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集群规模效应联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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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本论文主要从产业集群效应的有限性分析；集群规模与集群效应的关联模型分析等进行讲述，包括了集群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分析、集群效应的有限性分析、网络组织制约机制的弱化导致网络结构成本的增加和协同性的弱化、随着集群迅速成长和规模的扩大，集群企业之间形成的程序化协同模式等，具体资料请见：
迈克尔·波特认为产业集群是指在某一特定领域中(通常以一个主导产业为核心)，大量相互关联的企业及其支撑机构在空间上集聚，并形成强劲、持续的竞争优势的现象[1]。产业集群是世界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典型现象，美国的硅谷、印度班加罗尔的软件业、意大利的瓷砖业等都是比较著名的例子。在我国经济较为发达的广东省和浙江省，也出现了具有一定规模、对地方经济发展起到了极大推动作用的产业集群；北京、上海、天津等市以及福建、山东、河北、辽宁、河南等省都出现了产业集群的雏形。产业集群也逐渐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焦点和热点问题。
国内外理论界对产业集群的多数研究主要集中在集群的发展机制及其对区域乃至国家经济发展产生举足轻重的正外部性作用方面，而对产业集群负外部性所产生的风险及其对经济发展的阻碍作用等“负面”角度研究的理论成果还不多见，研究成果也不成熟，对产业集群积极作用的片面和过分强调容易让人形成一种错误的看法，只要建立起集群，地方乃至国家的经济就会蓬勃发展，这显然有违各国经济发展的现实[2]。世界上有很多原来十分发达的产业集群，如今已经或正在走向衰退，如西欧的很多钢铁、煤炭、造船、纺织等著名区域性产业。如何充分发挥产业集群的正外部性，控制负外部性的产生，促进产业集群的良性发展以提高区域竞争力是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对于产业集群负外部性所产生的风险，奥地利区域经济学家Tichy[3]从集群的产品生命周期引发的结构性风险的角度进行探讨，Fritz[4]等在Tichy研究的基础上分析了周期性风险对产业集群的冲击，文献[5]提出当产业集群发展到成熟阶段以后，可能会形成某种特定意义上的“超稳定结构”，从而抑制产业集群的学习效率和创新效率，致使产业集群走向衰退。文献[6]从生态学的角度，采用生物学类比方法，分析了集群的内在风险及其危害，并提出相应的防范对策。本文从产业集群效应的有限性分析出发，基于产业集群规模角度来探讨集群效应。
1产业集群效应的有限性分析
1.1集群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分析
产业集群是现代经济构成的单元结构，能产生巨大的集群效应[7]。集群效应主要体现为经济效应与社会效应两个方面。
1)集群的经济效应分析。马歇尔从集群所带来的外部经济进行分析；韦伯从集聚因素带来的经济性——“一般经济开支成本”的降低来研究；波特从组织变革、价值链、经济效率和柔性方面分析了产业集群所具有的竞争优势。一般认为产业集群的经济效应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①外部经济效应，包括外部规模和外部范围经济。产业集群的外部规模经济表现在集群内企业实行高度专业化的分工协作，每个企业承担产业链中某一环节的活动，生产效率极高，使无法获得内部规模经济的单个中小企业通过外部合作获得规模经济，所以企业既能享有规模经济带来的好处又不必过分扩大企业规模，使企业实现了“柔性”与规模的统一。产业集群的外部范围经济是指企业集聚特别是相关产业的企业集聚时，可通过垂直联系及时获得与供应商、客户之间的业务联系，通过水平联系可以借助分包商的生产能力、控制分包商的产品质量，也就是说企业可以调动更大范围内的资源，实现资源的更优配置。总之，在集群内企业可以在不牺牲“柔性”的条件下获得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比单个企业有更高的经济效率[8]。②交易成本的节约，集群内企业大部分交易在群内进行，集群内企业交往频繁，协作关系较稳定，容易建立起相互信任的合作关系，这有利于减少谈判环节，提高谈判效率，增进协作关系从而降低谈判成本，提高合同执行的效率。③群体效应。集群内企业通过联合可以形成实力强大的集合体，其集合效应远远超过单个企业的简单叠加，具有“1+1＞2”的效应，具体表现为：a．同行业的企业利用地理接近性，通过合资、合作或建立联盟等方式共同进行生产、销售等价值活动，可以提高经济活动的效益；b．集群内企业便于采用和推广相同技术标准，提高该标准的认可程度，并且集群对新标准的制定有较大的影响力，有时甚至可参与国家标准的制定；c．集群的知名度能吸引更多供应商和销售商，扩大企业的交易范围，争取更有利的交易条件，提高企业的获利水平。④学习与创新效应，产业的空间集聚可以促进知识、制度和技术的创新和扩散，促进产业和产品的更新换代，以及新产业组织的形成。产业的空间集聚，使集群企业通过专业化分工和市场交易逐步形成网络化组织结构，平等合作下的网络协同模式使企业能够集中资源专攻价值链中的某些环节，提高专业化水平，促进产业和产品的不断创新和新产业组织的形成。同时，地理位置接近和频繁交流，使集群内企业的创新成果扩散更快，更容易为其他企业所学习和吸收，从而促进整个群体创新能力的提高。
2)集群的社会效应分析。集群的社会效应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①有利于形成地区核心竞争力。产业集群所具有的竞争优势有利于形成地区产业优势，并进一步形成区域的核心竞争力，表现为具有地方特色的产业集群，就是大量相关企业空间集聚所形成的本地化的产业氛围和产业综合竞争力，这是其他区域最难模仿的，这些产业集群往往成为地区经济强劲持续增长的源泉。②对经济的贡献具有乘数效应。产业集群具有的竞争优势能够吸引更多企业加入，为区域带来更多的资金、技术、人才，促进集群的良性发展，不仅可以把某些产业做大，而且这些产业的兴旺带动其上游产业的发展，促进其下游销售、运输业的发达，并且从横向上带动相关产业以及文化、教育、金融、信息、服务等行业的发展，这会使地区经济成倍增长。事实也证明了产业集群密集的地区，其工业、商业、文化教育、运输、金融、服务等行业都取得了迅猛的发展。所以一个地区可以通过对产业集群的培育实现地区经济的腾飞。
1.2集群效应的有限性分析
成功产业集群的示范效应使得产业集群正成为许多地区制定经济政策的战略工具。但是集群的正效应并不是无限扩大的。产业集群能给企业带来很多好处，但也正是这种聚集，往往会导致一种内闭号隋性。产业集群的精细分工，使得整体结构较为稳定，企业作为其中的一环，形成一种依赖，转变往往较为困难和痛苦，这种转变在产业集群和企业层面往往呈现一种周期性的低迷；产业集群长期所形成的组织制度、文化，一方面聚集企业，形成活力，另一方面又形成一种惰性，妨碍企业的升级，加速产业集群的退化(参见图1)。
Saxenian[9]研究了地理位置接近、技术相似的硅谷和128公路地区高科技产业群，认为硅谷地区日趋繁荣，而128公路地区走向衰落的根本原因，是社会文化、制度、工业体系差异等因素之间的非协调性抑制了“集群”效应，并产生负外部性。Amin&Thrift[10]从网络组织的角度对产业集群的效应进行了研究，认为集群企业之间面对面地联系和隐性知识的依赖使产业网络易于被锁定，并且是不断增强的自我保护型锁定，最终产生区域僵化。Low&Abrahamson[11]则从文化影响的角度出发，认为产业集群相互依赖的网络在最初阶段是力量源泉，但由于环境动荡可能成为产业集群僵化、失去弹性的源泉，继而使集群中企业对外界动荡的反应能力变得缓慢。Hakansson&Snehota[12]从网络系统观出发，提出了影响网络组织结构的基本变量(活动、行为主体和资源)以及所构成的网络关系，指出网络变量——行为主体、资源和活动是彼此依存的(参见图2)。
Hakansson等认为，企业间这种网络关系，承担了企业创新活动的组织功能。产业集群内网络根植在共同的文化氛围(macroculture)中，在集群形成阶段是促进创新的要素，但随着各种网络因素的变化，也可能导致“区域锁定”，阻碍集群的持续发展[13]。Belussi&Arcangeli[14]认为，不完全契约、道德风险、机会主义和“搭便车”都会引起网络成本的增加，从而削弱网络的优势。笔者认为导致集群效应有限性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
1)网络组织制约机制的弱化导致网络结构成本的增加和协同性的弱化，导致产业集群效应的递减，在集群演进过程中，如果不能形成较强的协同关系制约机制，一些机会主义者追求短期效益，“赚一票”就撤，将给集群整体利益带来威胁[15]。集群内部知识与技能的高度外溢性和创新的高风险性，使得集群内一些企业不愿进行R&D的投入，而是“搭便车”，对市场上新产品模仿创新，甚至只模仿不创新。结果本地企业产品雷同现象严重，本地企业低水平价格竞争最终难以避免。更为严重的是“搭便车”行为使集群企业中滋生出“创新”的惰性，削弱了集群对外部环境的应变能力，同时由此而产生创新收益的非均衡分配，进一步导致“集群”创新投入的衰退，结果必然阻碍产业集群的持续发展。
2)随着集群迅速成长和规模的扩大，集群企业之间形成的程序化协同模式，将产生不断自我增强和自我保护的锁定，最终将产生负的集群效应而导致产业集群的僵化。集群是建立在“信任”基础上的网络组织，在同一网络内的长期合作中，集群内个体之间的交易，基本上是建立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并逐步在集群内部相互关联的网络化结构中形成程序化协同模式，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企业间交易的顺利进行，降低了交易成本。但是，当集群内企业习惯基于“信任”的网络化交易之后，他们逐渐不想或是不敢与集群外企业或机构进行相关交易活动，进而，集群内企业的国际化正规经营运作能力不断减弱，反过来使其更加不愿意参与集群外部的经营活动。久而久之，区域集群便成为一个自我保护锁定系统，除了少数直接面对市场的企业外，大多数企业完全在这个锁定的系统中运作，使整个集群对于外部知识、技术的获取能力以及对于外部环境应变能力不断减弱。最终将导致产业集群僵化，阻碍产业集群的持续发展。
2集群规模与集群效应的关联模型分析
要控制集群效应有限性所产生的风险，应加强集群网络组织的治理，强化网络的制约机制和网络组织间的协同性；控制集群成员的投机性，降低或负强化“搭便车”行为效应。同时要不断更新变革集群内部的程序化协同模式，防止自我保护锁定所导致的产业集群僵化，保持集群的动态灵活性。
笔者认为保证产业集群规模的有效性将是发挥产业集群效应，控制集群风险的有效方式。因为集群效用有限性的制约因素，是在产业集群不断动态演变的过程中，随着集群不断发展，规模不断扩大，逐渐形成和被放大的。集群规模对集群效用存在一个极值点，当集群规模超越极值点时集群效应将迅速递减，这个极值点是集群规模对集群效应的效应极限约束。本文引人集群规模与集群效应关系模型加以证实(见图3)①。模型建立在以下理论假设之上。
假设1集群的规模主要取决于集群内成员企业的个数与集群内可共享的资源。
根据规模经济的特点，这一假设可以成立。
假设2集群效应主要取决于集群企业对集群资源的贡献量和集群资源共享机制等因素，可通过集群成员企业分享的集群利益测度集群效应性。因此，资源分配的公平性，是决定集群效应的重要因素之一。
为简化分析，这一假设可以成立。
假设3集群的利益分配机制受政府政策、集群学习机制、集群文化、地方政府行为偏好、网络组织制约机制等因素影响。
假设4成员企业在集群内游说活动、寻租等，会使集群内部信息歪曲。信息不对称性导致集群利益分配的公平程度与成员企业数量成反向变化关系。
假设5集群内资源分布、各成员企业贡献均等，利益分配实行平均主义。由于资源分布均等，因此，在信息不对称情况下，平均主义更能以较低的甄别成本反映企业在聚集区域中的贡献。
产业集群规模，是产业集群能有效控制和利用的资源总量状况，反映集群利用资源的协同效应的广度，具体分为成员数量和市场占有量及生产规模等方面[16]。这只是一般意义上的集群规模，本文研究产业集群的最合适规模，主要从企业成员数量的角度来探讨产业集群规模。
假定集群内成员企业数目为n，R(n)为集群内成员资源集聚后产生的集群内可共享的资源；成员企业i对集群内总资源的贡献量为Ci，则R(n)可表示为
成员企业可分享的集群利益Wi取决于成员企业可分享的集群资源份额hi和集群可共享资源总额R(n)，成员企业可分享的集群利益Wi为
其中，成员企业i获取的资源份额hi取决于成员企业i对集群内总资源的贡献量Ci和集群利益分配的公平程度e，即hi=h(Ci，e)
i=1，2，…，n
Ci取决于该企业所拥有的资源禀赋Wi和成员企业的努力程度。根据激励效应理论的社会公平原理，成员努力程度主要由集群内利益分配公平程度e决定，则Ci可表示为Ci=C(wi，e)
i=1，2，…，n
设集群内总资源禀赋为TW，则
wi=w(TW，n)
i=1，2，…，n.
基于以上分析，集群内企业成员数与集群效应之间的关联性，主要取决于dw/dn的变化。
根据假设5，集群内各成员企业所拥有的资源wi=TW/n，为了简化分析，将函数关系设定为
ci=wei；
e=1/nλ，0＜1＜λ因此，wi可以表示为
(6)式中，随着λ增加，d2wi/dndλ显著地趋向大于0.分析(4)～(6)式，可以得出相关结论：①如果λ=0，则(4)式意味着在集群资源一定的情况下，集群内成员企业的个数对成员所得为反向影响(这里没有考虑TW与n是否同步变化的情况)；②由(4)和(6)式可见，随着λ增加，n对集群成员企业所得的负效应越大；③由(5)和(6)式可见，随着n的增加，dwi/dn与d2wi/dn2wi/dn2均递减，如果集群规模超过了一定数量，产业集群的集聚效应将大幅度地递减；④集群效应和集群规模存在一个极值约束，令dwi/dn=0，此时d2wi/dn2＜0，则可求出集群内成员企业分享的集群利益最大时集群所包容的成员企业的最大个数。
3结论和启示
产业集群其竞争优势来源于集群所拥有的资源禀赋及其资源整合能力。其中集群成员所拥有的资源和集群的结构方式影响了集群的竞争优势，即集群的竞争力取决于集群网络结构中形成的资源整合的协同效应。但是，产业集群的集聚效应是有限的，受产业集群的资源禀赋、集群网络组织制约机制、集群的文化、政府政策及当地政府行为偏好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产业集群的有效集聚存在一个集群规模问题，即集群所包含的成员企业个数的极限约束，在没有达到极限约束之前，增加集群成员企业个数可以不断增强企业的集聚效应，但如果超出了这个极限的约束数目，产业集群的集聚有效性将大幅度地递减，因为产业集群规模过大，可能会造成集群内部恶性竞争，或者超过环境与经济承载力及市场负荷，则集聚效应反而会减少，如，由于资源短缺，发展空间受限，珠江三角洲、闽南三角洲、长江三角洲中经济发达城市的工业用地已近乎枯竭，土地价格暴涨；水、电、煤等基础生产资料供应紧张，无法保证企业的正常生产，制约了现有传统产业集群的进一步发展，仅浙江一省，三年间因土地涨价、电力紧张、劳动力短缺等因素的影响，被迫转移到外省、市投资的企业达500多家，转移资金达4000多亿元；又如，宁波市象山县爵溪街号称“中国针织名城”，在2平方公里多的区域上聚集了400余家针织企业，“彪马”、“小脚板”、“华伦天奴”、“阿迪达斯”、“耐克”、“圣罗兰”等近30个世界名牌都在此加工，2003年全街道的工业总产值为65亿元，但是严重的缺水已使爵溪的许多企业陷入了生存困境。
产业集群规模与集群效应的相关性对我国产业集群发展有以下的启示。
(1)建立有效的“竞合”机制．目前我国许多省市纷纷实施“产业集群的做大做强”战略，试图以大规模吸引更多的高“禀赋”的企业，来增强集群效应。然而在实际运作中，很多企业只是停留在地理上的扎堆状态，在产业价值链上相关企业没有组织成有序的系统，企业之间也没有建立正式或非正式的合作(交易)关系，企业也没有通过共享专用信息和在技术、市场营销、培训、设计等项目上进行合作而获得外部经济，因而不具有较强的“集体效率(collectiveefficiency)”，无法发挥相应的集群效应。在这样的产业集群里，同质的成品企业之间相互竞争，同质的配套企业间也相互竞争，这样在产业链构成及不断延伸过程中，同类企业的恶性竞争难以避免，相互压价、低价竞争必然愈演愈烈。而一旦低价优势成为主要或唯一的竞争武器，它在市场上能够冲锋陷阵一段时间的同时，必然遭遇两大阻力：①外部市场，低价竞争对外部市场来说，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不公平竞争，于是引发反倾销，如欧美对中国纺织品采取“特保”、“设限”措施，其表面原因就在这里；②集群内部逐渐滋生的阻力，集群内部低价竞争，企业的利润空间肯定越来越小，甚至没有利润，企业为求生存，有的就降低质量，产生“柠檬市场[17]，甚至出现假冒伪劣，结果砸了自己的牌子，使“集群”难以为继。曾经红火的温州灯具业就这样几近消亡。要处理这样的集群危机，根本出路是调整产业结构，在调整中压缩产业规模，建立起较强的“竞合”机制。为防止盲目扩大集群规模，保证集群的有效性，建立起有效的“竞合”机制是非常必要的。因为集群效应主要体现在集群企业间既竞争又协作的关系的均衡上，只有通过“竞合”机制的淘汰功效的发挥，自然地控制集群的有效规模，才能保证产业集群动态持续发展的活力。
(2)增强集群企业的异质性，提高集群企业的产业关联度。集群企业的产业关联度是集群规模有限性的重要影响因素，集群规模的有限性是建立在同质企业的假设基础上的，所以加强集群企业的异质性，提高产业之间的关联度，可以相对延伸集群规模的极限点，扩大集群规模的有效区间和产业集群的规模效益。产业之间关联度的增强能够改善集群企业的分工地位，有利于优化产业结构模式，增强产业竞争力。所以，实施产业集群战略不应以扩大规模、扩展土地为目标，而应根据区域现有的资源禀赋，以增强集群企业的异质性，提高集群企业的产业关联度为基础，实施相应的产业集群战略。
(3)对大企业进入集群区域所引起的集群结构变化应给予关注。应注意防止大企业在集群内形成垄断支配地位，而将关联企业作为其附属，破坏集群内天然的“竞合”关系。企业集群相互依赖的网络在最初阶段是力量源泉，但由于环境动荡，在同一网络内的长期合作中，集群企业之间面对面地联系和隐性知识的依赖使产业网络易于被锁定，并且不断增强的自我保护型锁定，可能使产业集群僵化，对外界动荡的反应能力变得缓慢。久而久之，集群便成为一个自我保护锁定系统，除了少数直接面对市场的企业外，大多数企业完全在这个锁定的系统中运作，整个集群对于外部知识、技术的获取能力以及对于外部环境应变能力不断减弱。最终将导致企业集群僵化，阻碍企业集群的持续发展。为了保持集群的创新活力和持续发展，应根据集群发展的状况，适当地限制大企业入园的数量，防止技术垄断和产业控制，促使集群内天然的“竞合”关系的形成。
(4)地方政府应适当引导集群的规模，增强集群总体的生产能力和市场占有率，扩大集群的影响力。政府应是集群的催化剂、润滑剂或者桥梁，间接参与产业集群的创建过程，要让企业成为集群的主导者。政府不要刻意创造产业集群，要避免创造产业集群导致的高成本、高风险和不同的地区追求相同的产业集群导致的重复建设。政府必须以现有的或者是新兴的集群为前提制定相应规划，规划重点应为企业提供尽可能完善的服务和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加快市场中介服务体系的建设，在集群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政府应引进产业内极具竞争力的企业或一些公共机构、智囊团体，改善集群的结构。集群政策的目标应该是遵循产业集群形成、演进、升级的规律，把握集群发展各阶段的特征、满足产业集群发展的外部环境要求，并有针对性地对产业集群发展中的共性问题进行深入研究，制定切实可行的措施来促进产业集聚，通过对集聚产业的整合、调整从而延长产业链和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