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借贷危机审视私营经济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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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许经勇1任柏强2作者单位：1.厦门大学经济学院2.温州大学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民营经济已经发展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全国民营企业创造了60%的国内生产总值，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提供了近80%的城镇就业岗位。如何促进我国民营经济的健康发展，已经成为一个关系国民经济发展全局的重大问题。温州是全国民营经济最发达的地区，民间资本达9000亿元，民间金融与民营企业的问题暴露得更早一些、更充分一些，因而具有典型性、代表性。研究温州民营经济可以起到“解剖麻雀”的作用，对认识全国民营经济具有普遍借鉴意义。
民间借贷是指公民之间、公民与法人之间以及公民与其他个体之间的借贷。央行的一份调查报告指出，2011年民间借贷市场的资金超过2．4万亿元，占当时借贷市场资金比重5%以上。以温州为例，89%的家庭和个人以及59%的企业参与民间借贷。民间借贷之所以广泛存在，一方面，是因为现行的国有银行的信贷规则和运作模式，是把资金重点贷给国有企业和公共性质的大项目，而在资金“瓶颈”下求生存的民营企业，很大程度上只能求助于民间借贷;另一方面，在通货膨胀乃至负利率的压力下，老百姓手中的钱缺乏有效的保值增值渠道。虽然央行放开银行贷款利率上浮限界，但是没有放开银行存款利率上浮的权力。这两方面的因素共同催生了民间借贷市场。民间借贷是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企业和个人财富逐渐积累、产业资本向金融资本转化，而正规金融尚不能满足市场需求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央行明确指出，民间借贷具有制度层面的合法性。但民间借贷利率必须限制在一定水平。我国《合同法》规定民间借贷利率最高不得超过国家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的4倍。在银行贷款利率4倍范围内属于合法利率。中国人民银行温州支行2011年6月民间借贷利率监测数据显示，温州民间借贷年利率为24．38%。
民营企业对资金的渴求与现有资金供给体制之间的矛盾，已经成为当前经济领域的主要矛盾之一。要解决这个矛盾就必须合理引导民间借贷，创造条件使民间借贷由地下转为地上。而破除国有银行垄断、实现利率市场化是极其重要的前提条件。2011年的温州民间借贷危机形成的内在逻辑是:作为“草根产业”的制造业，其先发优势不再，面临新的“瓶颈”，即经营效益持续下滑，经营成本不断攀升，陷入举步维艰的困境。加上连续多年的宽松货币政策，推动着房地产等资产价格猛涨，诱惑企业为追求高利润而转战煤矿、房地产等行业，强化了虚拟经济，弱化了实体经济。而随着宽松货币政策转变为适度从紧的货币政策，为填补因扩张冲动而形成的“资金窟窿”，一些民营企业被迫大规模求助于民间高利贷。与此同时，国家对房地产进行宏观调控，实行“限购”、“限贷”，房产卖不出去，房地产企业资金周转困难，也同样是被迫大规模借助于高利贷，借新债，还旧债，且愈演愈烈。当企业经济效益无法承受高利贷的巨额利息时，必然出现资金链断裂，民间金融危机随之爆发。在这里，起主导作用的还是银行，民间借贷仅仅是配角。
发生于2011年10月前后的温州民间借贷危机，至今仍然令人心有余悸。2011年3月，一些民营企业意外接到高峰期“停产让电”的通知，这比往年早了4个月。2011年4月下旬，情况变得更加复杂，个别企业甚至出现倒闭，人们把焦点集中在银根紧缩导致民营企业融资难上。2011年9月中下旬，温州企业主“跑路”的消息通过媒体报道传开。其中，浙江信泰集团有限公司(温州规模最大的眼镜公司)董事长胡福林和温州奥米流体设备有限公司董事长孙福财等在短暂“失联”被证实后，成为媒体聚焦的“风云人物”。胡福林是因为高利贷导致资金链断裂。他出逃时债务总额达到20多亿元，其中有8亿元为银行贷款，月利息为500多万元;其余12亿元为高利贷，月利息高达2000多万元。截至2011年12月底，温州老板“跑路”、企业关闭或停产事件已由10月初的93起增加到140多起。后官方出台了应对的措施，民间机构之间开展互助，除了成立温州民间资本投资服务中心外，还成立了2亿元规模的“企业重组要求救助基金”，以及采取行政手段，禁止用暴力强迫还债等，才把风波暂时平息下来。
二、产业结构转型滞后是引发温州民间借贷危机的深层原因
温州民间借贷危机虽然源于民间金融领域，但更深层的原因则必须从民营企业的产业结构的局限性谈起。
客观地说，温州33年的发展历程，本来就是一场自下而上地从社会最底层生发的农民创业运动。其主体80%以上是出身于农民，82%受教育程度为初中水平以下，呈明显的草根特色。这就决定了现阶段温州民营企业存在着难以超越自我的局限性。温州的产业结构是以轻工制造业为主。改革开放初期，适应计划经济时期优先发展重工业所造成的消费品严重短缺的需求结构，近乎无限需求的市场空间带动了温州民营制造业的迅速发展。但是，温州民营企业的产业结构，总体上不属于创新型产业，进入门槛很低，行业竞争越来越激烈，长期处于过度竞争状态。由于大多数民营企业缺乏自主创新能力，因而技术创新、管理创新、营销创新都乏力，缺乏差异化竞争优势。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在温州制造业中占有很大的比重，这类低技术含量、低附加值的产业长期依赖于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低价格、低成本的竞争优势为其生存与发展条件。而这种生存与发展条件之所以能够延续这么长时间，关键在于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体制尚未改变，很大部分资源要素价格被压得很低。而当前我国实施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发展战略，关键在于把以往因体制缺陷所造成的被低估的、外在的资源成本和环境损害成本内在化于企业，建立起能够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和环境损害成本的资源性产品价格形成机制。近年来随着保护生态环境与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能源、原材料、劳力、土地等要素价格持续上升，税赋负担增加，人民币升值，出口竞争白热化等，导致这类生产性企业的利润率越来越低。据测算，2011年温州用工成本提高30%左右，即使有可能从银行获得贷款，也要在基准利率的基础上上浮30%～50%。因为央行已经放开银行贷款上浮界限。加上各种费用，约相当于基准利率的2倍。
例如向银行贷款1000万元，得先提取300万元存在银行，不计利息，但借贷者须按照1000万元付息。与其相联系，许多生产性中小企业的经营积极性受到很大的挫伤。近年一些做实业的温州企业，对年利润率达到10%就相当满意了。而相比之下，炒煤、炒房、放高利贷，其利润率可以达到30%～50%甚至100%。温州官方多项调查显示，2011年的第一季度，温州的眼镜、打火机、制笔、锁具等35家主要出口导向型企业的利润同比下降30%，有1/4中小民营企业处于亏损的状态，有将近90%的民营企业工资上涨，还有75%的民营企业不同程度存在用工短缺。这就必然出现产业空心化。2001年，温州有近4000家企业生产打火机，到2010年不足100家。
在当前的中国，利润较高的行业，首先被国有资本所控制、所垄断，其次被外资所占领。因为外资在相当长时间内享受超国民待遇，准入门槛比民营企业还低，而至今民营企业仍然是享受次国民待遇。这一点在融资方面，显得特别突出。国有银行的贷款主要投向公共性的投资项目和国有大中型企业，处于竞争弱势地位的民营中小企业则难以享受相应的待遇。国有银行贷审部门和风险控制部门，私下都形成一种共识，即贷款给国有企业的钱如果收不回来，无非是从左口袋转到右口袋，最终还可以通过政策剥离将不良贷款交给资产管理公司;而如果贷款对象是民营企业，则往往会追究当事人的责任。而且长期以来形成的国有银行与国有企业之间的利益关系，使得在国有企业经营出现滑坡甚至陷入困境的情况下，鉴于原有融资额度大，银行也只能提供进一步的贷款支持，以维持企业继续经营，并通过不断增加贷款以保证利息的支付。只要不在行长任期内断供，则这种合作会一直持续下去。这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潜规则。所有这些不公平竞争规则，使得一直在夹缝中求生存的民营资本，在资产价格持续上涨、民营制造业利润不断下滑的环境下，被迫转向短期资本炒作，炒买炒卖，以钱生钱，从实体经济向虚拟经济转变，直至资产泡沫破灭，民间借贷危机爆发。这与其说是温州企业家的“蜕变”(有人说是从天使变成魔鬼)，不如说是温州企业家对经营环境与政策变化的理性反应。
三、金融制度改革滞后严重地制约温州民营企业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
民营企业产业结构要转型升级，除了必须形成强大的改革压力与动力外，还必须具备足够的资金来源。而在一个产业组织(民营制造业)与金融组织(民营金融业)严重错位，或者说在一个金融制度(民间金融制度)供给严重短缺的背景下，民营企业实现产业升级的资金保障就成了一个天大的难题。我国金融制度改革滞后，固然有多方面的原因，而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我国的经济增长方式，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增长。与其相联系，我国的市场经济体制，还不是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是一种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体制，还没有真正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特征是政府直接控制很大一部分资源，尤其是直接控制并直接经营银行，银行成为政府实现其发展目标的一种特殊金融工具。从理论上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金发挥着龙头和导向作用;生产要素的配置在一般情况下，首先表现为资金的配置;生产结构的变化，说到底是资金结构的变化。既然我国现阶段的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增长，政府为了使生产结构服从于其特定的发展目标，就必然要直接控制很大一部分金融资源。这就决定着我国现阶段的银行业具有高度垄断的特点。因而，就必然对民间金融采用歧视和排斥的政策，在特定情况下甚至是采取取缔政策。因为民间金融的存在与发展，必然会与国有银行争夺资金来源，侵犯国有银行的既得垄断利益，民间金融因此很难得到正常的发展。与其相联系，如果说我国民营企业(主要指制造业)的产生与发展，是自下而上自发推进的，即属于需求诱导型的制度供给，那么，我国民营银行家的产生，只能是自上而下地推进，即属于制度供给主导型，完全取决于政府的意志。这是温州为什么产生了数十万民营企业家，却始终产生不了一个民间银行家的根本原因之所在。
民营经济最发达的浙江省，被称为全国非法集资的高发省。2010年全省共立非法集资案达206起。应当指出的是，民间金融即使面对如此高压政策，也不会因此自动退出历史舞台。中国人民银行一份调查报告显示，目前温州地区地下融资额达到4600亿元。温州民间金融危机之后，温州市政府渴望通过加快推进地方金融改革，补齐金融制度改革滞后于经济发展的“短板”。温州市政府不仅出台了《金融改革创新行动方案》，还将《温州金融改革综合试验区总体方案》上报国务院。关键的问题在于，金融制度改革要靠自下而上自发完成是注定不可能的。这是民营工商业与民营金融业产生、发展的不同之处。应当这样看，金融制度的改革只能是从上而下地推行，只能是制度供给导向型，而不可能是制度需求诱导型。这就要求必须做好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也就是做好综合配套改革，特别是要把行政体制改革与金融体制改革有机地结合起来，使政府主导型的市场经济体制向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完全可以预料，在未来的金融制度改革中，博弈主要表现为民间力量与官方金融制度及其背后的管制力量(主要指中央政府的管制力量和现行国家金融制度)之间的博弈。地方政府是不可能发挥主导作用的。地方政府始终面临两难选择:从一方面看，地方政府为了促进地方经济增长，就必然要扶持民营经济发展，而要扶持民营经济发展，又得支持、鼓励民间金融组织为民营企业提供充足的资金来源;但是，从另一方面看，一旦出现民间借贷危机，维护金融安全又是地方政府的责任，在这个时候，地方政府又会站在民间金融的对立面，参与整顿甚至取缔，直至动用警方力量。无论如何，我们不能因为温州发生民间借贷危机，而否认民间金融的作用。从温州30多年的发展中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即没有温州的民间金融，就没有温州的市场经济，也就没有温州的民营企业家。无论是在政府从宽货币政策背景下，还是在政府从紧货币政策背景下，民间金融与银行之间都应形成良性互补的竞争合作关系，有效地满足各类经济主体的不同资金需求。从某种意义上说，温州民间金融是温州银行抵御金融风险的第一道防线。温州是全国银行生态最好的五个城市之一，其中就有民间金融发挥互补的功能作用。
指出，民间借贷是正规金融的补充，有一定积极作用。要通过完善法律、法规等制度框架，加强引导和教育，发挥民间借贷的积极作用。我们认为，引导民间金融资本从地下转移至地上，关键在于完善市场准入机制。一旦市场准入机制得到完善，类似小额贷款公司等民间融资机构就会像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金融制度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就是降低金融准入门槛，让民间资本平等地进入银行业。尤其是要创造条件，让更多的民营中小银行存在，创新金融业务，加强风险管理，为民营企业提供稳定规范的融资渠道。与此同时，还要着力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冲破国有银行的垄断地位，让银行业在平等的市场竞争中，缩小国有银行和民间银行的存贷款利率差别。发挥利率杠杆在资源优化配置中的导向作用。让民间资本平等进入银行业的前提条件，就是实现利率市场化。党的十六大报告就明确提出，创造各类市场主体平等使用生产要素的环境。在更大程度上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健全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建立健全由市场供求决定的利率形成机制，中央银行通过运用货币政策工具引导市场利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其中的一段论述与十六大报告的调子完全一致，即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营造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的体制环境。在利率市场化改革方面的提法，近10年几乎一模一样，说明了这方面的改革仍处于僵持阶段。银行利率市场化有利于提高资金的配置效率，有利于提高民营企业的竞争力，有利于消除高利贷现象，但会打破国有银行的垄断局面，导致国有银行利益的流失，同时也有可能导致部分银行倒闭，这就要求必须建立健全银行存款保险制度，建立健全存款保险公司。
正规金融机构(银行)与民间金融利率“双轨制”，严重扭曲了资金价格信号，导致资金价格机制有效配置资源的功能丧失。因为在资金价格水平无法真实反映市场需求的情况下，正规金融(银行)的信贷资金配置自然而然会向国有大中型企业倾斜。因为银行和大型国有企业之间一般都有稳定合作关系，大笔贷款均以基准利率上浮10%优惠发放，而中小民营企业的贷款利率即使上浮50%，也难以贷到款。目前温州约有80%～90%的中小民营企业无法从正规金融机构即银行贷到款，只好选择民间借贷。而温州民间借贷利率中高的达到年利率60%，是一年期银行贷款利率的10倍。利率市场化改革与打破银行业垄断是同一问题的两个侧面。在间接融资难的背景下，民营企业也可以通过创造条件上市。当然，民营企业上市毕竟是少数，不具备普遍意义。福建省晋江市目前共有民营企业11953家，上市公司仅有37家。
四、“去脱节化”即弃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相脱节是重振温州民营经济的必然选择
实体经济是指物质的、精神的产品生产与流通等经济活动，包括农业、工业、交通通信业、商业服务业、建筑业等物质生产和服务部门，也包括教育、文化、知识、信息、艺术等精神产品的生产和服务部门。实体经济始终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而虚拟经济是与实体经济相对应的，是经济的虚拟化，西方经济学称之为金融深化的必然产物。目前民营经济面临的问题是，偏重虚拟经济、忽视实体经济的倾向较为突出。实体经济发展动力下降，产业升级较为缓慢，部分资金由实体经济转向投机市场，一些民营企业家频频炒作资产。
国内外的实践经验告诉我们，忽视实体经济的发展而过度依赖虚拟经济，必然会带来严重的后果。简单地说，虚拟经济就是以钱生钱的经济活动。虚拟经济是实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既受制于实体经济，又有自身的运行规律。其最大特点是可以摆脱实体经济所固有的时空局限性，如炒买炒卖。如果虚拟经济摆脱实体经济独立运行，自我循环，发展到一定程度就会出现严重泡沫。因为虚拟经济是以信用为基础的。实体经济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根本基础。德国是一个制造业大国，正由于这个国家注重发展制造业，才成功地抵御了全球金融危机。2007年，美国制造业仅占国内生产总值11．68%，对国内生产总值贡献最大的是房地产业与金融业，其利润率占美国企业利润总额的40%以上，经济过度虚拟化、产业空心化，直接导致金融危机爆发。荷兰、日本、英国等国经济地位的不断下降乃至趋向衰落，无不源于金融、地产经济的片面发展。要防止产业空心化，首先要防止经济泡沫化，让实体产业有利可图。这一点是最重要的，也是最艰难的。我国农业空心化现象已经明显地凸显出来，越来越多的人担心农民后继无人即谁来种田;而我国的制造业尤其是民营制造业的产业空心化趋势逐渐显现出来。在金融越来越居主导地位的情况下，产业空心化现象是难以避免的，问题在于如何把它控制在最低的限度。在前不久召开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着重指出，要确保资金投向实体经济，防止出现产业空心化。要坚持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的要求，牢牢把握发展实体经济这一坚实基础，从各方面采取措施，确保资金投向实体经济，有效解决实体经济融资难，防止虚拟经济过度自我循环、自我膨胀，防止出现产业空心化。
实践经验告诉我们，金融产品的功能越复杂，衍生的层次越多，越会带来两个问题:一是内在风险加大;二是偏离实体经济更远。要发挥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的功能，就要防止金融业出现因创新过度而形成的自弹自唱情况。当前我国金融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放开市场准入，允许民间资金设置各类股份制的小型金融机构。通过充分的市场竞争，一些地方的高利贷现象就会逐步消失。2010年颁布的《国务院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指出:允许民间资本兴办金融机构，支持民间资本以入股方式参与商业银行的增资扩股。鼓励民间资本发起或参与设立村镇银行、贷款公司。完全可以预计，民营经济进入金融领域，兴办各类股份制、区域型的小型金融机构，包括贷款公司、村镇银行和资金互助社等，将是未来几年我国金融领域改革最有特色的事情。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大力提升金融服务于实体经济的功能，扩大金融服务的覆盖面，加大对薄弱领域的金融支持，特别是解决农村金融服务不足，以及小型、微型企业融资难的问题。后者的关键是要依靠发展专门为小型、微型企业服务的小型金融机构，特别是发展一些专门从事小额贷款的社区银行。同时要降低民营经济创办小型金融机构的准入门槛。允许民营企业开办村镇银行，或者是成为村镇银行大股东，逐步提高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比例，将经营良好的小额贷款公司升格为可吸收存款、发放贷款的村镇银行。2012年3月28日，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正式批准实施《浙江省温州市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总体方案》。会议认为，开展金融综合改革，切实解决温州经济发展存在的突出问题，引导民间融资规范发展，不仅对温州的健康发展至关重要，而且对全国的金融改革和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探索意义。
民间金融阳光化与规范化，发展草根金融支持草根经济，为温州实体经济发展提供金融支撑和政策保障，是这次会议向外界传递出的最重要的政策信号，标志着我国金融体制改革将步入新的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