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期产业群落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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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群落是一个生态学概念,生态学中的生物群落是指一定区域或生境里的各种生物种群,相互有规律地结合在一起的一种结构单元。(金以圣,1988)本文借鉴这一概念所提出的产业群落,是指在一定区域范围内的各种产业相互之间有规律地结合在一起所形成的经济结构单元。它与产业结构概念不同,产业结构强调的是各产业间的比例关系;而产业群落则不仅强调一定区域范围内各产业的空间分布,而且着眼于各产业间的相互依存关系。产业群落内部的各个产业往往形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在一个特定的区域范围内,引入一个新的产业,也就是把一种从来没有过的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的新组合引入现有的生产体系,建立一个新的生产函数,这其实就是一种创新。
这种创新活动是在一定的环境条件约束下进行的。从环境条件看,经济政治政策是最重要的制约因素。温州号称“百工之乡”,民间多有能工巧匠,改革开放前也有些农民早已从事零星的工业生产活动,却没有形成相对独立的产业,这就是当时特定的历史环境下过强的制度约束所致。如永嘉县黄田镇早在70年代就有人在加工钮扣,但是也是直到80年代中期才形成产业规模。改革开放后,温州之所以能摆脱制度约束,率先发展私营经济,一方面是由于温州地理位置偏僻,当时许多政策的约束力到此就有所减弱;另一方面也是由于当地农民支付了一定的代价,采用挂户经营的形式,取得了当地政府的妥协和默许。这也使温州农民取得了一定条件下发展非农产业的先机。当然,地理位置、交通条件等因素也对产业群落的形成有着相当的约束力,因为它直接影响产品生产和销售的成本。外部环境条件决定了产业群落生存发展的空间及类型。除外部环境制约外,经济主体的创新活动在产业群落的形成过程中起了最主要的作用。从温州农村各专业化的产业群落的形成看,创新成了各产业在当地落脚的最根本的动力。如果借用熊彼特的创新理论对温州产业群落的形成进行分析,就可以发现创新活动在产业化过程中的作用大致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制度创新。制度创新在温州产业群落的形成过程中起了最重要的作用。尤其在计划经济体制的制度约束仍十分明显的80年代,制度创新对突破旧体制的束缚起了关键的作用。80年代初受农业上“包产到户”的影响,温州许多乡村企业纷纷划小单位,转为车间、小组甚至个人经营。1980年苍南县金乡镇一个40余人的村办金星大队文具厂,由于没有什么赢利,厂部决定采用分散生产、集中管理的办法。对外在坚持集体工厂名义的前提下,实行统一厂名、统一银行帐号、统一纳税、统一提成和统一上交管理费;对内则实行经济上独立核算。后来人们把这种方式叫作“挂户经营”。一年之内,全镇农民相继模仿,出现2500多个家庭工业户,形成了一个以铝塑标识工艺品生产为核心的产业群落。在群落内部,不仅有专门从事产品生产的生产企业,而且在生产资料供应方面,有专门经营材料的商店150多家;在产品销售方面,不但有专门的摊位批发现货,而且有4200人的供销员穿梭于全国各地。此外还形成了相应的生产服务行业。与此同时,温州其它地区的产业群落形成过程也有类似的经历。
2.市场创新。世代与土地打交道的农民从事非农产业最大的障碍是市场信息的缺乏,以至难以把握市场机会。所幸的是,由于长期以来人多地少的环境压力,温州人早就有经商和做手艺的传统,因此相比之下其见识和信息获取量就较多,也容易较早地把握市场机会。1976年,塑料丝工艺编织业在永嘉桥头兴起。1978年,桥头人发现江苏省镇江玻璃钮扣厂生产的一种钮扣很象金鱼眼睛,于是采购这种钮扣作为塑料丝编织的钥匙挂件上金鱼眼睛的材料。当这种小商品销到外地商店时,一些商店发现这些钮扣美观大方,要求进购钮扣。于是,桥头人开始到外地采购钮扣直接推销给外地商店。1979年,桥一村农民叶克春、叶克林自筹资金400元,从黄岩贩进钮扣,在桥头摆摊试销取得成功。此后在此摆摊的人越来越多,逐渐地形成了一个钮扣市场。于是慢慢地就形成了一个以钮扣市场为核心、产供销相结合、多种小商品并存的独特的产业群落。
3.技术创新。技术是农民发展非农产业的另一个障碍。因此技术上的某种创新和突破,不但能带来成本的节约,而且往往由于其他农民的模仿,从而能导致当地产业的兴起。苍南宜山素有土纺织传统。“”混乱中当地兴起再生布生产,但由于技术原因,产品质量不佳,导致积压。1979年,江山乡新河村陈光友、陈光锡两兄弟首先攻克腈纶边角的开花难关;60多岁的孙阿茶老太太改造了开花机、纺织机,纺出了当地第一代再生腈纶纱。由于再生腈纶产品的价格低于市场上腈纶产品五分之一以上,产品很有竞争力。于是这一产业就迅速发展起来。至1986年,宜山区已有各种纺织机械3.3万台,有5.18万人从事再生腈纶生产。
4.产品创新。温州地处东南沿海,鸦片战争之后就成为通商口岸。由于有许多温州人侨居海外,因此当地居民与国外保持着紧密的联系,这也为他们了解国际潮流提供了便利的条件。于是少数精明的企业家就利用这一条件,一旦国外市场上出现了一种有市场前途的新产品,他们就马上叫人寄回国内,着手开发。一种新产品的开发成功往往能使企业获得较大的盈利率,同时也会招来许多其它企业的模仿;当模仿者达到一定的数量的时候,就会在当地形成一个产业群落。创新起始于对市场机会的识别、选择和对技术的敏感,在创新过程中企业家的胆识与魄力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些具有创新精神和能力的企业家在当时被称为“能人”。温州农民的创新活动使得温州各地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产业群落。由于当时各地产业组织还比较低级,基本上处于家庭工厂阶段,而一家一户的家庭工厂的营销实力尚不足以建立独立的营销网络,因而它们必须依靠相对集中的交易场所,于是各专业市场便应运而生。到1986年温州已形成闻名全国的“十大专业市场”。相对稳定的专业市场的出现,标志着温州产业群落布局已基本形成。
二、产业群落的扩散:传播路径和空间布局
产业群落的形成过程其实也是各产业的对外扩散和传播的过程,产业传播的路径选择不仅反映经济活动的内在规律,而且体现该地区的文化特征。另外,产业群落的扩散也并非是无限制的,其范围取决于约束条件和产业辐射力的大小。当一个优先产业由于企业家的创新而在某地落脚之后,就会因其他人的模仿,而沿着一定的路径向外传播和扩散。产业群落的扩散和传播,既是农村产业化的过程,同时也完成了产业的空间布局。从温州农村产业群落传播的路径看,它基本上是沿着血缘、亲缘和地缘的脉络向外扩散的。温州农村是一个传统文化特征十分明显的礼俗社会,宗族文化的影响至今仍根深蒂固。80年代以后,许多地方重修了族谱和宗祠,有的地方甚至爆发恶性的宗族冲突。因而,在产业群落的传播过程中,其路径的选择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影响。在乡村社会里,由于信息的传播渠道的限制,农民获利机会信息的搜寻往往难度大、成本高,加上人的行为本身就是有限理性的,这就决定了农民的选择集合往往十分有限。于是,与自己有血缘和亲缘关系的人就成为最可靠的信息来源,同时也是最直接的模仿对象。
另外,从温州农村的产业扩散过程中也可以发现,除了自我积累以外,亲属的资助往往是其从事冒险性经营最基本的资金来源。因而,一个人在某一行业经营成功,往往会带动整个家庭乃至整个家族从事这一行业。在温州农村,不仅有许多专门从事二三产业的“专业户”,而且有许多从事同一行业的“专业家族”。尤其在产业群落形成的初期,这种以血缘关系和亲缘关系为纽带的产业扩散现象更是屡见不鲜。由于在温州农村各姓氏聚族而居的现象十分普遍,有的村庄几乎百分之一百的家庭都是同一家族,因而上述这种以血缘关系和亲缘关系为纽带的产业扩散,在空间分布上就形成了地域专业化特征十分明显的产业布局。当然,随着产业传播链的延长,从事同一产业的家庭相互之间的血缘和亲缘关系也就越来越疏远,在产业传播过程中也必然存在着沿其他非正式社会关系扩散的现象。产业扩散带来的直接后果是同一产业在同一区域的集聚,而同一产业的集聚同时也会导致一些与之有着经济和技术联系的相关企业集中分布,于是就形成了一个个以某一优先产业为主导、其它相关产业配套布局的产业群落。从温州的产业集中布局过程看,产业群落的形成和扩散完全是民间自发的,这与以往的政府主导型经济不同,其空间的分布更符合市场的客观需要。同类产业的相对集中会产生区域经济的集聚规模效益,它使区域内部的各个企业能够共享集中采购原料、集中市场销售和集中生产服务所带来的成本节约的好处。
同时由于产业发展初期各企业基本上还处于家庭工厂阶段,其经济和技术实力仍十分有限,因而其相对集聚便于相互之间通过专业化分工和协作来共同完成产品的生产。加上乡村社区中人们千丝万缕的血缘关系和亲缘关系,使得彼此在生产经营过程中能够凭借人格信任来降低交易成本。因而,80年代温州各地专业化的家庭小商品生产,虽然规模不大,却表现出极高的效率。区域集聚规模效益的产生,使得区域内部的市场进入变得较为容易,但是对外部的潜在竞争者而言,则是一种无形的市场进入壁垒。他们要独立在本地进入该产业领域,就不得不支付更高的代价,冒更大的风险。永嘉县黄田镇是一个金属钮扣生产的集中地,当地农民从事该行业十分普遍,但与之一江之隔的罗东乡农民要进入该行业就十分不便,因为他们要做个模具也得到黄田来。与此同时,交通条件等环境因素也对产业群落的分布和扩散有着较大的影响。永嘉县黄田镇的山坳里有浦边、黄岩洞下、社岙底、上白岩、下白岩五个村庄,1990年前由于没通车路,交通不便,当地农民基本上都从事农业生产。1989年底通车以后不久,原材料、产品和民工进出方便了,当地农民马上就摆起冲床,也开始生产钮扣。
此外,地理环境和交通条件对同一区域内部不同部分的产业特点也会产生不同的影响。瑞安市篁社镇篁社村,在80年代是个索面生产专业村,最多的时候全村曾有500来户从事索面生产。该村落环山分布,一面紧靠公路。这个村的索面经营上有一个很有趣的特点,即靠公路的农户多把索面运往瑞安去卖钱,而背向公路的农户则多是走村串户到附近去换小麦。总之,温州产业群落分布格局的形成,既有一定的偶然性,也有其特定的时代背景和环境条件。从时代背景和环境条件看,当时全国各地尽管已经开始改革开放,但是旧制度的约束仍十分强烈;相比之下,温州的制度环境约束就较为宽松,因而占据了一定的先发优势。另一方面,温州地理位置偏僻,交通条件并不好,其生产的产品销往全国各地,所需的原材料也来源于其它地区,之所以能形成如此规模的产业群落,从其生产经营的内容分析,是因为其产品多是一些指向性不甚明显的小商品。因而费孝通教授把它称为“小商品,大市场”(费孝通,1986)。相对而言,指向性明显的产业布局就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相邻的仙居县的洗衣业发展就是一例。仙居县地处括苍山麓,环境闭塞,交通不便,在当地要发展其它二三产业十分困难。
80年代有几个当地农民走出山门,在外地开洗衣店赢了利,于是其他农民也竞相模仿,纷纷外出从事洗衣行业,慢慢地就形成了一大产业。目前仙居农民把洗烫店开遍了全国各地。由于洗衣业是一种典型的消费地指向型的产业,因而其产业布局就不可能集中在仙居一地。产业群落的分布总是遵循一定的经济规律的,当产业扩散到一定程度,就会按照不同区域的比较成本优势,进行资源的重新配置,从而实现产业的合理布局。它不可能以长官意志为转移,不是随便在哪个地方建一个市场就能吸引过来的。近年来,随着温州经济的发展,产业群落的布局出现了新的特点,原来在当地集聚的许多产业逐渐往外地转移。许多温州人在外地就近生产,就近销售,以至在全国许多地方都出现了类似的产业群落。目前温州约有100万人在外地经商办厂。如曾闻名北京的“浙江村”,到1996年人数已达10万,其中约75%是乐清人,另有永嘉、瑞安等地的温州人。可见,在当前经济日趋一体化的条件下,经济发展必然会导致产业群落突破区域限制,从而按区位优势进行布局。所以,我们现在研究温州区域经济时,不应当把目光局限在温州一地,而应当扩大到温州人在全国各地乃至全世界所从事的经济活动。
三、产业群落的演进:更替模式和发展前景
尽管20多年来温州由于经济上的先发优势,其产业群落已初具规模,但是毕竟还是刚刚起步,无论在产业结构上,还是在产业组织方面,都存在着一定的缺陷。因而,在发展过程中多次受到外来的政府干预和市场竞争的冲击。外力的作用不仅导致产业组织的变革,而且会促使产业群落的更替。变更的结果则决定了产业群落的发展前途。80年代温州产业群落的扩散过程,其实尚属粗放型的区域规模扩张,因此从其发展阶段上分析,仍处于初级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各个产业群落还存在着许多缺陷。
首先,产业组织多以家庭工厂为主,规模小,技术差,资金实力不足,产品质量较低,存在短期行为倾向。少数企业的短期行为也是一种典型的外部不经济,它往往使其他企业的信誉也受到损害。80年代末,温州少数企业假冒骗行为被媒体曝光以后,有的外地企业便乘机以产品质量为借口,拒付货款。
其次,大多企业创新能力不足,存在片面依赖模仿倾向。这种搭便车现象的普遍存在,使得少数有创新能力企业的创新产权得不到有效保护,其创新行为所产生的外部经济不能内部化,以至创新者的私人收益率大大低于社会收益率;加上创新的成本往往很大,而模仿的费用却相对较低,因而创新的积极性受到打击。此外,过度的模仿往往使得创新产品在短时期内供过于求,创新企业还来不及享受由于创新带来的倍加利益,就不得不马上陷于激烈的恶性竞争之中。于是,大多企业又进一步地依赖于模仿,从而出现了创新能力供给更加不足的恶性循环。再次,产业群落内部低水平的价格恶性竞争也威胁着群落的生存和发展。在产业群落形成发展的初期,由于各企业产品之间的质量差异很小,因而他们相互之间存在着片面依靠价格竞争的趋向。相互压价的结果使得企业赢利率大大降低;为了保证赢利,又不得不通过偷工减料来降低成本;于是,产品质量降低,影响了市场需求,导致了市场萎缩。产业群落内部这种低水平的恶性竞争严重地威胁着产业群落的生存和发展,有时甚至直接导致某一产业群落的衰落。在产业群落的演进过程中,由于产业群落内部结构或外部环境的变化,常常会发生从一种群落类型向另一种群落类型的更替。如果对它进行简单的分类,产业群落的更替可以有两种模式:反向更替和正向更替。所谓反向更替,是指由于产业群落的发展与环境不相容,导致了环境条件恶化,从而使产业群落趋向退化、衰落甚至消亡的过程。
如90年代初,瑞安市塘下一带香烟走私成风,后来由于政府的严厉打击以至消亡。实际上,绝大多数的非法经营活动都有此过程。因此,在产业群落演进过程中,地方政府必须从区域经济发展的大局出发,主动限制不合法产业的发展,以免产生错误的导向,造成资源浪费。另外,政府政策的改变,如对某一产业限制的加强,也会导致产业群落的反向更替。当然,就是正常合法的产业,随着市场生命周期的结束,也会走向衰亡。所谓正向更替是指由于产业组织的成长和环境条件的改善,产业群落不断从原来的初级产业群落向更高级的产业群落演进的过程。产业群落的正向更替是产业素质不断提高,产业发展的环境条件不断优化的结果。因此,政府的作用就是制定合理的产业政策,创造良好的公平竞争的环境,促进产业组织健康成长,以利于当地产业群落不断地向高级化演进,从而实现经济和社会的现代化。9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的发展,温州已经出现了产业群落日趋成熟和稳定的良好势头。
首先,温州产业群落内部的组织结构不断优化。由于温州产业组织多是私有企业,产权关系明晰,有着市场主体形成直接到位的优势,但是也暴露出产业组织规模偏小的缺陷。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巡以后,温州企业家放下了思想包袱,开始敢于扩大企业规模。到目前已经出现了许多在全国也有一定影响的企业。如80年代生产劣质电器闻名全国的乐清市柳市镇,目前已改变了当时“前店后厂”家庭作坊式的生产方式,出现了象正泰、德力西等多家大规模企业集团。而且许多企业都在进行按现代企业制度和国际通行规则运作的探索。如果用科斯的交易费用理论进行解释,企业就是作为通过市场交易来组织生产的替代物而出现的(科斯,1995)。80年代温州专业市场的存在和繁荣,是由于企业规模较小,需要通过分工协作来节约生产成本和交易费用,进行商品生产。90年代温州大型企业的形成,也是为了节约市场交易费用,即用费用较低的企业内部交易替代费用较高的市场交易;同时随着市场竞争的激化,企业品牌意识加强,为了控制产品质量,也必须把各生产环节容纳到企业内部。当然,即使企业规模扩大,可能也会有一些生产工序要利用其他企业,这完全取决于两者的成本比较。现在,温州已初步形成了各种不同规模企业并存的产业群落的组织结构。
其次,产业群落内各企业间的竞争方式已逐渐改善。产业群落形成的初期,由于同样规模的小企业之间的技术和产品的差异很小,因而其竞争方式往往局限于较低级的价格竞争,结果往往是两败俱伤。近几年来,随着企业竞争的进一步升级,竞争方式已逐步从原始的价格竞争,转变为质量、品牌、服务和企业形象的竞争。目前,一般稍具规模的企业,其质量意识都不断加强,到1998年底温州通过ISO9000系列质量体系认证的企业达150多家。在原来由于质量问题倍受责难的温州制鞋业中,长城、奥康、吉尔达三家企业脱颖而出,1998年被评为“中国十大真皮鞋王”。邦威制衣有限公司还利用电脑互联网,进行了全国性的连锁经营,建立了160多家连锁专卖店。
第三,产业群落内部的竞争秩序也有所好转。近年来温州市政府对市场竞争秩序的维护力度有所加强,增强了对假冒骗行为的打击,这对规范企业的竞争行为,鼓励公平竞争,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另外,行业协会的成立,对维持产业群落内部有序竞争,加强各企业行为的自我约束,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如温州市烟具协会在政府的支持下,通过行业内统一定价、加强产品质量检测和维护创新产权等措施,有效地维护了产业内部的公平竞争秩序,提高了产业素质,同时也合理地解决了困扰着企业的搭便车问题,保护了企业创新的积极性,增加了竞争的活力。尽管温州的烟具行业90年代才刚刚起步,但现在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打火机生产基地。
第四,产业群落内部的稳定性也不断加强。在自然生态系统中,一个群落的生物种类越多,食物链网络就越复杂,遗传基因库就越丰富,对不良环境的应变能力便越强,该群落也就越稳定(金以圣,1988)。同样,在一个产业群落内部,其中的行业组成越复杂,相对而言风险就越小。近年来,随着产业群落的不断演进,温州产业群落内部的行业结构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其中最大的变化就是从过去单纯的专业化向相对综合化方向发展。
可见,随着产业群落的扩散,各群落的边缘出现了交叉和融合的迹象,群落的边缘效应已初步显示。同时从市场结构来看,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各大型企业纷纷建立了自己的市场营销体系,改变了过去单纯依靠集中的交易市场的状况,形成了集中交易的小商品市场和企业独立营销体系并存的市场结构。这标志着温州产业群落的演进已逐步进入成熟和稳定阶段。当然,尽管温州部分地区产业群落的发展已略具现代化雏形,但是言已进入后工业化阶段,还为时过早。
因为,与全国经济格局类似,温州的产业群落发展也很不平衡。虽然经济发达的乐清、瑞安、鹿城、瓯海等地工业化程度已经较高,但是经济相对落后的文成、泰顺等地,则仍然以农业群落为主,有的地方甚至至今尚未脱贫。从产业群落的发展潜力来看,一方面,温州产业素质仍然偏低,基本上是以劳动密集型的产业为主,产业的科技含量很低;另一方面,区域的产业发展环境也有待于改善。由于历年来国家对温州的投资不足,因而总体上基础设施条件仍十分落后。近几年来温州地方政府通过发动民间资金的方法,依靠市场化的运作方式,加强了基础设施的建设,使温州的产业发展的硬环境有了一定的改善。但是,另一方面,因为收费过重和官员的设租寻租现象较为严重,增加了企业的交易费用,这两者对国民收入来讲都是一种漏出,所以,产业发展的软环境仍不很理想。近几年来的资金外流和产业向外转移现象,与之也不无关系。因此,为了经济的发展,政府要加强对产业发展的引导,在产业扶持政策上,要根据其发展前途,按国民待遇原则公平对待;同时,还要加强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行为规制,努力为经济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
