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少数民族经贸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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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地区是中华文明重要的发祥地之一，距今二万年的黑龙江哈尔滨西郊阎家岗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距今六七千年的辽宁凌源、建平牛河梁新石器早期红山文化遗址，均达到过辉煌的高度。然而东北地区文明发展的程度有起有落，其在统一的王朝内所处地位也或重或轻。当王朝统治中心在中原地区时，东北地区便成为遥远的边缘。而当王朝皇室起于东北时，东北便成为王朝的中心，从而在王朝内占有重要的地位。明、清两代的东北正处在从边缘到中心的转换过程。明代中央政权起于南方，定鼎北京，东北居住的辽东汉人、吉林与黑龙江生活的女真、蒙古、达斡尔、朝鲜人，处在大明王朝的边缘，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都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
反映明朝政策和历史的《明实录》，便也以边缘的视角来观察和描述东北历史，以蛮夷的标签来标识东北土著。晚明至清代，东北地区的少数民族女真(满族)迅速崛起，不仅征服了周边各少数民族部落，而且攻占了明朝作为九边之一的辽东，统一了东北，并进而占领全国，上升为一个全国政权。由于后金——清朝开国二帝太祖、太宗均在东北生活和奋斗，加之清朝人关后仍视东北为发祥地，因此东北在清朝体系中居于中心或副中心的地位，获得了前所未有的重视。以清朝历史和政策为记载内容的《清实录》，自然也以中心的视角观察和叙述东北历史。于是，从明到清，从《明实录》到《清实录》，东北的历史地位经历了一个由边缘到中心的上升过程。
东北明清时期少数民族经贸情况
东北地区的贸易有较长的历史，但由于该地区生产力落后、交通闭塞，因而奠定了清末输出多为土特产、农产品及其加工品，输入多为生活用品及工业制成品的基调。
首先，从输出情况来看。东北地区长期封禁，土特产品甚多。该地区输出的土特产品大致可分为三大类。第一类为药材，主要有人参、细辛、贝母、黄芪、五味子、益母草、桔梗、当归、地榆、木通等；第二类为菌类植物主要有元蘑、榛蘑、黑木耳等十余种；第三类为毛皮类，主要有狐皮、獭皮、禽鸟、鹿茸等。据史料记载，这些土特产品均经吉林销售至天津等地。1909年，东北厅出产黄芪及木耳10万斤以土，敦化县岁出黄芪2万余斤，鹿茸五十余副，狐皮300余张，獭皮百余张，木耳五万余斤，蘑菇10万余斤。
该区输出众多土特产品的原因有三：其一，长白山区自然条件优越，物产丰富；其二，长期封禁，物产得以保存；其三，土特产品质优利广，为人民所需。随着东疆的开发，清末东北地区的粮食出产逐渐增加。珲春“自弛禁以来，虽垦熟之地无多，而小麦、大麦、米、豆、谷之类岁输出俄韩各属者已不可数计”，清末。“东北升科熟地不过十万垧，岁供华韩人民之食，输出于朝鲜及俄乌苏里江以东者已难数计。”“1909年敦化县输出大豆12340石，小麦21320石；同年东北厅输出大豆15710石，小米112000石……”可见，农产品输出出现增长势头。
其次，从输入状况来看。输入品以烟、布、米、盐及各种生活用品为主。“1882年以前，中国东北棉布市场基本上为英国垄断，而自1883年起，美国开始打破这种局面，并迅速超过英国。”由此可知，东北地区棉布多来自美、英两国。至于盐类，由于珲春“食盐向无专卖机关”，故多运自外地。由于清政府垄断盐业，因此，进出盐分私下贸易与官方贸易。
仅以珲春一年的输出、输入产品为例，我们从中可窥视清末东北地区的贸易概况：珲春一年主要输出产品的种类为：豆饼、豆油、杂粮、木材、白面、小米、松子、青菜、黄花、细辛、木耳、鸡蛋、烟土、鹿、猪等，总价值为247万吊，而输入产品的种类为：布匹、杂货、大粒盐、火油、咸鱼等，总价值为128万余吊。从表面上看处于出超地位，但输出产品多为原料、土特及农产品。而输入产品以制成品居多。这不仅说明东北地区开发之初需求量有限，更主要是反映了生产力不发达，同时也说明清末东北地区经贸一开始就是以需求这一基本动机发展的。由于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脆弱，当它与世界贸易体系接触之初，就开始了非良性的贸易，并随着世界格局的演变而不断注入政治因素。东北地区少数民族经贸系统东北经贸大体经历了三个中心的更迭过程，即辽宁、吉林、黑龙江。伴随着三个中心的更替，出现了吉林系、海参崴系、北朝鲜系（该系又分为清津、雄基两系）、长图拉滨系、图牡系等若干贸易系统。引起上述变动的原因除经济交往外，政治及交通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珲春原为东疆南部第一重镇，但咸丰十年沙俄割占图们江下游左岸地区的大部分港口，海疆门户痛失，使珲春的军事、交通、商业地位一落千丈。清末民初，珲春逐渐由军事重镇发展为对俄的海参崴、朝鲜的雄基港进行贸易的城市。“清末，烟、布、米、盐由海参崴港运入，酒、面、小米白延吉运入，日用品大多由吉林方面运来，偶尔，从朝鲜进口粮食”。民国时期，珲春有大小商号500余家，主要集散大豆、烟草、烧酒等。珲春的交通困难一直是制约其经贸发展的关键。清末民初几经筹划建港通航，但均因政治及资金问题而流产。
延吉在清末先后设厅、府，民国时期又设市，加之交通问题逐渐改进，从而取代珲春成为东疆南部地区的政治、经济中心。以延吉为中心，其经贸分为两个路径进行。一是从营口港经由吉林，另一个是从海参崴港经由珲春。以上两个中心处于吉林系、海参崴系、北朝鲜系等经贸系统中。但由于延、珲两地山高林密水纵，交通困难，经营口、奉天、吉林的吉林系，路途遥远、成本昂贵，自清末民初逐渐减弱。海参崴系一为陆路，一为水路，但该系统自俄国十月革命后，世界政治形势发生了变化而逐渐变阻，只有北朝鲜系随着日本经济、政治势力渗入，日本货物由马关运至钟山，至会宁修有轻便铁路，从而经贸呈上升趋势。尤其是1917—1923年，朝鲜清津会宁铁路、中国图们铁路、天图铁路相继开通后，延、珲地区的经贸中心转向处于清津系的龙井贸易中心。
明清时期东北少数民族经济贸易文化演变
清前期的东北商埠，虽与互市有别，但却由于东北亚国际关系、各国的军政实力以及国际贸易观念淡泊等因素，还不能完全冲破“互市”贸易的框架。也就是说，在某种意义上，它仍属互市贸易的一种特殊类型，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国际贸易。并且由于意识形态的局限，商埠数量极其有限，地域也拘泥于边境，因此，其经济交流功能无法完全展现出来，可以看作是外交关系的副产品。另外，由于占据优势的清政府没有抓住主动开放的历史契机，始终封闭“龙兴之地”，从纵向而言，东北经济虽然也在发展，但比照关内差距却越来越大。尽管如此，主要基于政治因素而形成的商埠由于符合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因此在负载政治任务的同时，确实发挥了一定的经济本职作用：一是清前期商埠的出现，使清代东北保持了与周边国家及关内一定程度的经济往来，所以说，清前期东北虽处于相对隔绝状态，但不是一潭死水；二是东北对外贸易的发展亦为区域开发积累了些许资本，这就为清后期东北区域的进一步发展筑起一定基础。
随着中国在国际格局中的地位由主权国沉沦为半殖民地国家，主要在列强逼迫下建立起来的清后期东北商埠格局，虽然仍是加入民族主权思想内容的清政府“均势”外交政策的一种折射，正如时人钱能训所言：“事变日亟，藩篱洞开”后，“中国安危之大势，集重于东三省，欲保全东三省，以救中国之危，必有集于列国均衡之势”。但它已经完全冲破了传统互市形制，从此开始了真正意义的国际贸易。
总之，从1861年营口开埠始，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内外双重动力的推动下，同时为适应国际贸易发展规律，清政府开始改变政治经济政策，尝试着通过开辟商埠来应对危亡的局势。在多种因素推动下，历经萌芽阶段、雏形阶段、形成阶段、发展阶段后，清代后期东北商埠格局最终确立并得到发展。东北商埠格局在形成变迁过程中，呈现出商埠地域分布的规律性、类型的多样性及其发展的不平衡性等特点。清后期东北商埠格局及特点是在政治、经济等多种因素作用下形成的，反过来，此种商埠格局对东北社会经济、城市、文化等方面也产生了重要影响。
五口通商后半个多世纪中国社会文化总的变化趋势是：由以往的闭关自守，转而为面向世界；由过去的封建传统天下，变而为向近代化的趋进。西东北虽然开放迟滞，但因“强邻逼处，商埠建置，情势日有变迁，文化亦复增进”。这一方面道出开辟商埠的迫不得已，另一方面说明通商开埠对社会文化变迁的客观促进作用。
随着关内移(流)民的进入，尤其开禁后，移民的大量涌入，关内外文化的相互影响、相互融合，使东北文化更加多元化。东北开埠高潮出现后，交通发达，信息传播迅速，国内外经济交流范围不断扩展，尤其国际移民的留驻，开埠城市中拥有相对固定的居住区如铁路附属地、居留地，并有外国商会等团体的设立、学校的设置及本国语种报刊的设立，移植了本土文化，增强了文化凝聚力，异质文化的入就进一步加剧了东北文化的多元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