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合作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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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合作的本质是分工的深化

经济学所说的“合作”，其含义不一定仅指利他主义行为：我帮助你，你也要帮助我。甚至不一定是合作博弈中的均衡；还可以是非合作博弈的均衡，只要该均衡能使双方受益。这就是现代经济学所指的合作，这也就把合作的概念扩大了。从语词的这个含义出发，就不能以为中部地区之间要么是竞争，要么就是合作，合作与竞争之间是对立的关系。我们的理念是：只要是有序的竞争，就是合作。这个理念十分重要，所有需要首先给予简单的陈述。

其次，现代经济学认为分工是财富增长的源泉。就这点而言，我和传统的或古典的马克思主义是不同的。古典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以《资本论》为代表，是古典的经济学体系，它认为只有生产才是财富的源泉。在现代经济学中，认为财富的源泉是分工，因为知识的增长才使财富增加，而人类是用分工的方法来发展知识的，每个人只是，也只需发展知识的很小的一个片段，然后通过种种制度的安排，通过合作使片断的知识连结起来，把分散在各个人的知识片段联结成人类知识的整体。所以，人类不需要也不可能由一个人的大脑来掌握全部的知识，一个人只要开发非常小的知识片段，就对人类知识的增加做出了贡献；而通过人类知识的积累，财富才能得以增长。传统的农业生产与现代农业生产中，财富的增量是十分不同的，其中的差异正是在于现代农业中有着复杂的分工。所以，我们说分工才是财富增长的真正源泉。

这个命题引进区域经济学中可以引伸出如下的结论：区域产业结构的同化是我国经济效率不高的重要原因之一。你搞什么，我也搞什么，结果是缺乏分工，知识就得不到迅速的发展，财富的增长也就受到了压抑。于是，区域经济发展研究的核心就成为：分工如何可以在区域之间演化或扩展。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需要回到关于长江三角洲地区分工发展的障碍问题。在本次大会的第一天，伍新木先生认为，上海市与周边地区缺乏分工。上海应当发展第三产业，而第二产业的加工业可以更多地由周边地区去发展。我认为伍新木先生的批评是正确的，上海市政府确实缺少分工的思想。对此做出回应的是陈宪先生，他为上海市政府的行为辩护，他认为，上海为了发展第三产业，主要是发展为生产服务的第三产业，但上海的加工业尤其是制造业不够发达，所以为生产服务的第三产业就失去了发展的基础，所以，上海强调发展制造业是正确的。我以为，陈宪先生的辩护并不正确。因为特大城市的为生产服务的第三产业的基础不一定要在本市，不一定要在上海，为生产服务的第三产业并不是仅仅为本地区的加工业或制造业服务的，不，大城市、特大城市的第三产业正是为周边地区的加工业服务的。这正是为生产者服务的第三产业辐射面非常广的缘故。

不过我愿意为上海市政府没有能与周边地区形成分工关系做一点辩护，但我辩护的角度与陈宪先生不同。上海早就想成为一个金融中心，如果真能这样，上海就能与周边地区形成互补的产业结构。这个规划是正确的。但是这个目标在现行的金融体制下难以实现，由于在高层次的第三产业中还大量存在进入的障碍，而且是行政分割的，上海不仅难以成为金融中心，而且也难以进入其他更高层次的第三产业，依赖发展第三产业来提升GDP难度太大。于是，它只能倒回来和周边地区去争夺制造业。这是不得以而为之，甚至可以说这是它的悲哀。

这里，我们还需要讨论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是不是加工业的转移就必然产生所谓的“产业空心化”或“产业空壳化”？我要指出，这是一个错误的提法。这个提法的本质问题是：第三产业是不是产业？第三产业创造财富吗？现代经济学认为，第三产业是创造财富的。这是传统经济学和现代经济学之间最重要的区别之一。比如，保险业创造财富吗？回答是肯定的，保险业通过知识的分工创造着财富。在没有保险业或保险业不发达时，一个纺织厂的厂长要花大量的精力去对付可能出现的火灾风险。由于火灾的出现是有概率可以计算的，保险公司愿意承担这一风险，并开设了相应的险种。企业一旦投了保，这个厂长就不需要去考虑防火问题，他把这个问题交给了保险公司的专家去对付，知识分工了，保险公司的专家会告诉企业应当怎样做，而且，一旦出现火灾，所导致的损失有保险公司承担。所以我们的企业家可以集中精力去对付不能计算出概率的诸如价格的变化，诸如不能计算出概率的技术创新等，他的知识也进一步专门化，这样他就创造出更多的财富。所以，保险业通过分工而创造了财富。那么，诸如日本或台湾地区所叫喊的“产业空洞化”是怎么会事呢？这一方面是该地区的低层次的产业已经缺乏国际市场的竞争力，而更高层次的产业又因为区域功能不足而上不去，由此而产生了经济增长的停滞不前。上海的问题根本不同。只要中央进一步深化改革，尤其是在第三产业领域中的改革，打破行政的分割，实现服务业的国民待遇，允许民营经济的进入，上海的区域功能完全有条件成为更高层次第三产业的聚集中心，这不仅有利于中国进一步实现内源的发展，也将有利于长三角地区的分工的深化。

这里涉及的另一个经济结构的重大问题是我国第三产业不发达。至今，中国的第三产业的比重，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多一点。世界平均水平是62%，而我国到1999年只有32%。第三产业是在改革开放后，直到1997年才恢复到1962年的31.4%水平。停滞长达35年之久。这个现状是我国体制中深层次的问题产生的，是计划经济遗留到今天都没有解决好的问题之一，而其经济学认识论的根由就是认为第三产业不创造财富。而第三产业的不发达既导致物流成本高，成为区域产业同构的原因之一；又因为产业结构的趋同，物流，人流尤其是物流就受到了很大的局限，在缺乏规模经济时，第三产业就发展不起来，第三产业不发达与区域产业结构趋同互为因果。为什么产业结构会趋同呢？归根到底是政府主导产业发展的结果。近十年来，我不断呼吁政府要从企图主导产业发展的职能中退出去，政府工作报告中也不宜再说那些第一产业搞什么，第二产业搞什么，第三产业搞什么等。这些都是企业家的事，而不是政府的事。可惜至今效果不佳。

理解了分工是财富的源泉后，我们就可以来讨论中部地区的发展问题了。首先，为什么中国的发展是东部先发展？那是因为我们落后，我国的经济增长源是在境外，并由此而形成二元的经济结构（刘易斯，1954）。外部的增长源是通过什么路径起作用呢？通过沿海地区进来，并在东部沿海形成了大量的物流以及产业的集聚，而产品又以出口为主。这些地区成为我国境内的第一批一级增长中心，并由此而先发展起来。这一发展态势到目前造成了怎样的后果呢？就是我国的外贸依存度过高，达到了50%，注意，美国也只有20%多，日本只是近10%多，我们是美国的2倍，是日本的5倍，这怎么得了。其结果外源发展的边际成本递增而边际收益递减，并具体为国际贸易的磨擦不断加剧，造成了我国巨大的外交压力。我的结论是：我国的发展必须首先依赖外源实现增长，但发展至今，单纯地依赖外源增长已进入了边际收益递减，应当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战略阶段。

讨论到这里，我要提出一个重要的问题：“梯度发展论”成立吗？我的回答是：根本就不成立。梯度发展战略是上海社科院前院长夏振农先生首先提出的。他在80年代初期为解释东部优先发展的政府战略而提出来的。他在提出这一观点时，在我国发展的形式上还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当时我国唯一提出的只是沿海开放，并且以经济成就的平均数表示，沿海最发达，中部第二，西部第三，这就似乎成了一个阶梯，所以叫“梯度开放”，或“梯度发展”。但是，中国不久就提出了周边开放，不仅东部可以和国外联系，而且西部、北部和南部也可以和国外联系。在昨天的报告中，高建华先生在报告自己的成果时展示了一张中国地图，并用绿颜色的深浅不同表示经济的增长情况，你们可以注意到现在新疆的发展势头很好，甚至比中部好。为什么呢？因为它与比我们相对发达的工业区东欧进行交易，并从与东欧的分工中获得了增长源，所以它比我们要发展得更快。实际上到了国家提出了周边开放的时候，所谓的“梯度理论”已经是不成立了。顺便说，只要增长源在外部，就是主要是外源性的经济增长时，中部的所谓经济“塌陷”就是不可避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