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区的石漠化经济治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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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贵州喀斯特山区石漠化分布现状及危害

贵州是我国喀斯特最发育的省份,全省86个县份中喀斯特面积比例在30%以上的就达76个,占全省总县数的88%,其中喀斯特面积比例在50%以上的有68个,占79%。目前贵州省共有喀斯特石漠化面积2.258×106hm2,占全省总面积的12.84%,占喀斯特区总面积的17.4%。各类喀斯特石漠化土地面积详见表1。贵州喀斯特石漠化土地主要分布在长江上游的乌江流域和珠江上游的北盘江流域;从全省九个地州看,主要分布在六盘水、安顺、黔西南、毕节、黔南及遵义等地(如表2)。石漠化的扩展进一步加剧了该地域生态系统的脆弱性,降低了生态系统的容量,对该地区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危害极大:

(1)可耕地面积减少,人地矛盾加剧。贵州喀斯特石漠化主要发生在坡度较陡的旱作区。据对乌江流域近年来的遥感观测:该流域89%的新增石漠化面积是由陡坡旱耕地演变而来的,因此石漠化面积的扩大,意味着可耕地面积减少,人地矛盾加剧。如位于黔中的普定县现人均拥有耕地仅0.04hm2,而每年新增石漠化面积就达500hm2。由于新增的石漠化主要发生在陡坡耕作区,相当于全县每年人均减少耕地0.0016hm2,即人均耕地年平均减少4%,人地矛盾日趋突出。

(2)加剧了人畜饮水的困难程度。石漠化地区地表土层流失殆尽,植被生长困难,地表土壤植被系统的贮水保水功能大幅降低,导致地表可方便利用的水资源极度匮乏,大部分石漠化地区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人畜饮水困难。虽经近年的渴望工程解决了相当部分的人畜饮水问题,但目前全省农村饮水困难的人畜仍分别在100万人和120万头以上。

(3)喀斯特旱涝灾害频繁,土地生产力降低。石漠化生态系统的承灾阈值弹性小,喀斯特旱涝灾害频繁。贵州喀斯特山区的年均降水多在1000~1300mm之间,但因石漠化地区缺乏森林植被来调节缓冲地表径流,致使这类地区一遇中到大雨,地表径流便极易在低洼处(多是人口较集中的山谷坝子)汇集,造成暂时局域性涝灾;另一方面,由于石漠化地区的喀斯特漏斗、裂隙及地下河网发育,地表径流又能较快地汇入地下河系而流走,造成石漠化大面积的地表干旱。“十天不雨即干旱,一场大雨又成灾”即是石漠化地区水文景观的真实写照。表3是喀斯特发育典型的黔南和以变质岩为主的黔东南两个地区旱涝发生的频次对比表[8]。

从该表,我们也可大致地窥视出石漠化与旱涝间的关系。由于石漠化地区缺水少土,农业生态环境恶化,旱涝灾害频发,使得土地生产力大大降低,出现“一方水土养活不了一方人”的窘境。石漠化地区已成为我国农村贫困程度最深(全省48个国家级贫困县中有39个集中分布在石漠化较突出的喀斯特山区,2000年底全省有贫困人口313多万,其中大部分也分布在石漠化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严重滞后的地区(表4)。

2贵州喀斯特山区石漠化治理的难点与症结

石漠化危害严重,影响深远,已成为贵州喀斯特山区可持续发展所面临的关键问题之一。各级政府对石漠化的治理给予了极大关注,但石漠化治理效果却难尽人意,其难点与症结如下:2.1贵州喀斯特山区石漠化治理的难点

2.1.1立地条件差,造林营林难度大

与水热条件相似的常态地貌区相比,喀斯特石漠化地区的立地质量差、造林育林难,它被称为造林困难地带和造林育林的“硬骨头”,其关键原因是石漠化地区地表土层瘠薄甚至缺失、土壤水分严重亏缺。据朱守谦教授对石漠化突出的贵州段乌江流域的研究①:在流域的36个县份中,造林极为困难的有道真、毕节等12个,占三分之一,较困难的有息烽、黔西等17个县,占近一半,而造林相对容易的仅有六枝等7个县。

2.1.2人地矛盾协调难

首先是人多地少,人地、人粮矛盾突出。贵州山区现有人口3567.5万,平均人口密度200人/km2,其中石漠化地区达225.2人/km2,比贵州和全国平均分别高12.5%和68%;而贵州石漠化地区人均耕地1093.7m2(约合1.64亩),虽略高于全国平均1009m2(1.59亩)的水平,但在石漠化地区的耕地中,一等地仅占22%,其它大部分为石旮旯地,地里石芽林立,土壤极少,呈“鸡窝状”零星散布在石芽之间的凹地或石缝中,土壤保水保肥性能差、肥力低,单产多在200kg以下,人均口粮不足300kg,人地、人粮矛盾突出。其次,受耕作活动影响,石旮旯地中的土层疏松,又因土石间缺乏过渡层,土石间粘结力小,加上缺乏植被保护,一遇降水,石槽中的“鸡窝土”极易被地表径流冲刷殆尽或通过裂缝、漏斗进入喀斯特地下水系而流走,使基岩全裸,原来的石旮旯地完全丧失农用价值,使人地关系陷入恶性循环,进一步加剧人地矛盾和人粮矛盾。第三,治理石漠化的关键就是对石旮旯地进行退耕,但在没有找到石漠化地区替代产业或政府实施合理的政策性补贴之前,石旮旯地的退耕会影响当前农民的生计,使石漠化地区的退耕难以执行,这也是过去石漠化地区退耕后又返耕、石漠化持续扩大的重要原因。上述三个层面原因决定了喀斯特石漠化地区人地矛盾协调难度大。

2.1.3替代产业尚未形成

石漠化多发生在深山区、少数民族地区(如贵州的麻山、瑶山地区等),交通不便,现代工业难以波及,农村产业结构单一,尚未形成能与以粮食为主的种植业相抗衡的替代产业;再加上石漠化地区农业人口比重大,文化素质低,外出务工缺技能,农村劳力转移困难,除了继续垦挖石漠化地区瘠薄的土地资源外,别无它法。

2.1.4石漠化治理投入少

与西北的沙漠化治理不同,在2000年以前,国家对贵州等西南喀斯特山区的石漠化治理一直未列专项,而喀斯特山区又是我国贫困人口最多、贫困程度最深的地区,石漠化地区则是贫困的集中区,地方财政极为困难,对石漠化治理的投入少,使石漠化治理面积赶不上石漠化扩张面积。如贵州石漠化面积已从1974年的8806.4km2、占全省土地总面积的5%上升到1984年的13888km2、占全省总面积的7.9%,2000年进一步扩展到2.258万km2,已占全省总面积的12.8%[8]。

2.2贵州喀斯特山区石漠化治理缓慢的症结

脆弱的喀斯特自然环境条件为石漠化的发生发展创造了前提条件,但石漠化能否出现以及出现后其扩展速率的快慢则主要是由过重的人口压力(特别是农业人口压力)等人类活动来决定的。因此喀斯特山区石漠化的治理应从提高石漠化地区的土地承载力、消除或减缓过重的人口压力的角度入手[10]。然而长期以来在石漠化治理过程中主要采取以封山育林为主,辅以人工种草植树的措施,这虽在局部地区对石漠化势头有所遏制,但整体治理效果却不理想。

2.2.1封山育林

贵州石漠化地区的封山育林主要是结合“长防林”和“珠防林”工程建设进行的,是以自然封山为主,因此封山育林区生长着的多是一些灌丛和杂草,基本上没有经济效益,农民封山育林育草的积极性不高。同时由于封山育林育草并没有把石漠化区域过重的人口压力释放出去(只是从封山育林区转移到非封山区)[10],没有同新经济增长点的培植、没有同解决石漠化地区农村的能源问题挂钩,即使封山育林区内生态环境有所好转,但封山育林区外围的荒山荒坡因人口压力的加重,将使陡坡垦殖和薪炭林的过度采伐现象更加严重,水土流失加剧,石漠化面积持续扩大。

2.2.2人工种草植树

过去石漠化地区的种草植树规模小,多呈零星分布在石漠化地区农户的房前屋后,是农户为改善自身住宅区小环境而为,对防止区域性大面积分布的石漠化效果不大。近两年来随着国家的退耕还林政策的实施,人工种草植树的规模有所扩大,但每年退耕还林面积仍远小于全省石漠化的年均增长面积9.33万hm2①,同时由于贵州大部分石漠化退耕区在退耕后尚未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一旦国家停止对退耕区农户的补贴,退耕地被复垦的情况随时都有可能发生。显见,贵州喀斯特山区当前石漠化治理所采用的两大根本措施———自然封山育林和人工种草植树都没有从石漠化形成的根本原因,即消除造成石漠化过重的人口压力和寻找石漠化地区替代产业(培植新的经济增长点)入手,这是喀斯特山区目前石漠化地区治理进展缓慢且后劲不足的主要症结。

3贵州喀斯特山区石漠化治理的原则

3.1适生适种的原则

贵州喀斯特石漠化山区的岩性、地貌、水文地质等自然环境复杂多样,经济社会基础千差万别,不同地域的石漠化类型、演变过程、发展潜力及协迫因子、治理方向、模式互不相同。因此在石漠化治理中要根据适生适种的原则,因地制宜,突出特色。

3.2石漠化治理与产业化相结合的原则

石漠化区既是典型的生态危机区又是我国主要的贫困集中区:一方面石漠化山区缺水(指可方便利用的地表水)少土、植被覆盖度低,生存环境濒临崩溃,且喀斯特石漠化山区处于长江、珠江两大流域的上游,生态地位极为重要,增加植被覆盖、改善生态环境是维系本区域可持续发展和构筑两江上游绿色生态屏障的根基;另一方面石漠化山区最大的问题是贫困问题、农业人口压力大的问题,把石漠化治理与新型产业(经济增长点)培植相结合,既可提高本区农民的生活水平,又可为石漠化治理提供更多的资金投入。

3.3长短相结合的原则

石漠化治理的初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当地农民的生活,从而影响农民退耕治理石漠化的积极性,并可能导致农民退耕后又返耕的现象发生。因此在退耕还林草、治理石漠化的初期,要注重中长期项目与短期项目的有机结合,确保农民在石漠化治理初期的生活水平不下降。

3.4层次性和时序性原则

石漠化治理不能仅限于过去的种草植树,而要从解决石漠化土地上过重的农业人口压力出发,要突破以往的石漠化治理技术层面的限制,从喀斯特学、生态学、地理学与经济学、社会学相结合的角度,形成多层次的石漠化治理的生态经济模式。同时由于贵州喀斯特石漠化分布面积广、治理难度大,而投入又极为有限,因此必须采取先易后难、先点后面治理的时序性原则,通过见效快的区域(小流域)石漠化治理的典型示范效应,带动整个喀斯特山区石漠化的综合治理。

3.5生态补偿原则

通过林草品种的合理搭配,石漠化治理区域在治理过程中虽会获得一定的经济效益,但其主要作用则是为了保障整个喀斯特区域生存环境的可持续利用和构筑两江(长江和珠江)上游生态屏障,确保国家在西部大开发中的整体生态安全。因此石漠化治理具有很大的公益性,应实施生态补偿原则,即石漠化治理受益区应拿出一定的资金补偿上游生态治理区,使上游治理区多出力、治理区外及中下游受益区多出钱,促进治理区内外特别是两大流域上游与中下游生态和经济的协调发展。

3.6市场导向原则

石漠化治理区产业化发展要遵循市场规律,以市场为导向,根据市场需求及时确定调整林草品种结构和产业化发展方向,以防止出现新的“卖难”问题和增产不增收的现象。

4贵州喀斯特山区石漠化治理的生态经济模式

贵州石漠化区人地矛盾突出(主要是人口多、农业人口比重大),普遍面临着经济贫困(缺粮少钱),生存环境条件恶劣(植被覆盖率低、人畜饮水困难、喀斯特旱涝灾害频发等),区域可持续发展后劲不足(农村产业结构单一、缺乏替代产业和新的经济增长点)等三大难题。因此石漠化治理模式应在遵循前述原则基础上,从缓解人地矛盾、解决上述三大问题方面来选择。

4.1高效合理利用石漠化地区水土资源,解决基本生存问题

喀斯特石漠化地区可有效利用的水土资源俱缺,温饱问题尚未完全解决。必须依靠先进适用技术,高效合理利用有限的水土资源,把生物节水(如培植推广耐旱作物品种等)、农艺节水(如地膜覆盖、聚拢耕作等)、工程节水(修建鱼鳞坑等)和管理节水结合起来,通过实施“沃土工程”、坡改梯等培土培肥工程和间作套种、错季节种植、立体种植等措施来提高石漠化地区基本农田的单产和复种指数,通过对有限水土资源的高效利用,稳定解决石漠化地区人民的温饱问题和人畜饮水问题。

4.2以生态经济型林(果、药)草为主的石漠化地区植被恢复

恢复植被是石漠化治理的关键环节,植被覆盖率的高低直观地反映了石漠化治理的成效。石漠化地区的植被恢复既可以通过封山育林自然恢复,也可以通过人工种草植树进行。考虑到目前贵州石漠化地区人口压力大的实际情况,除立地条件极差的个别石漠化地区外,大部分石漠化地区应以人工恢复为主,通过实行劳动积累制度,重点发展生态经济型林(果、药)草业。这样,一是可以大幅度提高所在区域的植被覆盖率,防治石漠化扩大,改善、恢复和重建石漠化地区良性生态系统;同时又可增加石漠化地区农民收入,调动农民治理石漠化的积极性。但不同类型不同地域的喀斯特石漠化地区,以植被恢复为主要内容的石漠化治理模式应有所区别。具体有:

4.2.1喀斯特石山封山育林恢复植被模式

岩石裸露率在70%以上的石山和白云质砂石山地区,土壤很少、土层极薄、地表水极度匮乏,立地条件极差,基本不具备人工造林的条件,应采取全面封禁的技术措施,减少人为活动和牲畜破坏,利用周围地区的天然下种能力,先培育草类,进而培育灌木,通过较长时间的封育,最终发展成乔、灌、草相结合的植被群落。

4.2.2喀斯特石山、半石山人工促进封山育林育灌恢复植被模式

对岩石裸露率为50%~70%的半石山及部分条件相对较好的石山、白云质砂石山,经过局部整地、每亩人工补植(播)30~50株(穴)后,再采取全面封禁措施,以期形成灌草或乔灌混交林,补植的树种主要有香椿、滇柏、华山松、桤木、乌桕、栎类、竹类、砂仁、马桑、白花刺等生态经济型林草。

4.2.3喀斯特半石山乔灌混交防护林建植模式

适用于喀斯特山地中上部、裸岩率在50%~70%的半石山地区,这类地区有部分灌木或具有天然下种的条件,对这类地区采取天然更新、人工造林相结合的措施,通过“栽针、留灌、补阔”或“栽阔、抚灌”的措施形成复层乔、灌混交林,每亩栽植66-133株,主要树种除滇柏、柏木、苦楝、华山松等用材树种及刺槐、栎类等薪炭林以解决本地区的用材和能源问题外,可适当发展岩桂、苦丁茶、柿树、核桃、红籽等经果林。

4.2.4喀斯特半石山生态经济林(草)治理模式

这类地区多位于喀斯特山地中下部,坡度相对平缓,裸岩率在30%~50%;有一定的藤刺草灌分布,自然条件相对较好,应以种植李子、杜仲、金银花、花椒等经济树种为主;坡度较缓有一定土层(2~3cm厚)的溶蚀丘陵,可有规划地发展人工草地,如皇竹草、象草、香根草等。通过以生态经济型林草为核心的植被恢复,重构石漠化地区的“秀美山川”。

4.3石漠化地区替代产业的培植及其产业化经营

要从根本上解决石漠化地区因人口压力大、农业人口比重高、退耕还林还草后复垦现象严重、经济贫困、区域可持续发展后劲不足等一系列影响石漠化治理的难题,石漠化治理区必须在农村就业结构优化、替代产业培植和产业化经营等方面取得突破。

(1)加强石漠化地区农村小城镇和市场建设,大力发展劳务输出和第三产业,以降低石漠化地区人口(特别是农业人口)对土地的直接压力。

(2)绿色产品加工业[11]:一是道地中药材产业化经营,如杜仲、黄柏、石斛、五倍子、金银花、天麻等系列产品种植、加工;二是牛羊肉系列产品开发,如关岭、惠水等地的黄牛,沿河、望谟、威宁等地的黑山羊等具地方特色的畜禽产品的产业化开发;三是某些有资源优势的经果林系列产品开发,如剌梨、猕猴桃、花椒、香椿籽等产业化开发。

(3)特色旅游业,石漠化地区有丰富的旅游资源,如洞穴、峡谷、石林等自然风景点及多姿多彩的少数民族风情,可发展洞穴探险、峡谷漂流、民风民俗游等。通过挖掘培植适合石漠化地区地域特色的替代产业,实施产业化经营,推动石漠化地区以粮食为主的传统型经济的转型和发展。

上述喀斯特山区石漠化治理的三个层面相互促进、相互依存,共同构成了喀斯特石漠化治理的生态经济模式,其中水土资源的高效持续利用是石漠化治理的基础,它可提高石漠化土地的人口容量,切断石漠化地区世居居民为解决基本温饱问题而毁林毁草垦荒导致水土流失加剧、石漠化持续扩大的这一恶性链条;以生态经济型林草为核心的植被恢复是遏制扭转贵州喀斯特石漠化势头、改善石漠化地区人居环境、重建良性生态和构筑两江上游生态屏障的关键;培植替代产业、寻求新的经济增长点则是彻底稳定解决石漠化地区贫困问题和推动该区域传统经济的转型及社会经济与生态持续快速协调发展的主要动力。显见,这一模式是以满足人们需要为中心的生产、生活、生态与发展相互关联的生态经济系统,体现了自然再生产与经济再生产的良性结合[10],体现了现代社会“以人为本”的崭新观念,与贵州石漠化地区现有的主要以植被恢复为主要内容的生态治理模式有显著差别。5结语喀斯特石漠化是喀斯特过程与社会经济过程交叉作用的结果,要彻底遏制石漠化过程、重建石漠化地区的秀美山川,必须对过去石漠化治理的传统生态治理模式进行创新,树立“以人为本”的观念,高度关注石漠化地区的民生,从生产(技术)、生活、生态与发展等三个层面对石漠化进行综合治理,才有可能取得石漠化治理的最佳效果并使之得到持久巩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