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消费和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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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我国近期出现投资过热，但消费增长一直相对较弱

固定资产投资需求增长从2003年年初以来已表现出明显的过热迹象。

2003年我国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实际增长24.5%，2004年一季度更是高达43%，这已接近1992和1993年经济过热时期的水平。固定资产投资过快增长主要源于几个方面：一是地方项目投资。2004年一季度，地方项目投资增长60.2%，中央项目投资只增长4.8%。二是集中于工业和建筑业的投资。三是私营和外企的投资。四是部分省市的投资。江苏、广东、浙江、山东、上海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居全国前五位，占全国的48%。投资明显过热，结构不合理，存在着盲目投资和低水平重复建设等问题。

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的经济增长一直过于依赖投资的拉动，消费需求亟待提高。多年来，我国的社会消费品零售实际增长率一直远低于投资的增长率，投资与消费的比例关系严重失衡。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数据，近年来，发达国家最终消费支出占GDP的比例平均在80%左右，发展中国家平均约为74%，而我国则要低很多。

投资与消费的比例应协调发展。如果投资(主要是固定资产投资)形成的生产能力不能与未来的消费相匹配，就会导致产能过剩，造成资源的巨大浪费；如果投资主要来源于银行贷款则可能产生大量新增不良资产。

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过快，效率降低，将对经济和社会发展造成十分不利的影响。

我国资本形成占GDP的比重(也称作投资率)在全球一直居高，而且爬升速度也很快。2003年我国投资率为42.7%，仅次于1993年45.3%的最平。这表明，我国增加单位GDP所需的投资越来越多，经济增长越来越依赖资源投入而非技术进步基础上的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固定资产投资的迅猛增长带来许多问题，包括带来对钢铁、电解铝、水泥等高耗能行业的巨大需求，造成瓶颈制约。但其最主要的威胁是增大了经济运行的潜在风险。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偏大、增速过猛与货币信贷投放偏多相互推动、互为因果。如果任凭这种情况发展下去，势必导致产能过剩、企业生产经营困难，银行呆坏账增加，金融风险加大等问题。依靠高投资可以推动经济增长，但不具有可持续性，这已有前车之鉴。

投资过度的另一重要原因是企业(包括相关政府部门)低估投资成本。

长期以来，“唯经济增长”的考核标准取向，促使地方政府热衷投资，往往给予企业过于优惠的土地、税收等政策，造成这些企业投资成本低估。另一方面，我国的经济增长的环境成本被严重低估。例如，受高额利润的驱动，2003年我国钢铁、水泥和电解铝的投资分别增长96.6%、121.9%和92.9%，今年一季度又继续高位增长。这些高耗能产业的过快增长，造成大面积环境污染。目前我国二氧化硫和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分别居世界第一和第二位，水资源污染严重。很多企业在生产经营活动中不太考虑外部不经济(对他人产生的不利影响)，也不对自身制造的污染成本付费，因此往往低估生产成本而进行过度投资。

对付外部不经济的最有效方法是制定政府的反污染计划，政府应当承担其维护公共利益的应尽责任。通过制定技术标准、环保标准，控制污染法令强制企业实行；要求企业支付更高的排放费，从而抑制过度投资。应进一步健全对政府行为的约束机制，对地方政府的政绩进行客观、公开的评审。评审除包括经济发展外，还应包括就业、环保生态、卫生教育等。政府重大项目决策，应该建立起透明、科学、严格的程序，从根本上解决投资过热的问题。

二、我国金融市场不够发达，银行体系不完善

各国经验表明，没有健全的金融体系，货币政策就谈不上良好的传导机制。由于我国资本市场不够发达，证券市场仍不够规范，企业融资主要源自国有银行，使我国企业融资形成了“居民储蓄—银行信用—信贷投资”的模式。我国正处于转型期，投资中的权利义务关系不对称，有效的企业治理结构尚未普遍建立，社会信用管理大大滞后，这些因素导致我国的信贷资金效率低下，借贷企业逃废债现象严重，呆坏帐率高，满足企业的资金需求需大量新增贷款，导致银行不良资产比率较高。这点与日本比较相似，这种状况发展下去，蕴藏着巨大的金融风险。

因此，应大力发展和规范资本市场，扩大直接融资，使居民的金融性投资更多地表现为资本市场上的投资行为，提高金融资源配置效率；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建立和健全社会信用管理体系；转变国有商业银行的经营机制，使商业银行成为更有效率的中介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