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对经济发展作用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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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本论文主要从韦伯关于新教与资本主义关系的基本观点；对韦伯上述思想观点的评析等进行讲述，包括了新教伦理的主要内容、资本主义精神、新教伦理对资本主义精神的影响、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根本的、最终的决定因素等。具体资料请见：

摘要：马克斯·韦伯认为新教伦理在资本主义精神的形成与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进而深刻地影响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唯物主义观点，是解析一个社会物质和精神文化诸因素交互作用的错综复杂的过程从而影响社会经济的发展的钥匙。精神和经济发展具有互动作用，我国经济社会高速发展的同时，要毫不动摇地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观点，但同时应当注意精神因素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关键词：伦理；精神；资本主义；经济发展

马克斯·韦伯(MaxWeber,1864—1920)是现代西方有影响的社会科学家之一，也是现代文化比较研究的先驱人物。他一生致力于考察世界诸宗教的经济伦理观，试图从比较的角度，去探讨世界诸主要民族的精神文化特质与该民族的社会经济发展之间的内在关系。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马克斯·韦伯就是从这样一个独特的角度分析了宗教等精神因素对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与作用。他在书中提出西方民族在宗教改革以后形成“资本主义精神”，这种精神对于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而没有经过宗教改革的中国、印度等古老民族的宗教伦理精神对于这些民族的资本主义发展起了严重的阻碍作用，因为它们的宗教伦理精神中缺少一种类似资本主义精神的东西，缺少一种理性。韦伯充分考虑了文化因素，与传统上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来观察资本主义的起源得出了不同的结论。他的学说已经引起了我国学术界的广泛兴趣，在理论界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一、韦伯关于新教与资本主义关系的基本观点

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马克斯·韦伯通过对东西方科学、史学、艺术、建筑、国家政治制度的比较，通过对新教四大宗教派即加尔文教、虔信派、循道派、浸礼宗教诸派的系统考察，认为资本主义是我们现代生活中最决定命运的力量，“近代资本主义扩张的动力首先并不是用于资本主义活动的资本额问题，更重要的是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问题。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资本主义精神出现并表现出来，它就会创造出自己的资本和倾向供给来作为达到自身目的的手段，相反的情况则是违背事实的。”[1]在韦伯看来，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动力问题上，精神所起的作用是决定性的，远远大于物质所起的作用。所谓近代资本主义精神，主要是指以理性而系统的、资本主义方式的企业活动来追求利润而且是不断再生的利润的态度[2]。而在资本主义精神产生的问题上，韦伯认为新教的伦理观念，特别是新教伦理中理性的禁欲主义伦理孕育了资本主义精神，是资本主义精神得以产生的文化基础；“天职观念”则是资本主义社会伦理中最具特质的精神理念，它不仅构成了资本主义文化的根基，而且构成了资本主义在西方赖以得到巨大发展的精神动力。

（一）新教伦理的主要内容

1.禁欲主义

禁欲主义是一种通过禁欲或苦行的方式来赢得神的恩宠，达到救赎的宗教理论或学说，它以人神对立为特征,把肉体的欲望和物质生活的享受视为邪恶或不正当的，要求通过禁绝肉欲、情欲或物欲的途径来实现灵魂的得救和心灵的平衡。韦伯认为，禁欲主义有两种类型，即入世的禁欲主义和出世的禁欲主义。出世的禁欲主义认为俗世是充满诱惑之地,在俗世之内无法完成禁欲的任务,因此出世禁欲就变成了唯一接近上帝的方式。入世的禁欲主义，是一种要求在俗世的秩序之内并且面对俗世的秩序,作为神所优选的工具,需要开展自己特别神圣的思想品质的工作的禁欲主义。入世的禁欲主义把自觉履行世俗职业的义务尊崇为一个人道德行为的最高形式，认为上帝或神所接受的唯一生活方式，不是隐修禁欲主义或出世禁欲主义那种超越世俗生活的方式，而是完成每个人在尘世中的地位所赋予他的义务。

与上述宗旨相吻合，上帝要求基督徒取得社会成就，是因为上帝的意旨就是要根据他的圣诫来组织社会生活。清教徒的禁欲主义意味着人的整个一生必须与上帝的意志保持理性的一致，必须在世俗的活动中通过禁欲、节俭与勤勉的劳动来为上帝增添荣耀。这种在现世之中又是为了来世的缘故的禁欲主义将教徒们的行为理性化，造就了资本主义的精神和人格，在形成庞大的资本主义经济秩序的社会的过程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一切为了增加上帝的荣耀”、“聆听上帝召唤而努力工作”,遂成为清教徒的人生箴言。正如每一种理性的禁欲一样，清教努力使人抑制激情，教导一个人要坚持他的永恒动机、尤其是清教教义认为正当的那些动机，并按照这些动机行事。这种禁欲主义的目的是使人过一种警醒而睿智的生活，其最迫切的任务是摧毁自发的冲动性享乐，达到该目的最重要的方法是使教徒的行为有秩序。

2.天职观

在新教改革运动中，出现了“职业”的概念，职业概念中包含了对人们日常活动的肯定，认为这是个人道德活动所能采取的最高形式，应是对其履行世俗事务进行评价，由此使日常的世俗活动具有了宗教意义，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职业的思想。职业思想引出了所有新教教派的核心理念：上帝应许的唯一生存方式，不是要人们以苦修的禁欲主义超越世俗道德，而是要一个人完成他在现世里所处地位赋予他的责任和义务。这是他的“天职”。一个人“在各行各业里，人们都可以得救；既然短暂的人生只是朝圣的旅途，因此，没有必要注重职业的形式”[1]；只需在任何情况下、任何条件下，履行世俗的义务。马克斯·韦伯认为，把职业看做“天职”的“职业观”，对于资本主义精神的形成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天职观的内容主要包括：（1）以劳动作为人生根本目的的求职观念。（2）以服从神意为宗旨的分工观念。（3）以克尽天职为目标取向的财富观。在清教徒的心目中，一个人应该为上帝而勤劳致富,但不能为了肉体、罪孽而这样。（4）克己禁欲的行为观念。清教禁欲主义竭尽全力无节制地享受人生及它能提供的一切，认为闲谈、奢侈品、自负的炫耀都是无客观目的的非理性态度的表现。

（二）资本主义精神

对于韦伯来说，什么是理性的资本主义精神呢？他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借本杰明·富兰克林之口说出了资本主义精神的实质：“时间就是金钱”、“信用就是金钱”。韦伯认为理性资本主义就是要求人们把争取高效率高质量的劳动成果和不断创造更多的财富作为人生的目的。因而，我们根据韦伯的表述可以把其资本主义精神归纳为以下几点：（1）劳动被作为一种自身的目的来评价，劳动是一种美德和义务。（2）专心致志地谋财致富和从事高利润的贸易不仅被视为个人事业的成功的根据，而且被作为个人美德和才干的一种证明。（3）在经济成功的正当追求背后，存在的是这样一种信仰，即为了追求未来的最大幸福和最大成功，必须杜绝即时的享受，推迟幸福欲望的满足。（4）在方法论上受到理性支配的有条理的生活方式不仅是实现长期目标和获得经济成功的一种有效手段，而且在本质上被视为正当和合适的行为。韦伯认为对财富的贪欲，根本就不等同于资本主义，更不是资本主义的精神。获利的欲望、对营利、金钱的追求，这本身与资本主义并不相干。因为这样的欲望并非是资本主义精神所特有的，它存在于并且一直存在于所有的人身上。

为了更好地理解资本主义精神，韦伯将资本主义精神与前资本主义精神进行了对比。韦伯认为前资本主义是指这样一种状况，在一个长期企业中，合乎理性地使用资本和按照资本主义方式合乎理性地组织劳动尚未成为决定经济活动的主导力量。与传统主义的伦理品质相比，新型的企业家具有确定不移的并且是高度发展的伦理品质，他们有着洞若观火的远见和行动的能力，他们在顾客和工人中间赢得了不可缺少的信用。这些人在冷酷无情的生活环境中成长起来，“既精打细算又敢想敢为……节制有度，讲究信用，精明强干，全心全意地投身于事业中，并且固守着严格的资产阶级观点和原则。”[1]资本主义经济是以严格的核算为基础而理性化的，资产阶级以富有远见和小心谨慎来追求经济的成功，它与勉强度日的农民、传统的冒险投机家以及行会师傅截然不同。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以理性主义为其显著特征，它以新教为基础的理性主义整体发展中的一部分。

（三）新教伦理对资本主义精神的影响

新教伦理是如何影响资本主义精神的呢？韦伯认为只有新教的俗世之内的苦行主义才创造了资本主义的伦理[3]，新教伦理的禁欲主义观念影响了天职观的形成，而天职观的精神正是近代资本主义精神乃至整个近代文化精神的基本要素之一。我们可以理解为，禁欲主义产生了天职观的职业观，禁欲主义和天职观又共同影响了资本主义精神的形成，从而成为资本主义发展的动力。

在新教那里，虚掷时光便成了万恶之首，而且在原则上乃是最不可饶恕的罪孽。人生短促，要确保自己的选择，这短暂的人生无限宝贵。社交活动、无聊闲谈、耽于享乐，甚至超过了对健康来说是必不可少之时辰(至多为六至八小时)的睡眠，凡此种种皆位于应遭受道德谴责之列。强调固定职业的禁欲意义为近代的专业化劳动分工提供了道德依据；同样，以神意来解释追逐利润也为实业家们的行为提供了正当理由；清教禁欲主义竭尽全力所反对的只有一样东西——无节制地享受人生及它能提供的一切。我们不应阻止人们勤俭，我们必须敦促所有的基督徒尽其所能获得他们所能获得的一切，节省下他们所能节省下的一切，事实上也就是敦促他们发家致富。当着消费的限制和这种获利活动的自由结合在一起的时候，这样一种不可避免的实际效果也就显而易见了：禁欲主义的节俭必然导致资本的积累。强加在财富消费上的种种限制使资本用于生产性投资成为可能，从而也就自然而然地增加了财富。禁欲主义还给资产阶级一种令其安慰的信念：现世财富分配的不均本是神意天命；天意在这些不均中，如同在每个具体的恩宠中一样，自有它所要达到的不为人知的秘密目的[1]。近代资本主义扩张的动力首先并不是用于资本主义活动的资本额的来源问题，更重要的是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问题。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资本主义精神出现并表现出来，它就会创造出自己的资本和货币供给来作为达到自身目的的手段。

以上导致的结果必然是：新教伦理为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大量有节制、态度认真、工作异常勤勉的劳动者，他们对待自己的工作如同对待上帝赐予的毕生目标一样。人们为了信仰而劳动，认为劳动是一种天职，是最善的，一种特殊的资产阶级的经济伦理形成了，在清教所影响的范围内，在任何情况下清教的世界观都有利于一种理性的资产阶级经济生活的发展(这点当然比仅仅鼓励资金积累重要得多)。它在这种生活的发展中是最重要的，而且首先是唯一始终一致的影响。它哺育了近代经济人。

二、对韦伯上述思想观点的评析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韦伯过于强调思想文化的地位和作用，而割裂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与野蛮、血腥的资本原始积累的“掠夺”之间的历史联系。韦伯把资本主义分为掠夺型、社会遗弃型、传统型和合理型，认为以自由市场为基础的合理型资本主义是西欧、北美独有的资本主义。韦伯强调，尽管资本主义产生的物质条件在世界许多地方都出现了，但合理型的资本主义却独独在欧美兴起，这就不能不归因于精神条件[4]。在他看来,思想文化并不只是经济状况的反映。思想文化因素是自主的,它们能够以同等的重要性同经济因素发生交互影响。他认为资本主义之所以兴起于西方世界，除了那里具有历史唯物主义提到的物质因素之外，还有一种独特的、源于西方文化深处的精神动力在起作用。这就是“资本主义精神”，即合理地、系统地追求利润的态度。要是没有这样一种精神，资本主义在西方的兴起同样是不可能的。韦伯极力推崇和赞扬资本主义精神或经济伦理的优越性和独特性，掩盖了其本身所固有的扩张性、残酷性[5]。对此我们必须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加以分析和扬弃。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观点，社会经济的发展，是一个社会物质和精神文化诸因素交互作用的错综复杂的过程。从根本上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上层建筑包括精神文化，反过来对经济基础起能动作用。离开具体的社会与经济发展的进程，把错综复杂的交互因素归结为单一决定因素，不管是归结为单一的物质因素还是精神因素，这都难免走向教条主义的错误，而不是科学的研究方法。以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韦伯颠倒了物质和精神的关系。社会生产方式在人类社会的发展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社会生产力是最终的决定力量。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宗教作为一种意识形态，根源于一定的物质条件，或者说根源于不发达或不充分发达的生产力。与其说韦伯所说新教孕育了资本主义，不如说新教迎合了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并接受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从而促进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如果说新教在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中起到了巨大的促进作用，这正是意识形态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的一种体现，但不会决定了资本主义的发展。韦伯的研究，只是探讨了上层建筑特别是伦理道德和宗教信仰等精神因素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

并且，韦伯所说的“资本主义精神”，也不能简单地归因于加尔文教的影响。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韦伯特别强调新教比天主教更适合于资本主义的发展，但是，新教也并非从开始就特别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更不可能自动地导向资本主义。实际上，或许我们可以推论：如果社会经济和政治需要，天主教完全可以作为资本主义的依据。因为近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历史已经充分证明天主教同样具备适应社会经济环境变化的能力，也是资本主义发展的精神动力之一。事实上，新教本身并没有什么自动导向资本主义的内在的性质，如果如韦伯所言“宗教上定型的法的统治，是构成对法制理性化的最重要的障碍之一，因此也是经济合理化的最重要的障碍之一”[3]，传统的宗教对经济发展构成了一定的障碍，那么，新教对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其重要性就体现在它破坏了传统天主教更为顽固的制度礼仪所设置的影响经济发展的层层障碍。再看二战后的日本经济的迅速发展，东南亚“四小龙”经济的崛起等，很难看出是精神因素引致了这些地区的经济飞速发展。同样，中国经济近年来取得的举世瞩目的发展，也不是单纯从伦理精神的角度可加以解释的。我们只有全面地，不仅从社会、经济、政治等角度，而且不忽视精神的作用；不仅坚持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立场，而且重视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才能对历史发展做出科学的解释。惟其如此，才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态度和方法。

三、对现实的反思

韦伯通过大量的实证调查材料，提示了以下事实：资本主义经济发达地区与新教徒集中具有高度的吻合性，同时新教徒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占据支配地位[2]。并进而认为新教的伦理精神对资本主义的经济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神秘的和宗教的力量，以及以此为基础的伦理上的责任观念，过去始终是影响行为的最重要的构成因素。”[1]尽管韦伯的观点非常片面，过分强调了新教伦理这类精神、文化的作用，忽视(或轻视)了社会经济因素的影响，我们应当加以鉴别，但他提出的问题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韦伯给后人提出了一个重新思考和审视宗教与社会发展、宗教与现代化关系这样一个深刻的历史命题[6]。研究韦伯提出的问题，可以促使我们从伦理、宗教和化的层面关注资本主义社会和经济的发展，开阔我们认识资本主义的视野[7]，进而更全面地思考有利于我们转型期经济发展的各种因素。

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在以往对社会经济发展问题的研究上，往往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教条式的理解，普遍流行经济决定论的观点。具体表现是，在正确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相互关系的原理的同时，把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对社会发展的决定作用夸大到绝对的地步，似乎在物质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只能存在一种线性的因果关系，决定社会发展的唯一因素就是物质基础，除此之外，似乎社会文化、宗教等非物质性的因素与社会发展的进程、趋势毫无关系。显然，这种“经济决定论”的观点和方法是有悖于马克思主义的，并不是真正的历史唯物观。恩格斯说，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8]他和马克思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他指出，“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末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经济状况是基础，但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8]这些因素包括阶级斗争的政治形式及其成果，如由胜利了的阶级在获胜后确立的宪法等等，各种法的形式以及所有这些实际斗争在参加者头脑中的反映，政治的、法律的和哲学的理论，宗教的观点以及它们向教义体系的进一步发展。

再者，从方法论意义上讲，韦伯在解释资本主义发展的时候尽管存在着盲点和误区,但他运用比较文化的视角，强调各种不同的文化价值对社会发展的作用，并且发现伦理精神是社会结构不可或缺的环节，从而建立了重要的社会发展的解释模式。这种方法论在今天依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韦伯阐释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关系的方法，引导人们多思考伦理问题在现代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但韦伯的研究视角与方法，只是一家之言，不能也不可能代替其他的研究角度和方法途径。

因此，研究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可以启发我们重新认识文化尤其是传统文化的作用与影响，可以启发我们思索如何从文化传统中挖掘和吸纳有利于社会现代化的合理因素，同时摒弃其消极的因素，这也是处于转型期的中国所面临的一个现实问题。虽然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根本的、最终的决定因素，但意识形态对社会发展的反作用也是巨大的，我们也应该看到这种反作用、重视这种反作用，加强精神文明建设，重建道德价值体系，培养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树立崇高的敬岗爱业等精神，以促进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这样才能更好更准确地理解与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理论与方法，更全面地思考精神与经济发展的互动作用，而不至于陷入教条主义的泥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