吸收“中外时务”之政治策略，跟上了时代的步伐。而到了1898年入佐张之洞幕府后，他则具体地佐张理财，并在《湖北商务报》等报刊上撰写系列论文。
我们现在能看到的陈衍宣传重商救国的经济思想的论文主要有《论报馆非营利之事》等5篇。这一组文章有四个主要观点：
一是批判抑制商业的传统观念，提倡重商救国的思想。“中国自三代而后，最贱商人，外国人则无事无学问，商业有高等学校，商业之书，遽数不能终其物，商业之报，车载而斗量。”他认为，中国“积弱”的原因是素来“最贱商人”，而“外国”的强大则因
为把“商务”作为一门学问，两相比较，道理自明。
二是重商学商应从官员和大商人抓起。陈衍主张“税关”、“厘局”、“委员”、“司事”等官员和“商董”等人员，“宜令阅商务书、商务报”，并开展讨论研究，而且由官方加以“考试”。
三是认为商务书、商务报可以通信息。他认为“中国向特狃于闭关锁港之习，而电报、轮舟、铁路之效用，皆未发达……，故惟是闭门造车、坐听成败，事事落人后耳……有商报，则未及未履而知之难也，则预备变计之道出矣。”又说，外国人“输出入之成绩，有报告、有比较，输出入之前途，有研究、有计画，非闭坐一室，举外间一切情形，置诸不见不闻也”。商报作为信息传递的渠道，可以了解外界情形，预测未来以作决策时的参考。
四是以法治商，他说：“外国人办一商务，陈列有法，取引有法，调查有法，决议有法，联盟有法，禁止有法”，陈衍所译西方商业经济学著作中有多部是法律著作。
陈衍把经济思想看成是自己学问系统中的一个部分。他认为读书人不应死抱《论语》中的“孔子罕言利”这些信条，而应懂得经济。他曾在一篇文章中批评旧式士人只懂得吟哦诗文，而贱视生计，不能自立：“余素以为读书人不讲治生，饥寒切身，无气节之可言，儒遂为世诟”。一直到晚年陈衍虽然任教于北京大学、厦门大学、无锡国专等高等学堂，仍不忘对经济思想的思考和宣传。
林公武先生所编《二十世纪福州名人墨迹》一书，收录了陈衍晚年题为《福建省地方财政状况讲义叙》的一篇文章。该文开门见山便曰：“处今日之天下，不理财，殆不可一日居矣。”文中强调“治生”和“财用大计”，表扬《福建省地方财政状况讲义》一书“甚合外人所著理财学各书体例”。这说明到了晚年，他重商救国的经济思想已明确定位在吸收西方经济学理论之上，同时又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中。他在《太息一首送河濑如侗归日本》一诗中叹息日本经过明治维新，国家如日中天，而中国却正在“陆沉”，自己虽然提出了一系列的“自强”、“原富”的建议，但“吾谋适不用”，并未受到重用，陈衍感到于国于家都只能长长地“太息”！
清代诗人兼学者陈衍（1856-1937），字叔伊，号石遗，是中国近代诗歌流派“同光派”闽派的领袖之一，曾被誉为诗坛盟主；他继承乾嘉朴学经世致用的精神，在政治上和同光派浙派、赣派领袖沈曾植、陈三立一样，都是和洋务运动的支持者，并且形成了自成系统的经济思想。传统士人出身的他，一反重农抑商的陈腐观念，确立并宣传重商救国的思想。他于1898年入张之洞的湖广总督幕府后，佐张之洞理财并多年主编《湖北商务报》，除撰写了《货币论》等系列经济文章外，还与日本人河濑仪太郎合作，翻译了9部西方商业经济学类的著作。陈衍还有关于建立武汉商业中心等方面问题的论述，均为针对当时社会经济现状所作的敏锐分析。他的丰富的经济思想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近年来，陈衍在文学上的成就，特别在诗论方面，被论者提及的频率渐次增多，而陈衍在经济等方面的思想，少有论者涉及。已故的陈衍五孙陈步先生在编次《陈石遗集•经济类著译选编》（以下简称《选编》）时曾“联系年谱及朴学、诗学诸作品。”作了较为系统的介绍，但并未及深入分析研究，笔者不揣浅陋，将这一尘封了的历史人物的经济思想初作发掘，奉献给现今投身于鲜活的市场经济中的人们作反思时代变迁过程时的参考。
建立和整顿货币体系的理论探索
据陈衍的长子陈声暨等人所编《侯官陈石遗先生年谱》（以下简称《年谱》）“1902年”条载：“初，广雅（张之洞）读家君所著《货币论》一卷十余篇，欲创铸当十紫铜元……”。这一卷论文，我们至今可从《选编》中读到的有12篇，内容均围绕建立和整顿当时混乱的货币体系这样一个主题。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行使货币的国家之一，但是到了晚清，由于社会的急剧变化和国门的被迫开放，货币制度呈现出十分落后和混乱的形态。清代统治者所提倡的货币制度原以白银为主，铜钱为辅，但是白银是一种称量货币，不便于使用，“洋钱”（西方银元）的流入，民间乐于使用。这就逼迫清政府走向货币近代化的道路，但这个过程是非常被动而混乱的。洋务派领袖、两广总督张之洞是第一个大规模倡导制造银元的封疆大吏，但是，西方的各种银元仍然充斥市场。
当清代的主币白银是称量货币时，其辅币铜则被制成了一枚一枚的“制钱”，这种铜制的钱使用方便，民间的零星交易都使用它，而国家财政收入、官员俸禄、兵饷、商人大宗交易等则用白银。清政府规定的比价是一两白银兑1000文铜钱，但是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战乱以后，内忧外患造成了国库亏空严重，且当时市场上铜价升高，因此白银与铜钱的比价不断下跌，最低仅易七百余文。这种“银贱铜贵”的现象造成当时市场上铜钱大缺，即所谓（铜）“钱荒”。对这样一种混乱的货币秩序，陈衍提出的实践上的对策是“则铜元急宜多铸矣”，而在理论上的对策是国家应建立银本位制。清政府虽然也规定货币以银为主，铜为辅，但实际的情形则如陈衍所言：“铜币乃自有价值，不听命于银币，是银币不足为本位，仍铜币为本位矣，铜币仍为本位，则银币转听命于铜币矣，君转听从于臣，主转听于仆，有是理乎？”陈衍接着从理论上提出他的整顿对策：
然则整顿之法奈何？曰，有二说焉。一由物价以整顿之，银元既不足以定铜钱之价，则铜币为主矣，货币既贵，则物价应跌，市上百物之价，当使平也。然此由于自然之趋势，货币果少，则购物者少，物滞不销，则物价自落，非可以势力强抑者，即强抑之，所抑之数亦不多，受抑之时亦不久也。一由货币以整顿之，以银元为主币乎，则银元之供给，即当足银元之需要，而铜元为辅助货，铜元之供给，亦当足铜元之需要，然则铜元急宜多铸矣。
陈衍此处的研究有两点是值得我们重视的：首先是他反对“强抑”物价，说明陈衍已经接受了当时刚传入中国的西方自由主义经济思想。
陈衍的货币理论研究不仅吸收了西方传入的近代经济思想，而且是与当时武汉和中国的经济实践紧密结合的。当坐镇武汉的巡抚端方和总督张之洞先后采纳他的建议，采取了铸造发行铜元的政策后，对缓和当时的钱荒和复苏经济，乃至促成武昌革命都起到明显的作用。《年谱》“1902年”条下载：“首议铸铜币……不及四阅月，估计工料已赢余利五十万银元，明年乃大开小学堂，会城计六十处，并大派留学生留学日本。次年一年，赢利二百万银元。又据《年谱》“1904年”条载：“盛铸铜元，前后数年，获利一千四百万银元，用以百废俱兴，汉阳兵工厂添造快枪，由日五枝至五十枝而未已，子弹称之，武健诸军外，练成第二镇新军，炮队营、辎重营等俱备。以外，遣派各种学生留学日本，士官为盛，卒成武昌革命之局，非广雅所及料矣。”
陈衍除了主张实行银本位制的货币体系外，还提出长远的设想——在适当时期建立中国的金本位制。其动机仍然是重商救国的思想。在整顿货币体系上，陈衍还作了多方位的研究，如认为“银元局各省不必多设”，提出“货币者，当以天下为一市者也”的思想，这是符合国家统一管理货币的客观规律的。又如他提出“兑换银元铜元不必立有限制”、“银换小银元宜有一定重量”、“铸紫铜元贵详核成本”、“改铸一文铜钱”等各项主张，都是为了建立银（银块）、银元、铜元、铜钱、钞票等各种货币之间的正常比率，使货币体系臻于完善的。他认为建立了这样完备的货币体系后，也应让民间得利：“钱铺若仅贪此微利，无碍大局，亦民间所不甚与争，官亦不甚为禁者也。”这种思想既符合自由经济的思想，又不失国家的必要管理，陈衍的《货币论》应该说是一种很严谨的货币理论。但是，这些理论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许多未付之实践，所以陈衍在一首诗歌中“戏说”道：
生事纷纷怨孔方，求田间舍赖伊强。归山何与江神事，要敬钱神一瓣香。
苏轼《游金山寺》一诗中有：“江山如此不归山，江神见怪惊我顽”的诗句，“归山”指隐居，陈衍经常有归隐的强烈愿望，但都无法如愿，所以他的《雨后同子培子封对月怀苏戡兼寄琴南》一诗道：
此雨宜封万户侯，能将全暑一时收。未知太华如何碧，想见洞庭无限秋。词客晚来偏隔水，故人天末又登楼。土风莫奏诗休咏，守分安心作楚囚。
面对混乱的货币秩序，自己的理论无法得到真正的实行，陈衍只能“守分安心作楚囚”，其愤懑心情溢于言表。
创建和扩展武汉商业中心的经济设想
陈衍重视经济的指导思想是救国家与民众脱离于贫困之境地，自立于世界之林。所以他在佐幕武汉之时送给张之洞的题为《张广雅督部电招来鄂呈二首》的诗歌中就有这样的句子“廿年忧国老尚书，汲汲求才渴不如”、“一卧忽惊天醉甚，万牛欲挽陆沉艰。上游形胜看如昨，要拱中原控百蛮”，诗人重商救国的热情洋溢其中，目的是寄希望于张之洞“汲汲求才”，在武汉建立中国的政治和经济中心，以控制“中原”，“挽”神州于“陆沉”之中。
在《论武汉为中国商务中心》《论督办商务大臣与商业中心关系之要》等论文中，陈衍提出关于创建武汉为中国商业中心的几点看法。首先是：为什么要建立商业中心？文中认为，商业是一种交流，就须要凭借陆路水路等地理条件来建立这种交流中心，所谓“四方舟车之所辏，百货之所聚。直接之商务，于此贸易，间接之商务，亦于此通转者也。”陈衍举西方世界的商业中心为例：“始于地中海，次及印度洋、大西洋、次及太平洋”，这些“港湾航路之便者，天然之中心也”。但是，建立商业中心又不仅仅靠“天然”的地理条件，它还要靠“人事”，而“人事”的关键首先是改变观念：
商务素为中国人所鄙夷而不屑道，而卒使中国凌夷积弱，至于此极者，则商务之不竞故也。抑岂独中国？国于今日之天下，凡商务不竟者，皆将凌夷积弱，与中国相先后者也。讲商务最早如西班牙，讲商务最迟如印度，其盛衰兴亡之故盖可识矣。
只有“讲商务”、“竞商务”，才能“国于今日之天下”，建立商业中心的重要意义，在于变弱为强，变衰为盛。
第二个问题是，为什么要以武汉为商业中心？陈衍同样是从地理因素和人事因素两个方面来论证的：如前所述，陈衍在呈张广雅的诗歌中的“上游”，即指湖北，“其时汉口、沙市、宜昌已相继开埠，舟车辐辏，商贾集中，尤以汉口为盛。湖北扼长江中上游，中国中西部各省的土货荟萃汉口，以川盐，川陕药材、湘米、鄂麻、云膏为大宗，间有矿砂、油腊、皮革等。”“张之洞先修芦汉南段（铁路）五百里，由汉口通到河南信阳，提高了汉口的地理作用，使上海、天津、汉口形成三足鼎立之势。”从人事上看，陈衍对张之洞寄予很大的希望；清朝商务大臣李鸿章于1901年去世后，由张之洞接任，而这个张之洞，陈衍认为是“中国之振兴商务者”之“第一人”。
中国无言商务者，有之，自今督办商务大臣张宫保始。宫保自督两广，即兴造大小银元，议筑芦汉铁路，支路达山陕，以出内地矿物土货。既独开风气之先，移督湖广，兴纱布絲麻各局厂，所造银元，行搭铸，遍于各行省……于是言铁路者，纷然起矣，铸银元者，纷然起矣，设纱布厂者，纷然起矣。于是奏设商务局，刊行商务报，效法者亦遍各省。
陈衍希望张之洞能起到商界领袖的作用，将这一商业中心的作用推广到全国各地，让各地“纷然起矣”“效法者亦遍各省”。
陈衍的经济思想，除了以上所论重商救国的观念、货币理论的思想和建立武汉商业中心的动议等主要内容外，还有许多重要论述，如关税问题、股券问题、改善官办工厂经营问题、依法治商问题等，这些都开了当时风气之先。这种经济思想的来源有两个，一是生于福建的陈衍敏锐主动地接受了欧风美雨的洗礼，西学东渐的影响是陈衍重于理财的重要思想资源。其次是陈衍自幼接受中华文化，特别是清代朴学的通经致用的思想，这种融合敏思，使他一生虽以诗歌与学问为主业，却始终重视商业与经济。《史记•货殖列传》的作者司马迁显然是他学习的榜样：
太史公发愤著书，立《货殖》一传。标举人物，首管子、范蠡、子赣、白圭，皆瑰伟士夫，非生而节驵侩者也。汉轻贾，人品乃少降矣。
“节驵侩者”是指那些局限与小农经济观念中的小商人、小市侩，陈衍呼唤的是管子、范蠡等目光远大的“瑰伟士夫”。可是从汉代以来，长期“轻贾”而“人品”“少降”，终于导致了神州的“陆沉”。陈衍所要继承的正是太史公的伟大事业——“何为一卷《货殖》传，手自编排兼补葺”，他的目的是：“由此整顿商务，精心果力，始终不倦。使天下闻风而起，莫不知有治地理民之责者，皆有裁成辅相，以富强其国之责，中国庶有豸乎！”作为一位朴学家，他的经世致用的精神是积极的。
参考文献：
1.钱仲联，严明.袁枚和陈衍——论诗坛盟主对清诗发展的积极影响[J].江海学刊，1995,（1）
2.陈衍撰，陈步编.陈石遗集[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
3.林公武.二十世纪福州名人墨迹[M].福州:福建美术出版社，2002
4.吴树国.民之通货——历代货币流变[M].长春:长春出版社，2005
内容摘要：清代诗人兼学者陈衍继承乾嘉朴学经世致用的精神，形成了自成系统的经济思想。他一反重农抑商的传统观念，确立并宣传重商救国的思想。他曾佐张之洞理财并多年主编《湖北商务报》，除撰写了《货币论》等系列经济文章外，还与日本人河濑仪太郎合作，翻译了9部西方商业经济学类的著作。陈衍还有关于建
立武汉商业中心等方面问题的论述，均为针对当时社会经济现状所作的敏锐分析，他的丰富的经济思想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关键词：诗人陈衍经济思想重商救国《货币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