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资本主义经济扩张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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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美国资本主义的经济扩张

十九世纪是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黄金时代,且无论什么地方都没有比美国更能体现资本主义经济的繁荣。在工业革命的第二阶段(1840—1875年),与对美国和加拿大的工业化的展开相一致,打上了铁路和重工业兴起的标记。铁路和运河的建筑物面向全球市场开放,到1850年仅铁路就占美国所有投资总额的15%。然而,到十九世纪末,伟大的铁路繁荣期终结,经济增长和地理上的扩张都开始减慢,到1890年人口调查局正式宣布“新开拓地移民”结束。三年之后,美国历史协会在芝加哥召开的一次讨论会之前,特纳提交了他的著名的“边疆论文”。在特纳看来,美国历史直到1890年可以看作是一本伟大的打开的书,这本书的中心论题是成功地征服边疆:

它由印第安人和猎人开始;接着通过文明的探路者———商人入场讲述告别野蛮状态的故事;随后我们在大农场生活里阅读游牧时代的编年史;它通过在稀少定居的农业公社里种植无保护的由玉米和小麦等构成的农作物进行土地开发;发展到密集的农业定居点的集约栽培;最后形成具有城市和工厂体系的制造业组织。

在特纳看来,每个新的自然环境,产生了不同类型的“边疆居民”:畜牧业的开发带动了猎人和商人走向西部,草地资源的开发带动了牧场主和牧场工人走向西部;处女地的开发吸引了在河谷和林间空地耕作的农民去开垦。每一座边疆城市都“是通过赢得一系列的对印第安人的战争”即征服敌视白人的印第安人和坚硬的荒地而建立的。每一个可敬的“边疆开发者”就是“一所军事训练的学校,保持着抵抗进攻的活力,并发展着边疆居民强健的体魂和强壮的体魄。”就特纳而言,美国经济繁荣和政治民主根源于“自由土地制度”的有效性。边疆的结束意味着没有更多的自由土地可供开发。繁荣和民主因此都受到威胁。唯一的答案是将在国外寻求新的边疆。

这样的扩张主义的观点不是没有针对他们的批评者。在伟大的社会批评家凡勃伦的视野里,通过特纳所说的边疆居民推动的美国社会边疆的扩张———在它的后期阶段并没有实现象垄断公司那样的巨大效益,———而是一种巨大规模的浪费的历史。凡勃伦认为,商业文明在获取哪些掠夺的和金钱的价值的过程中已经创造控制技能、工业和自然保护的价值的文化。与特纳提出的关于边疆的观点很不相同,凡勃伦在1923年发表的《无主所有制》一文中指出,自然资源利用的“美国计划和政策”是非常简单的一种有计划地将所有的公共财富转换成合法的占有的私人利益的实践安排。

作为首要自然资源的有皮毛利用价值的动物(毛皮兽)以这种方式被捕捉和耗竭。这种通过系统的掠夺自然财富致富的同样的实践方式当时被应用到实行奴隶制的南方土地上,由于棉花生产过度发展致使一些南方种植园变成了废墟;对于贵重金属的掠夺式开采;对于“木材、煤、铁和其它有用的金属,石油,天然气,水力、水利资源和运输(如滨湖区、通行权、终端设备)”的掠夺性开发。通过把它们作为“自由所得”之来源实现自然资源的“资本化”,凡勃伦认为,这是在国家和全球范围内鼓励浪费。例如,与浪费的木材相关的砍伐原木和土地清理的活动规模是如此之大以致于自十九世纪的中期以来的这一时期伐木工人所工作的这类企业对树林的破坏与对它的利用相比较其反差是相当可观的。

二、美国环境保护运动的发展

就大多数关心保留荒地的环保主义者而言,荒地不只是面临人类冲击的消失中的边疆,而且还包括不依赖于人类而独立存在的那部分自在自然。佛蒙特州自然保护主义者马什写作了他的经典著作———《人与自然》一书(1864年出版,被芒福德称之为“环境保护运动的源泉”)。该著系统地研究和详细地论述了自十八世纪晚期布丰的著作发表以来的“人类活动对地球变化所造成的影响”。然而,马什的观点与布丰的关于人类控制自然能力的启蒙主义乐观估计的呐喊相差很远。“在小亚细亚、北非、希腊、甚至欧洲的阿尔卑斯山的部分地区,”马什写道:

人类从事的活动推进到哪里对自然环境的负面影响就延伸到哪里,使得这些地区的地球的表面将变得几乎完全像月球一样荒凉。虽然在那个我们称之为“特定历史时期”的短暂的时空范围以内,它们曾经是著名的由繁茂的树林,翠绿的草原,富裕的牧场覆盖的,但经过人类的开垦,这些地区的自然环境如今已经严重地恶化了。除非经历重大的生态变化或者有其它的神秘的感应性,或者我们现在不能掌握知识的力量,或者我们没有进行额外的保护控制,要不然就再也不能使它们变得适合人类利用了。地球正快速度地变成不适宜它的高贵居民生活的家园了…另一个同等的时代性的人类愚蠢和短视的行为表现为…环境恶化将进一步导致这样一种低劣的生产条件,破损的地面环境,至于再加上堕落和反文明的威胁,也许连人类这个物种都要消失了。

没有人比马什更强调自然不是某种外在于人类生命的存在的事实,而人类生命乃是他们自身的自然的创造者。马什在《人和自然》这本书出版之前写给他一位朋友的信中谈及他的写作意图:“作为一本小册了所要说明的与(某些人)主张地球创造了人相反,实际上是人创造了地球。”换句话说,自然不能再被视为实际上外在于人类社会的自在世界,而是应看作是在一定程度上经过人类改造的作品。因此,马什的方法是使以前从未进入人类历史领域的自然议题开始成为人类历史问题。而且,以警报的方式对人类改造地球的后果予以警告。在对整个地球实行“审计”以后,马什断定:“人处处都是一种不安分的力量。无论他的脚步移动到哪里,大自然的和谐总是转变为不谐和…。在所有的生物机体中,只有人在本质上被看作是一种破坏性的力量,人能驾轻就熟的使用自己的精力,而自然…则完全是软弱无力的。”

虽然工业化仅仅是间接地进入马什的分析之中,但显而易见的是它构成了他所描述的生态的破坏后面的主要力量。因而,《人与自然》———这本论述地球生态破坏的先导性著作在二十世纪之前出版(1864年刊印),正好在马克思批判工业资本主义时代的名著《资本论》(第1卷1867年刊印)问世三年之前,应不仅仅是巧合。这两部著作都是对工业革命产生的影响力的回应。当马克思的观点帮助启发工人阶级进行反对资本主义的革命的时候,马什的观点推动着将斗争的目标放在限制人类对自然的掠夺方面。

1864年,当《人与自然》出版的时候,是公共环境保护的转折点的标志:美国政府将约塞米蒂公园作为一个约定受保护的公共公园转让给加利福尼亚州。几年以后,在1872年,联邦政府建立了作为第一个国家森林公园的黄石公园。美国这些日常的环境保护运动的发端是通常与诸如马什、奥姆斯特德、缪尔、利奥波德等伟大人物密切结合的,并随同更多的拥有管理职权的自然保护主义者如吉福德·品彻和西奥多·罗斯福联系在一起。然而,值得记住的是有许多不同的个人,现在绝大多数被忘却了,他(她)们反对肆意破坏自然环境和极度恶化城市环境。这些抗议者大部份是妇女。例如,在给《大西洋月刊》撰写的随笔中大约有一半是论述自然的,这在十九世纪晚期的时候成为了公认的风格,而这种风格是由妇女倡导的。正是在1887年《奥杜邦杂志》的第一期,撒克斯特写了反对用稀有鸟的羽毛装饰帽子的女性流行时尚。

引导环境保护运动发展的主要是对生物绝灭率的关注。通过环境保护主义者的观察,对那些到见证美国荒野流耘的人来说到十九世纪末就更清楚了,野生动植物的灭绝正在到处发生。当欧洲人最初到达的时候,大约有400万头野牛的生存在遍及北美三分之一的山脉。猎杀野牛的商业狩猎始于1830年代,当时正是野牛皮开始被做成商业皮革的时候,不久就达到一年200万头,在1870年以后上升到300万头。太平洋联合铁路公司在1869年完成将野牛划分为北方兽群和南方兽群,使得它们更加容易被猎杀。南方兽群在1870年代早期被大量消灭。在1880年,北方太平洋铁路公司建成以后,对北方兽群的残杀开始了,到十九世纪的最后十年,野牛几乎绝灭。环境历史学家克罗宁写道:“野牛…遭遇了他们的末日”,“因为它们的生态系统已经以一种新的方式变得依附于都市的市场。”

当鸟类被消灭,野牛等兽群消失,森林仅仅成为记忆的时候,越来越多的人在这个特殊的国家的城市中心成长,保护环境成为人们关心的话题。在流行的观点看来自然主要敌人是大量占据土地的铁路和大的伐木搬运公司。所以,美国的环境保护运动更多是受到来自人民党党员对铁路、镀金时代的资本家和大公司的袭击所推动的。尽管如此,环境保护运动的兴起还是被那些并非如此深度地试图反对大公司的环境掠夺而是为以获得长期的利润为目的的自然资源的开发规范化和合理化的诸多商务力量所支配。

因此,在这一时期出现的作为美国环境保护主义的榜样性的主要代表人物,不是像约塞米蒂国家公园的保卫者和塞拉俱乐部的创始人缪尔那样的,而是像自封为“科学—管理者”的美国林务署的创始人品彻和罗斯福等那样的。他们提倡“功效”,“明智利用”,把商务原则的应用于自然。那些最有效的尽力直接掌控国家政策从而以政府机构为基础构建自然资源管理系统的人是富有效率意识的环境保护主义者。

所以,美国林务署的创始人品彻作为创设国家森林卓越的代表人物在“林业科学”和环境保护之间形成了一种明显的区别———这种区别的象征是通过他的成功努力由农业行政部门建立了国家森林保护区,发生了从“森林资源”到“国家森林”命名的变化。品彻解释说:“我们的政策的目标”“不是保护森林因为他们是美丽的…或者因为他们是荒野的野生生物避难所…而是…要使它成为我们繁荣的家园…所有的其它因素都是作为次要方面来考虑的。”

指导品彻的环境保护主义的尽管还是狭隘的经济动机,但它意味着一种走出纯粹的市场原则去关心自然资源的尝试。因而,作为进步主义的环境保护主义者的代表———品彻的顾问菲利普·韦尔斯提议对自然资源的利用中实行“社会化管理”。

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的保护方法是成立一个关心长期利润的商业代言人的综合联合体,工程师关心自然资源的最有效的开发,猎人不愿意的看见最后的大型野生动物消失。正如他在1905年森林大会所说:“我们的繁荣所依赖的主要的原材料的生产和他们的在整个美国商业界的保护运动不可分割地依赖于持续的和适当的费用合理的森林供应的存在。”尽管这样的态度有明显的局限性,但罗斯福的保护主义还是产了积极的效果:例如在他担任美国总统的数年期间(1901至1909年)国家森林面积增加到10亿英亩。

与这种占统治地位的环境保护主义形成对比,有另外一些人代表源于初生的“大地伦理”的博爱的“生态良心”,这里所说的“大地伦理”乃是借用后来由生态学家奥尔多·利奥波德所创造的名词术语。根据奥尔多·利奥波德的解释:“简单地说大地伦理扩大社区的边界,包括土壤、水域、植物和动物或它们的集合:大地。”它拒绝仅仅以经济观点评价生态(或自然)世界和制订存在独特的意义的“生命权力”概念。

随着美国环境保护运动的发展,环境保护主义者之间已越来越分裂为两支:那些像品彻和罗斯福等政府机构的代表人物以纯粹的贷币主义观念———那就是,按照自然资源的“明智利用”的观点来抉择,而那些像缪尔和利奥波德的环境保护主义者则坚持“保护第一,利润第二”的原则。这个运动的两个分支之间最著名的斗争发生在1908—1913年,当时缪尔和他的同盟者(包括依附环境保护运动的主要的妇女俱乐部)试图阻止将约塞米蒂国家公园美丽的赫奇赫奇峡谷改变成为一座为旧金山提供水力发电的水库的工程。最后,品彻和罗斯福赢了,水坝建成了。

如果说从1890年到1930年在环境保护运动内部的主要斗争是发生在自然环境保护主义者和自然资源保护主义者之间,自然保护主义者强调的自然内在价值的大小,而自然资源保护主义者,崇拜的是效率的圣坛,而其他人并不完全适合进入这两个阵营的任一方。保护主义运动也吸引了政治激进分子,例如作为慈善团体成员的保护主义者罗伯特·马歇尔。马歇尔是美国林务署的一个职员,在那个岗位上他为各种各样的高层领导服务,是卷入在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实施新政期间改革林务署对国家森林管理的斗争的领导人物之一。他也是“荒野社区”(1935年)的创始人之一,并且是这个“荒野社区”的早年的基金的主要来源。马歇尔认为保护因为无路可通的广阔的荒野地带没有各种机械设备影响之忧是必要的。同时,马歇尔还在他当政的时候强烈批评私人对森林的开发。

在他的最著名的著作———《人民的森林》(1933年)中,他指出:“国有制的基本原则的优越性是将以前的社会福利被私人所得作为主要的管理目标取代了”,因此我们必需通过国有制保护荒野地区免遭“商业开发”。他建议政府立即取得另外的240万英亩森林的所有权,他有许多如何利用这片土地的计划,使它能成为一个在一千二百万失业者中为数百万人安排工作的就业中心。他也想要政府资助通向国有森林的公共交通;为城市工人以名义成本享受森林建造营地;消除林务署歧视黑人、犹太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的习惯;在市中心附近购买更多的休闲公地。作为他推销他的这种观点的反应,林学杂志的编辑给他贴上一个“危险的激进分子”的标签。1938年,也就是死之前的这一年,马歇尔受到议会专委会关于反美的调查,指控他通过对激进事业的支持帮助共产主义。

马歇尔在他的遗嘱中,将他的一百五十万美元的遗产在三个委托份额中平均地划分:第一份用在奖励专心于促进贸易联合和在美国经济系统中基于使用而并非利润的生产理论,第二份用在支持公民自由;第三份用在致力于荒野保护。

三、美国的城市扩张与城市环境保护运动的兴起

当环境保护运动被界定为关于所残存的美国荒野的未来的斗争的时候,有另外一些发生在“城市旷野”或“丛林”的保护环境的斗争兴起。在十九世纪末期和二十世纪初期保护城市环境的斗争围绕着改进公共健康和卫生的需要而有组织地展开。尽管自从在1830年和1840年以来人们已经懂得通过改善供水和完善污水处理设施能阻遏许多最坏的流行病,但改进公共健康和卫生的进展却很缓慢。以至到1866年末在伦敦爆发一种霍乱流行疫情,导致了6,000人死亡。在1870年在纽约市婴儿死亡率是在每一千个出生婴儿中就有240个死亡。而卫生设备的配置被延迟的原因是私营公司没有考虑这样的设备方是有利可图的。结果,各处当地的社区被迫转向英国激进分子韦伯所称的作为一种建立必要的环境安全保护手段的“市政社会主义”。

芒福德写道:“正像早期工业主义榨取利润,不仅出自于利用机器,而且是来自于工人的贫困一样,简陋的工厂化城镇通过耗尽和穷竭环境来维持它的低薪和低税。环境卫生需要有迄今一直缺乏的公共空间、市政设备和自然资源,这样就必然要求市政社会化,市政社会化是适时改进公共服务的基本条件。公共服务既不是一种纯粹的供水,也不是只是垃圾、废物和污水的集中处理,其余可能还包括个人良心或只要他们有可能在提供利润上也得到兼顾。在某种被规定为公共控制的众所周知的疾病爆发之前,在小城镇的公共中心,私人公司可以因为提供市政设备维修等这些更多方面服务的价格优惠被保留;但是在较大的城市社会化的公共服务价格是有保障的。因此,不管经济自由主义的理论主张,正如贝特丽斯和韦伯正确地指出的,十九世纪是市政社会主义的世纪。在每一单独的完善建筑物的相应范围内要求有它的集体所有和经营的公共服务人员和设施:如水厂、水库、输水渠道、泵站、污水管道、污水净化厂,污水处理厂等。

要实现把清新的空气,清洁的水,绿色开放空间,明媚的阳光和新鲜的食物带回到城市的目标,同时还要与贫穷,贫民窟和无家可归等不公正的现象作斗争,正是把这些目标集合起来的城市规划者、医生、公共健康部门官员、妇女俱乐部成员、空想的资本主义社会批评家和社会主义者等所有人的探索与追求使得适于人类居住的城市环境日益退化。在美国,妇女运动的中心趋向于为保护城市环境而斗争的趋势导致强调超越家庭和城市环境管理的分野,使“市政管理和家务管理”统一安排,使妇女运动转入争取改善家庭和城市环境的斗争运动。在美国,一些最卓越的妇女是这一斗争的领导者,包括简·亚当斯,她是著名的芝加哥赫尔大厦服务社的创始人(赫尔大厦服务社是献身于社会改革事业的占这个城市工人阶级的四分之一的妇女的一个定居救助之家),弗洛伦斯·凯利,她是一位翻译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朋友,也是一位最不知疲倦的进入坐落在廉价公寓的生产条件恶劣的血汗工厂调查的赫尔大厦服务社研究员,艾丽斯·汉密尔顿,她是哈佛大学第一位女教授,美国关注职业健康的先锋人物,埃伦·斯瓦罗·理查兹,是美国第一个上麻省理工学院深造的妇女,作为一位科学家发挥了领导作用,成为卫生和营养领域中的改革者。

英国在这个世纪之交的城市环境建设中产生了空想社会主义规划师霍华德为使城市环境自然化和消解城乡之间的分割创造性地提出了他的“田园城市”(或者绿化地带)规划。霍华德的观念对包括格迪斯爵士和芒福德在内的,后来的英国和美国激进的城市和区域环境保护主义者都有强烈的影响。社会主义者和激进的规划师在这一运动中经常是领导者,因为他们了解作为与私人的解决方案相反和与工业阶级对变化的需求相协调的公众的需要。确实,改善城市环境的最坚持不懈的呼唤经常来自社会的底层。

例如,在1857年纽约市成千上万的失业工人举行了有组织的抗议活动,他们日复一日地为中央公园(与其它公共建设工程一同设计)的建设呼喊,促使这个公园在著名的城市风景设计师奥姆斯特德指导下的成功修建。以这种大众改善城市环境的渴望为依据,社会主义者要求重组社会和城市生活。贝拉米的空想社会主义小说《回顾》(1888年)是一部在美国销售了数百万册的作品,它风行一时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对十九世纪的资本主义波士顿的环境和理想化的2000年的社会主义波士顿的环境之间所作的强烈对比的描述。小说所描述的在2000年的波士顿的图画是田园诗般的:“躺在我脚下的大城市,数英里宽阔的街道通畅无碍,街道两旁绿树成荫,一幢幢造型优美的建筑与林荫大道交相辉映,几乎完整地构成一个连续的街区但又嵌建了或大或小的向每一个方向延伸的围栏。

每隔四分之一的街区就有带园林绿化景观的大型露天广场,在黄昏时节,广场上千姿百态的镀金雕像闪闪发光,五光十色的彩色喷泉映光闪烁。”像波士顿的巴克斯特那样的城市和区域规划大师明白贝拉米对2000年那种城市的美景的想象难以同作为那些像奥姆斯特德寻求建造使城市环境自然化、生态化的一个横跨这个国家的、城乡一体化的城市公园体系的努力区别开来。贝拉米的设想在这种城市改造的气氛中火热起来,因为他们希望一个城市没有贫困、犯罪和暴力,这个新的城市的社会经济盈余首先是用于公共建设工程和公共娱乐活动,而不是为了增加个人收入,在那里生活多姿多彩是在于它的社会层面。贝拉米相信一个合理的有组织生产系统能满足人类所有的基本需要,而在他所描述的那个社会里不必过多地刺激消费。

对另一位有影响的社会主义作家辛克莱来说,资本主义的城市环境是一个“屠场”———这是他的著名的揭发丑闻的小说用书名所作的一个隐喻;从1904年开始,这部作品首先在社会主义的出版物《上诉理由》上连载。辛克莱的《屠场》作为一个主题已经成芝加哥的城市包装,芝加哥因其巨大的屠宰场而闻名于世。它的最有效的河道的大部分河段都成了环境破坏的专用通道。辛克莱在描述被称之为“泡河”的芝加哥河的部分地区的情形时写道:

它处在川流不息的运动之中,好像有大鱼在其中被饲养,或者在它的深水处有巨大的海中怪兽正白娱自乐;水泡要上升到水面而后破泡,它形成的圆圈有两米或三米宽。各处的油脂和污物结块成固体,使这条河宛如一个熔岩床;小鸡在河床上漫游,寻觅食物,一个粗心大意的陌生人多次在此来回溜达,而后突然消失且再也没有被看见。一些行李搬运工常常以那种方式在这里留下,直到不时地河面着火并猛烈地燃烧,消防队才不得不赶来把火扑灭。

芝加哥,有它的巨大的屠宰场,是汇聚美国西部和东部的铁路枢纽。这是因为它是西部自然资源开发最重要的城市中心。出生在西部的牛在从前被美洲野牛占据的草地上吃草,在它们走向市场的旅途中在爱荷华州和伊利诺斯州的饲养场养肥,在芝加哥屠宰场的“拆卸线”上被宰杀。它们在那里转变为最终的商品以牛肉制品的形式被装载运往东方。这类公司进行肉食加工的目的,用葛劳纳的话来说,就是“使从自然和地理世界获得解放的动物的肉进入市场体系”,而就辛克莱的观点看来,芝加哥屠宰场除了“资本主义精神制作的兽肉”以外是什么也没有的。

辛克莱在他的著名的描述芝加哥屠宰场的小说《屠场》(1904年)中强调,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动物和人类都在简化中共同退化:“猪肉是通过机器制作的,而猪肉制作的机械化简化了数学。然而,不知何故最讲求实事求是的人却不能帮助猪思考;他们是那样天真,他们是那样非常放心地来到这里,他们在其所提出的要求中是那样非常富有同情心,他们在其所拥有权力之内是那样完美!而他们所做的一切没有什么是值得的;没有一句道歉的托词,没有一滴眼泪的敬意,当他们在这里以这种冷漠的、非人的方式被机器摆弄完成了所做事情也就增加了所受的侮辱和伤害。当然,偶尔有一个来访者流泪,但是这里是屠宰机器在运行,不论有来访者或没有来访者……屠宰工都要把捕捉的这只猪拉进他的胳膊中安慰它,对它的出色的工作给予奖赏并向它说明它的牺牲的意义?它的牺牲终究有某种意义———只要可怜的猪能认识到这种意义。或者假如它已经认识到这种意义,它将完全不发出痛苦的长声尖叫,而是快乐地死去!因而,残酷地遗弃它的受害者在黑暗中摸索是重商主义的罪恶之一,那些体弱的妇女和儿童,在制造厂、矿山、血汗工厂做苦工和受折磨,他们不是随着社会财富的不断增加而接受教育与抚慰,而是死于饥饿和讨厌的疾病,这就是对于一些卓越的慈善家的力量和伟大的反映。

在芝加哥和它的内地贸易区之间的关系中这种显而易见的资本主义精神在全球范围的更大的区域内的世界中心和外围之间显然也是与日俱增的。这里也在从掠夺自然和地理的无止境的经济利润的追逐中获得系统的“解放”。我们现在正向这种状况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