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以降乡村绅商形成及社会经济功能以湖北羊楼洞雷氏等家族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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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湖北羊褛洞是中国青砖茶的故乡。清以降，当地茶叶商品经济的发展，刺激了传统士人弃儒经商，囚而在羊楼洞形成了一个以业茶为主的绅商群体。他们在当地社会经济发展中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关键词]羊楼洞；乡村绅商；社会经济功能

绅商是传统社会里既有学识和功名，又从事工商业的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由于历史以及资料搜集困难等多方面原因，目前学界对这一社会阶层的研究还十分薄弱，仅有的一些研究也主要集中在对近代大城市中的上层绅商的研究，而对广大乡村地区中小绅商的研究尚无人涉及。鉴于此，笔者拟就湖北羊楼洞雷氏等家族进行个案研究，希望能引起学界对这一问题的关注。

羊楼洞(曾写作“峒”)，位于今湖北东南部边陲赤壁市(原蒲圻县)西南60华里处，是中国青砖茶的故乡。卷入近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后。羊楼洞传统制茶手工业得到快速发展，涌现出一大批以国内外市场为导向的、规模宏大的资本主义制茶手工工场，所产“洞茶”在汉口茶市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同光年间，羊楼洞茶业经济进入鼎盛时期，有山西帮、广东帮和本地茶庄200多家，年产销青茶、红茶、包茶、砖茶等一系列“洞茶”达4949万斤，其中“川”字牌青砖茶驰名中外，羊楼洞也因此成为湘鄂赣三省交界州县著名的茶叶集散和加工中心。本文通过对大量族谱、方志及其它地方文献的分析，说明羊楼洞经济社会的发展，是与当地传统士人的分化——绅商的形成及其社会经济功能分不开的。对该问题的研究，不仅有助于加深我们对明清时期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认识，而且还有助于我们从乡村层面深化中国绅商问题的研究。

一、羊楼洞传统士人的分化与绅商阶层的形成

(一)羊楼洞传统士人分化的社会经济环境

清初，稳定的国内外政治社会环境，以及边疆和俄国等地对茶叶不断扩大的市场需求，刺激着晋商深入内地各产茶地区，收购茶叶。就是在这一时代背景下，羊楼洞成为善贾的晋商“度地居物”的必然选择。其地位于湘鄂赣三省交界处的幕阜山脉西段余脉北麓，水陆交通便利。地处要冲，位于南北驿道旁，“其上，则滇、黔、粤、蜀有事于二京，各省凡从岳阳出者，则以之为武昌之户而人；下则二京以至秦、晋、梁、江、浙、闽、广有事于黔、蜀，凡从武昌人者，则以之为武昌之户而出”。[1]该地“群峰岞崿众壑奔流，”[2]“如仰盂”[3]，而近人则描述为“四面多山，其形如洞，相传昔有牧者建楼饲羊于此，因而得名”。[4]特殊的地形结构形成了羊楼洞降雨充沛、雨热同期、盛夏不炕、严冬不冻的气候特征，以及山泉众多、众壑奔流的环境特征。境内有九口清泉，其中观音泉、石人泉、凉荫泉三泉水量充沛，日夕涌流。穿镇而过，泉水冬暖夏凉，水质清澈。其中以观音泉最为著名，据当地人传说，观音泉乃“菩萨口吐仙水’’而成，泉水洧甜，解渴爽口，因为矿物质丰富，所以同等重量的茶用观音泉水和普通水制出的砖茶差别很大，一是前者更重，二是汤色油润，香高味醇，素有“观音施水，得天独厚，自古天然宜茶”之说。据当地碑刻记载：“兹泉清冽异常而居民遂掘井取饮焉……饮兹泉者病辄愈，于是树竿……。”[3]可见，上述传说由来已久。此外，“该地土壤为黄色砂质壤土，以气候温和，宜于制茶，故产茶颇盛”。[4]据说，因羊楼洞砖茶是以观音泉、石人泉、凉荫泉三条泉水制成，故其正面被压上“洞茶·川”字样，这便是这一著名的商标的由来。此说虽无法考证，但据史料记载，晋商中凡是带有“川”字的商号，无不与经营“洞茶·川”牌砖茶有关，如著名的三玉川、巨盛川、大盛川、大川昌、长裕川、长盛川、长顺川、长源川、晋裕川、宏源川、长谷川、宝聚川、聚兴顺等。

由于上述特殊的自然生态环境．清初羊楼洞就以其芙蓉山出产优质茶而名闻一时。清人叶瑞廷《莼蒲随笔》记载“闻自康熙年间，有山西估客购茶于邑西乡芙蓉山，峒人迎之，代收茶，取行佣”。[6]乾嘉文人周顺倜(嘉庆贡生)《莼川竹枝词》云“茶乡生计自乡农，压作方砖白纸封。别有红笺书小字，西商监制自芙蓉。”并有注解“每岁西客于羊楼司、羊楼洞买茶，其砖茶用白纸缄封。外粘红纸，有本号监制、仙山名茶等语。”[7]该诗描述了当时晋商在羊楼洞一带监制砖茶生产和包装，以及芙蓉山以出产优质茶而闻名的历史。莼蒲(川)，是羊楼洞所属蒲圻县之代称。其中著名的三玉川和巨盛川，是旅蒙晋商大盛魁的两大茶号，它们于乾隆年间来羊楼洞一带设庄收制边茶，年生产砖茶八十万斤。[8]

(二)羊楼洞雷氏等家族传统士人的分化

如上所述，由于羊楼洞具有发展茶业经济的优越的自然和社会环境，清初以来，晋商先后来此釆办茶叶，刺激了当地商品经济的发展。商品经济的发展，一方面为当地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奠定了物质基础，形成了羊楼洞文风甚隆，崇尚诗书的传统。另一方面也加速了当地传统士人的分化。在羊楼洞逐渐形成了一个以业茶为主的绅商群体及其家族。其中，以“雷姓世业茶行”，“远来商无不主雷氏，行业之盛甲一乡”①[9]最有代表性。

现以雷氏家族第55代中万祖支下东阳公房史为例，对这一分化过程及特点加以分析。

雷中万公，生卒不祥，据推算，应为康熙乾隆年间人士。“自少英敏，尝从予大父紫溪翁受业，吾乡李蓼滩孝廉，见其文雅，称许焉。年逾三十始捐举子业，而从事诗古，兼及货殖，遂以富称，其居族里也。义正词严，莫不敬惮，遇有婚取贫乏者，常解囊助之……。”L10J可见，中万公是当时典型的儒商。根据当时当地的社会经济环境，及其玄孙《霁轩公(1845—1903)家传》有“洞，产茶埠也。首开辟自雷氏公之曾祖东阳公、祖文庵公，既皆以商业起其家矣”[11]之记载，中万公可能已经开始茶叶贸易了。

虽然，中万公“生五子，俱延名师授读”，但是并没有都走科举人仕之路。其仲子观翘公，继续走科举之途。后“授八品职”。但其四子东阳公继承父业，继续贸茶。东阳公，生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卒年不详。太学生，诰封武翼都卫，驰封奉政大夫。“封翁率先人家范，耕读教子，雅事经商，无何，封翁四十七捐馆”，生五子(国祥、自立、雨亭、墨林、位三)，年少时，均读诗书，成年后．先后以长子、次子、五子继续业茶。而以三四子继续业儒。

第57代国祥公(生于1777年卒子1818年，即乾隆四十二年至嘉庆二十三年)，主理家计，并由二弟自立公(1786—1836)“佐理之”。由于国祥公早逝，自立公“遂命季弟位三公(1798二1870)，投笔共理生业。俾三弟雨亭公、四弟墨林公得以专心诵读，游黉序而食廪饩”。由于兄弟二人“忠信素著，声气远通，一时巨贾争投，不间数千里外也。计先生与季弟任事二十年，拓美田数百亩，恢厦屋数百间”。[12]雨亭公(?一1854)为岁贡生，“一以读书为务。宾客往来一揖之外，数语寒暄。凡家常世故，并不问及。”“六人棘闱，四膺房荐。”[13]墨林公(1793—1837)为邑庠生，“尚勤俭，兄若弟商贾兼营，田宅广廓，而平直无欺，义声载道。理财之善，亦权与自公。常语人曰：‘太史公列货殖传，端木氏居其一。于持筹之际。存诗书本色其可矣”’。[14]叫可见，墨林公常以儒家的义利观来指导三位兄弟业茶经商。“甲寅(1854)年间，粤贼窜楚……省垣克复，胡(林翼)文忠公檄下州县，督办团练，穷搜逋寇”，位三公由于家资雄厚，“应命，协从者多所原宥，随保都阃府，后胡文忠公召人幕，公力辞不赴”，先后被清廷诰授“武德骑尉”、“武翼都卫”。“祖中万，父东阳，皆以公得请封典如例”。[15]可见，在前近代和近代之初，国祥公五兄弟亦绅亦商，已为其家族后来茶叶贸易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良好的物质基础和社会基础。

第58代均已进入近代社会，由于各种原因．依然存在业儒、业茶两条道路。国祥公长子焯庆(弁南)公(1801—1849)，太学生。三子晓山公“邑例贡生，诰封承德郎……，国祥公以经商起家，临卒，母贺宜人泣日：‘渺兹孤，谁嗣若夫业乎?’公奋然曰：‘丈夫生世，不作越大夫即鸱夷子，贵继志述事耳，奚必毛锥子为?’乃投笔操锥刀，理父业。既而与渚父析产，浮梁大贾争投焉，不数年手致万金，以财雄于乡。”[16]浮梁，是江西景德镇的旧县名，以产茶著名。五子立南(1812一1878)，号受山。“及冠，县府试屡列前茅，然卒未第，欷虚者久之。迨后丁口渐增，家计旁午，不得已而弃儒就商，始以亲在，未尝远游，道光丙午(1846)贺宜人殁，公曰：‘吾养送大事毕矣，安可郁郁久居乎?’决议贸茶为业，往来粤东，颇获蝇头。”可见，受山公是近代以后羊楼洞最早开始到广州经营红茶的商人之一。1854年，“罗忠节塔忠武方募兵剿寇，谕各处团练，榷厘筹饷，公捐赀以输国难，由监生保举同知衔，诰授奉政大夫。”[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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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雷氏宗谱》(七修)之传记，根据同治癸亥()863)年四修、民国甲子年(1924年)六修老谱所载传记、墓志、寿序选辑而成。本文所引传记均源自老谱，以下引文简称《雷氏宗谱》。

自立公长子卿若(1813—1866)，邑上庠生，“幼业儒，以自立公即世早，乃弃举子业，课二弟以诗书，而自主家事，新栋宇，辟田园，二十年之间增其旧者数倍”。[18]叫次子其华公(1819-1875)“幼习举子业，长以家计废读，遂营商贾事”[19]

雨亭公为岁贡生，“性癖于书，镇日守一编，不屑於家事，既悔拙于谋生”，兄弟分家后，遂以家事委托长子清庵公。清庵公，邑上庠生，少习举子业，受父之托，“含泪辍读，於是权子母计嬴绌，於近市设小肆，以逐鱼盐布粟之利，暇复裹重赀，远贾於湖南、粤东之省，皆得当而归”。[20]其弟青浦公广生而颖异，数岁雨亭公授之读，公即能背诵解讲大义，初学作文，便以清真为宗，耽思力索，不肯一语袭人牙慧，书法钟王，颇得其骨格，雨亭公以大器目之，人亦以为学有渊源云，后屡试不遇，”“乙亥(1875)岁，适静庵公有新堤覆舟之变，归后不欲复涉江湖。公因力任营贸之事，客亦喜公诚恳乐投公，数年之间囊橐裕如，公与静庵公拓地开基，连构大厦，栋宇翠飞，实缵先人未成之志，而公因是读．遂纳粟人成均。非公志也。”[12]

墨林公长子莘佃公(1814--1881)，“发韶齿龁，墨林公即捐馆，当是时，君方弱冠，操铅錾业，立能成就。迫于生计，改习研桑术”。[22]莘佃公“集资兴办茶庄，操持四盛茶行”，[23]故地产出，居奇贸易，不辞艰卒，久之囊稍裕……会中外互市，蒲邑峒茶闻天下，万商云集，货力腾涌，群商贸其间，不数年积赀钜万，田庐十倍于旧，南乡素封之族，鲜有匹者。……向援例纳赀，得太常寺典薄，诰授奉政大夫”。[22]莘佃公弟小族公，邑庠生，幼读诗书，“禀姿明敏，千余言二三遍可熟，虽严师未能加以夏楚，稍长背诵九经，滚滚如倒瓶泻水……道光庚戌辛亥(1850—1851)之年，试列前茅”，“未几粤匪猖”，家道中落，学业亦久荒，“承平后家运日昌，事日繁，伯兄一人不能独理”，“而家事之当明也，故慷慨就理而不辞。咸同之际，军务倥偬，以输饷故援例授贡生，究非心所愿。越数载，伯命析炊，尽卸所事于君，君外支行务，内理家政，井井然无遗憾”。[24]

位三公长子炯庆公早逝，次子汉搓公(1821—1905)，“其父以茶业起家有年矣，事且剧。公念累老父，子何以安，于是身成其役”，“辍士子业”，“举巨细无不综”。“性好施与。醵金创设育婴堂及回春医院”。[25]

雷氏第58代，兄弟十五人，“先后入学求知，卓有成效者达十二人，多为地方名儒”。同时又抓住近代“中外互市”的契机．利用“蒲邑峒茶闻天下”的资源优势，或贸茶湘粤，或“拓地开基，连构大厦”，广开茶行，“不数年积赀钜万，田庐十倍于旧”，“以财雄于乡”。[23]

第59代，在祖父辈的基础上，亦儒亦商，立有功名者不下二十人，并进一步拓展茶务。如汉槎公之子霁轩公(1845—1903)，“时中外通商约成，公承茶行世业。以故有宅第茸而新之，拓而祟宏之，主粤商之揽有欧洲人之运花茶出口者，其业日发展。既又纠同志，组为坐卖者二：一货业，一钱业，规模具矣。范围之所推及，而荆沙，而武汉，而长岳，皆驻置支部。便交通焉。其附近之羊楼司、聂市、沙坪、黄沙堰诸茶埠，则所在有茶庄，或独资，或合业，岁不止一埠，埠不止一庄，每茶市期，出入动以百万计。方公之初起也，田不十亩，屋仅容茶商者一，逮其暮年，则腴田倍增，新拓巨宅四五，能主粤晋大商不一户，且他埠亦时有购人者”。[11]又如莘佃公之子豫咸公(1872—1907)，邑廪生，“幼年颖悟绝伦，七岁人塾从师，十余岁便能书善文．弱冠后继承父产，艰辛创业……扩建茶屋三栋，租与三家外商，兴办‘忠信’、‘巨忠和’、‘怡宏九’茶行”。[23]

中万祖支下观翘公、班联公等房，亦有类似的历史。如班联公之孙雷让溪公(1814-1886)，“少读书有大志，倜傥不群。壮迫于家累，不竟学，改事商业起其家，后以人赀授翰林院待诏职，敕授登仕郎。清咸丰初元，欧舶东渐，廑及海疆内地，……公于此慷慨与远游志，兄弟合资，倡为红茶。居者任采购制作，公任运输粤东，出售洋商，先后六年，获利钜万”。[25]

并且雷氏家族与羊楼洞其他家族，如饶氏、贺氏、游氏等均互有姻亲关系，因而清以降羊楼洞存在一个规模较大而又相互联系的绅商群体及其家族。

由此可见，自清初以降，在茶叶商品经济的刺激下，羊楼洞有一大批饱读诗书的传统士人，或因家道中落，或为维持家计，或因屡试不中，或想另辟蹊径、发家致富，或被迫，或主动地开始弃僑经商，从事茶业，而成为绅商阶级，社会阶层出现了新的变化。在贯穿整个清代的分化过程中，雷氏等家族内业儒者与业茶者既是同代并存，又存在隔代交替。他们以业茶持家，以业儒做官或捐纳而扬名，表现出对儒学和科举功名的眷念以及对为富求仁和讲求孝悌等精神生活的追求。

此外，雷氏等家族宗谱中的大批传记还反映出，羊楼洞绅商自幼饱读诗书，不仅拥有思维敏锐、精通书算、办事周密的文化素养和才干，而且还具有崇尚诚信、利以义制的儒家思想以及忠厚待人、热情周到的处世作风，这是他们从事茶叶贸易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是晋粤商人与之合作的文化基础。

一、羊楼洞绅商的社会经济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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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绅商群体，既有学识和功名，又有雄厚的财力，并且热心公益，关心家乡的发展，因而在羊楼洞地方上有较高的威望，在当地社会经济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仗义执言，建章立规，维护市场秩序

这些众望所归的绅商，在排解社会经济纠纷，惩戒不法之徒等方面，发挥着积极有效的作用。如雷文庵先生(1798—1870)，“居宅近市，每岁茶商辐辏，情伪滋生，有不了事，得公一言辄解，于时缙绅冠带之徒，闻公名咸请谒焉”。[15]雷芾亭公(1801—1878)，“剧喜锄强扶弱”，“有丁寡妇者，崇(阳)人也，业小生涯于市，年老子懦，恒为市痞所陵，诉于公，卒为申之”。“通城有黎正权者，性恨恶，贸于洞，人皆畏之如虎”，“公恶声斥之”。“族人有不法事，一闻履声，即奔窜无地，若畏严父母”。[27]其子雷雅堂公(1830-1878)，也遇事有决断，能持大体，“排难解纷好直言。族中不法者，恒面斥之，不少容”。[28]

不仅如此，羊楼洞绅商还深知“盖闻通商惠工，国家所以阜财用，而胪规定矩，地方所以安客商”[29]之道理，于是他们多次通过建章立规来维持市场的有效运转。这主要是由一批远贾他乡、经历世面的绅商，回乡后倡议进行的。如雷让溪公(1814-1886)，曾贩运红茶至广州有六年之久，回乡时见“羊楼洞初辟为商场，漫无端绪，百事棼如，远来商多惮之。公慨然曰：‘法不立不足以治事也’。日求缙绅父老，旁诹博釆，手草规章，试行无忤，传布永久”。[26]雷受山公也曾远贾于广州、上海、福建、湘潭等地，自咸丰戊午(1858)以后，“准外洋各路通商入境贸易”，羊楼洞“于是植茶之户曰多，行茶之途日广，我境旗风美，字号云屯，然而新开码头，规矩章程不规划一”。辛酉(1861)冬受山公，“束装回里。见行业曰盛，茫无头绪，谓非长久计，遂约同人合禀上宪批准，寻奉邑侯恩谕，立同益堂公所，兼修财神庙。公所定行规数十条，永远遵照无异”。[17]这是羊楼洞第二次订立行规的活动，对“往来货物，车工推运紊乱”之弊端。“前任恩宪谕行、客二帮，议立车局，整顿行规”，“照客家箱名取用，各口有成规，数无异言。”但过二十余年后，由于“人心不古，渐至忘章”，不得不重整旧规，对红茶二五箱、黑茶东西箱、花香包等各类茶叶运往张家嘴、牛形嘴、夜珠桥等地的车费和力钱，重新规定，“即囊内囊外之□车额例恪遵，切勿恃强越规蹈矩。”[29]近代，羊楼洞绅商整顿行规的活动，已不是封建行会制度的复活，而是一种维持新的市场秩序的行为，是发展当地茶叶经济的需要。

(二)修桥筑路，改善投资环境

羊楼洞曾有两条主要的通道，一条为通往张家嘴的小路，为运茶出路。“每当春雨，不堪车陷泥坑难行”，饶鲁堂公“议修石路以利行人，或苦其难”，“独与驻军长官欧阳募费万余，卒成坦途”。[30]1877年，时人在《万国公报》著文《羊楼峒坦平颂》对此事给予了如实的报道和高度赞赏：“从来生物蕃盛，固赖天时，履道平坦，尤资人力。如鄂之羊楼峒者，乃南北楚省暨中外茶商总汇处也，每当春夏之初，航海而来。梯山而往，可怜鸟道羊肠，肩负者，深虞险峨、风播、雨滑；车载者，每苦驰驱”。“邑绅雷乐斋、饶鲁堂、雷朗齐、游包六、雷汉槎、雷受山诸公，筹划费资，秉公秉正，修理石径，任劳任怨，吁以千百人之上。成之不日，数十里之地，履之如夷”。[31]其后，饶绍皋先生在洞镇商会任主席时又“创办洞赵汽车路及重修洞镇石街”，[32]进一步改善羊楼洞茶叶输出的交通条件。

另一条是羊楼洞通往其重要的茶叶来源地(湖北省之崇阳、通城县，湖南之临湘、平江和江西之修水等地)的道路。其间有“崇邑田家咀之大桥，湘赣鄂三省往来之途也，工艰费巨，且中辍矣”，雷霁轩公“乃独任其不足者，以三千缗成之”。羊楼洞“至崇(阳)通(城)，必道出伏岭，山径崎岖逶迤，绵亘十数里。行旅畏惮。公铲险为夷，随地势砌石为升降，如坦道焉”。[11]

羊楼洞绅商修桥补路的行为，不只是传统的积德行善之举，而是直接关系到茶业经济能否发展的大事。正如《万国公报》所肯定的那样，茶叶经济的繁盛，不止是靠天时地利，“履道平坦，尤资人力”。

(三)调处军政关系，保全市面稳定

近代中国政局不稳，兵荒马乱，各种摊派多如牛毛，羊楼洞“实扼南来之冲，而地处万山之中，往攻殊不易。且茶商云集，税厘旺时，岁约百万，财赋亦足给，真进可战退可守之要塞也”。[33](P119)因此，自晚清以来，羊楼洞一直有驻军，过往军队无数次。但羊楼洞绅商及商会组织，积极调处各种关系，努力将消极因素，变为积极因素。

太平天国运动之后，晚清政府仍在此驻扎一营(忠义营)官兵，在羊楼洞士绅的协调下，忠义营统带欧阳公不仅“都戎弹压地方，丝毫不犯，约束丁兵，纪律严明”，而且当饶鲁堂诸公募捐修路时还“捐俸会商”。[31]后来清政府还在羊楼洞“设弹压局，岁委员，系候补县职左，以绅择贤而有德者任之，三岁一易”。雷步卿公“连任九年，屡辞不获退。凡邑令至洞市，有要事必询公，公以一言福闾里者屡矣”。[34]

民初，饶做人公“承地方父老推举．就商会职，先生苦心维持招待过往军旅，皆以诚意，市面得以保全。丙辰丁巳之际，历经乱离，茶叶业衰，商会招待费及警察款无从筹措，山西黑茶帮以全体名义献芹负暴。盖感先生之功德至深也”。[33]

羊楼洞自太平天国战乱后，保持了一个持续的、相对稳定的发展环境，这不能不说与当地士绅及商会组织在军政两界积极有效的协调能力有关。

(四)广建行屋，添置器具．勇于投资

如前所述，由于羊楼洞具有发展茶叶经济的良好的生态环境，故“自(清)国初以来，晋人岁挟钜金来此采办，相高大之宅，托为居停主人焉，及秋则计其收茶之值以纳租金”。“凡业茶行者，屋宇即其资本”。[20]

咸丰五年，羊楼洞茶行屋均毁于战火。战后，各家族开始重建行屋，如雷裔卿公“祖遗房屋二百余间。尽成灰烬，贼平后不三四年，而颓瓦废垣，已焕然一新矣。又复另辟基址修建三百余间”。[9]雷竹轩公经营茶行，宏宇栉比，后亦悉毁于兵。其子雷乐斋公(1823-1904)，“力任艰巨，牵罗补屋，惨淡经营，不数年鳞次屹若，瞬复旧观，而行业一日千里，昌盛甲全市，由此家道勃兴，累资拓业，称一乡殷富巨擘”。[36]

还有不惜典质以建行屋者，如雷清庵公“与家人谋曰：‘无屋则无(茶)客，无客则无财。为今计，不如重修堂构之为愈，虽所费不赀，典质弗恤也’。众疑其计左，而公卒遂其所谋”。[20]为了开办茶行，招揽茶客，雷清庵公力排众议，甘冒风险，抵押家产，借款修建行屋，招揽茶商。

羊楼洞的茶行屋，历来建造得十分高大宽敞。一色用三六九寸青砖做到顶，很结实，并铺有地板。房子提供给茶厂做拣茶和堆放、凉茶叶之用。[37](p836)茶行面积宽大，一般均为五进，每个茶行一般并列一至三个大门(据当地人说，可驻扎一师官兵)，能储原茶百余万斤，楼上可凉茶八千箱，拣场能容几百女工同时拣茶。每个人有两只直径二尺多的蔑箩，一个篮盘，坐着拣茶还留有担茶往来的活动余地。可见厂房之大。[38]20世纪30年代，茶叶经济衰退，在羊楼洞这样宽敞的茶行屋就有七八十栋空闲着。每栋造价不下万元。[39](p16)这些茶行屋也是相对集中地布局在一起，从羊楼洞“湾上至木门头，高坳上下，游坳上下，栗树嘴，杨树蔸下的两对面排列着高大宽敞的茶行屋，烟囱林立(据说有四十八个)，蔚为壮观”。[40]

除建造行屋外，房主还提供茶庄所用之器具，包括购茶，制造及帐房、厨房等之一切设备。制茶器具计有茶筛、铡刀、风车、晒簟、茶箩、簸箕、样盘、茶锄、钉锄、铁叉、芦席、茅草、磅秤、筹码、扫帚、木耙、篮、盆及梯等等。帐房用具及普通设备包括算盘、椅桌、凳柜及床铺等。厨房用具则有锅、灶、碗、盆、水缸、水桶及菜橱。[39](p15)

只有那些建有行屋，置备器具，并领有牙帖，照章交纳帖税者，才可招致茶客落行收茶，加工精制。羊楼洞茶市，“循一行(即茶庄)一客习惯”。[41]茶行对于茶客所负责任，为介绍职工，并担保客商及行内茶叶之安全。如遇假茶及运输偷漏之情事，亦代为交涉调处。对于卖主贩卖假茶，被察破后，如发生纠纷，则出任调节。[4]

综上所述，由于羊楼洞具有发展茶业经济的优越的自然和社会生态环境，清以降，晋、粤商人先后来此采办茶叶，刺激了当地茶叶商品经济的发展。茶叶商品经济的发展，造成了对人才的大量需求。一大批饱读诗书的旧式知识分子，或因家道中落，或为维持家计，或因屡试不中，或想另辟蹊径、发家致富，开始弃儒经商，从事茶业，因而在羊楼洞逐渐形成了一个以业茶为主的绅商群体及其家族。无论是被迫无奈，还是为丰厚的茶利所吸引而主动放弃业儒，茶叶商品经济的发展无疑是促成这一转变的直接推动力。在当地雷氏等家族内，业儒与业茶者既是同代并存，也存在隔代交替。以业茶持家，以业儒做官或捐纳扬名，而业茶无疑是业儒做官和捐纳的基础。羊楼洞绅商自幼饱读诗书，具有良好的文化素养和崇尚诚信、利以义制的儒家思想以及忠厚待人、热情周到的性格特征，这些是他们从事茶叶贸易最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是晋粤商人与之合作的文化基础。羊楼洞绅商群体，既有学识和功名，又有雄厚财力，他们热心公益。关心家乡的发展，因而在羊楼洞地方上有较高的威望。在当地社会经济发展中起到了仗义执言、建章立规、维护市场秩序，修桥筑路、改善外部环境，调处军政关系、保全市面稳定，广建行屋、添置器具、勇于投资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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